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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但从实质效果上来看，中国距离成熟的民主政治尚有一段距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主要存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政治体制存在不健全之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未达到均衡状态、部分传统政治文化和心理以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等五大因素。通过对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以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合理发展能有所启发与助益。
关键词：中国；民主政治；制约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6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并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政治体制。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并予以实践的重要课题。建国60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尚未达到成熟、完善的状态。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条件的变革设想，也不同于苏俄人民走十月革命道路所创造的成功经验”[2]。走的道路不一样，其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国情不同；国情不同，其最直观的表现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拥有个性鲜明的制约性因素。在分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时，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近代以来不断积累的本土性因素，又要考察建国以来新中国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既要关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也要从历史的维度上探究；既要关注外在指标的表现，同时也要关注文化心理等内在因素的积淀。
一、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制约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因素
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并非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某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无法摆脱其所处社会的历史特质及发展脉络而独立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自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充满了混乱性、复杂性以及多变性，同时具有时滞性，当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社会环境的历史遗存对于现实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
首先，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及近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对于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体制形成了难以理解的适应性，各种封建独裁政权层出不穷，而民主政权则昙花一现，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民众始终抱有一种宽容的合理性进行认知，即使在短期内爆发了农民起义，其实质也不过是试图用一个新的封建专制政权去代替旧的政权。如果不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大门，民主思想很难传入中国。即使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在尝试建立民主共和体制进程中，中国短时间的多党制尝试失败、宋教仁被刺杀、袁世凯和张勋先后复辟这些事件无一不是促使中国向构建民主政治相反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起点，同时也搭建了社会主义政权借鉴、改造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平台。由于上述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导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起点偏低，发展难度相对较大。随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由于革命的需要，相对于民主更注重集中，更多地使用军事与行政手段而非民主手段。例如在革命根据地中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权，实施命令与行动高度统一的工作方式等等。由于民主政权要从战略和后勤上对于前方的武装斗争进行支持，因此更为注重阶级斗争以及路线的统一。这种工作方式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必然措施，有助于中国革命尽快走向胜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的职能和作用就要进行对应的调整，应该从战时的阶级斗争转向战后的经济、文化建设；政权的工作方式就应该逐步从家长式、命令式等高度集中化的方式逐步转变为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民主化管理方式。1954年颁布的五四宪法“以人民民主为主旨，确立了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3]，但可惜的是在实践中很快就随着反右扩大化的推行而被事实上废止。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度统一集中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官僚主义的滋生、家长制作风行为惯性以及特权现象的长期存在。这种由于历史思维定势的延续而导致国家政权工作方式和工作重心未能及时转变，是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个历史性因素。
二、政治体制存在不健全之处是制约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
历史因素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于起点，但并非本质。所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构建。新中国建国至今确立的政治体制无一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现行体制中的不健全之处又严重制约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仍需不断加强。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不同的是，我国赋予人民代表大会以监督权。建国以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限的范畴呈现一种“扩大—受限—再扩大—平稳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空置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各届领导集体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方式进行完善，但从目前来看，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目前我国尚缺《监督法》等专门立法，使各级人民大表大会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同时无法定位準确的监督目标，因此导致重复监督行为或监督盲区的存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来源于宪法，但人民代表大会中监督权的具体执行机构尚不明确；人大代表组成结构多元化特征明显，文化水平、政治素养参差不齐，导致监督效果的一致性和持续性难以保障。第二，中国的选举制度依旧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政治制度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就是选举制度，通过选举制度对民主政治予以承认，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尽管我国的选举制度在表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4]115116，但问题也是明显客观存在的。