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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从文化视角剖析学生适应课程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指出学生的语言代码特征与学校课程代码特征之间存在相容或相斥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是导致学生学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学校、教师和全社会应充分考虑弱势学生群体的利益、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构建宽容的教育文化氛围，共同提高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
[关键词]课程；学生适应性；文化特征；弱势学生群体[中图分类号] G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6-0021-04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6.005
一、问题的提出
课程是教育中的特殊社会文化。如何将海量的人类知识浓缩于有限的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并使之一代代传递下去，这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到文化层面。教育社会学家认为，任何国家都曾对现存知识总体进行过筛选和加工，以构成学校课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中占主导（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一项知识有无价值，都要经过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过滤，才能进入学校课程 [1]。因此，学校课程又被称为法定知识或法定文化。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正是通过这些法定知识或法定文化将自身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然而，学生作为教育对象，是课程内容的实际接受者，作为法定知识或法定文化的课程内容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学生内化，并成功转化为其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则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适应程度。学生课程适应问题的实质是文化适应问题，即学生所固有的文化属性与课程文化属性的相容、相斥关系。笔者从文化视角分析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问题，力图揭示文化因素在学生适应课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理论基础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布尔迪厄是文化再生产理论学派中的杰出代表者，其理论主要包含三个关键概念 [2]。
1.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具体的形态。这种状态主要处于人的身体形态之中，即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通过教育所养成的修养等。二是客观的形态，即以实际物质的形式出现的文化商品，如图书、词典等。三是体制的形态，即表现文化资本合法性、强制性的制度性载体，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文化资本。
2.惯习。惯习是指一套被个体内化了的感知、思考及行为等方式的系统。惯习是行为的指导原则，它通过人的早期社会化使客观事物内化为主观性向，从而完成了文化再生产的内在过程。
3.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将文化压迫和剥削掩藏在自然本性、善良的统治外衣之下，使个体对那些施加在其身上的暴力并无察觉，反而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其所属社会阶层，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但布尔迪厄指出：“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影响因素后，那些出身于更有文化教养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出了与其他家庭出身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类型。 [3]”究其原因，布尔迪厄认为，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是最隐蔽的教育投资，它以一种微妙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学业成功几率。而学校并不是中立机构，学校通过文化资本、惯习和符号暴力实现文化再生产，通过课程学习将统治阶级的文化强加给学生，贬抑或削弱其他階级的文化，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方式维护并强化统治阶级的权力与文化，因而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家庭的子女更易获得成功。
（二）伯恩斯坦的语言代码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致力于揭示受教育者的社会语言代码特征，将语言代码分为精密型代码和封闭型代码两种：精密型代码很少受特定的或局部的结构限制，在原则上包含了变化的可能性，具有自律性；封闭型代码则多受局部社会结构的限制，只有较少的原则变化可能性 [4]。精密型代码无论在语法标准上还是在词法标准上，其言语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因而它不受背景限制，也独立于说话者，具有普遍性意义。封闭型代码则受背景影响很大，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认同感越接近，共同兴趣越大，言语的理解程度就越强。在这种代码中，离开了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言语，而如果听话者不具有这种代码的相关背景就完全理解不了言语，因此封闭型代码具有局限性意义。在明显相同的背景中，隶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语言运用的方法上存在着差异，社会中上阶层家庭子女的语言代码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工人阶级家庭子女的语言代码则具有局限性意义。
伯恩斯坦还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霍金斯的实验对比研究结果对其理论进行了佐证。霍金斯为两组5岁儿童（一组儿童为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另一组儿童为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提供了四幅图片，然后让两组儿童就图片内容进行说明，以分析不同家庭出身儿童的言语编码特征。结果发现，在明显相同的背景中，他们在认识语言运用的方法上存在差异：基于意义不受背景约束就能为大家所理解的这种认识，第一组孩子的言语产生了普遍性意义；而基于只要意义和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就能为大家理解的这种认识，第二组孩子的言语产生了特殊性意义 [5]。可见，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儿童的言语具有普遍性意义，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而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儿童的言语具有特殊性意义，只能被事件相关者所理解。
使用者采用何种代码表达何种意义，导致了严重的可教育性问题。对于学校教育而言，课程中的文化资本是由精密型代码构成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因此这种代码形式与社会中上阶层家庭出身儿童的代码形式相符，而与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儿童熟悉的代码形式相悖。因此，伯恩斯坦认为，中产阶层使用的精密语码与学校里使用的语码具有一致性；而劳工阶层家庭采用的限制语码则与学校语码具有相斥性。由于学校中课程的语码特点与儿童惯有的语码特点相融或相斥，就导致了不同阶层家庭出身儿童对学校课程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吸收能力：对劳工阶层家庭出身的儿童而言，从家庭到学校是一种语码的改变，这往往使劳工阶层家庭出身孩子难以适应，进而对学校产生排斥感，这是劳工阶层家庭出身孩子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对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从家庭到学校，是精致语码的发展而不是语码的改变，因而与劳工阶层家庭出身孩子相比，他们拥有更多成功机会 [6]。 三、学生适应课程问题中的文化因素
