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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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8日,星期五,初冬的太阳懒懒地照在华北大平原上。位处河北徐水的大午农牧集团因为四年一届的董事会换届选举正陷入紧张而有序地忙碌。集团创始人、现任集团监事长一职的孙大午先生和他的妻子刘慧茹一道,坐在徐水中学二楼拐角阶梯教室的主席台上,详细见证了此次选举的全过程。当然,作为大午集团的拥有者,他的举手投足皆给了台下参加此次选举的661名职工代表以无尽的遐想。在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邻里相见、如桃花源般的“大午城”,人们也并不是有太多的机会一睹他的王者风采。
  这几年,孙大午先生一直忙于周游“列国”。仅上半年,他就外出作了11次大型演讲,这些演讲无可厚非,然则主题已然超越一般的企业管理范畴,而是探讨一些诸如农村土地流转之类的社会问题。孙大午袒露心迹,“作为企业与企业家,时刻感受到政府机构、法律制度的约束。这不是一个吏治腐败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正所谓忧国忧民才是企业家、为国为民才是企业家精神,他思考的更多的还是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当然,他的兴趣很广,既有收听广播这样的老年娱乐,又有上网、溜旱冰这等时尚新好,甚至他还要苦练英语,为的是接待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海内外“公共知识分子”朋友,他们往往一谈就是入夜、抑或黎明。
  今天的情况将有所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聚集在阶梯教室的661名职工将代表集团2000多名员工,从27名候选人中选举出15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包括从13位原董事会成员中选举出来的11位继任董事,以及从14位新候选人中选举出来的4位新董事。董事会是集团最高决策机构,集团公司的发展规划、干部员工工资的高低、福利待遇的多少都取决于董事会的决策。因为是真刀实战的差额选举,竞选之激烈可以预见。而此次选举的过程与结果,也是大午农牧集团推行私企立宪四年成果的一次集体大检阅,因为有四十多家境内外媒体悉数到场,所以无论成败得失都将大曝天下,以示世人借鉴。
  
  民主选举这条路
  
  时针准确地指向下午一点,歌声响起来。工会主席刘国英,也是此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大会的主持人,随手操起一根木棍跳上台—喏,这就是他的指挥棒。在他的号召下,全体员工站了起来,孙大午也站了起来,之后是一曲铿锵有力的大合唱《做一个诚恳实在的大午人》。也许是意犹未尽,之后又一曲《团结就是力量》。应邀而来的媒体记者与孙先生友人先是面面相觑,随后便迅即加入了合唱大军团,尤其是第二曲的时候。工人们一张张布满春耕秋收皱纹的脸,和着那些从城里来的明媚的脸,踏着美妙的旋律,在农田深处的“大午城”上空跳跃、盘旋。
  程序很快走到“监事长致辞”这一环。孙大午从刘国英手中接过话筒,清了清嗓子,环顾四周。在一长串的致谢名单之后,竟然有3秒钟的短暂停顿,不知从何说起。当然,很快,他又恢复了他的机敏,口若悬河,从“董事长的权限无限大”的弊端说起,谈到如何限制董事长的权力,再讲到他正在推行的私企立宪。结构整齐,逻辑严密,情至深处,偶尔也穿插着一些个人情绪。
  “有人说董事长的权利无限大,尤其在私营企业,他可以将企业拍卖,可以将企业转让,可以将企业继承,也可以将企业关闭。西方普遍以资本说话,我们现行的《公司法》也就是产权法,即资本法。企业在创业的那一代,他有能力决策,他的权力可以无限大;可是当企业面临传承的时候,下一代可以继承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能否继承到上一代的决策能力与企业家精神?”