选举制度可以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类型，目前我国直接选举仅限于县乡二级，其余各层级均为间接选举。马克思的选举理论中对于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的观点予以认可，因而我国直接选举的层次尚存扩大的空间。同时我国的选举不存在竞选环节，竞选环节可以使选民对于候选者情况进行充分了解，而目前我国的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投票过程盲目性较为明显。另外，从参选人产生过程来看，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自荐参选机制尚未确立。当然，西方选举制度弊端已很多，上文所提及的直接选举、竞选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并不能实行“拿来主义”，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最后，现行政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作用弱化，使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不断偏离。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制约机制理论性、形式性、程序性内容偏多，实践性、内容性、效果性机制基本没有，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督、法律监督的相关作用。同时公民缺乏参与监督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方面的有效渠道及法律保障，“中国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程度低”[4]139。这就间接导致了部分畸形政治参与行为的出现，同时也使网络成为民众发泄政治参与无序的重要媒介。前者危害我国政治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进而导致政府因噎废食，后者导致民众畸形政治心理的不断膨胀，总体上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不利。
总之，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结构性矛盾，而要想从这些角度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绝非易事，因此政治体制安排存在不健全之处是制约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
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未达到均衡状态是制约发展的现实因素
除了历史、政治给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制约作用之外，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及发展变化，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第三波》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经济的迅速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权威政治”[5]。如今我国正集中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我国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从建国至今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相均衡的话，其产生的制约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本身对于民主政治的消极作用是不能回避的。这种消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会有一定的显现。例如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效率，而民主政治追求的则是公平与自由。而民主政治实施的过程中采用的投票表决、选举等手段无疑对于效率的追求是一种冲击。同时，“市场经济为具有不同利益的活动主体提供了各种获利渠道，公共权力往往会成为这些市场主体同时也是政治主体的工具”[6]，某些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渗透也是非正常的，进而使权力商品化行为出现，使经济领域中不等价交换行为“政治化”，由“经济权力化”给政府腐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很显然，腐败将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巨大威胁以及阻力。
其次，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微观的经济民主是宏观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与现实要素。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民主的尝试有一定的反复性，在积累了经验的同时更多收获的是教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进行管理和技术革新”[7]201，毛泽东将其总结为“鞍钢宪法”模式，但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受到了“大民主”的冲击，从此不了了之。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引入到中国。这虽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但基层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的权利不断减少，劳动者权益受到侵犯的案例却时有发生。微观的企事业单位劳动者的“不民主”与宏观的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很显然是相悖的。如何保障劳动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经济民主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再次，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较为明显，严重制约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民主政治。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尽管各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意愿都较为强烈，但“由于国家宏观政策和地理环境以及地区的历史因素影响”[8]，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愈加明显。民主政治追求的公平原则要求国家建立并落实兼顾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与局部利益的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调配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会带来教育、就业、生活质量等多方面不公平，而教育不公会导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就业不公会导致民主参与渠道杂乱，生活质量不公会带来民主参与动机多元化，这都将制约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力度扶持西部地区发展，但从效果上看，这项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
最后，市场经济有可能导致人们片面关注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精神生活忽视，进而导致民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这本身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严重的危害行为。通俗地讲，民主政治是无法在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社会责任担当的纯拜金主义民族中实现的。这是由于在那样的社会中，人们的每一个行为动机都在于为己谋利，对于政治则抱着一种功利的心态去面对和参与，一旦通过民主政治的某种渠道充分获取自己所需的利益，则会在此后的时间中选择政治冷漠行为。如此恶性循环只能带来一种后果，获取利益的人政治冷漠，无法通过民主政治获取利益的人更加远离政治。因此，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政治工具化倾向必须要引起高度警惕，国家也需采取相关的措施引导公民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行为选择。
总之，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視的，解决这种矛盾是必然趋势。
四、部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心理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阻碍是其深层因素
