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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日趋复杂化、组织化、隐蔽化，全面的了解与掌握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特点、危害、及其属性，对于研究环境犯罪理论与森林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概念 特点 危害 屬性
1.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①是一种比较新的社会现象，理论上的研究较少，即使国外的刑法理论也很少有关于森林资源犯罪概念的探讨。②而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刑法具体规定，则比较常见并且条文规定较为详细、丰富。因此国内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故有必要对其作专门研究。
国内关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种做法：其一、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作为危害环境罪的一个部分，从大的危害环境资源角度进行研究，涵盖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理由是，1989年发布施行的《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它既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体现“大环境”的概念。森林及其野生动植物也被包含在大环境的概念之中。破坏森林也是对环境的破坏，环境破坏包括对生活环境和对生态环境破坏，但主要是后者，因而也将环境破坏称为生态破坏。其二，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来研究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理由是所谓的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的资财的来源，主要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为人类带来财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要素，如土地、水、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植物的破坏即是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置于危害环境犯罪内研究，还是置于破坏自然资源犯罪之中探讨，其产生这一分歧原因在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认识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是上位的概念，自然资源应该包含其中，这种观点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找到明确的依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从资源与环境的整体性出发，将自然资源作为环境结构和要素，有利于从宏观上准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但从现行各国的决策上看，资源对策与环境对策尚未形成统一的行动，特别是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同一规范机理尚待研究，这种观点在决策上的应用价值还需验证，而且从资源问题与环境问题的成因上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将二者并入自然资源，或者并入环境都可能带来形而上学的思考，不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我们认为，将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放入环境保护中研究，还是置于自然资源保护中研究，都是现阶段出于不同角度研究的需要，环境与自然资源之间诸多的争议对于研究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并无实际意义。正如有观点指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环境，其不同称谓的共同指向只有一个，即自然要素，但由于同一自然要素自身具有多功能性，人们往往从不同的用途出发对其作出不同的称谓。就目前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定势而言，就同一种自然要素，如果是从经济和实用的角度考虑，会将其称为自然资源，但如果从生态效用的角度出发，则会称其为环境。就森林来说，如果考虑其提供木材的效用时，一般将其作为森林资源；但如果是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的角度出发，就会称其为森林环境。因此，自然资源或者环境仅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同一自然要素的不同称谓，二者既不相互包容，也不截然对立，且随着社会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转向，自然要素的经济和生态效用结合的程度也越来越紧密，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正如学者指出，“环境容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再生资源。”
目前为止，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国内尚无统一的规定。我们认为，确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必须明确：（1）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包括数种犯罪，不是单指森林，包括林木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下定义时，应从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的总体去阐述其本质与特征，不能以某一方面代替整体，否则有失全面。（2）应从刑法关于犯罪研究的整体框架下去研究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森林资源犯罪包括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3）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客观行为包括直接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也包括间接的破坏森林资源相关的职务犯罪。（4）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罪过形态上应包括故意和过失。
综合所述，我们认为，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可作如下定义，行为人违反相关行政法律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地实施了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构成犯罪的行为，或者造成了资源损害严重后果的行为。
2.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特点及其危害
近年来，从森林公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司法实践来看，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1）复杂性，即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犯罪型判断上的复杂性。传统的自然犯罪因其侵犯的是公众接受的道德价值基础，对法益的侵害造成的结果明显直接，易为察觉。在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犯罪性的判断上，涉及到林业行政法规及其野生动植物法规对危害行为所作的价值取舍，并且与林业部门及其野生动植物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密切相关，某一危害森林资源的行为也可能因林业工作人员的许可而排除犯罪性或者免除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究，即使断定某危害森林资源行为造成的危害超出法律的容忍范围，还要涉及到因果关系的复杂判断。