学生的文化代码基础主要取决于其家庭所属的文化阶层，文化阶层的识别只需将社会成员的最终学历（受教育程度）与现行学历水准序列（教育分段序列）对号入座即可（如最终学历为初中一年者可归入“小学文化层”，最终学历为硕士的便可归入“研究生文化层”等） [7]。家庭文化阶层越低，其语言代码越接近封闭型代码；家庭文化阶层越高，其语言代码越接近精密型代码。学校课程作为从人类总体文化体系中精选出来的基本学习材料，是一种精密型代码。因此，从文化视角探讨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问题，其实就是在探讨学生家庭语言代码与学校课程代码之间相互融合或相互排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直接决定学生学业的成败。笔者从学生的文化特征和学校课程的文化特征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一）学生的文化特征
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我们分析学生的文化特征提供了启示。布尔迪厄指出：“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一环。 [8]”每个学生都是家庭中的一员，从小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与家庭文化阶层相一致的文化特征，而每个家庭所属的文化阶层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文化阶层家庭子女的文化特征也是不同的。
阶层差异问题一直是西方国家教育研究的主要课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样存在着社会地位高低有别的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其中文化阶层是至关重要的次阶层，文化阶层的识别一般以父母双方最终学历与现行学历水准序列进行对照。由此，不同家庭就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阶层序列，而家庭的不同文化阶层序列对子女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个体生活在不同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潜移默化地就形成了与家庭相一致的文化特征。语言代码理论为我们分析学生的具体语言文化特征提供了启示。一般来说，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子女的语言属于精密型代码，而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子女的语言则属于封闭型代码。
由上述分析可见，文化再生产理论视域下，不同文化阶层家庭因不同的文化氛围而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不同的文化资本，既包括物质的资本（如书籍、词典等），也包括精神的资本（如热爱读书、积极向上、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等）。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承袭了父母优秀的文化特征，而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也被烙上了父母消极、挫败感的文化特征。语言代码理论表明，不同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人属于不同的文化阶层，在家庭的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语言文化特征。具体来说，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人多使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精密型语言代码，语言能被更广泛的人群所理解和接受；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人则多使用具有局限性意义的封闭型代码，只在特定情境下被情境中的少数人所理解，因广泛性不够而具有局限性意义。
（二）学校课程的文化特征
教育社会学理论认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总是要对现存知识总体进行筛选和加工，以精选出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知识作为课程内容。作为人类知识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课程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抉择，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文化选择。作为从人类知识宝库中精选并加工而成的学习材料、概括化了的知识体系，学校课程的显著特征就是其合理性，亦即具有普遍意义、逻輯联系和科学结构，是一种精致代码 [9]。
既然学校课程内容是精密型代码，那么学校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中，面对拥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教育对象时就产生了严重的可教育性问题。前文已述及，社会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的语言代码是精密型代码，而社会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的语言代码是封闭型代码，那么表面看似客观的、公正的课程知识就会对家庭文化阶层出身不同的学生产生不同的涵义。学校课程知识与家庭文化层次较高的学生之间因同属精密型代码而更为亲密、融合，因而学生对学校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会更好。反之，家庭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与学校课程知识之间因属于不同语言代码体系而显得生疏甚至是格格不入。因此，对出身于文化层次较低家庭的学生来说，因学校课程知识的陌生性而感到艰涩、难懂，影响了其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作为法定知识的课程内容不可能为了使所有学生能更好地适应而放弃其自身固有的教育和科学标准，因此对于不同文化阶层出身的学生来说，对课程的适应或不适应将是永恒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学业的成败。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在探讨学生学业失败的原因时，更多地是关注一些外部因素。如学业失败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政府政策的补偿力度等，较少从文化视角分析学业失败者的家庭文化背景、学校课程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引入文化视角分析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为探寻学生学业失败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是为解释农村学生整体学业不良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充分关注农村学生的家庭文化背景，单纯从改善农村教育的外部条件入手，如增加教育财政投入、提高师资水平、更新硬件设施等，虽然能解决一些表面问题，但未找到根本原因，做不到对症下药，难于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学生整体学业不良的状况。
四、促进学生适应课程的有效策略
