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评价比较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1—0046—03
本文中的“评价”指的是教科书中除史实叙述以外，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对历史事件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意义、历史功绩等所做的分析。笔者比较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004和2007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发现这三版教科书中存在着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发生改变的情况，表现为评价的去除、评价的转向、评价的调整等三种情况，分别体现在以下所要阐述的7个历史事件中。评价的去除是指原本有历史事件成败原因分析的在后面版本中去除的情况，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中；评价的转向是指由明显的负面评价转向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对国民党的评价中；“评价的调整”是指在前一版本中轻描淡写的、忽视性的评价，在后面版本中体现为正面评价的强调、积极意义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文化大革命”“美国1787年宪法”“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商鞅变法”中。笔者通过分析这些评价的变化来揭示其背后蕴藏的社会学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一、通过教科书实现的社会控制由强转弱
2003、2004和2007版这三个版本中对“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原因分析的去除，表现出社会控制的由强转弱。社会控制是指“人们依靠社会的力量，以一定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约束，确立与维护社会秩序，使其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需要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教科书与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同样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软工具”，是“观念性的社会控制形式”。教科书从表面上看来是文化知识的集合，但这些文化知识背后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何种知识能够被选人教科书，以及这些知识以何种方式呈现给学习者，这些都是由控制主体的意志决定的。学习者表面上只是学习文化知识，事实上同时也在接受文化知识背后的价值观，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即社会控制主体所期望成为的那种人。因此，教科书呈现知识的形式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控制需要的变化。在2003版的教科书中，对洋务运动破产的原因分析包括“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富强”“改革内部顽固派的阻挠”“运动缺乏领导核心”“单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等方面。而在2007版中，只出现“洋务运动失败”的字眼，不再有原因分析。同样，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上，在2003版中分析了兴起、失败的原因、历史功绩以及《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得到推行的原因，而在2004版和2007版中，这样的原因分析不再出现。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是客观存在的，而2003版中对这些事件的原因分析是现代人对历史的“解读”，带有主观色彩。将这些“解读”呈现于教科书中表明了教材制定者将其对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认识直接灌输给学习者的意愿。由于这些原因分析和结论对史实具有“定性”作用，教科书的学习者无需或者说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再思考，而是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当然，这也是由教科书的“地位”所决定的，教科书往往代表了“正式”“合法化”的知识，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这就实现了对学习者思想的社会控制。2004和2007版中对这两段历史不再进行原因分析，给学习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学习者在了解了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两则历史事件之后，可以自行搜索资料、进一步了解史实，形成自己对该史实的认识。当然，并不能就此现象认为社会控制去除了，事实上，这只是教科书实现社会控制的弱化。笔者发现2007版“太平天国”这一章节的“本课要旨”中仍然有一段类似2003版中的简要的总结：“时代赋予它反侵略的新内容和新意义，也显示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里的“反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正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定性，对这一历史进行了方向上的指引。虽然说历史教科书仍然希望通过这样的定性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历史观引导和控制，但这样的控制已经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再探索历史的空间。因此可以认为社会控制在历史教科书变革中始终存在，但是已由强控制转向了弱控制。民主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思想的自由和解放，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宽容心不断扩大和自我中心不断去除的过程。
二、历史教科书仍带有政治舆论导向的色彩
与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期的教科书相比，2003、2004和2007版的教科书卸除了“政”“教”合一的浓墨重彩，然而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政治与时代发展需求的变化。三版教科书中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的描述与评价的变化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2003版将“抗日战争”这一章内容分为三节，分别叙述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对国民党用了“反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字眼，并认为正面战场的失利“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恶果”。而2004版和2007版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统称为“中国军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敌抗争叙述为“中国军队”的抗争，且不再把失利归于国民党及其政策，2007版更是对国民党使用了“英勇抗战”的积极评价。2003版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的评价是负面的，而2004版和2007版的评价是正面的甚至是积极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其政府意志影响下编写的教科书对国民党的历史评价有所变化，、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的关系、地位进行了再认识，也对历史进行了客观审视和重新反思。2003年及以前，我们强调阶级立场，片面地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对抗的状态，因而妨碍了我们对历史进行更全面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两岸关系的需要以及我们对理论把握能力的增强，社会开始深刻反思国民党、共产党在解决民族矛盾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认识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教科书对国民党评价的变化对学习者政治立场的形成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2003版的教科书“建构”了一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失败的国民党形象，学习者通过学习该历史教科书就形成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无功有过”的历史认识，对国民党产生负面认识；而2004版和2007版对国民党评价提高，认为其与共产党同为“中国军队”，且在战争中“英勇抗战”，这就使学习者认识到在面对民族危难之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的立场相同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来争取胜利，这就增加了学习者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此外，教科书这一变化对社会政治舆论导向有积极的意义。