（2）抽象性，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形成的依附性决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有一定程度抽象性。一般的自然犯是在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不法动机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实施的，大多数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在这方面的表征极不明显，从发生的内在机制看，行为主体对该类行为的实施往往不是为了对森林资源施加影响，更不是有意对环境加以破坏，实施该类行为的原始的真正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追逐。因此，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也决定了社会公众及政府对环境破坏的容忍与让步。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森林资源直接破坏、对人类环境的损害、对人身的危害。 （1）对森林、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危害。根据《刑法》的规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主要体现在《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内，主要是破坏林木资源的犯罪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从这几种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看，无论是对林木的盗伐、无证采伐、故意毁坏还是非法运输、收购、出售；无论是放火还是失火造成的火灾，都会导致林木的损毁和死亡。无论是对野生动物的非法猎捕、杀害，还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还是非法经营及其加工成野生动物制品，都会对野生动物造成直接的损害。1992年第3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以来，全球森林资源破坏严重，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毁坏。目前，每年还以26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人类可能会在50年内失去天然森林。一项历时40年的科学研究表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物种大灭绝；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地球物种的消失速度在不断加快，几乎达到了与前五次地球物种大灭绝相当的程度。
（2）对环境的危害。如上所述，破坏森林资源犯罪首先是对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直接的损害，与此同时，也造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使我国本来就不多的森林资源破坏非常严重。火灾、虫灾等也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如沙尘暴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用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它的形成与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人口膨胀导致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量砍伐森林、过度开垦土地是沙尘暴频发的主要原因。沙尘暴作为一种高强度风沙灾害，并不是在所有有风的的地方都能发生，只有那些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区，才有可能发生沙尘暴。在我国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但还有部分不法分子还是不断地进行资源非法开发，这些掠夺性的破坏行为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沙尘暴灾害。裸露的土地很容易被大风卷起形成沙尘暴甚至强沙尘暴。其实沙尘暴就是因为人类过度的砍伐森林而造成的。而乱砍树木也不只会造成沙尘暴，还可能造成泥石流、全球变暖、动物灭绝等严重后果。
另外，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日益严重，也对生态平衡造成了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危害。其一，森林资源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吸收二氧化碳、含氟气体，释放氧气，储存水分，还能阻挡、过滤粉尘等，对于维护生态平衡起着重大作用。而在实践中，各种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沙漠逼近、气候异常等结果，渐渐地会使生态系统中进行着的物质和能量转換过程中的某一环节被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失衡。其二，野生动植物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会使野生动植物数量不断减少，而一旦生态系统中某些野生动植物灭绝时，就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
（3）对人身的危害。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对于人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对人身造成危害。如放火罪、失火罪的发生都有生存环境变得很糟，从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发展。可能对火灾发生区域的人身健康、生命造成直接的侵害或者威胁；二是间接地影响人体的健康。过度地乱砍滥伐和破坏林地引起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虽然不会直接对人体构成危害，但如果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会改变整个生存环境的条件，如气候变得恶劣，资源供给不足等，会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3.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属性
3.1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与行政犯
根据刑法理论，犯罪可以分为自然犯（刑事）和行政犯（法定犯）。在罗马法时代就出现的自体恶与禁止恶观念，可以说是现代刑法中相对应的自然犯与法定犯抑或刑事犯与行政犯观念的最初萌芽。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加罗法洛是最早正式阐述这对范畴的学者。他认为所谓自然犯是以缺乏人类本来就具有的爱他感情中最本质的怜悯之情和诚实的行为为内容的犯罪，而所谓法定犯则只是由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所以犯罪应该以自然犯为中心。怜悯之情和诚实具有直接与伦理、道德相联系的性质，他所谓自然犯的背后可以说存在着社会伦理。自然犯、法定犯的概念也逐渐形成，并成为刑法学中一对基本研究范畴，后来又演变成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分。学说上一般是将自然犯与刑事犯、法定犯与行政犯的观念作相同理解，如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刑法法规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两种，即固有的刑罚法规与行政刑罚法规。与他们的区别相对应犯罪可以分为刑事犯和行政犯。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也几乎完全一致。因而，我们为方便起见，统一使用行政犯与刑事犯这对概念。对于行政犯的界定，主要是从与刑事犯相比较的角度去进行讨论和展开的。概而论之，主要有“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和“质量区别说”三种观点。
3.1.1质的区别说。该说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两者并非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概念上的差别，二者属于不同类属的不法行为。换言之，两者的差别非在“较少对较多”的关系上，而是在“此物对彼物”的关系上。即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两者无交叉的可能。由于对“质”理解和理论角度不同，又存在以下几种学说：自体恶与禁止恶，行为实质区别说，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区别说，法益保护与公共福祉促进区别说，侵害规范性质区别说，社会伦理判断说，构成要件区别说。
