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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推动之本是新动能，动力之源是满足人的更高需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供给约束力上升、外部需求衰落及投资边际收益持续下降，寻求“新动能”、发掘“新动能”、运用“新动能”，并以此推动新发展等有关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发展推动之本是新动能。不管是新动能还是旧动能，都离不开人的需求。
何为新动能之源
为寻求“新动能”，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即有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动能”的“新动能”之源？我的回答是：“没有”。
从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之一般、普遍和经常化现象及其内在规律角度看，新旧动能之来源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的需求。需求是人类一切经济社会生活的原生动力，或者说，是人的行为动机的根本来源。离开了人的需求的任何行为，本质上都不可能长期持续和有效存在。因此，必须实实在在看到和承认，“新动能”与“旧动能”之源是一样的，即仍然是需求，而非其他。
当然，“需求”作为人之行为动机的根本来源，不仅是具体、有形的，而且是历史的和分层的。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会有不同需求。不仅如此，就是同一阶层、同一人群或同一收水平的个人，由于所处时间、环境与条件不同，需求也会有很大不同。需求的水平、质量和档次必然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而处于不断提高、不断升级、不断转换和不断变迁状态。
因此，当我们论及需求及其作为人之行为动机之根本来源的时候，就必须同时清醒地看到，需求所具有的这种具体性、有形性、可触摸性及其历史性和分层性，切不可不顾需求及其具体存在形态和特性，甚至脱离需求的内在要求及其分层特点，空谈与之本无内在关联的其他所谓“新动能”。
满足六项要求
寻求“新动能”、发掘“新动能”、运用“新动能”，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新发展。在我国现阶段，推动新发展的新动能必须满足如下一些基本要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拓展，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过程与生产的发展和进化过程越来越深刻地融合到了一起。
第一，必须清醒看到改革仍是推动我国经济新发展的新动能之本，即第一支撑力。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传统体制机制仍顽固地存在并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以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各项改革，才能真正冲破传统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突破各种不正当利益固化的藩篱，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我国国民的福祉得到不断提升，助我国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现代国家。
第二，必须始终把科技创新及应用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即第一推动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拓展，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过程与生产的发展和进化过程越来越深刻地融合到了一起，呈现出明显的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加速一体化特征，从而进一步凸显了科学技术的第一推动作用。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创新及其应用能力与水平差异，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或一个民族变落后为先进、变贫穷为富裕、变发展为发达的主要推进手段和首要推进动力。
第三，必须处理好“反垄断”与“倡集聚”的关系，并以此凝聚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当前，我们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但必须清醒看到，对那些规模已经很大、专业化水平已经很高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虽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其资源垄断力和市场控制力，但未必一定有助于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力、市场竞争能力。恰恰相反，只要企业能够凭借资源的“垄断力”和市场的“控制力”获取更多垄断收益，它就不可能产生和形成更多更大的科学技术创新要求与冲动。因此，鼓励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对于培育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要看到，到目前为止，民营企业虽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力量，但企业小、散、乱现象还十分普遍。此类企业占有的经济资源虽然不多，也解决了我国大量就业需求，但企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其中一个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就是通过股份合作、合资等方式使其走向“集聚”，变分散为集中，变粗放为集约，变混乱为有序，变低水平无序竞争为高水平有序发展。
总之，当前要注重把正确处理“反垄断”与“倡集聚”的关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通过“反垄断”促进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更加专业化和更具国际竞争力，通过“倡集聚”来引导中小微民营企业进一步做大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做强。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新创业与已在业企业的关系，重点鼓励在业企业通过技术更新升级主动放弃“夕阳的产业传统”，实现传统产业更新换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成功的机遇往往更多发生在新兴产业领域，需要给予更多鼓励和支持。而对于更多在业企业来说，产业政策的着力点不是鼓励和引导它们离开所在传统产业，而是鼓励、支持和引导它们放弃夕阳的产业传统，实现企业的技术更新、产业升级与产品换代。
第五，必须明确“创新”不仅是经济技术层面的事情，同时还是体制机制、市场、组织和管理层面的事情。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及其有效配合，才能形成持续推动经济新发展的“新动能”，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发展。
第六，必须着力通过供给侧的高端化满足需求侧的高级化要求，借助需求侧的高级化推动国民经济的新发展。这里所说的供给侧高端化，既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供给的高端化，也包括投资方向与结构选择、实施的科学化与高端化，还包括出口与进口的合理搭配及其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科学安排与实施的高端化。