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视角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人们的目光会在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一样 [10]。长期以来，人们分析学生的学业失败原因，大多着眼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即从政府的决策推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等方面来探讨学生学业失败的原因，却很少从文化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事实上，学生课程适应程度的高低并不单纯取决于学生的智商水准、勤勉程度及外界的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其中还渗透了许多不由学生个体决定的潜在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客观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学业水平。采用文化的视角分析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不仅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补充，还可以为我们分析社会较低阶层家庭子女或农村学生的整体学业不良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深刻认识到很多问题并不是大量的数据和艰深的理论所能全部表达的，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不可忽略。笔者认为，改善此种状况，需要学校、教师和全社会做出共同努力。 首先，学校作为规范性组织，其制度、规章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具有强制、引导作用。因此学校在制定相关制度、规章，营造校园文化环境时，应充分考虑弱势学生群体的利益，适当向他们予以倾斜。例如，在竞选学生会干部、颁发奖学金、发放助学金等方面，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以促进弱势群体学生能阳光、健康地成长。另外，学校中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个体的发展也在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学校在营造公平、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时应鼓励学生树立不分家庭出身高低、经济条件优劣，都要凭自身能力参与公平竞争的良好观念。
其次，教师是学校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主导角色，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当具有高尚的品格，对学生充满关爱之心、理解之意，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同时，教师面对的又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思维的鲜活生命体，每个学生因生活背景不同、所属社会阶层不同和个人经历不同等原因，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是其成长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教师应合理开发，促进每一个学生都能完全、充分、自由地发展。出身于社会弱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因自身因素而自卑、怯懦，教师应当对他们施以特别关怀。总之，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因材施教，适切地对弱势群体学生进行差异性教学，以促进每一个学生都能全面、均衡的发展。
再次，社会应构建起理解、宽容的教育文化氛围。一是全社会应当关注所有类型的受教育者，不要主观、人为地将不同教育类型分成等级，要正确评价各类型受教育者的社会价值，促进其健康发展。二是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学业失败背后的文化因素，清醒意识到学生学业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对弱势群体学生要充满关爱之心，要给予他们充足的时间、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其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7][9]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13，133，335-336.
[2][3][8]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8，27，26.
[4][5][英]巴兹多·伯恩斯坦.社会阶级、语言与社会化[A].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331-334；339-340.
[6]吴刚.教育社會学的前沿议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49.
[10][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
（责任编辑：刘新才）
[关键词]课程；学生适应性；文化特征；弱势学生群体[中图分类号] G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6-0021-04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6.005
一、问题的提出
课程是教育中的特殊社会文化。如何将海量的人类知识浓缩于有限的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并使之一代代传递下去，这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到文化层面。教育社会学家认为，任何国家都曾对现存知识总体进行过筛选和加工，以构成学校课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中占主导（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一项知识有无价值，都要经过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过滤，才能进入学校课程 [1]。因此，学校课程又被称为法定知识或法定文化。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正是通过这些法定知识或法定文化将自身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然而，学生作为教育对象，是课程内容的实际接受者，作为法定知识或法定文化的课程内容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学生内化，并成功转化为其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则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适应程度。学生课程适应问题的实质是文化适应问题，即学生所固有的文化属性与课程文化属性的相容、相斥关系。笔者从文化视角分析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问题，力图揭示文化因素在学生适应课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理论基础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布尔迪厄是文化再生产理论学派中的杰出代表者，其理论主要包含三个关键概念 [2]。
1.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具体的形态。这种状态主要处于人的身体形态之中，即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通过教育所养成的修养等。二是客观的形态，即以实际物质的形式出现的文化商品，如图书、词典等。三是体制的形态，即表现文化资本合法性、强制性的制度性载体，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文化资本。
2.惯习。惯习是指一套被个体内化了的感知、思考及行为等方式的系统。惯习是行为的指导原则，它通过人的早期社会化使客观事物内化为主观性向，从而完成了文化再生产的内在过程。
3.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将文化压迫和剥削掩藏在自然本性、善良的统治外衣之下，使个体对那些施加在其身上的暴力并无察觉，反而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其所属社会阶层，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但布尔迪厄指出：“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影响因素后，那些出身于更有文化教养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出了与其他家庭出身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类型。 [3]”究其原因，布尔迪厄认为，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是最隐蔽的教育投资，它以一种微妙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学业成功几率。而学校并不是中立机构，学校通过文化资本、惯习和符号暴力实现文化再生产，通过课程学习将统治阶级的文化强加给学生，贬抑或削弱其他階级的文化，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方式维护并强化统治阶级的权力与文化，因而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家庭的子女更易获得成功。