3.1.2量的区别说。该说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两者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该说强调刑法体系的一体性，从根本上否认二者之间存有质的差异，认为行政犯也属犯罪的一种，当其与刑事犯同具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时，即应受到刑罚的科处，二者之间在质的方面并无不同，若两者存有差异，则必定是在行为、违法性与责任大小轻重程度标准上具有量的差异。该说具体又表现为严重事犯与轻微事犯差别说、违法性本质逐渐减弱说及危险性与非难性程度差异说三种不同观点。
3.1.3质量区别说。该说认为刑事犯与行政犯两者不但在行为的量上，而且在行为的质上均有所不同。刑事犯在质上显然具有较深度的伦理非价内容与社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量上具有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相对地，行政犯在质上仅具有较低的伦理可责性，或者不具有社会伦理的非价内容，而且它在量上并不具有重大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 目前，处罚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多数属于违反行政规范，其中对于和保护规范抵触的行为大部分课以行政罚，只有少数采取刑事制裁的方式。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是否构成全部或者部分取决于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要求，它的构成通常以违反森林资源行政法上的要求或者行政许可为前提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基本上属于行政犯，其存在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森林资源管理政策目的紧密关联，其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构成要件，往往因为社会的发展或者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政策的转换而反映出典型的目的性和明显的变动性，立法上因而经常出现行政违法的有罪化、非罪化或者重罪化、轻罪化的改变。
3.2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是破坏森林资源行政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而转化为行政犯罪的。尽管此种行政违法行为必须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刑事惩罚的必要性时才能称之为行政犯罪，但是它毕竟是行政违法向犯罪转化的结果。其存在是以行政违法为前提，因此，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有很强的行政从属性。
3.2.1概念上的行政从属性。即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某一构成要件的概念，从属于行政法規范来确定。刑法上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用语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滥伐”等必须以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行政法上的解释为依据。
3.2.2空白构成要件之行政从属性。刑法中没有具体明确规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构成要件，必须依赖相关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来补充。在条文上通常表述为“违反某某法规”、“违法某某管理法规”，其包括行政法律及其法规。如第345条第2款滥伐林木罪的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2.3阻却违法之行政从属性。即在行政许可和行政义务上而阻却行政犯罪构成要件。质言之，如果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以欠缺特定的行政许可，或以违背特定的行政规定为前提，行政许可的获得或者行政义务的履行，则称为阻却构成要件的要素。如滥伐林木罪中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审批核准，以及失火罪中的野生用火的行政许可和核准。
结语：
目前，关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是行政犯还是行政犯自然犯兼具，还存在争议。我们认为，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违反了国家相关的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国家对森林资源保护的法益，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认定，必须依附于相关的行政法规，这一特征明显的说明，破坏森林资源是典型的行政犯。但是自然犯与行政犯之间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行政犯与行政罚则是否被制定，就在于要努力产生出合乎自己的新的道德感情，随着这种感情的成长就经常会转化为刑事犯。”③自然犯是基于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属性来认定的，但伦理道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定时期的行政犯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变成自然犯，当然也可能出现一定时期的自然犯非罪化的情形。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自然犯与行政犯根本对立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行政犯的自然化现象呈增多趋势。当然主要是由于道德情感的认同接受和价值取向的认同。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已经不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角度，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也具有较强的伦理非难性，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也是危害社会、危害生态安全、危害个人法益的反社会性和反伦理性行为，它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也破坏了基本的生活秩序，是对基本的环境道德的违反，“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不单纯是违反秩序，而且是与伤害、盗窃、欺诈行为同样可以非难，”因此，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也具有自然犯的属性。
主释：
①本文涉及到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是指破坏林木、林地资源犯罪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笔者为了表述的方便，以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统一进行说明。
②国内的论文及其著作一般都是将破坏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放入环境犯罪或者自然资源犯罪进行研究。参见《环境犯罪比较研究》赵秉志、王秀梅、杜澎著；《危害环境犯罪的理论与实务》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著；《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郭建安、张桂荣著等。
③[日]大隅健一郎、佐伯千仞：《新法学的课题》，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第293页。
作者简介： 张治平（1959-），男，江苏南京人，高级工程师，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常务副院长，从事公安教学、公安执法研究。