  “我愿意我的儿子当董事长,我也期待我的儿子当董事长,我也有权力让我的儿子当董事长!这是法律赋予的。但是他当董事长是要从实践当中成长起来的。我如何让他成长起来?一是思想品德教育,一是制度约束。我就是要探索一种制度,既让资本家说话、也要让工人说话,还要让我的企业永续经营,从产权百年到品牌百年,变成百年老店。”
  “现在,我探索出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治理的这样一条道路,其实质是民主立宪制度。立宪的内容首先是限制我自己。这个企业是我的,我从董事长的位置下来,就不限制董事长的权利了吗?董事长有决策权,但是董事长的决策权是有限的,在人事上不能决定董事会的人选,也不能罢免总经理,财务投资的数额也不能超过本企业上一年盈利总额。”
  孙大午简单回顾了此次换届选举的过程。此次换届选举包括两次预选、一次正式选举以及随后的“代议制”内阁任命组成。
  第一步是推荐候选人。主要是指推荐新的候选人。根据厂区和工人集散方便,分6个区域进行。所有员工都有预选选举权,选举方式为:5人以上(含5人)联名推举候选人,职工也可自荐。这一次,6个区域推荐的候选人总共有86人;
  第二步是复选。由工作时间在3个月以上的员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所限名额,从第一次入选的名单中选出董事候选人。经过这轮复选,新入选16名董事候选人;
  随后有4名新入选董事候选人提出退出竞选申请,并且申请顺延2名候选人入列。因此,共计有14人进入新一届换届选举程序。
  考虑到集团内部的稳定性,上一届董事会的15名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中留任2/3,得票最低的4名将被选下。新入选董事候选人得票最高的4名人将被选上。由于上一届董事会成员已有2名申请退出竞选,因此,剩下的13名老董事中将有11名当选继任,得票最低的2名将会被选下。
  正式选举前的数日,集团所有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员工都将拿到一本印制27名候选人简况的小册子,以熟悉候选人的状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选举权,只有那些工作三年以上的职工、工作两年以上的技术员、工作一年以上的业务员、公司班组长以上干部等“资深员工”才可拥有正式选举权。
  第三步是正式选举。这次选举将决定谁将成为新一届董事会成员。每位候选人将有5分钟的竞选演说。
  孙大午望着台下15名老一届董事,深情款款,似乎很舍不得他们有些人将要被迫离开。“他们哪一个懈怠工作了?哪一个又贪污腐败了?无论谁下去,我都会不舍得。”他说,他所在的监事会在今年春天还对董事会成员搞了一个民意测评,结果90%以上的干部都获得了好评。另外,自2005年2月28日实行第一次换届选举以来,企业连续三年从外部聘请审计顾问予以审计,至今都没有审计出任何问题。
  可是,他又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了这套制度,我们的队伍能这么整齐?”没等大伙先回答,他亮出了自己的答案,“至少,我不敢保证。”
  
  神圣的一票
  
  27名董事候选人慷慨激昂的演讲接近两个小时,略显冗长。似乎很多候选人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词语来传递内处的心声。他们过于直接、高亢,以及真诚。看得出来,大部分的演讲经验并不丰富,普通话也带有明显的“朗五庄”的特色。演讲格式大体遵循“来自哪里,何时加入大午集团,在哪些工作岗位历练过”,偶尔也能从这些候选人口中听到“收入”、“利润”这样的指标,最后就是喊口号、表忠心、表决心。接下来是THE next one。发声一个比一个高亢。偶尔有几个低沉的嗓音,迅即被其他嗓门大的盖了过去。
  朴实的员工,未经修饰的语言,掩饰不住一颗上进的心。
  可是,这样的选举会不会有“矬子堆里拔将军”的意味?661位代表真的熟悉这27名候选人吗?这些代表又能否珍惜他神圣的一票,还是随便勾选、敷衍了事呢?
  疑虑很快在随机访问的几个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得以消除。一位大午中学的物理老师告诉我,他从毕业后就来到这里教学,他的女朋友后来也到这里当上了老师,如今他们结了婚,就住在大午集团为员工准备的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是我的家园,我的根,我要对这块土地负责,对后代负责,今天也要对手中的选票负责。”他说,他跟这27位董事候选人几乎都认识,“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来自郎五庄附近的几个村,抬头不见低头见,时间一长,谁好谁不好,还能不知道?”
