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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被3F(Finance,Fuel,Food,即金融、燃料、食品)搞得焦头烂额。3F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由资本主义的破绽,市场机制将经济推向危机,令普通市民承受无妄之灾。
3F背后,是增长风险与通胀风险同时上升,各国政府和央行必须在两个彼此矛盾的政策目标中,作出艰难的抉择。中国经济也面临这两难处境,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除了能原、食品价格上升之外,中国还有一些内生的通胀因素,令物价问题更棘手。
笔者相信,食品通胀在中国的最坏时间可能已经过去。生猪供应的增加以及基数效应,应该使食品价格的年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不过价格回落不会太快。生产成本一升再升,流通领域投机炽热,预计食品价格有回软但难大降。
工资上涨是目前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短缺已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蔓延,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餐饮、家庭助理到教育、卫生,相信服务业通胀升温只是时间问题。材料价格持续飙升,导致PPI增速高过CPI,制造业加价压力也比过去大许多,只是价格上涨的空间取决于不同产品的议价能力。
尽管成品油价格于6月下旬上调15%.中国成品油价格仍较国际同类油价低35%。其后果是货车加油需要排队几个小时(许多地方根本不供应油),工业运输阻滞;电厂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电厂建设速度在上半年急跌,为今后更大的电荒埋下伏笔。油、电价格倒挂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处理不当或遭遇危机,它们可能对经济、民生构成致命一击。笔者认为决策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条件允许时,会连续大幅调整油价、电价,以舒缓潜在风险。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通胀阴影挥之不去,甚至不排除出现双位数通胀的可能。
与通货膨胀相比,中国的增长压力稍微好一些,比照美国、欧洲,中国的GDP增长仍令人羡慕。不过中国的增长前景却显现出罕见的阴霾,出口下滑已经发生,而且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出口业多年挣扎于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材料价格暴涨的环境中,出口退税的调整、人民币升值加速、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一并爆发出来,广东、浙江出口业的萎缩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调整出口结构、均衡内外需求的本意是好的,但政策推出时机和力度实有失误,对经济、就业无可避免地构成打击。
同时,股市、房市下跌的财富效应已在发酵,政府为支持四川灾区重建而削减其它开支,也打击了大宗消费。汽车销售的转弱、航空旅客人数的下滑,都为内需响起警号。低迷中的房地产市场,是经济的又一个软肋。住房成交量的暴跌、银行信贷的收缩,导致多数发展商资金链紧绷,相信一批开发商倒闭难以避免,降价也可能从深圳、广州、上海向其它城市蔓延。新房减少,装修、家电销售自然受到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出现松动,在“有保有压”的思维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政策、房地产政策均会有所调节。当然,自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年开始,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时候宣告结束。通胀问题和出口问题,均非靠放松调控力度便可一夜间扭转局面的。
北京对房价上涨过快仍持戒心,对信贷增长过快仍持戒心。奥运会之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坎。上一次增长和通胀同时亮起红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的事情。(作者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总经理)
3F背后,是增长风险与通胀风险同时上升,各国政府和央行必须在两个彼此矛盾的政策目标中,作出艰难的抉择。中国经济也面临这两难处境,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除了能原、食品价格上升之外,中国还有一些内生的通胀因素,令物价问题更棘手。
笔者相信,食品通胀在中国的最坏时间可能已经过去。生猪供应的增加以及基数效应,应该使食品价格的年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不过价格回落不会太快。生产成本一升再升,流通领域投机炽热,预计食品价格有回软但难大降。
工资上涨是目前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短缺已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蔓延,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餐饮、家庭助理到教育、卫生,相信服务业通胀升温只是时间问题。材料价格持续飙升,导致PPI增速高过CPI,制造业加价压力也比过去大许多,只是价格上涨的空间取决于不同产品的议价能力。
尽管成品油价格于6月下旬上调15%.中国成品油价格仍较国际同类油价低35%。其后果是货车加油需要排队几个小时(许多地方根本不供应油),工业运输阻滞;电厂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电厂建设速度在上半年急跌,为今后更大的电荒埋下伏笔。油、电价格倒挂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处理不当或遭遇危机,它们可能对经济、民生构成致命一击。笔者认为决策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条件允许时,会连续大幅调整油价、电价,以舒缓潜在风险。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通胀阴影挥之不去,甚至不排除出现双位数通胀的可能。
与通货膨胀相比,中国的增长压力稍微好一些,比照美国、欧洲,中国的GDP增长仍令人羡慕。不过中国的增长前景却显现出罕见的阴霾,出口下滑已经发生,而且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出口业多年挣扎于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材料价格暴涨的环境中,出口退税的调整、人民币升值加速、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一并爆发出来,广东、浙江出口业的萎缩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调整出口结构、均衡内外需求的本意是好的,但政策推出时机和力度实有失误,对经济、就业无可避免地构成打击。
同时,股市、房市下跌的财富效应已在发酵,政府为支持四川灾区重建而削减其它开支,也打击了大宗消费。汽车销售的转弱、航空旅客人数的下滑,都为内需响起警号。低迷中的房地产市场,是经济的又一个软肋。住房成交量的暴跌、银行信贷的收缩,导致多数发展商资金链紧绷,相信一批开发商倒闭难以避免,降价也可能从深圳、广州、上海向其它城市蔓延。新房减少,装修、家电销售自然受到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出现松动,在“有保有压”的思维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政策、房地产政策均会有所调节。当然,自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年开始,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时候宣告结束。通胀问题和出口问题,均非靠放松调控力度便可一夜间扭转局面的。
北京对房价上涨过快仍持戒心,对信贷增长过快仍持戒心。奥运会之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坎。上一次增长和通胀同时亮起红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的事情。(作者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