对于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量，还是从现行体制角度分析，始终未能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制约因素是为举世各国民主的必经之路，还是为中国所独有？笔者认为，共性的方面次之，而个性的内容为主体。对于这种中国发展道路的个性化制约因素，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入手探讨。传统文化诸如“道德中心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民本主义、官僚主义、政治冷淡主义”[9]及其衍生而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共同构成了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心理因素。
第一，道德中心主义强调德治而非政治，重视礼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历代政权的重心都放在构筑伦理道德，自上而下通过领导人的示范和教化作用开展社会管理，对于政治制度的构建极度忽视。同时，道德中心主义将道德的地位置于法律之上，对于道德的作用片面迷信及夸大。这就导致了民众缺乏深入理解民主与法治的路径，国民法制观念及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极其不利。 第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封建专制主义伴随道德中心主义而生。封建专制主义首先体现为家长式的个人专断，这种家长式作风即使到现今社会其危害仍然存在；其次体现为官本位思想下的等级特权，即根据官员的行政级别来确定其相应的待遇，虽然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这种特权思想有所限制，但以身试法的现象依然屡屡曝光，这严重背离了民主政治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体现为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任人唯亲的用人方式，官员的任命制度以及部分职位终身制，这都危害了民主政治的平等竞争原则；最后体现为一言堂式的言论管控，这是文化思想专断的一种体现，与言论自由的政治民主化要求格格不入。
第三，民本主义思想对民主政治发展也产生了制约的作用。从字面上看，民本主义体现了国家统治者对于人民的重视与关切，但从实质上看，民本思想的起源是君与民的分野，这是一种等级制度而非人人平等的体现；同时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民本主义思想体现的则是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民本思想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既有统治者地位的专制制度。从这些角度来看，民本主义思想源自于封建专制主义，与民主政治思想背道而驰。
第四，官僚主义是制约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明显因素。官僚主义的产生既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残留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又与国家自身体制不够健全有关。官僚主义主要体现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官僚主义的危害，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和惩治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依旧屡禁不止。这种官僚主义是挡在民主政治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的拦路虎，如何彻底解决官僚主义的危害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和实践的课题。
最后，政治冷淡主义在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主要体现为不过问或者回避政治。前者认为政治非平民可以探讨的问题，而后者则认为政治是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事情。同时还有一类人对于政治的态度是盲目追从，将自己定位于不够资格影响政治的那个群体，因此只有通过服从命令甚至是盲从才是正确的选择。此外，政治冷淡主义还有麻木忍耐、被动参与等畸形行为表现。政治冷淡主义对于民主政治的制约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民主的主体没有意识到自身有参与民主的义务和权利，没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意愿，那么即使提供给他一个民主政治的体制，也是无法得以实施的。同时，政治冷淡主义对于管理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包庇和纵容。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源于封建主义思维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及其衍生的政治心理，其错误的那一部分是严重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相比较前三种因素而言，这种因素更具隐性特征，因此更容易被忽视，其解决难度也就更大。
五、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是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外在因素
前文主要从我国国内的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角度探析了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風云变幻，随着第三波民族化浪潮、东欧各国推行民主化进程、“颜色革命”以及2012年以来爆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世界上其他国家试行民主政治的脚步或急或缓，效果有好有坏。身为世界政治版图组成成员之一的中国势必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提供现实性经验教训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效应主要体现在：
首先，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是全球化给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带来推动与风险并存的双面效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依存程度加强，国际经济形势将对我国的经济体系的稳定带来极大的挑战，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次贷危机中显现无余，而经济的不稳定会直接影响政治的稳定。同时，世贸组织有权对其成员国执行已签署的贸易协议情况进行监督与管理，这将弱化国家主权。全球化进程中跨国组织大量进入国内，在提升本土税收型财政收入和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为了使企业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往往利用自身影响力及经济实力干涉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其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一旦出现无疑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极大的威胁。最后，西方国家利用其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网络手段向我国输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文化上侵蚀中国，并且在与我国交往时将其作为合作的附加条件，给我国带来了被“西化”的风险。总之，全球化不等同于“全球主义”，不代表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主权可以无限让渡。而西方国家借全球化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则很有可能打乱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步伐。
其次，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不仅不是推动力，反而是抑制力。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就取代苏联成为了美国推销民主的第一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也正处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凸显期”[7]66，这也是美国在与中国进行权力与利益博弈的重要利用条件，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宣扬“民主崛起论”。从另一个层面，美国每年均出台所谓《中国年度人权报告》，扭曲中国的实际情况，无视中国对人民权利的有力保障，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妄加错误评论。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民主政治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美国模式”不是解决中国民主问题的灵丹妙药，要抵制美国的民主推销。但是，如果因为抵制美国的民主推销而抵制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这显然是因噎废食。
