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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亚洲，历史学家翦伯赞称为北方民族崛起的后台。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将中国历史归纳为“南北对抗、东西交通”，而内陆亚洲则是东西方文明、绿洲与游牧文化之间对抗与交通的转换器。
内陆亚洲(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蒙古国、俄领中亚)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区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那是沉寂的地方，也是敏感的地方。在这比整个欧洲大几倍的草原与荒漠，一支上了膛的手枪与一个精锐的步兵师，能产生相近的威慑作用；一首民歌与一位暴君，具有等量齐观的知名度。
从十七世纪以来，内陆亚洲就是清与俄国的逐鹿场所。随着内外蒙古八旗归顺与俄领中亚汗国的陆续就位，区域内的相对平稳持续了一百多年。二十世纪前期的两件大事彻底地改变了内陆亚洲的地缘政治结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外蒙古随之“独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使俄国沙皇统治解体。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发动于武昌军营，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则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日在伊犁将军府的大厅才大功告成：由刚解职的伊犁将军广福，逼继任者志瑞交出军政大权，才真正颠覆了清廷对中国的统治。几乎同时，外蒙古上层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宣布“独立”，马上就是一系列边疆区：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勒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二月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亚哈萨克举族东迁。新疆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可数十万哈萨克牧民驱赶着牛羊涌入边境，却将新疆置于紧迫的危机之中。“逃哈”带来的难题，足以颠覆刚刚恢复生气的新疆政局。更为致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使欧洲到远东都成为战区。日本、印度远不可及，败北的白军只有一个避难所，那就是几乎不设防的中国新疆。白军不是伏龙芝、夏伯阳们的对手，但要将战火引入新疆的绿洲村镇与牧场，只需二百名亡命之徒就足够了。一九一九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出现在甘肃与新疆之间的黑戈壁，使内陆亚洲又多了一个变数。如果任其存在，必将导致整个新疆陷入没有胜者的战乱，塔里木的绿洲城镇回到“宇宙洪荒”景观，准噶尔的牧场断绝人迹。石器时代，就不仅是考古学家寻找的遗迹了。历史的倒退、文明湮灭、沙埋绿洲，就会在中国西部重演。
一九一二年六月，清廷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返，而他刚刚才被袁世凯重新任命为民国的新疆都督。为填补政权真空，杨增新临危受命。杨增新是进士出身，云南蒙自人，一九一一年才来新疆任职。一九一二年六月五日，成为民国第一任新疆督军，可就在他入主督军府的同时，伊犁成立了与省府分庭抗礼的临时政府，哈密与吐鲁番的铁木耳起义，患生肘腋，和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村落竟然发生了引起国际关注的“策勒村事件”，俄国军队竟以“不知该通知谁”为借口，悍然越境进驻伊犁与喀什噶尔。新疆陷入全面动乱，进而被列强肢解，已不可避免。这，就是杨增新继承的“遗产”。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后援，没有人际资源，连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都没有。而本应成为他的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反视其为累赘。当时最乐观的看法是：杨增新顶多能支撑十八个月。然而，在不长的时间里杨增新竟然将乱麻拧成了一股绳，将难收覆水升华为甘霖。任职期间，他对中央“认庙不认神”，死死跟定中华民国政府，却不管由谁执政。他将化解危机当做家常便饭。他的名言是：新疆治世是桃源，乱世是绝地，无人能幸免。他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发生战乱，塔里木就是一口锅底烧红的大锅。他曾半开玩笑地将唐诗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改造成“西出阳关无好人”。在文献记载与故老相传中，杨增新是杀人从不手软的刽子手，是心细如发的独裁者，是步履蹒跚的昏聩老人，是精明得如同计算机的循吏，是最讲信用的人，是最不在乎人言的人，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大儒……你也许会产生错觉：以为这里说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有一点绝无异词：他给了新疆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新疆绿洲与游牧文明进入现代社会，始于他坚守的弃绝战乱的信念。
