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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梓人遗制》是宋、金、元时期有关民间小木作营造的重要文献，是《营造法式》之后最重要的木作营造著作。其所载格子门种类丰富，样式繁多，通过大量的遗存文物实例印证，内容充实可信。龟背纹与其植物填充纹样的构成与演变见证了宋、元时期小木作技艺的成熟与发展，是研究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重要依据和参照。龟背纹作为一种六边形几何连续纹样广泛应用于格扇门菱花样式中，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龟背纹;隔扇门;菱花样式
龟背纹，因其形似龟背硬甲上的六边形纹样而得名。究其源，我国现存实物最早的是公元1—3世纪楼兰地区出土的龟背纹毛织物，具有西域风格，之后伴随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北朝时龟背纹逐渐流行，盛行于唐宋时期，从敦煌石窟壁画等遗存文物看该装饰纹样主要应用于服饰等纺织品上。龟背纹在建筑装饰上的应用其实也极为广泛，可惜其研究并未像壁画彩塑人物服饰等织物图案那样引起重视，本文则主要研究龟背纹在建筑装饰特别是小木作方面的应用。《梓人遗制》隔扇门菱花样式中，龟背纹的组合形式极为丰富，在山西晋南地区的金墓砖雕和晋北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都有精美龟背纹菱花格扇门实例可印证其在宋、金、元时期的具体应用。
一、《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与《营造法式》
“《梓人遗制》作者薛景石为河中万泉（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字叔矩，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亦无考。元中统4年（1263年）段成己所做的序言成为此书作者与写作时代认证的力证。小木作内容源于永乐大典九真门制3518—3519卷。”[1]作为金末元初的民间木作匠书，上承《营造法式》，尽管文字和配图部分与之较为相似，但是《梓人遗制》小木作制度所载隔扇门菱花样式、图案种类较《营造法式》更为多样，装饰构成极为繁复，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营造法式》小木作篇中收录的的隔扇门菱花图案主要包括四直方格纹、四直毬纹和四斜毬纹，在卷八小木作制度三中，龟背纹作为贴络华纹十三品之一，装饰于“平棋”即天花板上，图样中以单个拉长的龟背纹为单位纹样作简单的四方连续排列。在卷十四彩画作制度中，作为琐纹六品之一的龟背纹更多地装饰于梁枋之上，如“交脚龟纹、罗地龟纹和六出龟纹等”。“罗地龟纹”呈现为几何龟背的重叠排列;“六出龟纹”几何与曲线相结合，龟背框架为连珠纹，六瓣朵花呈放射状，较之石窟壁画唐代人物服饰龟背纹图案，其构成更具灵活性;“交脚龟纹”中出现龟的写实图样与卷云形的植物形态，整体纹样秩序感较强，将源自西域的图案风格和宋代细致写实的画风融合。
与《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相比，《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在载体形式上由天花、梁枋等较高的视觉位置转到了人们视线轻易可及的隔扇门窗，由平面彩画丰富为立体镂空雕刻。在图案种类上，所载的34种菱花样式包含龟背纹的多达一半以上，例如“凌花双龟背、龟背嵌蒺藜、聚六龟嵌芙蓉合子”等图样。在图案构成上，龟背纹排列方式衍生出更为复杂的骨架组合形式，以“子母龟”形式最为经典。填充纹样在朵花形式的基础上，发展为更为丰富写实多变的植物纹样，还结合“卍”字纹样，组合成新的装饰图案。在图案细节上，龟背纹的框架不再出现连珠纹的西域样式，植物纹样开始相互组合。《梓人遗制》龟背纹的几点变化说明在金、元之际，其不再局限于作为宗教题材，而更加注重吉祥寓意，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演变成为具有汉民族特点的吉祥纹样。
