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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楼梦》将贾宝玉刻画成为一个颇具女性色彩的男性。作者从人物的外在表现方面对贾宝玉的女性化形象进行了塑造。同时，从内在表现，即思想观念方面对贾宝玉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升华。贾宝玉的女性化形象实际上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女权意识萌芽。“女性化”的男性形象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式，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局限，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红楼梦》；贾宝玉；女性化形象；女权意识
作者简介：张雅琦（1994.9-），女，江西南昌人，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外对比与跨文化交际；郝葵（1976.8-），男，山西武乡人，博士，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和东西方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一、引言
在雍容华贵又游廊曲折的大观园之中，一个追求纯真、崇尚自由平等思想的男子——贾宝玉周游于姐妹之中。贾宝玉通过批判“仕途经济”、提出“文死谏、武死战”等观点，否定封建科举考试。实际上，这反映出他对封建男权社会的一种质疑。与此同时，“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儿，便觉浊臭逼人。”正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独白。
二、贾宝玉女性化形象的表现
（一）外在表现
作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曹雪芹在刻画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时采用了铺垫渲染的方式，虽未直陈其貌，却已经令读者惊于其颇具女性美貌的外表。在作品第三回中，作者用“宝紫金冠”、“二龙抢珠金抹额”、“大红箭袖”、“长穗宫绦”等女性饰物来描写贾宝玉的穿戴，同时用“中秋之月”、“春晓之花”、“桃瓣”来凸显出贾宝玉的面容之美。贾宝玉佩戴抹额，也喜大红色等鲜艳色彩的衣服，以衬托他的眉清目秀。又如在第二十三回，贾政用“神采飘逸”、“秀色夺人”来描写贾宝玉。总之，这种外表的描写衬托出贾宝玉与“大观园”的姐妹们和睦相处之景象，突显出该人物对“女儿美”的一种接受及其自我女性化的倾向。
此外，贾宝玉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巅峰时代。作品中，李纨深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影响，只是恪守和传承礼教；薛宝钗在力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其纯美形象黯淡不少。与这些女子不同的是，身为男子的贾宝玉却明显表现出对男权的质疑，其言语可谓句句石破天惊，与封建男权相左。最著名的是其女儿“水”论、男儿“泥”论，一扫早已深入人心的“红颜祸水”论，还其“人”的地位等。不仅如此，贾宝玉视女儿为“钟山力旧月之精华”，还将封建社会的男儿贬为“污浊不堪”、“浊臭逼人”。例如在第二十八回中，宝玉对黛玉说：“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头儿，才见得比人好。”[1]
同时，贾宝玉有诸多女性化的爱好特点，下文以摆弄女孩饰物和撒娇两个方面进行介绍。在第二回中，借冷子兴写宝玉抓周时只抓“脂粉钗环”。可见，他天生就喜欢女孩的物件。第四十四回写宝玉有许多女子化妆用具且精通此术，文中描绘贾宝玉告诉平儿如何打腮红，“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剩的，就够打颊腮了。”[2]这种细致的解释，想必让平儿感叹一番。俗话说，撒娇被认为是女人的一大特征，宝玉作为一个男子，却非常喜欢撒娇，而他的女性年长者和长辈们，拿他作女孩般任意摩挲，也乐于百般抚弄撒娇的他，例如在第二十四回描写了邢夫人百般摩挲抚弄宝玉的状态。
（二）内在体现
贾宝玉女性化的内在体现以其思想观念为主，而其思想观念的女性化主要体现在对封建男权价值的质疑上。