塞防与海防之争，是大清地缘政治家们争论了两百年的话题，西域史地学派，是乾嘉学派中最有远见的分支。辛亥革命后，主政者显然认为塞防的重要性不能与海防相比，民国政府准备放弃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的阿勒泰、唐努乌梁海等边疆区域，以便退保新疆塔里木进而维持中原稳定。此时只有杨增新认清：保住阿勒泰，新疆才不至于陷入动荡；放弃阿勒泰，就不可能遏制瓦解中华民国的趋势。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边界。到今天可以看出：杨增新所要的，才是内陆亚洲合乎人文地理实际的疆界杨增新坚持的，才是内陆亚洲重归于和谐安定的底线。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八年，中国从清过渡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徐世昌……抢班登场；赶溥仪出宫，贿选总统，张勋复辟，中原大战……几乎就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外蒙古呢?活佛称帝，还出现一个新年号“共戴”，脱离中国，自治，撤销自治，恢复自治，徐树铮“筹边”……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党谢苗诺夫，恩琴男爵，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黑喇嘛”。同时伴随着几个游离板块：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图瓦、阿勒泰的去留重组。俄国红白两军做了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长的贴身肉搏，从欧洲打到海参崴……在旧的宗主不复存在、新的权威未曾确立的十几年间，远离海洋的内陆亚洲成了最不计成本的造反、最不可思议的冒险的温床。作为广袤的省份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未能继承清朝对这个区域的权威，却承担起使之建立新的均衡机制的责任。一九二五年，长期使俄国、蒙古国、清廷理藩院、民国政府总理衙门、新疆省府、内蒙古王公受到困扰的“黑喇嘛”遇刺身亡，挑战权威的力量不复存在，内陆亚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影响到(或说延续到)今天。此前历时一二十年的角逐，面对着成批轮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立面，“军阀”“独夫”杨增新，以非凡的定力，非常的举措，保持了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稳定安宁。新的中国、俄国、蒙古的疆界与版图，是力量均衡分布的减压措施。
辛亥革命以后，新疆的经济命脉——朝廷每年拨给的数百万两白银的“协饷”自然没有了。民国期间，对边疆区的财政补助根本无从谈起。杨增新是唯一一个只能依靠新疆自身资源的中国新疆领导人。民国时期的新疆锡伯族政治家广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缓解白党的压力，杨增新设法让其最顽固的领袖阿连阔夫将军(号称沙皇的驸马)染上鸦片瘾，彻底瓦解了斗志。为阻断境内外白党的联系，竟将进入新疆的白党精兵软禁在人迹罕至的敦煌的石窟里，以至现在还留下了俄国败兵烟熏火燎的痕迹。杨增新的名言是：“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他处理白党“借道”、红军大军压境的策略，和他处理“黑喇嘛”要来新疆“避难”的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叫我真正认识了这个人的是一九八六年的塔里木环游，在若羌县采访时，百岁罗布 人库万·库都鲁克说起了“老将军”，我以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已经不会轻易流泪，但一谈到杨增新(在塔里木，老人们叫杨增新“老将军～杨将军”)，他的眼泪立时夺眶而出，他根本忘记了我与翻译的存在。一九七三年，我听亲历者讲过一则杨增新的轶事那时新疆每逢寒冬将至，就打开军营大门，尽量招兵，到处张贴布告：凡愿意的全可以当兵吃粮。来年春天，即将春耕，又打开营门：凡不愿意留在兵营的，一律来去自由。新疆垦区一大问题，就是劳动力奇缺，春天农工收入远超过军饷，而且为了找到足够的人力，地主们纷纷拿出优惠政策。于是，杨增新就省去了一大笔军饷。可是，农田收割干净，寒冬来临，这些不再重要的农工们往往冻馁无归，铤而走险，打家劫合成了副业。于是，杨增新就无限制招兵，把这些精壮的劳力收拢在军营里，有口饭吃，有地方睡觉，吃得饱，穿得暖，免去社会治安问题。春天再放出去打工。——这确实不是富国强兵的好政策，充其量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就凭这个招数，在十几年问保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谁是受益者呢?这还用说?在内地已经成为社会风景线的“兵变”，在杨增新时期从未成为问题。他的兵，原来就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设置的。他将打仗的成本转化为农耕成本。杨增新在他的时代，在他的位置上，确实得到了各族百姓拥戴。百姓并不计较他用鸦片做武器对付白俄，也不在乎他依靠抄贪官家、拍卖官产，维持财政收支，其实他给部队发的枪绝大部分都是木头做的再涂上墨。这根本就不是秘密，“新疆人都知道”。毋庸置疑，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他是内陆亚洲的稳定因素。
一九二八年，杨增新六十五岁，在新疆已经十八年，出任新疆督军也十六年了。“生入玉门关”这个难堪话题，一再占据杨增新日记的篇幅。七月七日，乌鲁木齐唯一的高等学校——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杨增新出席。除了政要，出席典礼的还有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席间，上菜速度出奇的慢，杨增新一再催促，他已经不耐烦了。主菜终于来了，学校教务主任大声说了一句“准备好了吧”，扮作上菜佣人的刺客，立即掏出手枪向杨增新射击，杨增新中了一枪，但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怒斥刺客：“你干什么!”话音刚落又被击中七枪，倒地身亡。
“你干什么!”