二、《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图案研究
（一）《梓人遺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图案骨架构成
《梓人遗制》所载隔扇门菱花样式中的龟背纹图案在构成上为四方连续形式，基本多呈横向、纵向和斜向排列。基于不同骨架，形成了多样的图案，骨架由单位纹样构成，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骨架类型。
类型一为以一个六边形龟背纹为单位纹样构成的框架。如“凌花艾叶龟背”图样中，就是一个横向六边形作为单位呈斜向连缀排列，这种骨架较为简约稳定，秩序感较强;同样，“毬纹龟背满天星”和“凌花单龟背”图样中，也是呈三向散点排列，规范于三向棂条交叉的框架中。
类型二为以多个相同大小的六边形龟背纹为单位纹样构成的框架。“香药龟背万字”图样中，四个小龟甲呈十字形作为一个单位连续排列;“艾叶龟背”中，六边形与其它几何形产生重叠，形成聚四龟嵌八角的封闭形态，增强了纹样的联系性;“双龟背万字底上材”中，四个横向与四个竖向的六边形作为一个单位纹样;“艾叶双龟合子”中，单位构成是八个相对扩大的六边形，与八边形和多边形重叠构成骨架，带有聚八龟嵌八角的吉祥寓意;“聚四龟嵌合子”中，为四个斜向的小龟甲，围合十字和八边形构成开放式边缘框架;“凌花双龟背”中，增加为八个小龟甲;“龟背嵌蒺藜”图样中，六个竖向的正六边形嵌六角作为一个单位重叠多向排列。
类型三为以多个不同大小的六边形龟背纹为单位纹样构成的框架，包括拼接和嵌套等组合形式，构成了经典的“子母龟”单位纹样。“子母龟儿万字”中，四个斜向的大龟甲交脚处分布着四个呈九十度排列的小龟甲;“斗二十四龟底上材”中，六个拉长的六边形构成基本支撑，在相交节点处，各又分布三个小龟甲，体现大龟相交成小龟的多子寓意;“聚六龟嵌芙蓉合子”和“聚六龟嵌圆合子”中，同上，大龟甲形成基本骨架，六条边分别为六个拉长的镂空小龟甲;“双龟背嵌圆合子”中，六组边分别为两个拉长小龟甲;“子母三十六底上材”中，骨架同上，单位纹样丰富为六组，分别为三个拉长六边形中嵌套三个小龟甲的形式。子母龟形式由于其复杂性，相对应的隔扇菱花案例也极为少见，只能从《梓人遗制》小木作文献中感受当时木作的精美与背后的文化规范。
（二）《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图案填充纹样
《梓人遗制》在以龟背纹作为骨架纹样的基础上，内部也进行了多样的图案填充，填充纹样以植物纹为主，经过概括变形处理，构成几何形和曲线形结合的样式，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为药用类植物，包括艾叶、蒺藜、合子和香药等。艾叶为中药，华北地区是其主要产区之一，在隔扇门菱花中的形态如卷云纹，结合棂条，有横竖向四瓣、六瓣造型，有时也和合子组合构成图案;蒺藜，呈六朵尖状花瓣，内部结合卷云形态的变体纹样，“在《金史·地理志》中，记载有各地药材的出产情况，京赵府产‘白芷、麻黄、白蒺藜、茴香、细辛’等”[2]，这可以体现出蒺藜等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常用性;合子，亦称为“榼藤子”，花瓣概括为四瓣、五瓣或六瓣，外侧呈圆润的饱满形态，内部花瓣有的呈卷云纹，有的呈相似《营造法式》中“六出龟纹”放射的形态，也有和芙蓉相组合的花生花图案;香药，通过丝绸之路传输进入的外来药物，在宋代，广用之熏衣、焚香等，呈简练的枝丫状形态。第二类为观赏类植物，包括满天星、凌花和芙蓉等。主要形态体现为三层呈向外放射状的几何花瓣，凌花形态不一，有的为四边形内添加弧形花瓣，有的为双层六边形放射状。芙蓉花瓣层数较多，和合子结合使用，呈现花生花的效果。 