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何许人也，当代人除史学界外，可能知者不多。他是庚子事变时，由于力谏朝廷不可利用义和团与外国开衅而被处死的五大臣之一。后世治史者称：“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重要的是，袁昶其人是近代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从他的事迹可以见到，直到清末，仍然有一批这样对国家忠贞不二，有胆有识有血性的士大夫。
　　1898年，袁调任京官，在朝堂议事中一直秉承直言敢谏的作风。起初很受重用，两年内一路擢升，在被杀前，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先是1897年发生曹州教案，德国借机出兵强占胶州湾，光绪征求大臣意见。袁昶上了两万言的条陈，分析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论证，认为德国占胶州湾“祸急事小”，而“俄国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其祸纡而大”。也就是说，德国一案看似紧急，但是小事，从长远看，俄国才是大患。接着借此机会系统地陈述时弊，说诸臣“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他举金田之例说，连洪杨这样的小民都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何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他大声疾呼帝国外患之忧，提出改革措施之纲要。光绪亲自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到那时为止，他还是受到重视的。
　　1899年开始从山东发生义和拳暴乱，起初是反抗当地德国教会的专横作为，主要针对中国教民，烧杀抢掠，同时也闯入了教堂杀戮外国传教士，这就是曹州教案。后来义和拳改“反清复明”的口号为“扶清灭洋”，在朝廷支持下，改称“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由山东而直隶，蔓延至内蒙、东北，最后获准进入北京。在北京大肆烧教堂、摧毁一切与洋人、洋货有关之店铺，包括西药铺，滥杀无辜，连支持义和团的贵戚家也有被闯入遭抢劫的。清军有的也加入，一起肆虐。军匪混杂，京师大乱。期间发生了一名日本外交人员被杀，并剖腹挖心之事，引起各国震动，调军队进京保护使馆，清廷拒绝各使馆要求保护之请求。又发生德国公使柯林德到总理衙门议事，途中被清军伏击杀死（清军的说法是因为此人先杀过义和团，此是报复）。这样，事态扩大，联军占领了大沽口炮台，形势紧急，战事一触即发。慈禧经过来回摇摆，最终支持主战派。
　　从5月到7月袁昶被杀之前的两个月内，形势越来越危急，他单独或会同许景澄连上三道奏折，《请急剿拳匪书》《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和《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提出：“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外衅不可开”。并在慈禧几次召开的御前会议慷慨陈词。同时，徐用仪、联元、力山联名支持袁昶的意见。然而主战派认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此时慈禧之意已决，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然后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继而攻破京城，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率随从“西狩”，逃亡……不必赘述。
　　在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有步军统领衙门弁役到袁昶家，说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那时情势危机，议事频繁，所以并未引起袁怀疑。实际上却把他送到刑部，不加审讯，第二天就在菜市口与许景澄同时被杀，据说是腰斩，十分惨烈。袁、许二人从容就义。诱杀之后才上报慈禧，是典型的“先斩后奏”。第二天，慈禧下诏追述其“罪状”称：“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实属大不敬”等语，这是以“妄奏”“不敬”罪判死刑。徐用仪当时被慈禧派往使馆谈判退兵之事，主战派称之为勾结洋人。袁昶遇害后，家人已星散，无人收尸。徐用仪为其收尸，也遭忌恨。徐给友人朱彭寿写信，最后一句提到此事“惊心动魄，千古奇冤”。朱怕惹祸，把信的最后一行撕下烧掉。可见当时的恐怖气氛，这是杀人以堵天下之口。
　　且不论国力如何，一国单独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其“气魄”可谓独步中外古今。但是十一国中只来了八国，军队合起来一共只有3万多人，当时在北京周围的清军连同义和团有15万人之多，却不能阻挡侵略军长驱直入，太后与皇帝弃宗庙与百姓于不顾，仓皇出逃！
