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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辞旧迎新的时节，从11月开始，各种节日扎堆儿地来，光棍节、圣诞节，再到元旦、春节。本土的、外来的，这些节日来历内容不一，却都有一个特点——特别适合购物。略带伤感的光棍节几乎已经完全演变为“双11购物节”，在这一天感慨单身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中国人并不关心圣诞节和耶稣的关系，倒是很高兴能在这一天看到商家集体打折。购物仿佛成为了节日里不可或缺的庆典，而节庆本身的意义倒越来越被遗忘了。
热烈的购物景象让人想到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所描绘的那个“消费社会”，消费的狂欢场面展现出一幅美妙的生活景象——买卖变得越来越便捷，商品选择越来越多，各个超级购物广场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在节日里灯火通明地等待着我们。我们似乎迎来了一个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美好时代，被极为丰富的物质包围着，不必再为匮乏而发愁，这是多么幸福的场面。
但在购物狂潮里，人们真的能得到满足吗？手里的iPhone4s还没坏，却已经开始觊觎iPhone6的新功能了；去年广受好评的修身大衣，虽然还能穿，却总觉得今年流行的茧型大衣更出彩；脚下的运动鞋好像总不好搭配衣服，除非它是“NewBalance”出品……商业社会的发达解放了人的欲望，但同时也让人深陷于消费的漩涡。整个社会就像一个高速流转的消费品世界，在这个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背后是疲于奔命的消费者。人们总是容易陷入一种奇怪的循环：产生欲望、满足欲望、产生新的欲望、满足新的欲望……这种莫名的匮乏感从何而来？
看似简单的购物行为，其实是和“我是谁”这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是“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问题，都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自我形象有关。日常生活研究学者列斐伏尔曾说，“是时尚还是过时，这是哈姆雷特问题的现代版本。时尚通过排斥日常生活而统治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不够时尚，所以不能够存在。”在一个个节日里，购物犹如神话里的神灯，点亮庸常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和“流行”的同步，而与个体的存在感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无因的匮乏感，实际上来自对失去自我的恐惧，被流行抛弃的人、一个过时的Outman，可真不是一种讨喜的自我形象啊。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一次次地购物，紧紧跟随瞬息变化的流行趋势，避开“过时”的雷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和广告成为了代言人。
今天的消费，早已不仅仅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人们的消费对象逐渐摆脱了与实物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需要借由大众文化、广告传媒创造出来的意象。比如台湾大众银行一支名为“母亲的勇气”的广告，讲述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母亲，为了去给远在哥斯达黎加的女儿坐月子，在67岁时生平第一次出岛，独自一人，不懂英语、西班牙语，飞行整整3天，无惧3.6万公里的艰难险阻，广告所展现的人伦与情感打动人心，虽没有和银行的产品有直接的关联，却将温暖、团聚、勇敢这些元素和大众银行联系在了一起。
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广告不仅向我们推销产品，同时也努力通过产品传导美好的意象，在这些意象当中，消费者的自我形象得到了肯定。比如在房地产兴盛时期，到处可见类似的广告语：拥有这样的一套房子，你才对得起自己。这样的嘉许和肯定亦可见诸于高档消费品的广告当中。消费者的一次次购物，不仅仅在购买一个产品，还在购买附加其上的美好意象，这些意象勾画出了消费者心中那个理想的“我”。
对这个“我”，广告总是充满爱意的，似乎时刻关心着“我”。比如香奈儿的“No.5香水”广告，布拉德·皮特在香水广告中深情款款地直视镜头，用他性感的嗓音念着仿佛是写给恋人的诗——“这不是一段旅程，旅程总有终点，但我们会继续。世界在转，我们也随着转变。计划消逝，梦成为主宰，但无论我去哪里，都有你。我的幸运，我的命运，我的未来。Chanel ；No.5，无可取代。”你看，这是多么温情的告白。而消费着这样的产品的这个“我”，是时髦的、体面的，还是被爱的。在年末寒冷的节庆里，类似这样的温暖正当时。
最终，当你习惯奔跑之后，摆脱焦虑也好，超越自我也罢，统统内化成“跑者精神”的一部分。奔跑不再需要理由，跑步即是存在本身。登山者总是喃喃自语，“山在那里”；长跑者也会说，“路在那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及审美契机时提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跑步的终极状态也和审美一样，或有一定之规，并非要达到某个目的。但是，不经意间，你做到了。
；他又说，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当今的经济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建立在一个个共同体的基础上——有点玄妙，似乎他是在掩饰什么。
可能，这是“智囊”写东西常见的套路吧，出动一些美好的概念，要求人们用它们来“理解”现状，减少不合适的念想。《蝗虫与蜜蜂》行文的一大特点，就是通篇不见意识形态术语，书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讨论的前提，而不是一个选项，由此，他制造出一个类似“莫谈国是”的语境来。