龟背纹填花的样式可追溯到1—3世纪，这一时期出土的具有西域特色的龟背纹织物，填充纹样基本为变体花卉纹样，形式单纯简练。发展到唐至五代，填充纹样更多地出现在石窟及寺观壁画中的人物服饰上，随佛教传入的龟背纹，在主要填充朵花纹的基础上，结合了连珠纹等西方装饰纹样。相比于织物及壁画上的龟背纹图案，《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骨架填充的植物纹样，在植物种类上趋于多样化，几何化概括过程中呈现写实化的趋向。药用图案的使用说明人们对现实生活实实在在的珍惜与创造，在花卉变体形式处理上不再拘泥于朵花纹，而采用卷云纹充当花瓣的新样式。这种样式在《营造法式》图样中也较多采用，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在始建于元代的芮城永乐宫壁画中，发现很多装饰于道教人物服饰上的龟背纹和植物纹图案。龟背纹除了和植物纹结合之外，也和万字纹进行搭配，寓意绵绵不断的富贵。
三、《梓人遺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实例
（一）晋南地区金墓砖雕龟背纹菱花
根据《梓人遗制》成书年代及文字记载，可以认为宋、金、元时期，龟甲纹作为民居建筑装饰，在晋陕中原地区应用十分普遍。1949年后发现的晋南地区宋、金仿木构砖雕墓中，包含有大量精美的菱花隔扇门，其中龟背纹格心图案多达10余种，印证了文献内容的真实性，弥补了宋金时期民居无一现存的遗憾。《梓人遗制》小木作制度所载隔扇门的三种龟背纹骨架菱花均在晋南金墓中有所发现，骨架组合形式十分丰富，填充的植物纹样写实细致。以下根据三种实例类型，就经典龟背纹实物案例做一些简要说明。
类型一实例中，最为符合的实例为稷山马村4号墓东壁和西壁的龟背纹菱花，骨架为单个正六边形为单位纹样连续排列，内部填充艾叶，与《梓人遗制》中的“凌花艾叶龟背”基本一致，唯一不同之处是文献中的图样呈横向布局，而实例则呈竖向布局。稷山马村的几个实例骨架均为纵向拉长的六边形，其中，1号墓东壁的龟背纹层次填充高低错落，8号墓东西壁格扇格心龟背纹的填充纹样较为简洁，前者为朵花，后者为花卉变体，和棂条相结合。另外，在侯马大李村金墓中也发现很多此种骨架的隔扇菱花，但单位较小。
类型二存留实例较多，经典实例集中在侯马，65H4M102东壁北次间格心菱花图案为聚四龟嵌八角形，格眼填充花朵图案，骨架如《梓人遗制》所载“艾叶龟背”图样，填充写实花卉。同样骨架还体现在65H4M103北壁右次间格心，填充花生花图案。金代董氏1号墓西壁右次间格心为“聚四龟嵌合子”图样，与文献完全符合。65H4M104东壁有格子门六扇，北次间和南次间格心为同一骨架，呈聚八龟嵌四角连续排列，与文献所载“艾叶双龟合子”骨架接近但略有不同，实物内层的四龟聚合在八角内部，前者无填充图案呈镂空状，后者格眼填充合子，小龟甲内部花叶呈卷云状。65H4M102东壁南次间一合格心菱花图案为聚六龟嵌多角形，格眼填充朵花图案，小龟甲内部填充植物的叶子，骨架与《梓人遗制》所载“龟背嵌蒺藜”一致，但填充纹样简于文献。同样骨架在侯马金代董氏1号墓东壁左次间格心也有体现。
骨架类型三，“子母龟”样式，实例仅存“聚六龟嵌圆合子”图样一种，侯马65H4M104东壁南次间格心骨架为六个拉长的子龟甲环绕中心的母龟甲，母龟甲内填充圆合子或者艾叶。此图样的骨架在侯马金代董氏墓东壁右次间格心以及晋光95H12MI东壁左次间格心也有发现。
整体来看，金墓砖雕格扇菱花图案和《梓人遗制》文献所载十分接近，不仅在骨架组合形式上发现多处实例，而且填充的植物纹样注重写实，层次丰富，表现手法与文献一致，为了解宋金时期晋南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提供了重要资料，使得木作技艺与装饰特征在历史的演变与发展中更为完善。
（二）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龟背纹菱花