张崇波（1980-），江苏盱眙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刑事法学，证据法学研究。
（作者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关键词】 概念 特点 危害 屬性
1.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①是一种比较新的社会现象，理论上的研究较少，即使国外的刑法理论也很少有关于森林资源犯罪概念的探讨。②而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刑法具体规定，则比较常见并且条文规定较为详细、丰富。因此国内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故有必要对其作专门研究。
国内关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种做法：其一、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作为危害环境罪的一个部分，从大的危害环境资源角度进行研究，涵盖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理由是，1989年发布施行的《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它既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体现“大环境”的概念。森林及其野生动植物也被包含在大环境的概念之中。破坏森林也是对环境的破坏，环境破坏包括对生活环境和对生态环境破坏，但主要是后者，因而也将环境破坏称为生态破坏。其二，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来研究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理由是所谓的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的资财的来源，主要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为人类带来财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要素，如土地、水、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植物的破坏即是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置于危害环境犯罪内研究，还是置于破坏自然资源犯罪之中探讨，其产生这一分歧原因在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认识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是上位的概念，自然资源应该包含其中，这种观点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找到明确的依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从资源与环境的整体性出发，将自然资源作为环境结构和要素，有利于从宏观上准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但从现行各国的决策上看，资源对策与环境对策尚未形成统一的行动，特别是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同一规范机理尚待研究，这种观点在决策上的应用价值还需验证，而且从资源问题与环境问题的成因上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将二者并入自然资源，或者并入环境都可能带来形而上学的思考，不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我们认为，将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放入环境保护中研究，还是置于自然资源保护中研究，都是现阶段出于不同角度研究的需要，环境与自然资源之间诸多的争议对于研究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并无实际意义。正如有观点指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环境，其不同称谓的共同指向只有一个，即自然要素，但由于同一自然要素自身具有多功能性，人们往往从不同的用途出发对其作出不同的称谓。就目前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定势而言，就同一种自然要素，如果是从经济和实用的角度考虑，会将其称为自然资源，但如果从生态效用的角度出发，则会称其为环境。就森林来说，如果考虑其提供木材的效用时，一般将其作为森林资源；但如果是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的角度出发，就会称其为森林环境。因此，自然资源或者环境仅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同一自然要素的不同称谓，二者既不相互包容，也不截然对立，且随着社会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转向，自然要素的经济和生态效用结合的程度也越来越紧密，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正如学者指出，“环境容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再生资源。”
目前为止，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国内尚无统一的规定。我们认为，确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概念，必须明确：（1）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包括数种犯罪，不是单指森林，包括林木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下定义时，应从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的总体去阐述其本质与特征，不能以某一方面代替整体，否则有失全面。（2）应从刑法关于犯罪研究的整体框架下去研究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森林资源犯罪包括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3）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客观行为包括直接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也包括间接的破坏森林资源相关的职务犯罪。（4）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罪过形态上应包括故意和过失。
综合所述，我们认为，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可作如下定义，行为人违反相关行政法律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地实施了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构成犯罪的行为，或者造成了资源损害严重后果的行为。
2.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特点及其危害
近年来，从森林公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司法实践来看，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1）复杂性，即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犯罪型判断上的复杂性。传统的自然犯罪因其侵犯的是公众接受的道德价值基础，对法益的侵害造成的结果明显直接，易为察觉。在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犯罪性的判断上，涉及到林业行政法规及其野生动植物法规对危害行为所作的价值取舍，并且与林业部门及其野生动植物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密切相关，某一危害森林资源的行为也可能因林业工作人员的许可而排除犯罪性或者免除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究，即使断定某危害森林资源行为造成的危害超出法律的容忍范围，还要涉及到因果关系的复杂判断。
