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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全德四十六岁生日那天，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乡长召见了他，这让他觉得很荣幸。第二，他存私房钱的事情，终于被老婆发现了，所幸的是老婆并没有追究。
这两件事，成了村民们的谈资。茶余饭后，最后浓缩成了另一个版本，郑全德被老婆发现了藏私房钱，最后闹到了乡长那里。不过郑全德还是给这个版本正了名，他面红耳赤地和别人争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是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考虑好，二十件厚厚的棉大衣，一千六百元钱，当他把钱交到那个卖军大衣小贩手里时，就有些犯了嘀咕，这么多大衣，先放哪儿好呢？
出来买大衣前，他是没有做计划的。他没有做计划的习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前天看电视，看到了几幅画面，大雪中，一个农民工背着自己的孩子在雪中等车，衣着单薄，他就一下被打动了。他不抽烟，不喝酒，这两年除了种地，偶尔也外出打工，悄悄攒下了两千元的私房钱，他想帮帮那些农民工。
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年他外出打工，秋忙前回家，天气热而且太阳毒，他一下子就晕倒在了候车大厅外面，后来醒来，发现是几个毫不相识的人围在他周围，帮他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又凑钱送他进了医院挂水。他千恩万谢，一个年龄稍长的人说，都是外出打工的，不容易，大家帮衬着，就过去了。
这件事一直在他心里是一个结。于是，他看到大雪封路，心里就动了一下，那个结哗地被解开了。他于是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
他不敢将大衣送回家，那样一是运来运去太麻烦，二是怕老婆发现。他有一句经典名言，男人做的事，女人最好别掺和。这话听起来很男人，但实际情况是，他怕老婆掺和，因为一掺和他什么也不敢做了。
于是他就将军大衣送到了车站一个小旅店里，包了一个房间。然后做了个小纸牌牌，上面写着，免费给需要的人送军大衣。他还很羞涩，举着牌牌在车站上走了两圈，好多人在看他，可就是没有人搭腔。
郑全德更羞涩了，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要不到钱的叫花子一样。天更冷了，有冰粒子灌到脖子里面，终于有人问他了，是一对小情侣民工，女的好像还有身孕。
当那个人从小旅店里领回大衣并千恩万谢半个小时后，郑全德租房的小旅店里开始挤满了人，他们争着抢着要大衣，最后一件大衣被几个民工同时扯住，谁也不松手。郑全德慌了，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局面，大喊着，可是没有人听他的。
后来，终于有个头头模样的民工站出来说话了，大意是郑全德是真心实意地送给大家大衣的，大家都别贪图财物，一件大衣还是给最需要的人。于是，那几个人不抢了，最后大衣竟然还到了郑全德的手中。
送完了所有大衣，郑全德想走，可是麻烦来了。有个民工堵住了门，非要问他姓名住址，说以后大衣不用了，还要送还给他，他天性老实，就把自己的地址姓名告诉了那人。
没想到事情开始麻烦了。
乡长打电话找他时，他还以为是谁在开玩笑。
送大衣的事情，三天后他就几乎忘记了，他没想到自己上了报纸，记者的耳目多灵啊，那天送大衣的事情刚刚传出去不久，记者就赶来了，但是郑全德已经走了，于是有人把地址给了记者。
乡长在电话里说，我是乡里的刘庆生啊，你是郑全德吗？
郑全德首先想到了乡里两个字，自己一没偷二没抢三没超生孩子，怎么就找到自己了呢？他脑子转得不灵光，战战兢兢地问，谁？
刘乡长。那边说得不紧不慢的。
郑全德又吓了一跳，刘乡长，那多大的官啊。自己见过一次，派头很大的，开着小车到过村头，说是视察养猪大户郑学刚的猪圈，他远远看到过一次，年纪与自己相仿，但长得比自己气派多了。
赶到乡里的时候，刘乡长热情无比地接待了他，亲自给他倒水，然后说，老郑啊，没想到你做了这么大的事，你是咱们乡里的骄傲啊，一会儿市里的记者要过来采访，你准备一下，说什么话一定要注意咱乡里的形象。
郑全德蒙了，他从电视上看到过记者，但现实生活里却连记者毛也没见过。说什么呢？他害怕了，可是又不好意思往外走。