（二）伯恩斯坦的语言代码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致力于揭示受教育者的社会语言代码特征，将语言代码分为精密型代码和封闭型代码两种：精密型代码很少受特定的或局部的结构限制，在原则上包含了变化的可能性，具有自律性；封闭型代码则多受局部社会结构的限制，只有较少的原则变化可能性 [4]。精密型代码无论在语法标准上还是在词法标准上，其言语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因而它不受背景限制，也独立于说话者，具有普遍性意义。封闭型代码则受背景影响很大，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认同感越接近，共同兴趣越大，言语的理解程度就越强。在这种代码中，离开了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言语，而如果听话者不具有这种代码的相关背景就完全理解不了言语，因此封闭型代码具有局限性意义。在明显相同的背景中，隶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语言运用的方法上存在着差异，社会中上阶层家庭子女的语言代码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工人阶级家庭子女的语言代码则具有局限性意义。
伯恩斯坦还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霍金斯的实验对比研究结果对其理论进行了佐证。霍金斯为两组5岁儿童（一组儿童为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另一组儿童为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提供了四幅图片，然后让两组儿童就图片内容进行说明，以分析不同家庭出身儿童的言语编码特征。结果发现，在明显相同的背景中，他们在认识语言运用的方法上存在差异：基于意义不受背景约束就能为大家所理解的这种认识，第一组孩子的言语产生了普遍性意义；而基于只要意义和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就能为大家理解的这种认识，第二组孩子的言语产生了特殊性意义 [5]。可见，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儿童的言语具有普遍性意义，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而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儿童的言语具有特殊性意义，只能被事件相关者所理解。
使用者采用何种代码表达何种意义，导致了严重的可教育性问题。对于学校教育而言，课程中的文化资本是由精密型代码构成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因此这种代码形式与社会中上阶层家庭出身儿童的代码形式相符，而与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儿童熟悉的代码形式相悖。因此，伯恩斯坦认为，中产阶层使用的精密语码与学校里使用的语码具有一致性；而劳工阶层家庭采用的限制语码则与学校语码具有相斥性。由于学校中课程的语码特点与儿童惯有的语码特点相融或相斥，就导致了不同阶层家庭出身儿童对学校课程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吸收能力：对劳工阶层家庭出身的儿童而言，从家庭到学校是一种语码的改变，这往往使劳工阶层家庭出身孩子难以适应，进而对学校产生排斥感，这是劳工阶层家庭出身孩子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对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从家庭到学校，是精致语码的发展而不是语码的改变，因而与劳工阶层家庭出身孩子相比，他们拥有更多成功机会 [6]。 三、学生适应课程问题中的文化因素
学生的文化代码基础主要取决于其家庭所属的文化阶层，文化阶层的识别只需将社会成员的最终学历（受教育程度）与现行学历水准序列（教育分段序列）对号入座即可（如最终学历为初中一年者可归入“小学文化层”，最终学历为硕士的便可归入“研究生文化层”等） [7]。家庭文化阶层越低，其语言代码越接近封闭型代码；家庭文化阶层越高，其语言代码越接近精密型代码。学校课程作为从人类总体文化体系中精选出来的基本学习材料，是一种精密型代码。因此，从文化视角探讨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问题，其实就是在探讨学生家庭语言代码与学校课程代码之间相互融合或相互排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直接决定学生学业的成败。笔者从学生的文化特征和学校课程的文化特征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一）学生的文化特征
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我们分析学生的文化特征提供了启示。布尔迪厄指出：“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一环。 [8]”每个学生都是家庭中的一员，从小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与家庭文化阶层相一致的文化特征，而每个家庭所属的文化阶层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文化阶层家庭子女的文化特征也是不同的。
阶层差异问题一直是西方国家教育研究的主要课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样存在着社会地位高低有别的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其中文化阶层是至关重要的次阶层，文化阶层的识别一般以父母双方最终学历与现行学历水准序列进行对照。由此，不同家庭就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阶层序列，而家庭的不同文化阶层序列对子女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个体生活在不同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潜移默化地就形成了与家庭相一致的文化特征。语言代码理论为我们分析学生的具体语言文化特征提供了启示。一般来说，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子女的语言属于精密型代码，而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子女的语言则属于封闭型代码。
由上述分析可见，文化再生产理论视域下，不同文化阶层家庭因不同的文化氛围而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不同的文化资本，既包括物质的资本（如书籍、词典等），也包括精神的资本（如热爱读书、积极向上、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等）。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承袭了父母优秀的文化特征，而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也被烙上了父母消极、挫败感的文化特征。语言代码理论表明，不同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人属于不同的文化阶层，在家庭的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语言文化特征。具体来说，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人多使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精密型语言代码，语言能被更广泛的人群所理解和接受；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人则多使用具有局限性意义的封闭型代码，只在特定情境下被情境中的少数人所理解，因广泛性不够而具有局限性意义。
（二）学校课程的文化特征
