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