乡长嘘寒问暖的，郑全德坐在那里，屁股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一点儿都不自在。他甚至有点儿后悔自己做这事，本想帮帮别人，没想到这么麻烦。
等到上午十点左右，记者们终于来了，一来就是好几个，市里报纸的，电视台的，还有个漂亮的主持人拿着黑黑的长话筒，对着郑全德。聚光灯啪地打开，郑全德彻底晕菜了。
记者问他，怎么想到给农民工兄弟送大衣的？
郑全德看着镜头，愣是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然后主持人微笑着鼓励他，别急，慢慢说。
慢了好几次，他只看到那个摄影的不停喊ＮＧ。然后再重新问那个问题，再重新回答。主持人急，他比主持人更急，到最后，郑全德实在是拍不下去了，他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是俺不好，俺送大衣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帮帮人，看人家在风雪地里实在可怜。
他转过头，想起半个小时前乡长启发过他要说什么，可是他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记者们采访完了，满意地走了。郑全德对乡长说，我也走了。
乡长还是极其热情地把他送到了门口，郑全德突然觉得，有点儿对不起乡长。
郑全德是三天后主动给乡长打电话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要乡长帮忙说句话，老婆发现了自己存的私房钱，而且竟然全买了大衣，在家里寻死觅活，任谁也劝不住。第二，他看电视了，发现自己说的话被剪得不像那么回事，心里不舒服，害怕别人说他。
乡长依旧很热情，安慰他，老郑，你这是好事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多做好事，咱们乡脸上也有光，把电话给嫂子，我给她说两句。
郑全德把电话给了老婆。五分钟之后，老婆脸上开始泛起喜色。放下了电话，她问郑全德，打电话的，真的是乡长？
郑全德点点头，是乡长。然后，他看到老婆突然之间就阴转晴了，而且是大好的晴天。他心想，还是乡长的话有用。
可没想到麻烦远没有结束。村里的村民都跑来，说都看了电视，电视上的郑全德可比现在的风光多了，都要他请客吃饭。郑全德没办法，从小卖部买了条烟，给每个人让烟，看着他们坐在自己家里吞云吐雾地聊，聊着聊着，电话就响了。
还是记者，说是县电视台的，要专门做一个专访。郑全德不知道什么是专访，但死活不肯答应。最后在那个记者的软磨硬泡下，勉强同意在家里等他们过来。这样正中记者下怀。
可是来了之后，记者又不太满意了，说郑全德家里的门楼太高大扎眼，说他家的楼房有点儿高大了些。郑全德害怕了，说，这可是我种地挣出来的啊，现在政策好，农民没负担，只要肯下力气，挣钱还是容易的。
记者似乎对这话很满意。于是，摄像机又架起来了，然后摄影灯晃得郑全德有些头晕，于是他就像那天那样，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记者可不像那天的那个记者，因为是专访，所以提的问题也很苛刻。他问郑全德，你这样做，有人说有作秀的嫌疑，有没有？
郑全德不明白什么是作秀，茫然了半天，最后在记者的解释下才明白了，作秀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他心里有点儿窝火，但不好冲记者发，摇了摇头，说，我没有。想了想，还是觉得有点儿窝火，忍不住问，你们拍这些东西有用吗？
记者点点头，有用，宣传你的精神，让大家都学习你。
郑全德很认真地想了一下，干笑了一声，我有什么精神，村里小学盖房子，我捐的钱最少，那个时候我没钱，宣传了我，能帮村里的小学盖完房子吗？
记者怔了，没想到郑全德会这样问他。郑全德被打开了话题，滔滔不绝，说，村里的机井前不久坏了，可是没人会修；还有，前村头我们本家的一个孩子，父母离婚了，孩子上学没人管，能给管管不？还有……
记者笑了，说，你先别问这么多。
郑全德说，那你跑过来问我这么多干什么？说完这句话，记者笑了，所有人都笑了，郑全德觉得心里有口气，终于冲出来了。
采访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终于结束，郑全德从屋里出来后，擦了把汗，我的亲娘哎，这个记者可不一般，连什么时候开始存私房钱的事都问到了。
