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這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多次面临着如毛泽东所说的介于全局和局部之间的两难选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派出代表团参加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这一局部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样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以牺牲我方利益为前提的，以至于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也由衷地感叹。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少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六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