杨增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对手们究竟要什么。“你干什么?”这个问题幼稚已极。正是为了这一点，他终于没能“生入---玉门关”，安享晚年。但他非凡的业绩留在了史册之上。
杨增新是这样一个人他将新疆的安定与个人利益前途视同一体。他知道如果发生动乱，那谁也解救不了他了，他将是第一个牺牲品。事实上，历史的例证正是这样说的。在他看来，那种“歼敌一万，自伤八千”的“战功”，对于古老的绿洲、牧场，无异于同归于尽、玉石俱焚。他是当时新疆官方最清醒、最有主见的人，遇事能拿出办法，是他的专利。尽管这些办法不一定都符合政治家的惯例。在民国的政治家中，保护弱势人群权益，就是他首先提出的。实际上，最需要保护的正是他自己。
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杨增新是很低调的一人。一九A年，在乌鲁木齐见到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儿非要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杨增新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豪宅唾手可得，可那离他的目标尚远。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杨增新成功地将战乱拒之新疆境外，保境安民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却是百姓们衡量其业绩的尺度。杨增新在没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体支持的情况下，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国体尊严，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化解了境内数十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平息了因绝望而生的孤注一掷的冲动。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只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疆不宜渲染确实存在的争议与分歧，而应该不遗余力强调共同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新疆人，都珍惜生命、反对战乱、尊敬长者、疼爱子女，都希望政治清平、贪官污吏受到追究……以此为共识，强调在同一区域内和谐共处，是新疆稳定的基础。有了新疆的稳定，正在变革时期的内陆亚洲才从即将失控，终于达到了新的平衡点。
(《黑戈壁》，杨镰著，知识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22．80元)
内陆亚洲(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蒙古国、俄领中亚)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区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那是沉寂的地方，也是敏感的地方。在这比整个欧洲大几倍的草原与荒漠，一支上了膛的手枪与一个精锐的步兵师，能产生相近的威慑作用；一首民歌与一位暴君，具有等量齐观的知名度。
从十七世纪以来，内陆亚洲就是清与俄国的逐鹿场所。随着内外蒙古八旗归顺与俄领中亚汗国的陆续就位，区域内的相对平稳持续了一百多年。二十世纪前期的两件大事彻底地改变了内陆亚洲的地缘政治结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外蒙古随之“独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使俄国沙皇统治解体。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发动于武昌军营，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则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日在伊犁将军府的大厅才大功告成：由刚解职的伊犁将军广福，逼继任者志瑞交出军政大权，才真正颠覆了清廷对中国的统治。几乎同时，外蒙古上层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宣布“独立”，马上就是一系列边疆区：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勒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二月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亚哈萨克举族东迁。新疆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可数十万哈萨克牧民驱赶着牛羊涌入边境，却将新疆置于紧迫的危机之中。“逃哈”带来的难题，足以颠覆刚刚恢复生气的新疆政局。更为致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使欧洲到远东都成为战区。日本、印度远不可及，败北的白军只有一个避难所，那就是几乎不设防的中国新疆。白军不是伏龙芝、夏伯阳们的对手，但要将战火引入新疆的绿洲村镇与牧场，只需二百名亡命之徒就足够了。一九一九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出现在甘肃与新疆之间的黑戈壁，使内陆亚洲又多了一个变数。如果任其存在，必将导致整个新疆陷入没有胜者的战乱，塔里木的绿洲城镇回到“宇宙洪荒”景观，准噶尔的牧场断绝人迹。石器时代，就不仅是考古学家寻找的遗迹了。历史的倒退、文明湮灭、沙埋绿洲，就会在中国西部重演。
