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造成了产出缺口，即经济的潜力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差额，正是需求的巨大短缺使然。他认为，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在财经媒体领域也十分活跃，他在一些财经媒体经常撰写专栏来呼吁自己的政策建议，这就是他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出台金融救助方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出台产业发展政策。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
　　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
　　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