自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造访大陆进行“和平之旅”以来，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声达到历史新高潮，各方的交流与合作也更开放和紧密，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 这样的历史时期，教科书对国民党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国共两党彼时为民族共存亡建立的统一战线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再认识，这对当下两党再度亲密合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基了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变化也反映出，历史教科书仍然是政治和时代发展需求变化的“感应器”，是政府进行政治舆论导向的工具，它的编写、阅读和使用，它们的落后或进步(或者有时二者兼而有之)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三、评价的调整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取向
(1)评价的角度从阶级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发展
2003版侧重于从阶级的角度寻找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原因，如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分析，认为“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2004和2007版中不再提“农民阶级的局限”，而代之以“农民起义的局限”，表现出“阶级”意识的弱化。2003版对“文化大革命”的叙述，认为它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运动，这一定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总结相一致，却带着浓重的阶级意识形态的色彩，在2004和2007版中不再有这一提法，只重点着墨于文革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这一调整凸显出民主与法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也反映了我国当今社会对发展民主与法制的重视。对美国1787年宪法的积极评价增多，更显示出我国对民主与法制的推崇。2003版对该宪法仅以“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一笔带过，而在2004和2007版中，对其出现了“吸收了英法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精髓”“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人类智慧和意志所创造出的最美妙的杰作”“最先承认了人权”等评价，对民主与法制的颂扬可见一斑。此外，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2004和2007版中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寻找其积极意义，如“(引进了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的出现)对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在2003版中未曾出现。这些变化表现的是对阶级意识形态的淡化，对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民主与法制等要素的重视，正是我国现今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和未来趋势。
(2)评价的调整表现出社会的“改革”取向
2003版教材中对商鞅变法的评价仅有“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2007版对其正面评价显著提高，认为它是“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变革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相比之下2007版对商鞅变法的历史评价更高，将其意义从“秦国”提升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前进”，反映出对改革的肯定。对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2003版的教材中仅认为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2007版则将改革的积极意义上升到政体改革、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高度，认为“推动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推动着俄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
与2003版教科书相比，后来的版本对这两段历史的评价提升了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改革”取向。改革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更是我国现阶段和今后的发展主题。历史教科书通过正面的、提升高度的方式对改革的积极意义加以强调，使“改革”的理念影响学习者。另一方面，这些评价的变化也显示出我们对“资”的认识的变化。过去我们过分强调阶级立场，没有将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分开，而是笼统地认为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对其改革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或者着重强调其消极意义，这是褊狭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部“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虽然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从产生的时机上来讲伴随资本主义而来，但它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单属于某一个制度的、某一个国家。教科书对“商鞅变法”和“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评价提升其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社会现状，经济发展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题，以改革促进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将这些观念以教科书知识的方式呈现，也彰显出历史教科书对事件的评价站到了它应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
由此可见，历史是“常构常新”的，课程知识和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事实上蕴含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是政府根据社会控制的需要进行意义建构的产物，这些意义被进行重新解释、淡化或改变形式，以支持有效主流文化的另外一些要素或至少不与之冲突。这三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评价变化表现出的社会控制的弱化，正反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即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历史课程终将通向它的“去意识形态化”，控制的由强到弱只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必然阶段。不仅是历史课程，还包括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更像该课程本身，即起到课程本身应该起到的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作用，而卸去其意识形态的负载。现阶段历史教科书表现出的部分去意识形态化、部分社会控制和鲜活的改革趋势并存的局面，正是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1—0046—03