摩根断言，“新”的资本主义，将拥有一副不太尖利的牙齿，一副食欲不大的胃口，一个装着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灵魂，以及一种能持续提供发展动力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这蓝图太过美好，美得几乎让人忽略了一个霸道的前提：必须由资本主义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旁人无权置喙。
热烈的购物景象让人想到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所描绘的那个“消费社会”，消费的狂欢场面展现出一幅美妙的生活景象——买卖变得越来越便捷，商品选择越来越多，各个超级购物广场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在节日里灯火通明地等待着我们。我们似乎迎来了一个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美好时代，被极为丰富的物质包围着，不必再为匮乏而发愁，这是多么幸福的场面。
但在购物狂潮里，人们真的能得到满足吗？手里的iPhone4s还没坏，却已经开始觊觎iPhone6的新功能了；去年广受好评的修身大衣，虽然还能穿，却总觉得今年流行的茧型大衣更出彩；脚下的运动鞋好像总不好搭配衣服，除非它是“NewBalance”出品……商业社会的发达解放了人的欲望，但同时也让人深陷于消费的漩涡。整个社会就像一个高速流转的消费品世界，在这个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背后是疲于奔命的消费者。人们总是容易陷入一种奇怪的循环：产生欲望、满足欲望、产生新的欲望、满足新的欲望……这种莫名的匮乏感从何而来？
看似简单的购物行为，其实是和“我是谁”这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是“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问题，都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自我形象有关。日常生活研究学者列斐伏尔曾说，“是时尚还是过时，这是哈姆雷特问题的现代版本。时尚通过排斥日常生活而统治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不够时尚，所以不能够存在。”在一个个节日里，购物犹如神话里的神灯，点亮庸常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和“流行”的同步，而与个体的存在感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无因的匮乏感，实际上来自对失去自我的恐惧，被流行抛弃的人、一个过时的Outman，可真不是一种讨喜的自我形象啊。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一次次地购物，紧紧跟随瞬息变化的流行趋势，避开“过时”的雷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和广告成为了代言人。
今天的消费，早已不仅仅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人们的消费对象逐渐摆脱了与实物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需要借由大众文化、广告传媒创造出来的意象。比如台湾大众银行一支名为“母亲的勇气”的广告，讲述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母亲，为了去给远在哥斯达黎加的女儿坐月子，在67岁时生平第一次出岛，独自一人，不懂英语、西班牙语，飞行整整3天，无惧3.6万公里的艰难险阻，广告所展现的人伦与情感打动人心，虽没有和银行的产品有直接的关联，却将温暖、团聚、勇敢这些元素和大众银行联系在了一起。
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广告不仅向我们推销产品，同时也努力通过产品传导美好的意象，在这些意象当中，消费者的自我形象得到了肯定。比如在房地产兴盛时期，到处可见类似的广告语：拥有这样的一套房子，你才对得起自己。这样的嘉许和肯定亦可见诸于高档消费品的广告当中。消费者的一次次购物，不仅仅在购买一个产品，还在购买附加其上的美好意象，这些意象勾画出了消费者心中那个理想的“我”。
对这个“我”，广告总是充满爱意的，似乎时刻关心着“我”。比如香奈儿的“No.5香水”广告，布拉德·皮特在香水广告中深情款款地直视镜头，用他性感的嗓音念着仿佛是写给恋人的诗——“这不是一段旅程，旅程总有终点，但我们会继续。世界在转，我们也随着转变。计划消逝，梦成为主宰，但无论我去哪里，都有你。我的幸运，我的命运，我的未来。Chanel ；No.5，无可取代。”你看，这是多么温情的告白。而消费着这样的产品的这个“我”，是时髦的、体面的，还是被爱的。在年末寒冷的节庆里，类似这样的温暖正当时。
最终，当你习惯奔跑之后，摆脱焦虑也好，超越自我也罢，统统内化成“跑者精神”的一部分。奔跑不再需要理由，跑步即是存在本身。登山者总是喃喃自语，“山在那里”；长跑者也会说，“路在那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及审美契机时提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跑步的终极状态也和审美一样，或有一定之规，并非要达到某个目的。但是，不经意间，你做到了。
；他又说，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当今的经济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建立在一个个共同体的基础上——有点玄妙，似乎他是在掩饰什么。
可能，这是“智囊”写东西常见的套路吧，出动一些美好的概念，要求人们用它们来“理解”现状，减少不合适的念想。《蝗虫与蜜蜂》行文的一大特点，就是通篇不见意识形态术语，书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讨论的前提，而不是一个选项，由此，他制造出一个类似“莫谈国是”的语境来。
摩根断言，“新”的资本主义，将拥有一副不太尖利的牙齿，一副食欲不大的胃口，一个装着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灵魂，以及一种能持续提供发展动力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这蓝图太过美好，美得几乎让人忽略了一个霸道的前提：必须由资本主义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旁人无权置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