（2）抽象性，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形成的依附性决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有一定程度抽象性。一般的自然犯是在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不法动机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实施的，大多数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在这方面的表征极不明显，从发生的内在机制看，行为主体对该类行为的实施往往不是为了对森林资源施加影响，更不是有意对环境加以破坏，实施该类行为的原始的真正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追逐。因此，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也决定了社会公众及政府对环境破坏的容忍与让步。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森林资源直接破坏、对人类环境的损害、对人身的危害。 （1）对森林、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危害。根据《刑法》的规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主要体现在《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内，主要是破坏林木资源的犯罪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从这几种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看，无论是对林木的盗伐、无证采伐、故意毁坏还是非法运输、收购、出售；无论是放火还是失火造成的火灾，都会导致林木的损毁和死亡。无论是对野生动物的非法猎捕、杀害，还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还是非法经营及其加工成野生动物制品，都会对野生动物造成直接的损害。1992年第3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以来，全球森林资源破坏严重，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毁坏。目前，每年还以26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人类可能会在50年内失去天然森林。一项历时40年的科学研究表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物种大灭绝；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地球物种的消失速度在不断加快，几乎达到了与前五次地球物种大灭绝相当的程度。
（2）对环境的危害。如上所述，破坏森林资源犯罪首先是对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直接的损害，与此同时，也造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使我国本来就不多的森林资源破坏非常严重。火灾、虫灾等也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如沙尘暴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用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它的形成与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人口膨胀导致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量砍伐森林、过度开垦土地是沙尘暴频发的主要原因。沙尘暴作为一种高强度风沙灾害，并不是在所有有风的的地方都能发生，只有那些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区，才有可能发生沙尘暴。在我国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但还有部分不法分子还是不断地进行资源非法开发，这些掠夺性的破坏行为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沙尘暴灾害。裸露的土地很容易被大风卷起形成沙尘暴甚至强沙尘暴。其实沙尘暴就是因为人类过度的砍伐森林而造成的。而乱砍树木也不只会造成沙尘暴，还可能造成泥石流、全球变暖、动物灭绝等严重后果。
另外，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日益严重，也对生态平衡造成了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危害。其一，森林资源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吸收二氧化碳、含氟气体，释放氧气，储存水分，还能阻挡、过滤粉尘等，对于维护生态平衡起着重大作用。而在实践中，各种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沙漠逼近、气候异常等结果，渐渐地会使生态系统中进行着的物质和能量转換过程中的某一环节被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失衡。其二，野生动植物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会使野生动植物数量不断减少，而一旦生态系统中某些野生动植物灭绝时，就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
（3）对人身的危害。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对于人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对人身造成危害。如放火罪、失火罪的发生都有生存环境变得很糟，从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发展。可能对火灾发生区域的人身健康、生命造成直接的侵害或者威胁；二是间接地影响人体的健康。过度地乱砍滥伐和破坏林地引起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虽然不会直接对人体构成危害，但如果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会改变整个生存环境的条件，如气候变得恶劣，资源供给不足等，会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3.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属性
3.1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与行政犯
根据刑法理论，犯罪可以分为自然犯（刑事）和行政犯（法定犯）。在罗马法时代就出现的自体恶与禁止恶观念，可以说是现代刑法中相对应的自然犯与法定犯抑或刑事犯与行政犯观念的最初萌芽。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加罗法洛是最早正式阐述这对范畴的学者。他认为所谓自然犯是以缺乏人类本来就具有的爱他感情中最本质的怜悯之情和诚实的行为为内容的犯罪，而所谓法定犯则只是由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所以犯罪应该以自然犯为中心。怜悯之情和诚实具有直接与伦理、道德相联系的性质，他所谓自然犯的背后可以说存在着社会伦理。自然犯、法定犯的概念也逐渐形成，并成为刑法学中一对基本研究范畴，后来又演变成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分。学说上一般是将自然犯与刑事犯、法定犯与行政犯的观念作相同理解，如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刑法法规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两种，即固有的刑罚法规与行政刑罚法规。与他们的区别相对应犯罪可以分为刑事犯和行政犯。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也几乎完全一致。因而，我们为方便起见，统一使用行政犯与刑事犯这对概念。对于行政犯的界定，主要是从与刑事犯相比较的角度去进行讨论和展开的。概而论之，主要有“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和“质量区别说”三种观点。
3.1.1质的区别说。该说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两者并非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概念上的差别，二者属于不同类属的不法行为。换言之，两者的差别非在“较少对较多”的关系上，而是在“此物对彼物”的关系上。即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两者无交叉的可能。由于对“质”理解和理论角度不同，又存在以下几种学说：自体恶与禁止恶，行为实质区别说，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区别说，法益保护与公共福祉促进区别说，侵害规范性质区别说，社会伦理判断说，构成要件区别说。
