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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美国孩子在家里做家务、家长付“工钱”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这家不也有孩子的一份吗？难道孩子没有自己的一份义务，而只对金钱负责吗？美国家庭教育以金钱计算家务的做法难道不会把孩子培养成斤斤计较，甚至会与父母计较金钱的人吗？金钱成了第一推动力，显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当然，美国家长对孩子的劳动教育与独立性、社会化、关爱情怀、生存意识、发现自我、兴趣培养等理念有关，但不管这些理念如何高大上，美国孩子的劳动教育一般是从“认钱”开始的。
孩子为何没有钱的概念？
许多美国家长从小就给孩子在银行开户，并把一些家务分派给孩子。但这些家务孩子不是白干的，家长在分派这些家务的时候，就与孩子讨价还价，定好价钱，干多少活给多少钱。当然，家务干不好也要扣钱。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是非常清晰的。既然家庭成员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为什么要鼓励个人的独立行为呢？以金钱计算家务的做法，说得好听些是鼓励个人的独立行为，說得难听些是鼓励个人与家庭对立。当然不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受。
尽管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咬开钱，能看到血汗。但我家从来没有因为儿子矿矿做家务而付他一分“工钱”。结果呢？一方面矿矿很不在意钱，基本没有钱的概念，即使到外面打工挣的工钱也是往我们手上一塞完事;另一方面，矿矿对家务很不热心，能推则推，能躲就躲，根本没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每次请他修理草坪，我们都得热情洋溢地演讲一番，他才懒洋洋地起身去割草……
其实，中国也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类的说法，但这个方法好像只用在孩子的学习方面，基本不会用在孩子做家务上。
在美国，社区收垃圾的时间是每周一次，每家后院都有一两个大的带轮子带盖儿的垃圾桶，在垃圾车来的前一天晚上，需要把桶拉到路边，垃圾车走后再把垃圾桶拉回来。
一次我接矿矿放学时顺路带他的同学回家，那孩子一下车，就顺手把路边的垃圾桶往回拉。我问矿矿：“如果是你，你会主动把路边的垃圾桶拉回去吗？”
矿矿想了一下，说道：“可能不会。”
我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沉默了一会儿，矿矿又说：“许多美国孩子从小就这样做：按爸爸妈妈的吩咐把垃圾桶拉回去的，得5分钱;自己主动拉的会得10分钱……”
我说：“你这位同学已经高二了，难道他会为了多得5分钱，主动去拉那个垃圾桶吗？”
矿矿说：“应该不是，大概是习惯了，变成一种责任感。”
我陷入了沉思……
我的孩子为何“看不见”垃圾桶？
我以前认为做家务得报酬，跟争高分得报酬一样，致命之处是会淡漠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美国住久了，我开始从正、反两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尤其从正面去思考美国家庭教育以金钱计算家务的积极意义。
从理论上说，以“这个家也有你的一份”为理由去教育孩子，就像以“这个国家也有你的一份”“这个集体也有你的一份”作为教育人的道理一样，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矿矿眼里就“看不见”家门口的垃圾桶，不会主动自觉地去为他“也有一份”的家拉回那个垃圾桶呢？
在孩子还小、责任意识还不强的时候，把责任与金钱挂钩，益处在于能把虚幻的责任感量化、明确化，使得孩子能明确“拥有多少权利，就必须担负多少责任、承担多少义务”。
许多时候，人的积极性与所处的团体的大小成反比：人在大集体中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往往不如在小集体中那么高、那么强，在小集体中的积极性又不如在自己的家庭里高。就如同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集体所有，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单位越小积极性越高，责任感越强。
同理，在孩子还小、责任意识还不强的时候，把责任与金钱挂钩，益处在于能把虚幻的责任感量化、明确化，使得孩子能明确“拥有多少权利，就必须担负多少责任、承担多少义务”。
但我始终认为，美国家庭教育以金钱计算家务的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用不好也会伤了孩子。
那鼓励孩子打工是明智的吗？
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不缺钱花，但家长多鼓励孩子早些出门打工。有的孩子会做两三份工，什么活都干：饭店服务生、比萨外卖郎、杂货店“店小二”、修剪草坪小哥、超市装袋工、加油站收银员等。其实，这些工作并不是很好干，工资低得仅达最低限薪线。但孩子们并不计较，认为这些既能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又能赚到由自己支配的钱，对此乐此不疲。
吃苦是一笔财富，固然很有道理。但是不少孩子打两三份工，甚至打那种过多占用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超时工”，就不值得推崇了。
矿矿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每个星期打5天工，平时每天工作3小时，周末两个半天。
他的父亲开修车行，家庭条件不错，据说他父母也愿意先代他缴纳上大学的费用。但附加了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家长有权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需分期偿还之前的代缴学费……如此，他更愿从父母的监护下独立出来，于是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一学期，那孩子修的6门课几乎全部不及格，夏季必须回学校补课，否则无法毕业。
矿矿常常为这位好友叹息：没有获得父母的充分支持，本身的资质也有限，但又自强不息地为自己上大学而日夜努力创造条件。我倒是有些理解他父母的心思：他们知道儿子在学习方面没有什么天赋，所以不逼他上大学。但儿子本人又一心想上大学，所以选择尊重他的意愿。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又死活硬逼着孩子上大学，是做父母的一种不明智的残酷。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不可能上大学，但又知道孩子一心要上大学，因而“狠心”地看着孩子的大学梦自生自灭，这是做父母的另一种残酷的明智。