专访被播出时，郑全德已经习惯了。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在镜头前说话，他觉得有点儿恍惚，那是自己吗？不太像，可是脸孔分明是自己的，可说的话，怎么就不像自己的呢？而且还有，画面闪一下白屏，自己转脸就开始说另一句话。
村主任喊他，说邮递员送来包裹单，让他过去取。
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在外面没有太多的亲戚，就北京有个很远房的表弟，也是在那里打工，难道是他寄来的？兴冲冲地跑到邮局，工作人员指着墙角几个非常大的包裹说，那是你的。
郑全德再一次傻眼了，这么多东西？他好奇地上前摸了摸，软软的，有个地方磨破了点，露了一点绿色，扒开个小口看看，原来是大衣。是自己送出去的那些大衣，现在又回来了。
他有些莫名的高兴。回家喊了侄子，开着三轮把大衣运回了家。那些大衣还都很新，最后的一个包裹里还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几句话：好人，你的大衣还给你，哪年再有风雪，还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吧。
郑全德看了看身边的老婆，说，这眼咋有些酸呢？
老婆心平气和地问他，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私房钱？说不出来，你就别想吃饭。
做电视专访时，那个记者问了他一句，你以后还打算用私房钱做好事吗？也就是说，你对攒私房钱做好事的做法，有什么看法。
这段镜头，郑全德ＮＧ了五次，他实在不想说，私房钱其实就是男人想干点自己的事情，不想让老婆知道，女人都很小气不识大体。于是，在记者的诱导下，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个大家，像父母一样，父母以前需要我们农民养活，可是现在不但不需要我们养活了，还怕我们生活得不好，给我们补贴，现在家里有了困难，我们能不帮帮吗？几千年的皇粮都免了，做这点小事，是应该的。
郑全德想，还是人家记者有文化，教自己的这段话，自己现在看起来，就是自己的心愿啊。记者走的时候，郑全德叮嘱他，一定要实话实说，自己说什么就播什么。
记者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说，老郑，社会多需要你这样的人。他就笑了，不是，我觉得社会上需要好人。
他想了想，又拿出一张奖状，是乡里去年发给他的，上面写着：郑全德，四十五岁，农民，籍贯安徽滁州，种粮能手，特发此奖，以资鼓励。
编辑 / 孙鲁宁
这两件事，成了村民们的谈资。茶余饭后，最后浓缩成了另一个版本，郑全德被老婆发现了藏私房钱，最后闹到了乡长那里。不过郑全德还是给这个版本正了名，他面红耳赤地和别人争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是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考虑好，二十件厚厚的棉大衣，一千六百元钱，当他把钱交到那个卖军大衣小贩手里时，就有些犯了嘀咕，这么多大衣，先放哪儿好呢？
出来买大衣前，他是没有做计划的。他没有做计划的习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前天看电视，看到了几幅画面，大雪中，一个农民工背着自己的孩子在雪中等车，衣着单薄，他就一下被打动了。他不抽烟，不喝酒，这两年除了种地，偶尔也外出打工，悄悄攒下了两千元的私房钱，他想帮帮那些农民工。
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年他外出打工，秋忙前回家，天气热而且太阳毒，他一下子就晕倒在了候车大厅外面，后来醒来，发现是几个毫不相识的人围在他周围，帮他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又凑钱送他进了医院挂水。他千恩万谢，一个年龄稍长的人说，都是外出打工的，不容易，大家帮衬着，就过去了。
这件事一直在他心里是一个结。于是，他看到大雪封路，心里就动了一下，那个结哗地被解开了。他于是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
他不敢将大衣送回家，那样一是运来运去太麻烦，二是怕老婆发现。他有一句经典名言，男人做的事，女人最好别掺和。这话听起来很男人，但实际情况是，他怕老婆掺和，因为一掺和他什么也不敢做了。
于是他就将军大衣送到了车站一个小旅店里，包了一个房间。然后做了个小纸牌牌，上面写着，免费给需要的人送军大衣。他还很羞涩，举着牌牌在车站上走了两圈，好多人在看他，可就是没有人搭腔。