一九一二年六月，清廷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返，而他刚刚才被袁世凯重新任命为民国的新疆都督。为填补政权真空，杨增新临危受命。杨增新是进士出身，云南蒙自人，一九一一年才来新疆任职。一九一二年六月五日，成为民国第一任新疆督军，可就在他入主督军府的同时，伊犁成立了与省府分庭抗礼的临时政府，哈密与吐鲁番的铁木耳起义，患生肘腋，和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村落竟然发生了引起国际关注的“策勒村事件”，俄国军队竟以“不知该通知谁”为借口，悍然越境进驻伊犁与喀什噶尔。新疆陷入全面动乱，进而被列强肢解，已不可避免。这，就是杨增新继承的“遗产”。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后援，没有人际资源，连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都没有。而本应成为他的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反视其为累赘。当时最乐观的看法是：杨增新顶多能支撑十八个月。然而，在不长的时间里杨增新竟然将乱麻拧成了一股绳，将难收覆水升华为甘霖。任职期间，他对中央“认庙不认神”，死死跟定中华民国政府，却不管由谁执政。他将化解危机当做家常便饭。他的名言是：新疆治世是桃源，乱世是绝地，无人能幸免。他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发生战乱，塔里木就是一口锅底烧红的大锅。他曾半开玩笑地将唐诗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改造成“西出阳关无好人”。在文献记载与故老相传中，杨增新是杀人从不手软的刽子手，是心细如发的独裁者，是步履蹒跚的昏聩老人，是精明得如同计算机的循吏，是最讲信用的人，是最不在乎人言的人，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大儒……你也许会产生错觉：以为这里说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有一点绝无异词：他给了新疆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新疆绿洲与游牧文明进入现代社会，始于他坚守的弃绝战乱的信念。
塞防与海防之争，是大清地缘政治家们争论了两百年的话题，西域史地学派，是乾嘉学派中最有远见的分支。辛亥革命后，主政者显然认为塞防的重要性不能与海防相比，民国政府准备放弃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的阿勒泰、唐努乌梁海等边疆区域，以便退保新疆塔里木进而维持中原稳定。此时只有杨增新认清：保住阿勒泰，新疆才不至于陷入动荡；放弃阿勒泰，就不可能遏制瓦解中华民国的趋势。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边界。到今天可以看出：杨增新所要的，才是内陆亚洲合乎人文地理实际的疆界杨增新坚持的，才是内陆亚洲重归于和谐安定的底线。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八年，中国从清过渡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徐世昌……抢班登场；赶溥仪出宫，贿选总统，张勋复辟，中原大战……几乎就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外蒙古呢?活佛称帝，还出现一个新年号“共戴”，脱离中国，自治，撤销自治，恢复自治，徐树铮“筹边”……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党谢苗诺夫，恩琴男爵，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黑喇嘛”。同时伴随着几个游离板块：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图瓦、阿勒泰的去留重组。俄国红白两军做了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长的贴身肉搏，从欧洲打到海参崴……在旧的宗主不复存在、新的权威未曾确立的十几年间，远离海洋的内陆亚洲成了最不计成本的造反、最不可思议的冒险的温床。作为广袤的省份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未能继承清朝对这个区域的权威，却承担起使之建立新的均衡机制的责任。一九二五年，长期使俄国、蒙古国、清廷理藩院、民国政府总理衙门、新疆省府、内蒙古王公受到困扰的“黑喇嘛”遇刺身亡，挑战权威的力量不复存在，内陆亚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影响到(或说延续到)今天。此前历时一二十年的角逐，面对着成批轮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立面，“军阀”“独夫”杨增新，以非凡的定力，非常的举措，保持了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稳定安宁。新的中国、俄国、蒙古的疆界与版图，是力量均衡分布的减压措施。