美国家庭文化在处理责任与义务这对既互相依存又各自独立的关系上，有其独特的见解。中国家庭教育在劳动教育上怎样掌握这门武器，而不被这门武器掌握，是当下急需研究的问题。
摘自《家人》
当然，美国家长对孩子的劳动教育与独立性、社会化、关爱情怀、生存意识、发现自我、兴趣培养等理念有关，但不管这些理念如何高大上，美国孩子的劳动教育一般是从“认钱”开始的。
孩子为何没有钱的概念？
许多美国家长从小就给孩子在银行开户，并把一些家务分派给孩子。但这些家务孩子不是白干的，家长在分派这些家务的时候，就与孩子讨价还价，定好价钱，干多少活给多少钱。当然，家务干不好也要扣钱。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是非常清晰的。既然家庭成员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为什么要鼓励个人的独立行为呢？以金钱计算家务的做法，说得好听些是鼓励个人的独立行为，說得难听些是鼓励个人与家庭对立。当然不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受。
尽管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咬开钱，能看到血汗。但我家从来没有因为儿子矿矿做家务而付他一分“工钱”。结果呢？一方面矿矿很不在意钱，基本没有钱的概念，即使到外面打工挣的工钱也是往我们手上一塞完事;另一方面，矿矿对家务很不热心，能推则推，能躲就躲，根本没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每次请他修理草坪，我们都得热情洋溢地演讲一番，他才懒洋洋地起身去割草……
其实，中国也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类的说法，但这个方法好像只用在孩子的学习方面，基本不会用在孩子做家务上。
在美国，社区收垃圾的时间是每周一次，每家后院都有一两个大的带轮子带盖儿的垃圾桶，在垃圾车来的前一天晚上，需要把桶拉到路边，垃圾车走后再把垃圾桶拉回来。
一次我接矿矿放学时顺路带他的同学回家，那孩子一下车，就顺手把路边的垃圾桶往回拉。我问矿矿：“如果是你，你会主动把路边的垃圾桶拉回去吗？”
矿矿想了一下，说道：“可能不会。”
我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沉默了一会儿，矿矿又说：“许多美国孩子从小就这样做：按爸爸妈妈的吩咐把垃圾桶拉回去的，得5分钱;自己主动拉的会得10分钱……”
我说：“你这位同学已经高二了，难道他会为了多得5分钱，主动去拉那个垃圾桶吗？”
矿矿说：“应该不是，大概是习惯了，变成一种责任感。”
我陷入了沉思……
我的孩子为何“看不见”垃圾桶？
我以前认为做家务得报酬，跟争高分得报酬一样，致命之处是会淡漠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美国住久了，我开始从正、反两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尤其从正面去思考美国家庭教育以金钱计算家务的积极意义。
从理论上说，以“这个家也有你的一份”为理由去教育孩子，就像以“这个国家也有你的一份”“这个集体也有你的一份”作为教育人的道理一样，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矿矿眼里就“看不见”家门口的垃圾桶，不会主动自觉地去为他“也有一份”的家拉回那个垃圾桶呢？
在孩子还小、责任意识还不强的时候，把责任与金钱挂钩，益处在于能把虚幻的责任感量化、明确化，使得孩子能明确“拥有多少权利，就必须担负多少责任、承担多少义务”。
许多时候，人的积极性与所处的团体的大小成反比：人在大集体中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往往不如在小集体中那么高、那么强，在小集体中的积极性又不如在自己的家庭里高。就如同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集体所有，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单位越小积极性越高，责任感越强。
同理，在孩子还小、责任意识还不强的时候，把责任与金钱挂钩，益处在于能把虚幻的责任感量化、明确化，使得孩子能明确“拥有多少权利，就必须担负多少责任、承担多少义务”。
但我始终认为，美国家庭教育以金钱计算家务的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用不好也会伤了孩子。
那鼓励孩子打工是明智的吗？
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不缺钱花，但家长多鼓励孩子早些出门打工。有的孩子会做两三份工，什么活都干：饭店服务生、比萨外卖郎、杂货店“店小二”、修剪草坪小哥、超市装袋工、加油站收银员等。其实，这些工作并不是很好干，工资低得仅达最低限薪线。但孩子们并不计较，认为这些既能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又能赚到由自己支配的钱，对此乐此不疲。
吃苦是一笔财富，固然很有道理。但是不少孩子打两三份工，甚至打那种过多占用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超时工”，就不值得推崇了。
矿矿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每个星期打5天工，平时每天工作3小时，周末两个半天。
他的父亲开修车行，家庭条件不错，据说他父母也愿意先代他缴纳上大学的费用。但附加了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家长有权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需分期偿还之前的代缴学费……如此，他更愿从父母的监护下独立出来，于是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一学期，那孩子修的6门课几乎全部不及格，夏季必须回学校补课，否则无法毕业。
矿矿常常为这位好友叹息：没有获得父母的充分支持，本身的资质也有限，但又自强不息地为自己上大学而日夜努力创造条件。我倒是有些理解他父母的心思：他们知道儿子在学习方面没有什么天赋，所以不逼他上大学。但儿子本人又一心想上大学，所以选择尊重他的意愿。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又死活硬逼着孩子上大学，是做父母的一种不明智的残酷。
明知孩子能力有限，不可能上大学，但又知道孩子一心要上大学，因而“狠心”地看着孩子的大学梦自生自灭，这是做父母的另一种残酷的明智。
美国家庭文化在处理责任与义务这对既互相依存又各自独立的关系上，有其独特的见解。中国家庭教育在劳动教育上怎样掌握这门武器，而不被这门武器掌握，是当下急需研究的问题。
摘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