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超过4亿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关键。为解决这一问题，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扫盲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10年间有近1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扫盲，迫在眉睫

　　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几个妇女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县城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见什么都新鲜。忽然，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几个妇女也没看清楚，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不识字，发生了放走敌特的真实事件。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些真实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其实，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头等大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1950年9月20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工农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会议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会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

　　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扫盲标准为：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订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订为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订为能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

全国推广速成识字法

　　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是否脱盲的标准。
　　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精心挑选1200个常用字，每个字都对应有注音符号，借助注音符号作为辅助识字的工具，制作成两大张生字表。分3步：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开展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所认识的字。采用这一方法，1952年3月底，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
　　速成识字法在全国推广，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并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5月、6月，教育部连续发出通报，介绍山西、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運动的情况。
　　1952年，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通过150～200小时的学习，学会了1500～2000个单字，并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因对扫盲工作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灵活多样的扫盲形式

　　农村的扫盲，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
　　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各级政府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成立了扫盲协会，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农民从自己的姓名學起，然后是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儿、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为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采取“以民教民”形式，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有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重要的力量，此外还有100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国家号召“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夜校利用小学校、庙宇、空院、田间地头办扫盲班。没有课桌，就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没有黑板，就用墙壁当大黑板。村民踊跃参加学习，出现了夫妻互学、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识字班。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也有“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日常生活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等内容。每一课内容深入生活，极其实用。课本图文并茂，一目了然，方便妇女们学习。
　　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赞扬“高家柳沟经验”

　　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一边在颐和园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问道：“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回答：“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针对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开始，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儿、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语；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3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新闻报道后，非常高兴，把报道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

毛泽东重视扫盲中的浮夸现象

　　1958年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为了完成指标，一些地方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仅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5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泽东说了话，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虽然这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出现过一些浮夸现象，但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0年间有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扫盲运动，是新中国的一次文化建设高潮，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摆脱了旧社会的噩梦，打开了知识文化的大门，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人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城乡的落后面貌，缩小三大差别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打下了文化基础。扫盲运动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发展，互相促进，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永载共和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