郑全德更羞涩了，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要不到钱的叫花子一样。天更冷了，有冰粒子灌到脖子里面，终于有人问他了，是一对小情侣民工，女的好像还有身孕。
当那个人从小旅店里领回大衣并千恩万谢半个小时后，郑全德租房的小旅店里开始挤满了人，他们争着抢着要大衣，最后一件大衣被几个民工同时扯住，谁也不松手。郑全德慌了，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局面，大喊着，可是没有人听他的。
后来，终于有个头头模样的民工站出来说话了，大意是郑全德是真心实意地送给大家大衣的，大家都别贪图财物，一件大衣还是给最需要的人。于是，那几个人不抢了，最后大衣竟然还到了郑全德的手中。
送完了所有大衣，郑全德想走，可是麻烦来了。有个民工堵住了门，非要问他姓名住址，说以后大衣不用了，还要送还给他，他天性老实，就把自己的地址姓名告诉了那人。
没想到事情开始麻烦了。
乡长打电话找他时，他还以为是谁在开玩笑。
送大衣的事情，三天后他就几乎忘记了，他没想到自己上了报纸，记者的耳目多灵啊，那天送大衣的事情刚刚传出去不久，记者就赶来了，但是郑全德已经走了，于是有人把地址给了记者。
乡长在电话里说，我是乡里的刘庆生啊，你是郑全德吗？
郑全德首先想到了乡里两个字，自己一没偷二没抢三没超生孩子，怎么就找到自己了呢？他脑子转得不灵光，战战兢兢地问，谁？
刘乡长。那边说得不紧不慢的。
郑全德又吓了一跳，刘乡长，那多大的官啊。自己见过一次，派头很大的，开着小车到过村头，说是视察养猪大户郑学刚的猪圈，他远远看到过一次，年纪与自己相仿，但长得比自己气派多了。
赶到乡里的时候，刘乡长热情无比地接待了他，亲自给他倒水，然后说，老郑啊，没想到你做了这么大的事，你是咱们乡里的骄傲啊，一会儿市里的记者要过来采访，你准备一下，说什么话一定要注意咱乡里的形象。
郑全德蒙了，他从电视上看到过记者，但现实生活里却连记者毛也没见过。说什么呢？他害怕了，可是又不好意思往外走。
乡长嘘寒问暖的，郑全德坐在那里，屁股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一点儿都不自在。他甚至有点儿后悔自己做这事，本想帮帮别人，没想到这么麻烦。
等到上午十点左右，记者们终于来了，一来就是好几个，市里报纸的，电视台的，还有个漂亮的主持人拿着黑黑的长话筒，对着郑全德。聚光灯啪地打开，郑全德彻底晕菜了。
记者问他，怎么想到给农民工兄弟送大衣的？
郑全德看着镜头，愣是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然后主持人微笑着鼓励他，别急，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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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过头，想起半个小时前乡长启发过他要说什么，可是他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记者们采访完了，满意地走了。郑全德对乡长说，我也走了。
乡长还是极其热情地把他送到了门口，郑全德突然觉得，有点儿对不起乡长。
郑全德是三天后主动给乡长打电话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要乡长帮忙说句话，老婆发现了自己存的私房钱，而且竟然全买了大衣，在家里寻死觅活，任谁也劝不住。第二，他看电视了，发现自己说的话被剪得不像那么回事，心里不舒服，害怕别人说他。
乡长依旧很热情，安慰他，老郑，你这是好事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多做好事，咱们乡脸上也有光，把电话给嫂子，我给她说两句。
郑全德把电话给了老婆。五分钟之后，老婆脸上开始泛起喜色。放下了电话，她问郑全德，打电话的，真的是乡长？
郑全德点点头，是乡长。然后，他看到老婆突然之间就阴转晴了，而且是大好的晴天。他心想，还是乡长的话有用。
可没想到麻烦远没有结束。村里的村民都跑来，说都看了电视，电视上的郑全德可比现在的风光多了，都要他请客吃饭。郑全德没办法，从小卖部买了条烟，给每个人让烟，看着他们坐在自己家里吞云吐雾地聊，聊着聊着，电话就响了。
还是记者，说是县电视台的，要专门做一个专访。郑全德不知道什么是专访，但死活不肯答应。最后在那个记者的软磨硬泡下，勉强同意在家里等他们过来。这样正中记者下怀。