  是的,他们好多人一生下来就认识。住同一片土地,喝同一口井里的水,然后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现在又成了同事。彼此知根知底。这种认识只会随岁月流长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候选人队伍当中年纪最小的当数孙硕—孙大午的第二个儿子,接下来就是李铁军。李铁军长孙硕半岁,今年28,也是他进入集团的第4个年头。他们跟那些来集团工作已经20几年的老人比,简直就是小毛头。
  孙大午执拗地认为,这些在大午集团工作了数年甚至20年的员工才是大午集团的根,他们不会背叛企业。一般企业所谓的空降兵,可能是鲜花,但绝不是有根的人。这些空降兵既然会乘风来,也会乘风去。所以,孙大午对于空降兵的支持是有保留的。大午集团也几乎没有空降兵。“也许你认为他们(指在大午工作多年、大午集团内部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人才,可我总觉得他们一旦进入高层,蕴藏了十年、二十几年的智慧会爆发更大的能量,创造更大的效益与财富。”
  另外一名来自基建队的工友直陈民主选举给他带来的好处,“2006年12月进行了第二次换届选举,基建队换了新的队长,我们普通工人的工资从两年前的30块钱一天,变成了今天的60多元一天。所以,怎么能说选举跟我们没有关系呢?它直接关系到我今后的生活。”
  孙大午先生呼吁大家“要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投票。”用手投票是选企业的当家人,用脚投票就是选企业。南来北往的民工们不是到处在选企业吗?他们是用脚投票啊!大午集团就是想通过民主选举这样一种方式,让“领导必须相信群众,而群众没有必要相信领导,更没有必要迷信领导!”,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民主监督下,领导才不会变坏,才能兢兢业业带领队伍前进。
  谁有本事带领企业发展的更好,谁就有机会进入董事会。业绩是竖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这还仅仅是在今年。业绩只是考量的一个方面。孙大午又在酝酿新的改良措施,或许再过两年,对亏损的企业而言,它们将再也无人有资格被推举为董事会的候选人,也就自然不能进入董事会,集团对亏损企业的资源倾斜也将慢慢淡化。
  等待良久,黑板上终于出现了27名候选人各自所得总票数,老一届董事会“孙志华628票,孙二午627票,孙萌618票,刘平596票,李文生580票……卢会杰432票,王才金390票”。新董事则以孙大午的二儿子孙硕的票数(363票)最高,“孙硕363票,王忠臣329票,张平281票……”作为既定规则之一,得票最高的4位新任候选人补充进新一届董事会,老董事中得票最低的两名——卢会杰与王才金则被拉下马来,成了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中的“候补董事”。候补董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但是对董事会的各项决策没有投票权。
  至此,孙大午的两个儿子都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顺利进入大午集团的领导班子。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孙志华、孙二午是孙大午的两个弟弟,孙志华别名“孙三午”;孙萌、孙硕是孙大午的两个儿子,取“春萌秋硕”之意;刘平为孙大午妻子孙慧茹的侄女。
  “你们看,不是我要搞家族传承,是民主、是大家选择了家族传承!家族企业的色彩,我想淡化都淡化不了。”走出选举现场,孙大午感触良多,迎着北方呼呼地说。
  
  意外发生了
  
  孙大午并不愿意让孙硕过早地进入董事会,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对于孙硕的入选,孙大午感觉颇有些意外。
  孙硕自2006年自兰州理工大学5年“建筑学”毕业之后,本来想到南方闯荡一番事业,然则最后还是被孙大午留在身边。孙大午不让儿子去南方发展的原因是“怕他事业成功之后,回不来”。若是事业不成功,又怕他“沾染很多恶习”,“再改,又改不回来”。
  孙硕先是被分配到集团基建队,任技术员;后被调到集团办公室;大午温泉城筹备成立时,孙硕又进入了温泉城,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些看似非常平凡的岗位,其实还是有意为之。它们属服务性单位,与大午集团的其他下属子公司、尤其是下属员工都能发生关联。所以,孙硕的日常工作表现,是放在了集团2000多个“大午人”的眼皮底下。这也是一种制度约束。当别的员工都要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一步一步浮出水面,进入更高层级的领导岗位,作为孙大午的儿子,又有多少理由成为例外?