山西朔州崇福寺创建于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弥陀殿前檐五间装隔扇门，每间格扇门为两扇，腰抹一档，无腰华板之设，上部棱花精美，高度约占隔扇门总高的三分之二。门额上有横披五方，格扇和横披的棱花图案式样达十五种之多，雕工之佳。”[3]作为现存的宋金格扇菱花唯一实例，龟背纹作为骨架构成纹样有所体现，相比较文献所载，表现为更加成熟的排列方式，秩序感更强烈一些，对隔扇门在明清后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弥陀殿的明间当中两扇格子门的菱花，龟背纹骨架贯穿在三向交织的棂条中，在每个单位纹样交脚处，以朵花装饰，在骨架内部，填充有卷云纹构成的毬纹，于圆内装饰三层簇六石榴瓣棂花，整体构成细致的龟背锦纹样，实属菱花精品。
西梢间的门扇菱花，错杂的粗细木棂相互斜交排列，形成大龟甲套小龟甲的视觉效果，木棂条上的镂空装饰以及多种曲线形的雕刻使得菱花玲珑剔透;西次间的边扇菱花也运用了较为简约的龟背纹构成，两者形式与《营造法式》罗地龟纹比较接近。若对比《梓人遗制》文献所载，崇福寺弥陀殿的隔扇棂花在相符程度上比文献来源地晋南地区的金墓砖雕要弱一些，这一方面印证了《梓人遗制》小木作记载是具有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的，建筑文化也因地域不一而更加多样与珍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居建筑与官式寺庙建筑在装饰上的不同，样式在工匠的灵活应用中才可永续流传。
四、结语
《梓人遗制》作为绝无仅有的重要小木作文献，格扇门上精美的龟背纹菱花装饰图案类型完整，样式丰富，通过大量的遗存文物实例印证，内容充实可信。实例图案的运用，龟背纹与其植物填充纹样的构成与演变见证了宋、元时期小木作技艺的成熟与发展，是研究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重要依据和参照物。
参考文献：
[1]陈捷，张昕.《梓人遗制》小木作制度考析[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1（0），198—223
[2]朱瑞熙.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00 .
[3]柴泽俊.中国古代建筑：朔州崇福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35.
作者简介：张娅妮，硕士，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艺术系教师。
关键词：龟背纹;隔扇门;菱花样式
龟背纹，因其形似龟背硬甲上的六边形纹样而得名。究其源，我国现存实物最早的是公元1—3世纪楼兰地区出土的龟背纹毛织物，具有西域风格，之后伴随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北朝时龟背纹逐渐流行，盛行于唐宋时期，从敦煌石窟壁画等遗存文物看该装饰纹样主要应用于服饰等纺织品上。龟背纹在建筑装饰上的应用其实也极为广泛，可惜其研究并未像壁画彩塑人物服饰等织物图案那样引起重视，本文则主要研究龟背纹在建筑装饰特别是小木作方面的应用。《梓人遗制》隔扇门菱花样式中，龟背纹的组合形式极为丰富，在山西晋南地区的金墓砖雕和晋北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都有精美龟背纹菱花格扇门实例可印证其在宋、金、元时期的具体应用。
一、《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与《营造法式》