可是来了之后，记者又不太满意了，说郑全德家里的门楼太高大扎眼，说他家的楼房有点儿高大了些。郑全德害怕了，说，这可是我种地挣出来的啊，现在政策好，农民没负担，只要肯下力气，挣钱还是容易的。
记者似乎对这话很满意。于是，摄像机又架起来了，然后摄影灯晃得郑全德有些头晕，于是他就像那天那样，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记者可不像那天的那个记者，因为是专访，所以提的问题也很苛刻。他问郑全德，你这样做，有人说有作秀的嫌疑，有没有？
郑全德不明白什么是作秀，茫然了半天，最后在记者的解释下才明白了，作秀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他心里有点儿窝火，但不好冲记者发，摇了摇头，说，我没有。想了想，还是觉得有点儿窝火，忍不住问，你们拍这些东西有用吗？
记者点点头，有用，宣传你的精神，让大家都学习你。
郑全德很认真地想了一下，干笑了一声，我有什么精神，村里小学盖房子，我捐的钱最少，那个时候我没钱，宣传了我，能帮村里的小学盖完房子吗？
记者怔了，没想到郑全德会这样问他。郑全德被打开了话题，滔滔不绝，说，村里的机井前不久坏了，可是没人会修；还有，前村头我们本家的一个孩子，父母离婚了，孩子上学没人管，能给管管不？还有……
记者笑了，说，你先别问这么多。
郑全德说，那你跑过来问我这么多干什么？说完这句话，记者笑了，所有人都笑了，郑全德觉得心里有口气，终于冲出来了。
采访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终于结束，郑全德从屋里出来后，擦了把汗，我的亲娘哎，这个记者可不一般，连什么时候开始存私房钱的事都问到了。
专访被播出时，郑全德已经习惯了。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在镜头前说话，他觉得有点儿恍惚，那是自己吗？不太像，可是脸孔分明是自己的，可说的话，怎么就不像自己的呢？而且还有，画面闪一下白屏，自己转脸就开始说另一句话。
村主任喊他，说邮递员送来包裹单，让他过去取。
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在外面没有太多的亲戚，就北京有个很远房的表弟，也是在那里打工，难道是他寄来的？兴冲冲地跑到邮局，工作人员指着墙角几个非常大的包裹说，那是你的。
郑全德再一次傻眼了，这么多东西？他好奇地上前摸了摸，软软的，有个地方磨破了点，露了一点绿色，扒开个小口看看，原来是大衣。是自己送出去的那些大衣，现在又回来了。
他有些莫名的高兴。回家喊了侄子，开着三轮把大衣运回了家。那些大衣还都很新，最后的一个包裹里还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几句话：好人，你的大衣还给你，哪年再有风雪，还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吧。
郑全德看了看身边的老婆，说，这眼咋有些酸呢？
老婆心平气和地问他，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私房钱？说不出来，你就别想吃饭。
做电视专访时，那个记者问了他一句，你以后还打算用私房钱做好事吗？也就是说，你对攒私房钱做好事的做法，有什么看法。
这段镜头，郑全德ＮＧ了五次，他实在不想说，私房钱其实就是男人想干点自己的事情，不想让老婆知道，女人都很小气不识大体。于是，在记者的诱导下，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个大家，像父母一样，父母以前需要我们农民养活，可是现在不但不需要我们养活了，还怕我们生活得不好，给我们补贴，现在家里有了困难，我们能不帮帮吗？几千年的皇粮都免了，做这点小事，是应该的。
郑全德想，还是人家记者有文化，教自己的这段话，自己现在看起来，就是自己的心愿啊。记者走的时候，郑全德叮嘱他，一定要实话实说，自己说什么就播什么。
记者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说，老郑，社会多需要你这样的人。他就笑了，不是，我觉得社会上需要好人。
他想了想，又拿出一张奖状，是乡里去年发给他的，上面写着：郑全德，四十五岁，农民，籍贯安徽滁州，种粮能手，特发此奖，以资鼓励。
编辑 / 孙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