  孙大午直言不讳,他就是想通过民主选举、私企立宪这套制度来完善儿子人格的塑造, 他愿意儿子在身边呆着,因为自己有这套制度。有(制度)总比没有(制度)强。尽管儿子内心的压力可能很大。
  起码有两点可以确信:产权所有者的后代是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进入董事会,甚至当选为董事长;孙大午也愿意自己的儿子当选为董事长。企业传承给后代是合法的,儿子也不是不可以胜任。但他不愿意走“指派”这一条路。孙大午就是想选定一套制度,让儿子在制度环境下通过自身的努力竞选上去,塑造他自己的人格。这是最为理想之状态。
  这种人格的塑造过程,远非其他途径诸如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所能媲美。制度比道德更可靠。言传身教虽然不失为一种完善后代人格的方式,但是其独立性,以及效果,都远远不及制度环境的约束与监督。
  不过,孙大午此次并没有给儿子孙硕投上一票。孙大午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孙硕还需要在基层再锻炼。而且孙硕压根就没有中层管理方面的经验。董事会则是集团最高权利决策机构,孙硕进入董事会有没有这个必要?他能为集团决策带来多大的贡献?这些都是疑义之处。
  还有更隐晦的点,孙大午没有说出来。但他私底下跟员工透露过:孙硕现在所在单位温泉城,另外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张平的能力很强,他不愿意孙硕抢了张平的风头。
  孙硕自身的意愿也不是很想进入董事会。他有点自卑,人又老实本分,一心想在基层多锻炼几年,毕竟还年轻。不过通过父亲这几年的言传身教与制度约束,他也开始上道,有点期待进入董事会。“可能因为自己是创始人的儿子,别人会觉得我的责任心更强一些。别人可能会离开这个企业,但是我不会。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大家对我的信任会更高一点。”孙硕就自己进入董事会发表感言。
  孙硕没有投自己的票,因为“我进入董事会会使其他一些有能力的人进不去”,孙硕说。孙大午、孙二午、孙志华、孙萌、刘平都没有投孙硕的票,除了张平、李铁军这2位之外,随机调查的其他9位新一届董事会与工会委员成员(包括孙二午、孙志华、孙萌、刘平在内)都没有给孙硕选票。大家一致认为孙硕进入董事会是“应该进入,同时又不应该进入”。
  李铁军小时候与孙硕是同学,比孙硕矮一届,与孙硕常玩耍,接触颇多;张平与孙硕在温泉城是一对完美组合,是工作伙伴与搭档,“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们会争吵、探讨。我们也能互补。”张平说。
  那些不同意孙硕进入董事会的原因是“集团有很多像孙硕那样大学本科毕业,而且工龄更长的员工”,同时他们又认为孙硕应该进入董事会,毕竟孙硕已进入公司两年多,一直在基层锻炼,进入董事会对孙硕的成长有帮助。孙硕作为创始人的儿子,有责任、有义务为企业的振兴尽自己一份力量。
  给孙硕投票的既然不是高层干部,那么无疑是群众。
  温泉中心有100多名员工,有资格投票者也只有20余人。而孙硕的票数有363票。显然,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子公司普通群众的投票。
  孙萌还透露了一件小事:大选当天的那个晚上,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想要放松与举杯庆祝之际,孙硕却开着车独自送一位普通员工回家,因为那位员工家里临时有事需要他赶回去。这是孙萌做不到的事情,也是普通人不愿意去做的一件事。而孙硕却做到了,任劳任怨,默默无闻。
  对于孙硕今天的表现,孙大午显然颇为满意。“董事们不选孙硕,是因为他年轻,进企业时间短,还是小人物。当然我也没投他的票。但是退一步讲,我的儿子当了董事长又有什么不好?如果说我不愿意孙硕当选,不愿意搞家族化,为了迎合社会上的一些看法,我让孩子退出,家族成员退出,那恰恰是一种自私!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
  既然孙硕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孙大午、董事会为什么不能认可他?这大概就是民主的胜利。
  
  “私企立宪”之源
  
  大午集团是从一座废弃的砖窑和十几个坟包地上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
  郎五庄是孙大午的出生地。
  1985年,孙大午的妻子刘慧茹承包了几块荒地投资养殖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孙大午和妻子一起办起了大午农牧有限公司。
  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因向3000多农户借款1300万元筹建大午中学,最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行4年。兄弟三人都被关进了监狱。
  因工作需要,时年25岁、原定当年7月出国留学的孙大午儿子孙萌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来应对危局,代理董事长一职。29岁的刘平代理总经理。此前,刘平是种禽公司经理。