3.1.2量的区别说。该说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两者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该说强调刑法体系的一体性，从根本上否认二者之间存有质的差异，认为行政犯也属犯罪的一种，当其与刑事犯同具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时，即应受到刑罚的科处，二者之间在质的方面并无不同，若两者存有差异，则必定是在行为、违法性与责任大小轻重程度标准上具有量的差异。该说具体又表现为严重事犯与轻微事犯差别说、违法性本质逐渐减弱说及危险性与非难性程度差异说三种不同观点。
3.1.3质量区别说。该说认为刑事犯与行政犯两者不但在行为的量上，而且在行为的质上均有所不同。刑事犯在质上显然具有较深度的伦理非价内容与社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量上具有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相对地，行政犯在质上仅具有较低的伦理可责性，或者不具有社会伦理的非价内容，而且它在量上并不具有重大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 目前，处罚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多数属于违反行政规范，其中对于和保护规范抵触的行为大部分课以行政罚，只有少数采取刑事制裁的方式。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是否构成全部或者部分取决于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要求，它的构成通常以违反森林资源行政法上的要求或者行政许可为前提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基本上属于行政犯，其存在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森林资源管理政策目的紧密关联，其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构成要件，往往因为社会的发展或者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政策的转换而反映出典型的目的性和明显的变动性，立法上因而经常出现行政违法的有罪化、非罪化或者重罪化、轻罪化的改变。
3.2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是破坏森林资源行政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而转化为行政犯罪的。尽管此种行政违法行为必须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刑事惩罚的必要性时才能称之为行政犯罪，但是它毕竟是行政违法向犯罪转化的结果。其存在是以行政违法为前提，因此，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有很强的行政从属性。
3.2.1概念上的行政从属性。即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某一构成要件的概念，从属于行政法規范来确定。刑法上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用语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滥伐”等必须以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行政法上的解释为依据。
3.2.2空白构成要件之行政从属性。刑法中没有具体明确规定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构成要件，必须依赖相关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来补充。在条文上通常表述为“违反某某法规”、“违法某某管理法规”，其包括行政法律及其法规。如第345条第2款滥伐林木罪的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2.3阻却违法之行政从属性。即在行政许可和行政义务上而阻却行政犯罪构成要件。质言之，如果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以欠缺特定的行政许可，或以违背特定的行政规定为前提，行政许可的获得或者行政义务的履行，则称为阻却构成要件的要素。如滥伐林木罪中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审批核准，以及失火罪中的野生用火的行政许可和核准。
结语：
目前，关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是行政犯还是行政犯自然犯兼具，还存在争议。我们认为，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违反了国家相关的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国家对森林资源保护的法益，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认定，必须依附于相关的行政法规，这一特征明显的说明，破坏森林资源是典型的行政犯。但是自然犯与行政犯之间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行政犯与行政罚则是否被制定，就在于要努力产生出合乎自己的新的道德感情，随着这种感情的成长就经常会转化为刑事犯。”③自然犯是基于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属性来认定的，但伦理道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定时期的行政犯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变成自然犯，当然也可能出现一定时期的自然犯非罪化的情形。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自然犯与行政犯根本对立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行政犯的自然化现象呈增多趋势。当然主要是由于道德情感的认同接受和价值取向的认同。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已经不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角度，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也具有较强的伦理非难性，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也是危害社会、危害生态安全、危害个人法益的反社会性和反伦理性行为，它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也破坏了基本的生活秩序，是对基本的环境道德的违反，“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不单纯是违反秩序，而且是与伤害、盗窃、欺诈行为同样可以非难，”因此，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也具有自然犯的属性。
主释：
①本文涉及到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是指破坏林木、林地资源犯罪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笔者为了表述的方便，以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统一进行说明。
②国内的论文及其著作一般都是将破坏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放入环境犯罪或者自然资源犯罪进行研究。参见《环境犯罪比较研究》赵秉志、王秀梅、杜澎著；《危害环境犯罪的理论与实务》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著；《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郭建安、张桂荣著等。
③[日]大隅健一郎、佐伯千仞：《新法学的课题》，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第293页。
作者简介： 张治平（1959-），男，江苏南京人，高级工程师，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常务副院长，从事公安教学、公安执法研究。
张崇波（1980-），江苏盱眙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刑事法学，证据法学研究。
（作者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