“《梓人遗制》作者薛景石为河中万泉（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字叔矩，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亦无考。元中统4年（1263年）段成己所做的序言成为此书作者与写作时代认证的力证。小木作内容源于永乐大典九真门制3518—3519卷。”[1]作为金末元初的民间木作匠书，上承《营造法式》，尽管文字和配图部分与之较为相似，但是《梓人遗制》小木作制度所载隔扇门菱花样式、图案种类较《营造法式》更为多样，装饰构成极为繁复，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营造法式》小木作篇中收录的的隔扇门菱花图案主要包括四直方格纹、四直毬纹和四斜毬纹，在卷八小木作制度三中，龟背纹作为贴络华纹十三品之一，装饰于“平棋”即天花板上，图样中以单个拉长的龟背纹为单位纹样作简单的四方连续排列。在卷十四彩画作制度中，作为琐纹六品之一的龟背纹更多地装饰于梁枋之上，如“交脚龟纹、罗地龟纹和六出龟纹等”。“罗地龟纹”呈现为几何龟背的重叠排列;“六出龟纹”几何与曲线相结合，龟背框架为连珠纹，六瓣朵花呈放射状，较之石窟壁画唐代人物服饰龟背纹图案，其构成更具灵活性;“交脚龟纹”中出现龟的写实图样与卷云形的植物形态，整体纹样秩序感较强，将源自西域的图案风格和宋代细致写实的画风融合。
与《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相比，《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在载体形式上由天花、梁枋等较高的视觉位置转到了人们视线轻易可及的隔扇门窗，由平面彩画丰富为立体镂空雕刻。在图案种类上，所载的34种菱花样式包含龟背纹的多达一半以上，例如“凌花双龟背、龟背嵌蒺藜、聚六龟嵌芙蓉合子”等图样。在图案构成上，龟背纹排列方式衍生出更为复杂的骨架组合形式，以“子母龟”形式最为经典。填充纹样在朵花形式的基础上，发展为更为丰富写实多变的植物纹样，还结合“卍”字纹样，组合成新的装饰图案。在图案细节上，龟背纹的框架不再出现连珠纹的西域样式，植物纹样开始相互组合。《梓人遗制》龟背纹的几点变化说明在金、元之际，其不再局限于作为宗教题材，而更加注重吉祥寓意，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演变成为具有汉民族特点的吉祥纹样。
二、《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图案研究
（一）《梓人遺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图案骨架构成
《梓人遗制》所载隔扇门菱花样式中的龟背纹图案在构成上为四方连续形式，基本多呈横向、纵向和斜向排列。基于不同骨架，形成了多样的图案，骨架由单位纹样构成，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骨架类型。
类型一为以一个六边形龟背纹为单位纹样构成的框架。如“凌花艾叶龟背”图样中，就是一个横向六边形作为单位呈斜向连缀排列，这种骨架较为简约稳定，秩序感较强;同样，“毬纹龟背满天星”和“凌花单龟背”图样中，也是呈三向散点排列，规范于三向棂条交叉的框架中。
类型二为以多个相同大小的六边形龟背纹为单位纹样构成的框架。“香药龟背万字”图样中，四个小龟甲呈十字形作为一个单位连续排列;“艾叶龟背”中，六边形与其它几何形产生重叠，形成聚四龟嵌八角的封闭形态，增强了纹样的联系性;“双龟背万字底上材”中，四个横向与四个竖向的六边形作为一个单位纹样;“艾叶双龟合子”中，单位构成是八个相对扩大的六边形，与八边形和多边形重叠构成骨架，带有聚八龟嵌八角的吉祥寓意;“聚四龟嵌合子”中，为四个斜向的小龟甲，围合十字和八边形构成开放式边缘框架;“凌花双龟背”中，增加为八个小龟甲;“龟背嵌蒺藜”图样中，六个竖向的正六边形嵌六角作为一个单位重叠多向排列。
类型三为以多个不同大小的六边形龟背纹为单位纹样构成的框架，包括拼接和嵌套等组合形式，构成了经典的“子母龟”单位纹样。“子母龟儿万字”中，四个斜向的大龟甲交脚处分布着四个呈九十度排列的小龟甲;“斗二十四龟底上材”中，六个拉长的六边形构成基本支撑，在相交节点处，各又分布三个小龟甲，体现大龟相交成小龟的多子寓意;“聚六龟嵌芙蓉合子”和“聚六龟嵌圆合子”中，同上，大龟甲形成基本骨架，六条边分别为六个拉长的镂空小龟甲;“双龟背嵌圆合子”中，六组边分别为两个拉长小龟甲;“子母三十六底上材”中，骨架同上，单位纹样丰富为六组，分别为三个拉长六边形中嵌套三个小龟甲的形式。子母龟形式由于其复杂性，相对应的隔扇菱花案例也极为少见，只能从《梓人遗制》小木作文献中感受当时木作的精美与背后的文化规范。