教育社会学理论认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总是要对现存知识总体进行筛选和加工，以精选出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知识作为课程内容。作为人类知识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课程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抉择，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文化选择。作为从人类知识宝库中精选并加工而成的学习材料、概括化了的知识体系，学校课程的显著特征就是其合理性，亦即具有普遍意义、逻輯联系和科学结构，是一种精致代码 [9]。
既然学校课程内容是精密型代码，那么学校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中，面对拥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教育对象时就产生了严重的可教育性问题。前文已述及，社会中上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的语言代码是精密型代码，而社会较低文化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的语言代码是封闭型代码，那么表面看似客观的、公正的课程知识就会对家庭文化阶层出身不同的学生产生不同的涵义。学校课程知识与家庭文化层次较高的学生之间因同属精密型代码而更为亲密、融合，因而学生对学校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会更好。反之，家庭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与学校课程知识之间因属于不同语言代码体系而显得生疏甚至是格格不入。因此，对出身于文化层次较低家庭的学生来说，因学校课程知识的陌生性而感到艰涩、难懂，影响了其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作为法定知识的课程内容不可能为了使所有学生能更好地适应而放弃其自身固有的教育和科学标准，因此对于不同文化阶层出身的学生来说，对课程的适应或不适应将是永恒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学业的成败。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在探讨学生学业失败的原因时，更多地是关注一些外部因素。如学业失败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政府政策的补偿力度等，较少从文化视角分析学业失败者的家庭文化背景、学校课程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引入文化视角分析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为探寻学生学业失败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是为解释农村学生整体学业不良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充分关注农村学生的家庭文化背景，单纯从改善农村教育的外部条件入手，如增加教育财政投入、提高师资水平、更新硬件设施等，虽然能解决一些表面问题，但未找到根本原因，做不到对症下药，难于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学生整体学业不良的状况。
四、促进学生适应课程的有效策略
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视角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人们的目光会在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一样 [10]。长期以来，人们分析学生的学业失败原因，大多着眼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即从政府的决策推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等方面来探讨学生学业失败的原因，却很少从文化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事实上，学生课程适应程度的高低并不单纯取决于学生的智商水准、勤勉程度及外界的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其中还渗透了许多不由学生个体决定的潜在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客观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学业水平。采用文化的视角分析学生对课程的适应性，不仅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补充，还可以为我们分析社会较低阶层家庭子女或农村学生的整体学业不良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深刻认识到很多问题并不是大量的数据和艰深的理论所能全部表达的，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不可忽略。笔者认为，改善此种状况，需要学校、教师和全社会做出共同努力。 首先，学校作为规范性组织，其制度、规章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具有强制、引导作用。因此学校在制定相关制度、规章，营造校园文化环境时，应充分考虑弱势学生群体的利益，适当向他们予以倾斜。例如，在竞选学生会干部、颁发奖学金、发放助学金等方面，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以促进弱势群体学生能阳光、健康地成长。另外，学校中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个体的发展也在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学校在营造公平、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时应鼓励学生树立不分家庭出身高低、经济条件优劣，都要凭自身能力参与公平竞争的良好观念。
其次，教师是学校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主导角色，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当具有高尚的品格，对学生充满关爱之心、理解之意，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同时，教师面对的又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思维的鲜活生命体，每个学生因生活背景不同、所属社会阶层不同和个人经历不同等原因，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是其成长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教师应合理开发，促进每一个学生都能完全、充分、自由地发展。出身于社会弱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因自身因素而自卑、怯懦，教师应当对他们施以特别关怀。总之，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因材施教，适切地对弱势群体学生进行差异性教学，以促进每一个学生都能全面、均衡的发展。
再次，社会应构建起理解、宽容的教育文化氛围。一是全社会应当关注所有类型的受教育者，不要主观、人为地将不同教育类型分成等级，要正确评价各类型受教育者的社会价值，促进其健康发展。二是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学业失败背后的文化因素，清醒意识到学生学业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对弱势群体学生要充满关爱之心，要给予他们充足的时间、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其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7][9]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13，133，335-336.
[2][3][8]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8，27，26.
[4][5][英]巴兹多·伯恩斯坦.社会阶级、语言与社会化[A].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331-334；339-340.
[6]吴刚.教育社會学的前沿议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49.
[10][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
（责任编辑：刘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