  “在董事长任上,感到很空虚,像飘在真空中一样,一点都不蹋实。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参加各种会议,接待机关来人,而这些又并非一个董事长的主要职责。我很想做些事,可一般大事或者比较麻烦的事情,下面各部门的同志基本上都处理好了。我接触不到困难,纯粹成了一个维持会长。”孙萌说。
  同年11月初,孙大午出狱。而大午集团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孙萌主政的2003年,出现了16年来的首次亏损—580万元。
  他面临两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一是让儿子就此接班;一是自己重新担任董事长。
  孙大午出狱后,孙萌就要求将董事长的位子归还给父亲,但是孙大午没有接。按照私营企业的惯例,孙萌当董事长是早晚的事情。孙大午也在有意识地锻炼和观察自己的孩子。
  过了几个月,孙萌再次提出辞职,要求下基层锻炼。
  孙大午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儿子上来下去的简单问题,而是如何选拔、培养接班人,如何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是所有企业家最终要面临的。
  “我是创业的一代,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这是因为我已经历练出来了足够的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我一直讲私营企业不姓私,搞了半天,还是将企业交给自己的孩子,那不是自打嘴巴吗?从法律上讲,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是合法的,但是他能继承我的血统,还能继承我的能力和创业精神吗?何况,最初的那一群创业者,他们为企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也曾考虑过股份制的问题,该怎么股份制?是以亲属画线,以贡献画线,还是以资历画线?是搞家族股份制、高层股份制还是全员股份制?孙大午总觉得不妥。搞股份制,很可能出现分裂,要么是分赃不均,要么是一股独大。大股东说了算就要出问题,就有可能形成“有能力决策的人没有决策权,没有能力决策的人拥有决策权”的局面。这是非常可怕的。
  私营企业产权是清晰的,可以继承,但财产继承权不能和决策权混在一起。为了保证企业的完整性,产权的继承应该是一个整体,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分裂的可能性。
  妻子刘慧茹问丈夫:“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企业一直这么发展下去。让咱们的孩子也平平安安,有本事就创业,没本事就享福。”
  孙大午整整思考了一年。他借鉴了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对他的大午集团,对他的家族,实施他心中“前无古人”的变法。
  孙大午要实施的变法,就是推行私企立宪,在集团设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将企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并行并立,互相制约。
  董事会是由企业内部人员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行使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董事长也由选举产生。企业对于掌控企业生死命脉的董事会作了限权:一是调动财产的权利不能超过集团上一年的盈利总额加折旧;二是董事长除了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还要尊重总经理的执行权,并且无权解聘总经理;
  理事会由单位一把手和子公司办公室主任组成,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执行权。理事长也即总经理,由选举产生。理事会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在执行权、资金调度上,总经理的权限是最大;
  监事会主要由家族成员组成,所有权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由后代继承,不进行财产分割;监事会可聘请会计、律师等专业人士对董事会、理事会实行监督;监事会无权决策,也无权任免董事长与总经理,但是有监督权、组织选举权和弹劾权;监事会世代继承,家族成员每月除工资外,可以拿相对工人平均工资的1~3倍补贴,这是产权拥有者的一个象征性的收益权。监事会还有独立运作经费,可以提取集团公司上一年赢利总额的10%出来做慈善事业。
  按照规则,董事任期2年,董事长和总经理任期4年,均可连选连任。董事基本每2年更换1/3,以保持领导团队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也有一定活力。
  “私企立宪制”是大午集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深度变革,是一种全新的权力架构,它的基本特点是:三权分立、环环相扣、相互制约。