（二）《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图案填充纹样
《梓人遗制》在以龟背纹作为骨架纹样的基础上，内部也进行了多样的图案填充，填充纹样以植物纹为主，经过概括变形处理，构成几何形和曲线形结合的样式，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为药用类植物，包括艾叶、蒺藜、合子和香药等。艾叶为中药，华北地区是其主要产区之一，在隔扇门菱花中的形态如卷云纹，结合棂条，有横竖向四瓣、六瓣造型，有时也和合子组合构成图案;蒺藜，呈六朵尖状花瓣，内部结合卷云形态的变体纹样，“在《金史·地理志》中，记载有各地药材的出产情况，京赵府产‘白芷、麻黄、白蒺藜、茴香、细辛’等”[2]，这可以体现出蒺藜等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常用性;合子，亦称为“榼藤子”，花瓣概括为四瓣、五瓣或六瓣，外侧呈圆润的饱满形态，内部花瓣有的呈卷云纹，有的呈相似《营造法式》中“六出龟纹”放射的形态，也有和芙蓉相组合的花生花图案;香药，通过丝绸之路传输进入的外来药物，在宋代，广用之熏衣、焚香等，呈简练的枝丫状形态。第二类为观赏类植物，包括满天星、凌花和芙蓉等。主要形态体现为三层呈向外放射状的几何花瓣，凌花形态不一，有的为四边形内添加弧形花瓣，有的为双层六边形放射状。芙蓉花瓣层数较多，和合子结合使用，呈现花生花的效果。 龟背纹填花的样式可追溯到1—3世纪，这一时期出土的具有西域特色的龟背纹织物，填充纹样基本为变体花卉纹样，形式单纯简练。发展到唐至五代，填充纹样更多地出现在石窟及寺观壁画中的人物服饰上，随佛教传入的龟背纹，在主要填充朵花纹的基础上，结合了连珠纹等西方装饰纹样。相比于织物及壁画上的龟背纹图案，《梓人遗制》隔扇门龟背纹骨架填充的植物纹样，在植物种类上趋于多样化，几何化概括过程中呈现写实化的趋向。药用图案的使用说明人们对现实生活实实在在的珍惜与创造，在花卉变体形式处理上不再拘泥于朵花纹，而采用卷云纹充当花瓣的新样式。这种样式在《营造法式》图样中也较多采用，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在始建于元代的芮城永乐宫壁画中，发现很多装饰于道教人物服饰上的龟背纹和植物纹图案。龟背纹除了和植物纹结合之外，也和万字纹进行搭配，寓意绵绵不断的富贵。
三、《梓人遺制》隔扇门龟背纹菱花实例
（一）晋南地区金墓砖雕龟背纹菱花
根据《梓人遗制》成书年代及文字记载，可以认为宋、金、元时期，龟甲纹作为民居建筑装饰，在晋陕中原地区应用十分普遍。1949年后发现的晋南地区宋、金仿木构砖雕墓中，包含有大量精美的菱花隔扇门，其中龟背纹格心图案多达10余种，印证了文献内容的真实性，弥补了宋金时期民居无一现存的遗憾。《梓人遗制》小木作制度所载隔扇门的三种龟背纹骨架菱花均在晋南金墓中有所发现，骨架组合形式十分丰富，填充的植物纹样写实细致。以下根据三种实例类型，就经典龟背纹实物案例做一些简要说明。
类型一实例中，最为符合的实例为稷山马村4号墓东壁和西壁的龟背纹菱花，骨架为单个正六边形为单位纹样连续排列，内部填充艾叶，与《梓人遗制》中的“凌花艾叶龟背”基本一致，唯一不同之处是文献中的图样呈横向布局，而实例则呈竖向布局。稷山马村的几个实例骨架均为纵向拉长的六边形，其中，1号墓东壁的龟背纹层次填充高低错落，8号墓东西壁格扇格心龟背纹的填充纹样较为简洁，前者为朵花，后者为花卉变体，和棂条相结合。另外，在侯马大李村金墓中也发现很多此种骨架的隔扇菱花，但单位较小。
