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语言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官,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全集》1982年版,卷9,344页)看了多年电视,做了多年媒体,又教了多年新闻之后,就语言而言,笔者比较欣赏的电视栏目终究还是NBA的“五佳球”和《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前者会告诉观众:“有人说斯塔德迈尔是野兽派,可他这一记突破上篮更具有抽象派的奇思妙想”､“又是卡特!如果每一次五佳球都有这位球星的飞行表演,我们是不是也会产生‘审美疲劳’?”后者则会优美地评价:“与去年此刻的倾盆大雨相比,昨天的小雨只不过简单地做了一次微服私访……”笔者常常感叹,这两档大家几乎“天天读”的､按说更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的节目,反倒比综艺频道更具艺术性和睿智感｡尤其是《天气预报》,并不像“五佳球”有“带电的肉体”那高级艺术的表演作辅助而全凭嘴说,要吸引眼球谈何容易｡
　　2005年圣诞节后的第一天,正好赶上周一,笔者的《新闻评论学》课考查｡我打印了一篇1897年9月21日美国纽约《太阳报》的署名社论让同学们分析｡那是美国新闻史上相当有名的一篇社论,在美国,每当圣诞节来临,各地的一些报纸､杂志,总要重新刊登一次,以强化他们以信仰为背景的意识形态——
　　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
　　——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
　　□弗朗斯·比·恰奇
　　纽约太阳报社最近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立即用社论的方式给以回答｡发出这封信的人,向我们提出了这么重要的问题,是对我们的信赖,我们全体记者感到非常高兴｡
　　记者先生:
　　我八岁｡我的朋友里边,有的小孩说“圣诞老人是没有的”｡
　　我问爸爸,爸爸说,“去问问太阳报看,报社说有,那就真的有了”｡
　　因此,拜托了,请告诉我,圣诞老人真的有吗?
　　帕吉尼娅,欧汉劳恩纽约市西95街115号
　　帕吉尼娅,让我们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朋友说没有圣诞老人,那是错的｡
　　在那个孩子的心中,肯定是形成了现时流行的什么都怀疑的习性｡
　　什么都怀疑的人,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无限广阔的宇宙里,我们人的智慧,就像一条小虫那样,是的,就像蚂蚁一样小｡要想推测广阔的､深奥的世界,就需要能够理解所有事物,了解所有事物的巨大的､深邃的智慧｡
　　是的,帕吉尼娅,圣诞老人是有的,这绝不是谎话｡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有爱､有同情心､有诚实一样,圣诞老人也确确实实是有的｡
　　你大概也懂得吧,正是充满这个世界的爱､诚实,才使得你的生活变得美好了,快乐了｡
　　假如没有了圣诞老人,这个世界该是多么黑暗,多么寂寞!
　　就像没有你这样可爱的孩子,世界不可想象一样,没有圣诞老人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圣诞老人,减轻我们痛苦的孩子般的信赖､诗､爱情故事,也许全都没有了｡我们人类能体味得到的喜悦,大概只剩下眼睛能看到的,手能摸到的,身体能感觉到的东西了｡并且,儿童时代充满世界的光明,说不定也会全都消失了｡
　　怎么说没有圣诞老人呢?
　　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和不相信有精灵是一样的｡
　　试试看,圣诞节前夜,让爸爸给你雇一个侦探,让他监视一下全纽约的烟囱怎么样?也许能抓住圣诞老人哦!
　　但是,即使看不到从烟囱里出来的圣诞老人的身影,那能证明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确实的东西,是孩子的眼睛､大人的眼睛都看不见的东西｡
　　帕吉尼娅,你看到过精灵在草地上跳舞吗?肯定没有吧?虽然如此,也不能说精灵是胡编的瞎话｡
　　…………
　　圣诞老人的礼物只有信赖､想像力､诗､爱､爱情,才能在某一个时刻,把它拉开,看到大幕后面的,无法形容的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样美好闪光的东西,难道是人们编造的瞎话吗?