作品中的内容反映出他在与其父亲贾政这类传统仕宦的相处过程中是十分紧张、拘束的，和其与姐妹之间的融洽形成鲜明反差，这表现出宝玉内心深处否定追求功名，不赞同通过科举制度换来仕途的一帆风顺，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同时，贾宝玉很少与薛蟠、贾琏等日夜沉浸在温柔乡中的纨绔之辈同流庸俗。这等荒淫之群认同传统道德观，却又以寻求享乐为主，视女性为提供享乐的玩物，不值得爱怜和珍惜。但贾宝玉作为母系社会女娲补天丢下的一块石头，在人间幻化为一块通灵宝玉，极为尊重女性，认同女性的价值。作品中的第二十八回写道：“女儿悲，青春己大守空闺…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3]在《红豆曲》中，贾宝玉以女子感受，写尽女性失去自由和幸福的痛苦，倾情唱出女儿展不开眉头的悠悠愁苦。此外，贾宝玉却对秦钟、柳湘莲等和他一样有着清明秀丽秉赋的男子关爱有加。“清眉秀目”的秦钟、“妩媚温柔”的蒋玉涵和“生得又美”的柳湘莲鄙视封建社会正统伦理道德观念，共同点是“正邪两赋”，不拘于封建道德的束缚。宝玉对秦钟关爱又加、暗助蒋玉涵逃离火坑、与柳湘莲结为手足，正是说明了宝玉对“真情性”的追求。
贾宝玉希望从和这类人士的交往中追求自我的理想人生、摆脱封建社会的束缚、追求精神自由。但是现实却令贾宝玉痛心不已，秦仲早死、蒋玉涵被忠顺王府挟制、柳湘莲更是远离红尘凡间。因而，在《红楼梦》的男权世界背景下，贾宝玉的追求显得那么孤独无援。
三、贾宝玉的女权意识
原始社会早期是以母系社会为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男性因其特有的优势而逐渐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父系社会将母系社会取而代之。在中国几千多年中的封建传统礼教制度中，男性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女性及其行为。这种传统而又古老的君权制度衍生出了父权制度。在这样的双重压迫之下，女性的价值和地位遭到了长期的忽视和压迫。女性不过是为了取悦男性而存在，其作用便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在“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理念的熏陶和教化下，女性的地位仅限于男性的附属品，没有其应有的独立人格和性情。
曹雪芹在贾宝玉形象中投射出的女权意识是对古典文学主题思想的突破。张翼在《红楼梦女权意识范畴建构之初探》（2006）指出，《红楼梦》……从反抗传统文学史中女性受压制、被歪曲、被忽略开始，来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批判男权主义文化。[4]贾宝玉将“姐姐妹妹”们身上的纯洁和无邪视作人性本源的体现。他举手投足间的脂粉气、童真和温柔及其对黛玉、袭人、晴雯等一众姐妹们的爱护表现出他对“真性情”的追求，并且是对“男尊女卑”這一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对封建礼教的颠覆。 王丽文和鲁德才（2016）在文章中谈到，贾宝玉不仅站在女人角度看男女世界，而且还因为自己身为男子而感到厌恶，甚或甘愿做个女孩，时常自贬为“浊物”“浊玉”，自认是“俗而又俗”之人。[5]作为一个男性角色，贾宝玉的话语系统或者思想观念却是围绕着女性角色展开。这和宝玉的来历有关密切关系。作为女娲补天所用的一块石头，在人间变成了一块通灵宝玉。既然来自远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贾宝玉身上必然会体现出极为尊重女性的特点。因此，贾宝玉认为女性是世间最圣洁、最美丽的尤物，而男子却是世间最污秽不堪、最浑浊之物。贾宝玉在大观园中，和薛宝钗、林黛玉等一众“姐姐妹妹”吟诗作对、打闹嬉戏。由胡适等人写的《细说红楼梦》提出，贾宝玉实际就是在这些以丫鬟们为主的女孩子群里长大的。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围绕着他，倾注着他。贾宝玉自幼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精神上也是亲爱着她们的。[6]在和她们这些女孩儿融洽相处的过程之中，贾宝玉不断地感受这些女性身上和呼吸间的独特魅力，感悟着“姐姐妹妹”们的真性情和淳朴，接受着自己女性化的转变和倾向。在他心中，传统礼教所看重的“一生事业”和姐妹们的灵性相比可谓是微乎其微，即使付诸东流也不值得令人叹息。
然而，经历了金钏儿投井自杀、尤三姐以死表痴情、晴雯惨死、迎春被虐致死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贾宝玉悲恸于女性失去自由、受缚于传统礼教的不幸命运，因而才会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样的话语。贾宝玉将女儿出嫁视为封建礼教蹂躏的必然结果，随時她们身上原先的灵动和天真便会逐渐消失。因此，在第七十七回中，贾宝玉指出“男人的气味”将“女儿”与“女人”区别开来。可想而知，宝玉所指的“男人的气味”实质上便是浊气逼人的封建制度和社会的阴暗，以此来表明在男权社会中，陈旧、腐朽的男性将女儿们身上那股鲜活、的生命力浸染并同化，从而其童真也逐渐消失殆尽。
同时，贾宝玉极力抗拒贾母、父亲贾政等长辈们为他安排的传统的仕途道路。在封建礼数方面，除晨昏定省以外，他想方设法地逃避各种交际应酬活动。对封建读书人最高的理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等，贾宝玉十分反感，甚至全然否定。他只想在“大观园”中，低吟轻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钱戈（2003）指出，这种“痴情”，这种“意淫”，实质是对女子的自然纯真人性的认同，是对世俗的反驳，没有占有欲，只有“思无邪”，是一种超现实功利审美观照。[7]