  孙大午也认为,这项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三方分权,要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可能决策的速度会慢。但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迅速执行。决策要慢,执行要快。
  制度的初衷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经营。”也就是说,它能最大限度减少失误,而不是最大程度地创造效益。创造效益是次要的,减少失误、长期发展是主要的。退一万步,即便当选的董事长能力欠缺,企业也不会垮,毕竟董事长的决策权是有限的,他不能将企业变卖,不能将企业转让,而且,每年的投资额度也不能超过上一年的赢利总额加折旧。
  实际效果可能超出想象。大午集团发展的速度并不慢。“私企立宪”4年来,大午集团的营业收入从2004年的8300万元发展到2008年前11个月的3.1亿元,翻了两翻。企业的人平均工资也由当时的579元/月增长到现在人均的1185元/月。
  私企立宪制同时又给所有人开辟了上升的空间。无论是公司元老还是家族内部成员,要想拥有决策权,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公开竞选的方式才能进入董事会。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2005年2月28日,大午集团第一届董事会选举大会在大午中学阶梯教室举行。第一届董事会选举采取提名等额选举,15名董事均由孙大午提名推荐。孙二午当选为董事长、刘平为总经理。就连孙大午自己也认为这是过渡性的一届,之所以采取折中办法,是想要平衡风险。“尽管选举有很大的形式主义,但是一个开端。今后所有董事都将采取差额选举竞聘上岗。”
  
  激辩
  
  董事会换届选举之后,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即刻转战到大午中学图书馆的会议室,举行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们将选举出新一届董事长与总经理。
  孙大午拥有优先提名权。他仍旧提名孙二午为董事长、刘平为总经理。选票齐刷刷刷上来,所有董事一致同意,全票通过。
  为什么要拥有优先提名权?孙大午解释,“产权的行使要得到保证。”上一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没有更换董事长与总经理,也没有更换工会主席,这是一个新遇到的问题。“我们要避免谁最高票,谁当选。票数高的可以进入董事会与工会委员会,但并不是当工会主席、当董事长。这不是一个概念。民主也不是票数高的通吃,应该是综合性的考量才合适。”
  随后孙大午又提名了工会主席。这次他提名了两个,“刘国英、张帆”并列提名。最后结果颇让他意外,张帆当选为工会主席,上一届工会主席刘国英败落。这还是监事长、副监事长均拥有2票的投票权的前提下产生的。
  这样大规模的工会直接选举也是第一次。以前都是工会代表选举,这次是没有选进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当然地作为工会委员会的候选人,由661名代表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隶属监事会,对理事会和董事会进行监督。给工人切割一块权力出来。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制度改革。
  工会委员会无财产权,也没有用人的权利,其职责非常小,可供支配的只有十几万、二十万的工会费和员工福利。也就是医药费报销、敬老扶贫这些娱乐活动。还马车,远远谈不上的。
  监事长拥有的优先提名权,会是一种过渡吗?
  “我不知道。可能我的监督权是弱化的,但我必须表达我的声音。当我们有渠道去表达权利,民主就是一种手段,是形式化的体现。不管我提名与否,结果都会没有悬念。今若今天不提名,我相信董事长、总经理、工会主席仍然会高票当选,甚至是全票当选。但是如果我们把程序丢掉,就意味这我们放弃了民主的权利,它的目的就无从谈起了。”
  这种民主监督就像扬起来的鞭子,可能永远也放不下去。“监事会聘请外部审计查了三年的账,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那么明年就可以不查了吗?外人看到的现象,好像是因为我提名了董事长与总经理,大伙的意见才比较一致,好像不提名就要出点问题。其实它不是这样的,即使不提名仍然会是这样的结果。当民主作为一种外在的、甚至是无形的威力发布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受约束的时候,民主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孙大午自从集团董事长的位置退下来之后,企业的经营与决策他就不参与,或者尽量少参与。4年来,他从来没有列席过董事会、理事会的会议,一次都没有。他有权列席但没有列席,他就是不说话,他不想说。
  效益也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刘平、孙二午自然会去关心。
  孙大午内心不愿意让企业成长的过快、过于庞大。大午集团其实也面临着很多做大的机会。他有时会习惯性地反问,“要那么挣钱干吗?”可是刘平、孙二午会反过来,“企业要不挣钱,我还当什么董事长、总经理?”
