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人物形象，他是作者抓住时代的典型加以勾画而成。甚至有些作品的主人公就是作者其人的真实写照，这在很多作品中已屡见不鲜，即使《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不例外。孙悟空形象的虚构就是以吴承恩为现实原型的。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县人。生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自幼即以文名冠于乡，但在科举场中屡试不第，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生，六十一岁时，因为母老家贫，屈就长兴县丞，后与长官不和，即辞职而去。之后，曾一度到杭州居住，不久即归故乡。七十一岁时，始写《西游记》，但不知成于何年？死时八十三岁，无子。据天启间《淮安府志》的记载，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他所著的诗文极多，因家贫无子，遗稿多半散失，经邑人丘正纲收拾残稿，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名曰《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今存，这不过是他诗文的十分之一。《西游记》是他“杂记”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禹鼎志》《花草新编》亦当属于“杂记”一类，但二书早已遗失了。
　　 我们从他的简略生平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才士，尽管才学满腹，却屡试不第，四十五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生，怎能使他低头屈服呢？于是，满肚子的不平便产生出他的“叛逆”思想，这种思想，具体表现在他重新塑造的孙悟空的形象上。他把一个毫无世系、连姓氏父母也没有的石猴塑造成一个正面的典型人物，赋予他一种反抗斗争的精神;而把传说中的状元之子和大唐皇帝的御弟玄奘，塑造成一个胆小如鼠的“脓包”，成为取经的傀儡。这种对于封建宗法门第的讽刺，对于统治阶级懦弱无能的讽刺，已可说是无比的尖锐了。再即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来说，作者的“叛逆”思想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但是作者终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于无可奈何之际，还得承认了如来佛的手掌——这只手掌，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还得承认了观音菩萨的紧箍儿——这个紧箍儿，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和法律。由此看来，吴承恩的思想是存在着一种苦闷的矛盾而得不到解决的。
　　 吴承恩的现实机遇是悲剧性的，并且这一悲剧出自于他思想意识的深处。那么，他以毕生的阅览和经历所塑造的孙悟空形象是否也有他自身悲剧性的影子呢？
　　 孙悟空破石而出，天地造化，“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海外学道，龙宫索宝，遂成广大神通，于冥府生死簿上勾销自己与同类之名姓，彻底摆脱阴间的制约，威震八方;而吴承恩“自幼即以文名冠于乡”，“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这两种经历是何其相似。后来，孙悟空被招安为一低微的“弼马温”，后又被虚封为一空有名衔的“齐天大圣”，这又何其类似于吴承恩四十五岁得一岁贡生，六十一岁屈就一县丞;悟空愤于掌权者的愚弄，“大闹天宫”，出一时之愤，吴老先生不满于上司而引咎辞职，求逍遥自在。悟空被如来一掌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食铁饮铜，不见天日;而吴老先生却贫困潦倒，无依无靠，连个为自己收拾残稿的人都没有…… 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出，《西游记》前七回中的孙悟空神奇而夸张的行径的确乃是吴承恩以自己为现实原型而勾画出来的。
　　 这一真一幻的两个人均空有满腔的才能与抱负，却都落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均有对等级制度的不满，均有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叛逆精神;均有对自由、平等的向往。然而却都以悲剧的结尾收场。年逾古稀的吴老先生不甘心于这样的结局，同时，他也摆脱不了时代的禁锢以及“仕途”这一封建儒者终极目标的“拐骗”。于是，他收了锋芒，藏了叛逆，违背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承认了黑暗腐朽的统治阶级。让孙悟空从“监狱”（五行山）里出来而去“服苦役”（西天取经），为这一朽烂的“封建大厦”做“修理工作”，他所斩之妖、所除之魔几乎都来自于神、佛界的疏忽或纰漏。于是，后九十三回的取经故事便在这种赎罪的负债心理指引下展开了。取经的师徒四人都与孙悟空的身世经历相类似，均有对森严等级法度的冒犯。
　　 取得真经的目的在小说中说得很清楚：“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第十二回）其实质则是“诱骗”或“招安”那些赋予反抗，敢于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众。用宗教这副慢性毒药去安抚那些如孙悟空这样内心叛逆而向往斗争的民众，让“大厦”永固。孙悟空是救赎的带头人，他也是消灭内心向往自由、天真、平等的可悲之人。
　　 王忠辉，教师，现居甘肃华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