当然，贾宝玉想摆脱贵族社会，但必须依附于贵族阶级。这就造成他具有悲剧性的思想性格。在《红楼梦中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写道：“然而，贾宝玉却让他的祖宗和整个家族失望了。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一个与他祖宗的希望背道而驰的人。”[8]这也反映出了对于处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曹雪芹来说，要想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思想的影响，是十分不易且不可能实现的。这或许就是他内心深处“一把辛酸泪”的真实映照。
四、结语
贾宝玉是《红楼梦》主旨所在，是主题最直接的体现者。宝玉不是旁观者，不仅仅是一个理解女性，同情女性的有情人，而且还以充满女性色彩的人生去感受和主演了这场“悲金悼玉”的悲剧。贾宝玉形象是矛盾的，他是男性却否定男性。从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来看，他与时代性格不入，也因此超越时代。从表现手法上讲，曹雪芹用贾宝玉女性化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叛逆性十足的形象，在现代人看来，或许认为这一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带有强烈的女权意识。虽然当时的读者未必能从中悟出女权意识这一现代概念，但是这一形象无疑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一种极为不同的思想感受，即曹雪芹对中国古代社会“礼治秩序”的控诉和挑战。实际上，《红楼梦》这部作品从整体上看就是一部挑战中国古代社会“礼治秩序”的思想启蒙之书，而贾宝玉的女性化形象不过是书中诸多表现手法中的一种而已。
参考文献：
[1][2][3]曹雪芹. 红楼梦[M].人民出版社，2006，271；442；277.
[4]张翼. 红楼梦女权意识范畴建构之初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33（3），179.
[5]王丽文，鲁德才. 逃离与回归：贾宝玉真性追求的唯一出路[J].红楼梦学刊，2016（3），153.
[6]胡适，周汝昌等. 细说红楼梦——红学专家解读《红楼梦》[M].蓝天出版社，2006，217.
[7]钱戈. 论贾宝玉形象的人性内涵及其文化渊源与启蒙意义[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3，24（4），21.
[8]张庆善，蔡义江，沈治钧，曹立波，孙玉明，段江丽. 红楼梦中人[M].中华书局，2008，11.
关键词：《红楼梦》；贾宝玉；女性化形象；女权意识
作者简介：张雅琦（1994.9-），女，江西南昌人，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外对比与跨文化交际；郝葵（1976.8-），男，山西武乡人，博士，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和东西方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一、引言
在雍容华贵又游廊曲折的大观园之中，一个追求纯真、崇尚自由平等思想的男子——贾宝玉周游于姐妹之中。贾宝玉通过批判“仕途经济”、提出“文死谏、武死战”等观点，否定封建科举考试。实际上，这反映出他对封建男权社会的一种质疑。与此同时，“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儿，便觉浊臭逼人。”正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独白。
二、贾宝玉女性化形象的表现
（一）外在表现
作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曹雪芹在刻画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时采用了铺垫渲染的方式，虽未直陈其貌，却已经令读者惊于其颇具女性美貌的外表。在作品第三回中，作者用“宝紫金冠”、“二龙抢珠金抹额”、“大红箭袖”、“长穗宫绦”等女性饰物来描写贾宝玉的穿戴，同时用“中秋之月”、“春晓之花”、“桃瓣”来凸显出贾宝玉的面容之美。贾宝玉佩戴抹额，也喜大红色等鲜艳色彩的衣服，以衬托他的眉清目秀。又如在第二十三回，贾政用“神采飘逸”、“秀色夺人”来描写贾宝玉。总之，这种外表的描写衬托出贾宝玉与“大观园”的姐妹们和睦相处之景象，突显出该人物对“女儿美”的一种接受及其自我女性化的倾向。