总之，新发展推动之本是新动能。新动能的形成及其推动作用的实现应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指出的那样，“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过程中“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跃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供给约束力上升、外部需求衰落及投资边际收益持续下降，寻求“新动能”、发掘“新动能”、运用“新动能”，并以此推动新发展等有关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发展推动之本是新动能。不管是新动能还是旧动能，都离不开人的需求。
何为新动能之源
为寻求“新动能”，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即有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动能”的“新动能”之源？我的回答是：“没有”。
从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之一般、普遍和经常化现象及其内在规律角度看，新旧动能之来源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的需求。需求是人类一切经济社会生活的原生动力，或者说，是人的行为动机的根本来源。离开了人的需求的任何行为，本质上都不可能长期持续和有效存在。因此，必须实实在在看到和承认，“新动能”与“旧动能”之源是一样的，即仍然是需求，而非其他。
当然，“需求”作为人之行为动机的根本来源，不仅是具体、有形的，而且是历史的和分层的。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会有不同需求。不仅如此，就是同一阶层、同一人群或同一收水平的个人，由于所处时间、环境与条件不同，需求也会有很大不同。需求的水平、质量和档次必然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而处于不断提高、不断升级、不断转换和不断变迁状态。
因此，当我们论及需求及其作为人之行为动机之根本来源的时候，就必须同时清醒地看到，需求所具有的这种具体性、有形性、可触摸性及其历史性和分层性，切不可不顾需求及其具体存在形态和特性，甚至脱离需求的内在要求及其分层特点，空谈与之本无内在关联的其他所谓“新动能”。
满足六项要求
寻求“新动能”、发掘“新动能”、运用“新动能”，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新发展。在我国现阶段，推动新发展的新动能必须满足如下一些基本要求。
第一，必须清醒看到改革仍是推动我国经济新发展的新动能之本，即第一支撑力。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传统体制机制仍顽固地存在并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以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各项改革，才能真正冲破传统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突破各种不正当利益固化的藩篱，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我国国民的福祉得到不断提升，助我国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现代国家。
第二，必须始终把科技创新及应用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即第一推动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拓展，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过程与生产的发展和进化过程越来越深刻地融合到了一起，呈现出明显的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加速一体化特征，从而进一步凸显了科学技术的第一推动作用。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创新及其应用能力与水平差异，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或一个民族变落后为先进、变贫穷为富裕、变发展为发达的主要推进手段和首要推进动力。
第三，必须处理好“反垄断”与“倡集聚”的关系，并以此凝聚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当前，我们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但必须清醒看到，对那些规模已经很大、专业化水平已经很高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虽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其资源垄断力和市场控制力，但未必一定有助于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力、市场竞争能力。恰恰相反，只要企业能够凭借资源的“垄断力”和市场的“控制力”获取更多垄断收益，它就不可能产生和形成更多更大的科学技术创新要求与冲动。因此，鼓励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对于培育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要看到，到目前为止，民营企业虽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力量，但企业小、散、乱现象还十分普遍。此类企业占有的经济资源虽然不多，也解决了我国大量就业需求，但企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其中一个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就是通过股份合作、合资等方式使其走向“集聚”，变分散为集中，变粗放为集约，变混乱为有序，变低水平无序竞争为高水平有序发展。
总之，当前要注重把正确处理“反垄断”与“倡集聚”的关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通过“反垄断”促进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更加专业化和更具国际竞争力，通过“倡集聚”来引导中小微民营企业进一步做大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做强。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新创业与已在业企业的关系，重点鼓励在业企业通过技术更新升级主动放弃“夕阳的产业传统”，实现传统产业更新换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成功的机遇往往更多发生在新兴产业领域，需要给予更多鼓励和支持。而对于更多在业企业来说，产业政策的着力点不是鼓励和引导它们离开所在传统产业，而是鼓励、支持和引导它们放弃夕阳的产业传统，实现企业的技术更新、产业升级与产品换代。
第五，必须明确“创新”不仅是经济技术层面的事情，同时还是体制机制、市场、组织和管理层面的事情。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及其有效配合，才能形成持续推动经济新发展的“新动能”，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发展。
第六，必须着力通过供给侧的高端化满足需求侧的高级化要求，借助需求侧的高级化推动国民经济的新发展。这里所说的供给侧高端化，既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供给的高端化，也包括投资方向与结构选择、实施的科学化与高端化，还包括出口与进口的合理搭配及其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科学安排与实施的高端化。
总之，新发展推动之本是新动能。新动能的形成及其推动作用的实现应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指出的那样，“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过程中“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