最后，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苏东巨变、颜色革命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世界很多威权政体的国家开始尝试民主政治实践。但实践的效果有喜有忧，甚至负面效应远多于其所达到的成就。例如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东欧各国在“民主化”之后多年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频现；颜色革命一旦开端便难以结束、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严重受损；西方媒体口中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虽然推翻了诸如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萨利赫等独裁政权，但过渡政府执政能力有限，没有拿出有效的民主化方案，导致国内形势始终不能平复，甚至更加恶化；国外势力大肆干涉并践踏本国主权等等。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国家没能制定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也没能遵循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模式上照搬西方多党轮替的政党体制导致不仅没能将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民主性充分体现，反而将多党制的软弱性无限放大；发展道路过于追求“一刀切”、“休克式”等等，导致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发展的稳定性必然缺失。这些副作用给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直观的教训，但也要谨防如第二点中所提及的“因噎废食效应”的制约作用。 總之，国际局势及外国民主政治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外在因素不是用于改变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作用。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就要求我们在直面并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逐步推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培育。同时结合国际局势合理应对，并客观借鉴国外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淡化五大因素的制约作用，稳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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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回天.阻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J].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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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the nation was led to the way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by C.P.C. However， there exists a great gap to the ripe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practice result. There are five restrictive factors which include specific Chinese history development context， imperfect political systems， unbalanced condition between market economic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part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inking， and highly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rticle could help push forwar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R.C by analyzing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Key words： P.R.C； democratic politics； restrictive factors
关键词：中国；民主政治；制约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6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并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政治体制。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并予以实践的重要课题。建国60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尚未达到成熟、完善的状态。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条件的变革设想，也不同于苏俄人民走十月革命道路所创造的成功经验”[2]。走的道路不一样，其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国情不同；国情不同，其最直观的表现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拥有个性鲜明的制约性因素。在分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时，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近代以来不断积累的本土性因素，又要考察建国以来新中国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既要关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也要从历史的维度上探究；既要关注外在指标的表现，同时也要关注文化心理等内在因素的积淀。
一、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制约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因素
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并非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某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无法摆脱其所处社会的历史特质及发展脉络而独立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自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充满了混乱性、复杂性以及多变性，同时具有时滞性，当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社会环境的历史遗存对于现实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