此外，贾宝玉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巅峰时代。作品中，李纨深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影响，只是恪守和传承礼教；薛宝钗在力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其纯美形象黯淡不少。与这些女子不同的是，身为男子的贾宝玉却明显表现出对男权的质疑，其言语可谓句句石破天惊，与封建男权相左。最著名的是其女儿“水”论、男儿“泥”论，一扫早已深入人心的“红颜祸水”论，还其“人”的地位等。不仅如此，贾宝玉视女儿为“钟山力旧月之精华”，还将封建社会的男儿贬为“污浊不堪”、“浊臭逼人”。例如在第二十八回中，宝玉对黛玉说：“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头儿，才见得比人好。”[1]
同时，贾宝玉有诸多女性化的爱好特点，下文以摆弄女孩饰物和撒娇两个方面进行介绍。在第二回中，借冷子兴写宝玉抓周时只抓“脂粉钗环”。可见，他天生就喜欢女孩的物件。第四十四回写宝玉有许多女子化妆用具且精通此术，文中描绘贾宝玉告诉平儿如何打腮红，“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剩的，就够打颊腮了。”[2]这种细致的解释，想必让平儿感叹一番。俗话说，撒娇被认为是女人的一大特征，宝玉作为一个男子，却非常喜欢撒娇，而他的女性年长者和长辈们，拿他作女孩般任意摩挲，也乐于百般抚弄撒娇的他，例如在第二十四回描写了邢夫人百般摩挲抚弄宝玉的状态。
（二）内在体现
贾宝玉女性化的内在体现以其思想观念为主，而其思想观念的女性化主要体现在对封建男权价值的质疑上。
作品中的内容反映出他在与其父亲贾政这类传统仕宦的相处过程中是十分紧张、拘束的，和其与姐妹之间的融洽形成鲜明反差，这表现出宝玉内心深处否定追求功名，不赞同通过科举制度换来仕途的一帆风顺，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同时，贾宝玉很少与薛蟠、贾琏等日夜沉浸在温柔乡中的纨绔之辈同流庸俗。这等荒淫之群认同传统道德观，却又以寻求享乐为主，视女性为提供享乐的玩物，不值得爱怜和珍惜。但贾宝玉作为母系社会女娲补天丢下的一块石头，在人间幻化为一块通灵宝玉，极为尊重女性，认同女性的价值。作品中的第二十八回写道：“女儿悲，青春己大守空闺…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3]在《红豆曲》中，贾宝玉以女子感受，写尽女性失去自由和幸福的痛苦，倾情唱出女儿展不开眉头的悠悠愁苦。此外，贾宝玉却对秦钟、柳湘莲等和他一样有着清明秀丽秉赋的男子关爱有加。“清眉秀目”的秦钟、“妩媚温柔”的蒋玉涵和“生得又美”的柳湘莲鄙视封建社会正统伦理道德观念，共同点是“正邪两赋”，不拘于封建道德的束缚。宝玉对秦钟关爱又加、暗助蒋玉涵逃离火坑、与柳湘莲结为手足，正是说明了宝玉对“真情性”的追求。
贾宝玉希望从和这类人士的交往中追求自我的理想人生、摆脱封建社会的束缚、追求精神自由。但是现实却令贾宝玉痛心不已，秦仲早死、蒋玉涵被忠顺王府挟制、柳湘莲更是远离红尘凡间。因而，在《红楼梦》的男权世界背景下，贾宝玉的追求显得那么孤独无援。
三、贾宝玉的女权意识
原始社会早期是以母系社会为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男性因其特有的优势而逐渐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父系社会将母系社会取而代之。在中国几千多年中的封建传统礼教制度中，男性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女性及其行为。这种传统而又古老的君权制度衍生出了父权制度。在这样的双重压迫之下，女性的价值和地位遭到了长期的忽视和压迫。女性不过是为了取悦男性而存在，其作用便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在“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理念的熏陶和教化下，女性的地位仅限于男性的附属品，没有其应有的独立人格和性情。
曹雪芹在贾宝玉形象中投射出的女权意识是对古典文学主题思想的突破。张翼在《红楼梦女权意识范畴建构之初探》（2006）指出，《红楼梦》……从反抗传统文学史中女性受压制、被歪曲、被忽略开始，来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批判男权主义文化。[4]贾宝玉将“姐姐妹妹”们身上的纯洁和无邪视作人性本源的体现。他举手投足间的脂粉气、童真和温柔及其对黛玉、袭人、晴雯等一众姐妹们的爱护表现出他对“真性情”的追求，并且是对“男尊女卑”這一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对封建礼教的颠覆。 王丽文和鲁德才（2016）在文章中谈到，贾宝玉不仅站在女人角度看男女世界，而且还因为自己身为男子而感到厌恶，甚或甘愿做个女孩，时常自贬为“浊物”“浊玉”，自认是“俗而又俗”之人。[5]作为一个男性角色，贾宝玉的话语系统或者思想观念却是围绕着女性角色展开。这和宝玉的来历有关密切关系。作为女娲补天所用的一块石头，在人间变成了一块通灵宝玉。既然来自远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贾宝玉身上必然会体现出极为尊重女性的特点。