辛亥革命以后，新疆的经济命脉——朝廷每年拨给的数百万两白银的“协饷”自然没有了。民国期间，对边疆区的财政补助根本无从谈起。杨增新是唯一一个只能依靠新疆自身资源的中国新疆领导人。民国时期的新疆锡伯族政治家广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缓解白党的压力，杨增新设法让其最顽固的领袖阿连阔夫将军(号称沙皇的驸马)染上鸦片瘾，彻底瓦解了斗志。为阻断境内外白党的联系，竟将进入新疆的白党精兵软禁在人迹罕至的敦煌的石窟里，以至现在还留下了俄国败兵烟熏火燎的痕迹。杨增新的名言是：“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他处理白党“借道”、红军大军压境的策略，和他处理“黑喇嘛”要来新疆“避难”的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叫我真正认识了这个人的是一九八六年的塔里木环游，在若羌县采访时，百岁罗布 人库万·库都鲁克说起了“老将军”，我以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已经不会轻易流泪，但一谈到杨增新(在塔里木，老人们叫杨增新“老将军～杨将军”)，他的眼泪立时夺眶而出，他根本忘记了我与翻译的存在。一九七三年，我听亲历者讲过一则杨增新的轶事那时新疆每逢寒冬将至，就打开军营大门，尽量招兵，到处张贴布告：凡愿意的全可以当兵吃粮。来年春天，即将春耕，又打开营门：凡不愿意留在兵营的，一律来去自由。新疆垦区一大问题，就是劳动力奇缺，春天农工收入远超过军饷，而且为了找到足够的人力，地主们纷纷拿出优惠政策。于是，杨增新就省去了一大笔军饷。可是，农田收割干净，寒冬来临，这些不再重要的农工们往往冻馁无归，铤而走险，打家劫合成了副业。于是，杨增新就无限制招兵，把这些精壮的劳力收拢在军营里，有口饭吃，有地方睡觉，吃得饱，穿得暖，免去社会治安问题。春天再放出去打工。——这确实不是富国强兵的好政策，充其量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就凭这个招数，在十几年问保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谁是受益者呢?这还用说?在内地已经成为社会风景线的“兵变”，在杨增新时期从未成为问题。他的兵，原来就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设置的。他将打仗的成本转化为农耕成本。杨增新在他的时代，在他的位置上，确实得到了各族百姓拥戴。百姓并不计较他用鸦片做武器对付白俄，也不在乎他依靠抄贪官家、拍卖官产，维持财政收支，其实他给部队发的枪绝大部分都是木头做的再涂上墨。这根本就不是秘密，“新疆人都知道”。毋庸置疑，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他是内陆亚洲的稳定因素。
一九二八年，杨增新六十五岁，在新疆已经十八年，出任新疆督军也十六年了。“生入玉门关”这个难堪话题，一再占据杨增新日记的篇幅。七月七日，乌鲁木齐唯一的高等学校——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杨增新出席。除了政要，出席典礼的还有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席间，上菜速度出奇的慢，杨增新一再催促，他已经不耐烦了。主菜终于来了，学校教务主任大声说了一句“准备好了吧”，扮作上菜佣人的刺客，立即掏出手枪向杨增新射击，杨增新中了一枪，但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怒斥刺客：“你干什么!”话音刚落又被击中七枪，倒地身亡。
“你干什么!”
杨增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对手们究竟要什么。“你干什么?”这个问题幼稚已极。正是为了这一点，他终于没能“生入---玉门关”，安享晚年。但他非凡的业绩留在了史册之上。
杨增新是这样一个人他将新疆的安定与个人利益前途视同一体。他知道如果发生动乱，那谁也解救不了他了，他将是第一个牺牲品。事实上，历史的例证正是这样说的。在他看来，那种“歼敌一万，自伤八千”的“战功”，对于古老的绿洲、牧场，无异于同归于尽、玉石俱焚。他是当时新疆官方最清醒、最有主见的人，遇事能拿出办法，是他的专利。尽管这些办法不一定都符合政治家的惯例。在民国的政治家中，保护弱势人群权益，就是他首先提出的。实际上，最需要保护的正是他自己。
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杨增新是很低调的一人。一九A年，在乌鲁木齐见到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儿非要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杨增新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豪宅唾手可得，可那离他的目标尚远。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杨增新成功地将战乱拒之新疆境外，保境安民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却是百姓们衡量其业绩的尺度。杨增新在没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体支持的情况下，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国体尊严，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化解了境内数十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平息了因绝望而生的孤注一掷的冲动。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只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疆不宜渲染确实存在的争议与分歧，而应该不遗余力强调共同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新疆人，都珍惜生命、反对战乱、尊敬长者、疼爱子女，都希望政治清平、贪官污吏受到追究……以此为共识，强调在同一区域内和谐共处，是新疆稳定的基础。有了新疆的稳定，正在变革时期的内陆亚洲才从即将失控，终于达到了新的平衡点。
(《黑戈壁》，杨镰著，知识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2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