本文中的“评价”指的是教科书中除史实叙述以外，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对历史事件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意义、历史功绩等所做的分析。笔者比较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004和2007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发现这三版教科书中存在着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发生改变的情况，表现为评价的去除、评价的转向、评价的调整等三种情况，分别体现在以下所要阐述的7个历史事件中。评价的去除是指原本有历史事件成败原因分析的在后面版本中去除的情况，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中；评价的转向是指由明显的负面评价转向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对国民党的评价中；“评价的调整”是指在前一版本中轻描淡写的、忽视性的评价，在后面版本中体现为正面评价的强调、积极意义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文化大革命”“美国1787年宪法”“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商鞅变法”中。笔者通过分析这些评价的变化来揭示其背后蕴藏的社会学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一、通过教科书实现的社会控制由强转弱
2003、2004和2007版这三个版本中对“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原因分析的去除，表现出社会控制的由强转弱。社会控制是指“人们依靠社会的力量，以一定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约束，确立与维护社会秩序，使其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需要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教科书与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同样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软工具”，是“观念性的社会控制形式”。教科书从表面上看来是文化知识的集合，但这些文化知识背后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何种知识能够被选人教科书，以及这些知识以何种方式呈现给学习者，这些都是由控制主体的意志决定的。学习者表面上只是学习文化知识，事实上同时也在接受文化知识背后的价值观，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即社会控制主体所期望成为的那种人。因此，教科书呈现知识的形式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控制需要的变化。在2003版的教科书中，对洋务运动破产的原因分析包括“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富强”“改革内部顽固派的阻挠”“运动缺乏领导核心”“单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等方面。而在2007版中，只出现“洋务运动失败”的字眼，不再有原因分析。同样，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上，在2003版中分析了兴起、失败的原因、历史功绩以及《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得到推行的原因，而在2004版和2007版中，这样的原因分析不再出现。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是客观存在的，而2003版中对这些事件的原因分析是现代人对历史的“解读”，带有主观色彩。将这些“解读”呈现于教科书中表明了教材制定者将其对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认识直接灌输给学习者的意愿。由于这些原因分析和结论对史实具有“定性”作用，教科书的学习者无需或者说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再思考，而是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当然，这也是由教科书的“地位”所决定的，教科书往往代表了“正式”“合法化”的知识，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这就实现了对学习者思想的社会控制。2004和2007版中对这两段历史不再进行原因分析，给学习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学习者在了解了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两则历史事件之后，可以自行搜索资料、进一步了解史实，形成自己对该史实的认识。当然，并不能就此现象认为社会控制去除了，事实上，这只是教科书实现社会控制的弱化。笔者发现2007版“太平天国”这一章节的“本课要旨”中仍然有一段类似2003版中的简要的总结：“时代赋予它反侵略的新内容和新意义，也显示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里的“反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正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定性，对这一历史进行了方向上的指引。虽然说历史教科书仍然希望通过这样的定性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历史观引导和控制，但这样的控制已经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再探索历史的空间。因此可以认为社会控制在历史教科书变革中始终存在，但是已由强控制转向了弱控制。民主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思想的自由和解放，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宽容心不断扩大和自我中心不断去除的过程。
二、历史教科书仍带有政治舆论导向的色彩
与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期的教科书相比，2003、2004和2007版的教科书卸除了“政”“教”合一的浓墨重彩，然而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政治与时代发展需求的变化。三版教科书中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的描述与评价的变化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2003版将“抗日战争”这一章内容分为三节，分别叙述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对国民党用了“反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字眼，并认为正面战场的失利“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恶果”。而2004版和2007版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统称为“中国军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敌抗争叙述为“中国军队”的抗争，且不再把失利归于国民党及其政策，2007版更是对国民党使用了“英勇抗战”的积极评价。2003版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的评价是负面的，而2004版和2007版的评价是正面的甚至是积极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其政府意志影响下编写的教科书对国民党的历史评价有所变化，、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的关系、地位进行了再认识，也对历史进行了客观审视和重新反思。2003年及以前，我们强调阶级立场，片面地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对抗的状态，因而妨碍了我们对历史进行更全面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两岸关系的需要以及我们对理论把握能力的增强，社会开始深刻反思国民党、共产党在解决民族矛盾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认识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教科书对国民党评价的变化对学习者政治立场的形成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2003版的教科书“建构”了一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失败的国民党形象，学习者通过学习该历史教科书就形成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无功有过”的历史认识，对国民党产生负面认识；而2004版和2007版对国民党评价提高，认为其与共产党同为“中国军队”，且在战争中“英勇抗战”，这就使学习者认识到在面对民族危难之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的立场相同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来争取胜利，这就增加了学习者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此外，教科书这一变化对社会政治舆论导向有积极的意义。