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民间学者，曾任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1988年“下海”创办民间研究机构。改革之初曾有受人瞩目的“三驾马车”，他以力促我国第一部破产法出台而名列其中——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曹破产（曹思源）。近年来又被称为“曹宪政”。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时，在《财贸经济》丛刊首次发文倡导制订企业破产法。1982年毕业，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工作，其间曾主持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一波三折后，我国第一部破产法终于在1986年12月2日震撼出台，鄙人头上赚得一顶“高帽子”，曰“曹破产”。正当许多朋友为破产法问世纷纷向我贺喜之时，我却于1988年从国务院机关辞职下海，搞起了民办研究机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
　　当时一些朋友很不理解：“你在国家机关刚露头角，发展潜力很大，为什么突然辞官不做了呢？”我能说什么？正如《诗经》所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之所忧，乃是政治体制改革。此忧从10年浩劫开始，那时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头百姓，都保证不了自己的生命与尊严；全国人心思定，却动乱频仍；直待“文革”结束，国家才趋于安定。反复思索中，我陆续写过一些文章，譬如1981年以来就多次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破产法立法完成之后，我在一些报纸、杂志、电视台提出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人代会旁听制度以及选准政改突破口等建议。
　　这些建议曾引起很大反响，但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机关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曹思源，你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到处发表，虽然是个人署名，但人家都知道你是国家体改委的干部，纷纷推测是我们国家体改委的主张，造成很坏影响！”
　　这种冲突越来越严重，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人要急国家之所急，做推动政改的工作，恰恰不宜坐在国家机关里。上哪儿去呢？四顾茫茫，终于发现有个好去处——重回民间。于是我站在中南海纵身一跳——下海，办起了民间思想库。那时还不知道国际上对此有个专用名词——NGO——非官方机构。
　　有人说，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怎么能由民间推进呢？我说，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几经反复，才能有效推进。
　　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从似乎是“天衣无缝”的旧体制中发现问题、找出症结、探索规律、提出改革的思路与操作方案，这些都只能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反复的调研，在逐步成熟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决策，再贯彻执行，而不能简单地自上而下，以上层决策为全过程的起始点。体制改革形成决策之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尤其需要思想敏锐与思想勇气，这恰恰是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的优势。官方机构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影响，难免有看眼色做研究之虑——因此二者的效率往往大相径庭。
　　关于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的问题，我自1988年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呼吁，并年复一年进行院外活动，通过人民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每年都失败了，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在失败的同时，每年都有所进展。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终于写上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像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革，固然是全国人大的工作成就，同时，它难道不是中国民间力量16年不懈推动的结果吗？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是靠国家财政拨款供养的官方研究院（或研究所，下同）；第二类是由民间自筹资金运转的民间研究院。我国目前第一类是主力军，第二类是辅助力量。但从世界各国发展趋势看，第二类才是主力军，第一类则是辅助力量。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将来也必然以民间研究院为主力。
　　从更大范围说，国家的主权属于谁？属于人民。我国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这里的“各种途径和形式”，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间接的，即通过公仆去行使公民的权力；另一种是公民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投票选举、进行政策研究，集会、结社、出版、发表自己的意见等。
　　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公仆代表公民行使间接民权，却忘记了作为主人的公民还有大量无须别人代表的直接民权。某些地方机关突出仆人，却淡化主人，岂非笑话。只要把本末倒置的关系顺过来，就不难理解：在改革的推进中，必须立足于民间。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共和国的根本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