首先，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及近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对于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体制形成了难以理解的适应性，各种封建独裁政权层出不穷，而民主政权则昙花一现，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民众始终抱有一种宽容的合理性进行认知，即使在短期内爆发了农民起义，其实质也不过是试图用一个新的封建专制政权去代替旧的政权。如果不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大门，民主思想很难传入中国。即使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在尝试建立民主共和体制进程中，中国短时间的多党制尝试失败、宋教仁被刺杀、袁世凯和张勋先后复辟这些事件无一不是促使中国向构建民主政治相反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起点，同时也搭建了社会主义政权借鉴、改造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平台。由于上述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导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起点偏低，发展难度相对较大。随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由于革命的需要，相对于民主更注重集中，更多地使用军事与行政手段而非民主手段。例如在革命根据地中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权，实施命令与行动高度统一的工作方式等等。由于民主政权要从战略和后勤上对于前方的武装斗争进行支持，因此更为注重阶级斗争以及路线的统一。这种工作方式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必然措施，有助于中国革命尽快走向胜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的职能和作用就要进行对应的调整，应该从战时的阶级斗争转向战后的经济、文化建设；政权的工作方式就应该逐步从家长式、命令式等高度集中化的方式逐步转变为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民主化管理方式。1954年颁布的五四宪法“以人民民主为主旨，确立了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3]，但可惜的是在实践中很快就随着反右扩大化的推行而被事实上废止。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度统一集中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官僚主义的滋生、家长制作风行为惯性以及特权现象的长期存在。这种由于历史思维定势的延续而导致国家政权工作方式和工作重心未能及时转变，是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个历史性因素。
二、政治体制存在不健全之处是制约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
历史因素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于起点，但并非本质。所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构建。新中国建国至今确立的政治体制无一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现行体制中的不健全之处又严重制约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仍需不断加强。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不同的是，我国赋予人民代表大会以监督权。建国以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限的范畴呈现一种“扩大—受限—再扩大—平稳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空置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各届领导集体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方式进行完善，但从目前来看，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目前我国尚缺《监督法》等专门立法，使各级人民大表大会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同时无法定位準确的监督目标，因此导致重复监督行为或监督盲区的存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来源于宪法，但人民代表大会中监督权的具体执行机构尚不明确；人大代表组成结构多元化特征明显，文化水平、政治素养参差不齐，导致监督效果的一致性和持续性难以保障。第二，中国的选举制度依旧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政治制度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就是选举制度，通过选举制度对民主政治予以承认，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尽管我国的选举制度在表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4]115116，但问题也是明显客观存在的。选举制度可以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类型，目前我国直接选举仅限于县乡二级，其余各层级均为间接选举。马克思的选举理论中对于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的观点予以认可，因而我国直接选举的层次尚存扩大的空间。同时我国的选举不存在竞选环节，竞选环节可以使选民对于候选者情况进行充分了解，而目前我国的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投票过程盲目性较为明显。另外，从参选人产生过程来看，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自荐参选机制尚未确立。当然，西方选举制度弊端已很多，上文所提及的直接选举、竞选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并不能实行“拿来主义”，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最后，现行政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作用弱化，使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不断偏离。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制约机制理论性、形式性、程序性内容偏多，实践性、内容性、效果性机制基本没有，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督、法律监督的相关作用。同时公民缺乏参与监督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方面的有效渠道及法律保障，“中国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程度低”[4]139。这就间接导致了部分畸形政治参与行为的出现，同时也使网络成为民众发泄政治参与无序的重要媒介。前者危害我国政治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进而导致政府因噎废食，后者导致民众畸形政治心理的不断膨胀，总体上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不利。
总之，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结构性矛盾，而要想从这些角度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绝非易事，因此政治体制安排存在不健全之处是制约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
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未达到均衡状态是制约发展的现实因素
除了历史、政治给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制约作用之外，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及发展变化，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第三波》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经济的迅速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权威政治”[5]。如今我国正集中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我国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从建国至今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相均衡的话，其产生的制约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本身对于民主政治的消极作用是不能回避的。这种消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会有一定的显现。例如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效率，而民主政治追求的则是公平与自由。而民主政治实施的过程中采用的投票表决、选举等手段无疑对于效率的追求是一种冲击。同时，“市场经济为具有不同利益的活动主体提供了各种获利渠道，公共权力往往会成为这些市场主体同时也是政治主体的工具”[6]，某些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渗透也是非正常的，进而使权力商品化行为出现，使经济领域中不等价交换行为“政治化”，由“经济权力化”给政府腐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很显然，腐败将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巨大威胁以及阻力。