自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造访大陆进行“和平之旅”以来，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声达到历史新高潮，各方的交流与合作也更开放和紧密，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 这样的历史时期，教科书对国民党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国共两党彼时为民族共存亡建立的统一战线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再认识，这对当下两党再度亲密合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基了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变化也反映出，历史教科书仍然是政治和时代发展需求变化的“感应器”，是政府进行政治舆论导向的工具，它的编写、阅读和使用，它们的落后或进步(或者有时二者兼而有之)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三、评价的调整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取向
(1)评价的角度从阶级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发展
2003版侧重于从阶级的角度寻找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原因，如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分析，认为“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2004和2007版中不再提“农民阶级的局限”，而代之以“农民起义的局限”，表现出“阶级”意识的弱化。2003版对“文化大革命”的叙述，认为它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运动，这一定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总结相一致，却带着浓重的阶级意识形态的色彩，在2004和2007版中不再有这一提法，只重点着墨于文革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这一调整凸显出民主与法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也反映了我国当今社会对发展民主与法制的重视。对美国1787年宪法的积极评价增多，更显示出我国对民主与法制的推崇。2003版对该宪法仅以“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一笔带过，而在2004和2007版中，对其出现了“吸收了英法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精髓”“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人类智慧和意志所创造出的最美妙的杰作”“最先承认了人权”等评价，对民主与法制的颂扬可见一斑。此外，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2004和2007版中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寻找其积极意义，如“(引进了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的出现)对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在2003版中未曾出现。这些变化表现的是对阶级意识形态的淡化，对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民主与法制等要素的重视，正是我国现今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和未来趋势。
(2)评价的调整表现出社会的“改革”取向
2003版教材中对商鞅变法的评价仅有“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2007版对其正面评价显著提高，认为它是“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变革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相比之下2007版对商鞅变法的历史评价更高，将其意义从“秦国”提升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前进”，反映出对改革的肯定。对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2003版的教材中仅认为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2007版则将改革的积极意义上升到政体改革、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高度，认为“推动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推动着俄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
与2003版教科书相比，后来的版本对这两段历史的评价提升了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改革”取向。改革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更是我国现阶段和今后的发展主题。历史教科书通过正面的、提升高度的方式对改革的积极意义加以强调，使“改革”的理念影响学习者。另一方面，这些评价的变化也显示出我们对“资”的认识的变化。过去我们过分强调阶级立场，没有将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分开，而是笼统地认为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对其改革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或者着重强调其消极意义，这是褊狭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部“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虽然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从产生的时机上来讲伴随资本主义而来，但它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单属于某一个制度的、某一个国家。教科书对“商鞅变法”和“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评价提升其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社会现状，经济发展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题，以改革促进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将这些观念以教科书知识的方式呈现，也彰显出历史教科书对事件的评价站到了它应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
由此可见，历史是“常构常新”的，课程知识和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事实上蕴含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是政府根据社会控制的需要进行意义建构的产物，这些意义被进行重新解释、淡化或改变形式，以支持有效主流文化的另外一些要素或至少不与之冲突。这三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评价变化表现出的社会控制的弱化，正反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即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历史课程终将通向它的“去意识形态化”，控制的由强到弱只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必然阶段。不仅是历史课程，还包括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更像该课程本身，即起到课程本身应该起到的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作用，而卸去其意识形态的负载。现阶段历史教科书表现出的部分去意识形态化、部分社会控制和鲜活的改革趋势并存的局面，正是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