类型二存留实例较多，经典实例集中在侯马，65H4M102东壁北次间格心菱花图案为聚四龟嵌八角形，格眼填充花朵图案，骨架如《梓人遗制》所载“艾叶龟背”图样，填充写实花卉。同样骨架还体现在65H4M103北壁右次间格心，填充花生花图案。金代董氏1号墓西壁右次间格心为“聚四龟嵌合子”图样，与文献完全符合。65H4M104东壁有格子门六扇，北次间和南次间格心为同一骨架，呈聚八龟嵌四角连续排列，与文献所载“艾叶双龟合子”骨架接近但略有不同，实物内层的四龟聚合在八角内部，前者无填充图案呈镂空状，后者格眼填充合子，小龟甲内部花叶呈卷云状。65H4M102东壁南次间一合格心菱花图案为聚六龟嵌多角形，格眼填充朵花图案，小龟甲内部填充植物的叶子，骨架与《梓人遗制》所载“龟背嵌蒺藜”一致，但填充纹样简于文献。同样骨架在侯马金代董氏1号墓东壁左次间格心也有体现。
骨架类型三，“子母龟”样式，实例仅存“聚六龟嵌圆合子”图样一种，侯马65H4M104东壁南次间格心骨架为六个拉长的子龟甲环绕中心的母龟甲，母龟甲内填充圆合子或者艾叶。此图样的骨架在侯马金代董氏墓东壁右次间格心以及晋光95H12MI东壁左次间格心也有发现。
整体来看，金墓砖雕格扇菱花图案和《梓人遗制》文献所载十分接近，不仅在骨架组合形式上发现多处实例，而且填充的植物纹样注重写实，层次丰富，表现手法与文献一致，为了解宋金时期晋南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提供了重要资料，使得木作技艺与装饰特征在历史的演变与发展中更为完善。
（二）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龟背纹菱花
山西朔州崇福寺创建于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弥陀殿前檐五间装隔扇门，每间格扇门为两扇，腰抹一档，无腰华板之设，上部棱花精美，高度约占隔扇门总高的三分之二。门额上有横披五方，格扇和横披的棱花图案式样达十五种之多，雕工之佳。”[3]作为现存的宋金格扇菱花唯一实例，龟背纹作为骨架构成纹样有所体现，相比较文献所载，表现为更加成熟的排列方式，秩序感更强烈一些，对隔扇门在明清后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弥陀殿的明间当中两扇格子门的菱花，龟背纹骨架贯穿在三向交织的棂条中，在每个单位纹样交脚处，以朵花装饰，在骨架内部，填充有卷云纹构成的毬纹，于圆内装饰三层簇六石榴瓣棂花，整体构成细致的龟背锦纹样，实属菱花精品。
西梢间的门扇菱花，错杂的粗细木棂相互斜交排列，形成大龟甲套小龟甲的视觉效果，木棂条上的镂空装饰以及多种曲线形的雕刻使得菱花玲珑剔透;西次间的边扇菱花也运用了较为简约的龟背纹构成，两者形式与《营造法式》罗地龟纹比较接近。若对比《梓人遗制》文献所载，崇福寺弥陀殿的隔扇棂花在相符程度上比文献来源地晋南地区的金墓砖雕要弱一些，这一方面印证了《梓人遗制》小木作记载是具有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的，建筑文化也因地域不一而更加多样与珍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居建筑与官式寺庙建筑在装饰上的不同，样式在工匠的灵活应用中才可永续流传。
四、结语
《梓人遗制》作为绝无仅有的重要小木作文献，格扇门上精美的龟背纹菱花装饰图案类型完整，样式丰富，通过大量的遗存文物实例印证，内容充实可信。实例图案的运用，龟背纹与其植物填充纹样的构成与演变见证了宋、元时期小木作技艺的成熟与发展，是研究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重要依据和参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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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娅妮，硕士，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艺术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