因此，贾宝玉认为女性是世间最圣洁、最美丽的尤物，而男子却是世间最污秽不堪、最浑浊之物。贾宝玉在大观园中，和薛宝钗、林黛玉等一众“姐姐妹妹”吟诗作对、打闹嬉戏。由胡适等人写的《细说红楼梦》提出，贾宝玉实际就是在这些以丫鬟们为主的女孩子群里长大的。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围绕着他，倾注着他。贾宝玉自幼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精神上也是亲爱着她们的。[6]在和她们这些女孩儿融洽相处的过程之中，贾宝玉不断地感受这些女性身上和呼吸间的独特魅力，感悟着“姐姐妹妹”们的真性情和淳朴，接受着自己女性化的转变和倾向。在他心中，传统礼教所看重的“一生事业”和姐妹们的灵性相比可谓是微乎其微，即使付诸东流也不值得令人叹息。
然而，经历了金钏儿投井自杀、尤三姐以死表痴情、晴雯惨死、迎春被虐致死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贾宝玉悲恸于女性失去自由、受缚于传统礼教的不幸命运，因而才会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样的话语。贾宝玉将女儿出嫁视为封建礼教蹂躏的必然结果，随時她们身上原先的灵动和天真便会逐渐消失。因此，在第七十七回中，贾宝玉指出“男人的气味”将“女儿”与“女人”区别开来。可想而知，宝玉所指的“男人的气味”实质上便是浊气逼人的封建制度和社会的阴暗，以此来表明在男权社会中，陈旧、腐朽的男性将女儿们身上那股鲜活、的生命力浸染并同化，从而其童真也逐渐消失殆尽。
同时，贾宝玉极力抗拒贾母、父亲贾政等长辈们为他安排的传统的仕途道路。在封建礼数方面，除晨昏定省以外，他想方设法地逃避各种交际应酬活动。对封建读书人最高的理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等，贾宝玉十分反感，甚至全然否定。他只想在“大观园”中，低吟轻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钱戈（2003）指出，这种“痴情”，这种“意淫”，实质是对女子的自然纯真人性的认同，是对世俗的反驳，没有占有欲，只有“思无邪”，是一种超现实功利审美观照。[7]
当然，贾宝玉想摆脱贵族社会，但必须依附于贵族阶级。这就造成他具有悲剧性的思想性格。在《红楼梦中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写道：“然而，贾宝玉却让他的祖宗和整个家族失望了。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一个与他祖宗的希望背道而驰的人。”[8]这也反映出了对于处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曹雪芹来说，要想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思想的影响，是十分不易且不可能实现的。这或许就是他内心深处“一把辛酸泪”的真实映照。
四、结语
贾宝玉是《红楼梦》主旨所在，是主题最直接的体现者。宝玉不是旁观者，不仅仅是一个理解女性，同情女性的有情人，而且还以充满女性色彩的人生去感受和主演了这场“悲金悼玉”的悲剧。贾宝玉形象是矛盾的，他是男性却否定男性。从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来看，他与时代性格不入，也因此超越时代。从表现手法上讲，曹雪芹用贾宝玉女性化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叛逆性十足的形象，在现代人看来，或许认为这一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带有强烈的女权意识。虽然当时的读者未必能从中悟出女权意识这一现代概念，但是这一形象无疑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一种极为不同的思想感受，即曹雪芹对中国古代社会“礼治秩序”的控诉和挑战。实际上，《红楼梦》这部作品从整体上看就是一部挑战中国古代社会“礼治秩序”的思想启蒙之书，而贾宝玉的女性化形象不过是书中诸多表现手法中的一种而已。
参考文献：
[1][2][3]曹雪芹. 红楼梦[M].人民出版社，2006，271；442；277.
[4]张翼. 红楼梦女权意识范畴建构之初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33（3），179.
[5]王丽文，鲁德才. 逃离与回归：贾宝玉真性追求的唯一出路[J].红楼梦学刊，2016（3），153.
[6]胡适，周汝昌等. 细说红楼梦——红学专家解读《红楼梦》[M].蓝天出版社，2006，217.
[7]钱戈. 论贾宝玉形象的人性内涵及其文化渊源与启蒙意义[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3，24（4），21.
[8]张庆善，蔡义江，沈治钧，曹立波，孙玉明，段江丽. 红楼梦中人[M].中华书局，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