　　不,帕吉尼娅,那么确实,那么永恒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
　　说没有圣诞老人?
　　哪儿的话!让我们高兴的是,圣诞老人的确存在｡不止如此,他大概永远不会死亡｡
　　一千年以后,一百万年以后,圣诞老人也会同现在一样,让孩子们的心高兴起来｡
　　颇有几位同学注意到了该社论那平易的､循循善诱的､孩子气的､网络式分行的写法,说是与我们常常见到的“四平八稳”的社论不大一样｡又有同学发现:“圣诞老人是你､是他,也是我｡”更有同学论述“弟弟､妹妹的元旦春节不能止于压岁钱”——总之,这样的社论让学生们有话要说｡
　　其实,翻翻中国新闻史不难发现,“上下穿靴戴帽,中间抄抄文件”式的社论绝对不是我们的“传统”｡自近代以降,新老论者的语言文字是始终很有张力的｡自康有为､梁启超1895年办《万国公报》慷慨激昂地“挟书游说”以明舆论,到1907年于佑任办《神州日报》以生动文笔激发民族意识,揭露贪官污吏;再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武汉《大江报》特约撰述员黄侃发表该报第一篇评论文章《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放声疾呼“和平改革既为事理之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大江报》1911年7月26日)——果然,两个多月后武昌起义成摧枯拉朽之势——无不奇崛豪壮,可敬可佩,掷地若金石声｡
　　故此,社论以语言之“非常”到效果之“非常”可谓唇齿相依｡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末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里用“农夫和蛇”的寓言回敬那些“君子国的先生”,声言对盘踞在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要毫不留情地“继续威胁”下去,说得相当生动｡而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说得更是有趣:“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策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取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385页)
　　为什么先辈们酣畅淋漓､五味俱全的文字渐渐变成了清水煮豆腐的“不痛不痒”?为什么一说“社论”大家立马想到“四平八稳”､千部一腔?窃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关键的“成长期”,“四人帮”的“帮八股”不仅是其篡党夺权的工具,更是破坏祖国语言的罪魁,把千姿百态的祖国语言拼接成了“空头政治七巧板”｡流弊所及,积重难返,以至于徐迟写《歌德巴赫猜想》不得不用英语起草,以避开那些陈词滥调｡进入新时期以来,媒体语言逐渐恢复了五色斑斓的原生态,即便是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的语言也日益显示出文字的张力,如《南方周末》1999年元旦特刊的编辑部文章《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及其续篇《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都写得声情并茂甚至催人泪下｡
　　不过,语言的稳定性是不易改变的｡“程式”一旦“化”了,势必造成一种“媒体语言的集体无意识”,不知不觉就会沿着既定的语气,使用着既定的词汇走下去,轻车熟路,老马识途,所以,近年来才有大家对于“新闻惯用语”的“戏说”——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
　　竣工没有不提前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热情没有不高涨的,干劲没有不倍增的!
　　一而再､再而三地“惯用”之后,语言自然失去了新鲜感,于是失去了语言应有的“能指”,于是鲜活的新闻语言就渐渐变味了｡
　　李大钊1922年2月在北大文学记者同志会上讲新闻记者的责任,说在记述事实以外,还要利用活的问题,给读者输入知识,因为“新闻是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李大钊文集》(下)53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我们不少媒体从业者则恰恰相反,是经常使用旧的､刻板的､几乎一成不变的语言描述新的､活的､瞬息万变的社会状况｡可以想见,这样的新闻用语或许能够“如实报道”､“准确说明”,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清新灵动的“写真”｡
　　治疗这种“程式化”别无良策,只有及时充电,不断复习早已学过的《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学习人民群众口中的多姿多彩的语言,研讨域外新闻语言的生动活泼之处,借鉴简洁干净的网络语言,以永远保持新闻语言的清新､干净与纯洁｡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