  孙大午想,企业的价值大了,压力也就大了,如果整体素质上不去,单单为了挣钱,那也不行。世界五百强都是慢慢积累、一步一步爬出来的。当基础没有做稳、做扎实之前,绝对不愿意做大,所以,他愿意根深叶茂、繁花硕果。
  孙大午考虑更多的是和谐,家庭的和谐、元老和新老的和谐、企业领导班子的和谐。所以他在意两个事情,一是和谐,二是钱要挣的干干净净。
  孙大午信奉儒教,也是个大孝子。他的母亲已经91岁,父亲89岁。他总认为,弟兄仨的团结能让老人健康长寿。一个家庭不团结、对老人不孝顺的家庭他瞧不起。所以他有责任将兄弟几个团结在一起,于是他的两个弟弟都在大午集团。
  “我的两个弟弟确实不错,你们都看到了。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我也不会苦心经营,为了团结而团结。”孙大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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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十四条经营原则”的第二条说,“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员工、资本与声誉。”高盛一直认为,它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就是它的雇员。高盛前CEO亨利·保尔森说,高盛是一个很难进去、进去了很难升迁并且很难呆下去的地方。  能够进入高盛并且成功地在高盛呆了下来的就成了华尔街精英中的精英。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发现,高盛出身的精英们几乎控制了美国联邦财政部。出身高盛的人遍布美国金融业,控制着一些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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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来到中国,保罗·克鲁格曼是否会受到如是拥塞的礼遇?   5月10日至14日,中国人中最善于营销的人如影相随这位天才经济学家。国内有保险公司嗅觉很是敏感,计划要赠送克鲁格曼一份他中国之行的甲型H1N1流感保险,为他在中国的健康做一笔投资。  4天,克鲁格曼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北京、上海、广州、台北、香港。所到之处,听众云集,几乎每个人都怀揣一个再加几个问题,要与他一论高低。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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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读著名企业的成长经历,读那些非常典型的案例,总会引起人们模仿的冲动。然而,管理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越卓越、越典型的案例,越不可复制。管理拒绝拷贝,“东施效颦”的成语需要牢记。  在中国的大学管理中,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个经典。西南联大的辉煌是如何形成的呢?凡是关注这一现象的人,都不能忽视它的特殊背景,即战争的影响。日寇侵华的炮火,打破了华北的宁静,于是,清华、北大、南开等名校,辗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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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喜欢将几位运营商领导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二王”—中国移动掌门王建宙,中国电信掌门王晓初。   两人渊源最早应该是先后出任杭州电信管理局局长、而后又先后执掌中国移动这家中国最大的运营商。有人认为当年王建宙是凭借运气才在2004年从中国联通董事长摇身一变,变为全球最大移动运营商的当家人。然而在今天的新格局中,他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证了新移动在电信重组毫发无伤,自己也不但没有像外界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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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色各样的激励理论中,双因素理论名闻遐迩。这一理论的提出,源于赫茨伯格主持的匹兹堡调查。     赫茨伯格其人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Irving Herzberg,1923—2000),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兼管理学家,也是几乎每种管理学教材在谈到激励理论时肯定会提到的人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他过于低调,还是学界过于偏颇,这样一位著名学者,关于他的生平几乎找不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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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呼叫转移。成功纳入联通CDMA移动通信业务之后的中国电信业绩表现,或可见证王晓初对固网、移动及整个通信业的掌控。这种掌控,现在看来近乎完美。   2008年12月22日,中国电信正式发布“天翼通”移动品牌。随后,“天翼通”品牌用户增长进入了快速道。最初,中国电信每周大约新增30万“天翼通”用户,到了2008年2月27日这天,这个数字被刷新成日增26.8万户。当然,很快,它将被淹没在更为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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