　　一场灾祸过去后，根据联军提出的议和提纲中的要求，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离被害约半年，这应该算是冤案平反最快的，却是在洋人压力之下。平反的诏书曰：（五人）“于垂询时，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应即加恩……均著开复原官”。到宣统元年（1909年）又追谥：袁：忠节，许：文肃，徐：忠愍，立山：忠贞，联元：文直。并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此时离清朝被推翻只有两年了。
　　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这可算是“始乱终弃”。义和团多数就是无知农民和流民，在朝廷“抚”“剿”之间，也是牺牲品。慈禧未必真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是牵扯到内部“帝党”“后党”之争，当年戊戌变法受到洋人支持，慈禧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自己，怀恨在心。那些主战派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各怀鬼胎。总之，从皇家到贵戚想的首先是争自己的权位，国家安危是从属的，至于生灵涂炭，对他们说来更不在考虑之列。当然还有无知、昏聩，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导致判断错误，进退失据。而袁昶、许景澄等人处处想的是“宗社”“兆民”“生灵”。这就是区别所在。
　　最后还只能召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议和。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谈判，发挥其外交手段，说那个宣战诏书不算数，是在“拳匪”逼迫下的“乱命”，所以根据国际法，中国并没有与外国开战，各国是进来协助中国剿匪。这样，根本没有交战，就不是战败国，避免了割地，只需赔款补偿损失。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善后议定书（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这在形式上算是中国争得一点成功。列强各自有打算，多数并不想占领中国领土，而是旨在商业利益。正如袁昶所预言的，有领土野心的是俄罗斯，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乘人之危，另外从南北两路派20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到10月占据了东北全境。
　　但是赔款数目巨大，成为中国多年的沉重负担。还有在惩办祸首方面，“上谕”与洋人要求距离最大，这是李鸿章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劳，在这场交涉中心力交瘁，到了生命最后时刻。各国还是看他的面子，不再坚持原来要求。刚达成协议，李鸿章就去世了。联军退兵后，“御驾”又回到紫禁城内，暂时苟安了几年，虽说有所觉悟，决心启动革新，但为时已晚。慈禧和光绪都未亲见皇朝被推翻。即便从保住自己的权位出发，杀谏臣、倚暴民，不自量力，开启外衅，除了自取败亡，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而真正受害最深的还是千百万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辜百姓，先大规模惨死于本国土匪与官兵之手，后又成为外人报复的对象，横遭暴行蹂躏。至于财产损失、妻离子散，更无法计算。
　　今天回望历史，袁昶的思想在当时还不能算最前沿的。有一些同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越他的观念。康梁变法时袁曾是反对派，因此曾获得慈禧好感。他没有超出把爱国和忠君合为一体。“宗社”一词经常出现在他的奏折中，直到临刑时，口占绝命诗有“正统已添新岁月，大清重整旧山河”句，而且自比吕望和张良。不知道如果他再活十年，遇到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时将持何态度。
　　自屈原以降，“忠而見疑”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悲剧。自从开始与外国列强打交道，出现了在中外之间的“忠”与“奸”的衡量。于是对政敌多了一个罪名，就是“汉奸”或“二毛子”。明明是保一己之私利，或争权夺利，只要祭起仇外旗帜，把对立面说成“汉奸”，就很容易动员愚民、暴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袁、许等人被主战派诬为“汉奸”。他们是汉人，而载漪、刚毅等是满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降清的被认为是“汉奸”，而袁昶如此保大清，却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那么那些满清贵戚已经认同汉族了？袁被骂“汉奸”还因一事，就是德国公使被杀后，他着人予以棺敛。有人要开棺戮尸，把人头割下来，挂在东安门示众，袁反对，引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人上告到端王那里，说汉奸袁昶居然棺敛洋人，竟表同情于上国仇敌，是“大奇事”。不能小看这种污名化对群众的影响。直到徐用仪平反几年后，他的灵柩回乡，重新举行大殓仪式时，围观的路人还有人说，那么看来他不是“二毛子”了。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