其次，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微观的经济民主是宏观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与现实要素。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民主的尝试有一定的反复性，在积累了经验的同时更多收获的是教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进行管理和技术革新”[7]201，毛泽东将其总结为“鞍钢宪法”模式，但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受到了“大民主”的冲击，从此不了了之。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引入到中国。这虽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但基层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的权利不断减少，劳动者权益受到侵犯的案例却时有发生。微观的企事业单位劳动者的“不民主”与宏观的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很显然是相悖的。如何保障劳动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经济民主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再次，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较为明显，严重制约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民主政治。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尽管各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意愿都较为强烈，但“由于国家宏观政策和地理环境以及地区的历史因素影响”[8]，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愈加明显。民主政治追求的公平原则要求国家建立并落实兼顾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与局部利益的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调配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会带来教育、就业、生活质量等多方面不公平，而教育不公会导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就业不公会导致民主参与渠道杂乱，生活质量不公会带来民主参与动机多元化，这都将制约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力度扶持西部地区发展，但从效果上看，这项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
最后，市场经济有可能导致人们片面关注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精神生活忽视，进而导致民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这本身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严重的危害行为。通俗地讲，民主政治是无法在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社会责任担当的纯拜金主义民族中实现的。这是由于在那样的社会中，人们的每一个行为动机都在于为己谋利，对于政治则抱着一种功利的心态去面对和参与，一旦通过民主政治的某种渠道充分获取自己所需的利益，则会在此后的时间中选择政治冷漠行为。如此恶性循环只能带来一种后果，获取利益的人政治冷漠，无法通过民主政治获取利益的人更加远离政治。因此，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政治工具化倾向必须要引起高度警惕，国家也需采取相关的措施引导公民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行为选择。
总之，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視的，解决这种矛盾是必然趋势。
四、部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心理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阻碍是其深层因素
对于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量，还是从现行体制角度分析，始终未能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制约因素是为举世各国民主的必经之路，还是为中国所独有？笔者认为，共性的方面次之，而个性的内容为主体。对于这种中国发展道路的个性化制约因素，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入手探讨。传统文化诸如“道德中心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民本主义、官僚主义、政治冷淡主义”[9]及其衍生而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共同构成了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心理因素。
第一，道德中心主义强调德治而非政治，重视礼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历代政权的重心都放在构筑伦理道德，自上而下通过领导人的示范和教化作用开展社会管理，对于政治制度的构建极度忽视。同时，道德中心主义将道德的地位置于法律之上，对于道德的作用片面迷信及夸大。这就导致了民众缺乏深入理解民主与法治的路径，国民法制观念及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极其不利。 第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封建专制主义伴随道德中心主义而生。封建专制主义首先体现为家长式的个人专断，这种家长式作风即使到现今社会其危害仍然存在；其次体现为官本位思想下的等级特权，即根据官员的行政级别来确定其相应的待遇，虽然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这种特权思想有所限制，但以身试法的现象依然屡屡曝光，这严重背离了民主政治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体现为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任人唯亲的用人方式，官员的任命制度以及部分职位终身制，这都危害了民主政治的平等竞争原则；最后体现为一言堂式的言论管控，这是文化思想专断的一种体现，与言论自由的政治民主化要求格格不入。
第三，民本主义思想对民主政治发展也产生了制约的作用。从字面上看，民本主义体现了国家统治者对于人民的重视与关切，但从实质上看，民本思想的起源是君与民的分野，这是一种等级制度而非人人平等的体现；同时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民本主义思想体现的则是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民本思想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既有统治者地位的专制制度。从这些角度来看，民本主义思想源自于封建专制主义，与民主政治思想背道而驰。
第四，官僚主义是制约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明显因素。官僚主义的产生既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残留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又与国家自身体制不够健全有关。官僚主义主要体现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官僚主义的危害，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和惩治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依旧屡禁不止。这种官僚主义是挡在民主政治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的拦路虎，如何彻底解决官僚主义的危害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和实践的课题。
最后，政治冷淡主义在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主要体现为不过问或者回避政治。前者认为政治非平民可以探讨的问题，而后者则认为政治是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事情。同时还有一类人对于政治的态度是盲目追从，将自己定位于不够资格影响政治的那个群体，因此只有通过服从命令甚至是盲从才是正确的选择。此外，政治冷淡主义还有麻木忍耐、被动参与等畸形行为表现。政治冷淡主义对于民主政治的制约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民主的主体没有意识到自身有参与民主的义务和权利，没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意愿，那么即使提供给他一个民主政治的体制，也是无法得以实施的。同时，政治冷淡主义对于管理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包庇和纵容。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源于封建主义思维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及其衍生的政治心理，其错误的那一部分是严重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相比较前三种因素而言，这种因素更具隐性特征，因此更容易被忽视，其解决难度也就更大。
五、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是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外在因素
前文主要从我国国内的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角度探析了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風云变幻，随着第三波民族化浪潮、东欧各国推行民主化进程、“颜色革命”以及2012年以来爆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世界上其他国家试行民主政治的脚步或急或缓，效果有好有坏。身为世界政治版图组成成员之一的中国势必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提供现实性经验教训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效应主要体现在：
首先，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是全球化给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带来推动与风险并存的双面效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依存程度加强，国际经济形势将对我国的经济体系的稳定带来极大的挑战，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次贷危机中显现无余，而经济的不稳定会直接影响政治的稳定。同时，世贸组织有权对其成员国执行已签署的贸易协议情况进行监督与管理，这将弱化国家主权。全球化进程中跨国组织大量进入国内，在提升本土税收型财政收入和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为了使企业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往往利用自身影响力及经济实力干涉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其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一旦出现无疑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极大的威胁。最后，西方国家利用其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网络手段向我国输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文化上侵蚀中国，并且在与我国交往时将其作为合作的附加条件，给我国带来了被“西化”的风险。总之，全球化不等同于“全球主义”，不代表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主权可以无限让渡。而西方国家借全球化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则很有可能打乱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步伐。
其次，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不仅不是推动力，反而是抑制力。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就取代苏联成为了美国推销民主的第一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也正处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凸显期”[7]66，这也是美国在与中国进行权力与利益博弈的重要利用条件，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宣扬“民主崛起论”。从另一个层面，美国每年均出台所谓《中国年度人权报告》，扭曲中国的实际情况，无视中国对人民权利的有力保障，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妄加错误评论。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民主政治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美国模式”不是解决中国民主问题的灵丹妙药，要抵制美国的民主推销。但是，如果因为抵制美国的民主推销而抵制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这显然是因噎废食。
最后，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苏东巨变、颜色革命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世界很多威权政体的国家开始尝试民主政治实践。但实践的效果有喜有忧，甚至负面效应远多于其所达到的成就。例如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东欧各国在“民主化”之后多年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频现；颜色革命一旦开端便难以结束、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严重受损；西方媒体口中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虽然推翻了诸如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萨利赫等独裁政权，但过渡政府执政能力有限，没有拿出有效的民主化方案，导致国内形势始终不能平复，甚至更加恶化；国外势力大肆干涉并践踏本国主权等等。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国家没能制定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也没能遵循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模式上照搬西方多党轮替的政党体制导致不仅没能将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民主性充分体现，反而将多党制的软弱性无限放大；发展道路过于追求“一刀切”、“休克式”等等，导致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发展的稳定性必然缺失。这些副作用给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直观的教训，但也要谨防如第二点中所提及的“因噎废食效应”的制约作用。 總之，国际局势及外国民主政治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外在因素不是用于改变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作用。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就要求我们在直面并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逐步推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培育。同时结合国际局势合理应对，并客观借鉴国外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淡化五大因素的制约作用，稳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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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the nation was led to the way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by C.P.C. However， there exists a great gap to the ripe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practice result. There are five restrictive factors which include specific Chinese history development context， imperfect political systems， unbalanced condition between market economic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part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inking， and highly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rticle could help push forwar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R.C by analyzing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Key words： P.R.C； democratic politics； restrictive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