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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影像的一种，相对来说大众对电影更感兴趣一些。而影像对于艺术圈来说还有一种新的形式，影像和装置艺术常常是放到一块的。影像对镜头语言的要求又是不一样的，和电影巨大的盲目受众比较，我个人觉得从文本出发，更接近创作的应该是艺术影像。
2011年春天，我入驻某艺术馆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驻馆创作。一同驻馆的艺术家国内国外都有，共二十多人，分布在艺术区的各个工作室内。以绘画为主，少数行为艺术，影像、音乐、舞蹈，我以写作者身份被邀请。这期间，我近距离接触了艺术圈，以及底层艺术家。因为驻馆期间我们常组织讨论还去各个艺术馆交流。一时间，艺术的消息塞满了我的耳朵。
后来，我获奖的影像作品《十二宫》（有时候也被人称为短片）就创作于这期间。我一边与艺术家接触，一边总结自己的好奇。录像被我命名为“诗性影像”，因为艺术馆定期展览驻馆艺术家的作品，这组作品驻馆期间并未全部完成，所以没有集中展示过。很久之后，我在成都，收到艺术馆负责人邮件，说是让大家总结一下驻馆经历。这段经历是我的艺术之旅。
也许，那一两年我接触的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我看到了新艺术家的焦躁不安与失魂落魄，他们等待被言说，很多人对我讲述过艺术的故事，如此真诚，如此动人。而关于艺术似乎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艺术就该不一样。我觉得，有的事物越说越不清楚，越说离艺术本身越远。谈论艺术在狄德罗姆看来是“危险的阐释”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写作时完全不会考虑的问题。写作比艺术容易说清，原因就在于写作天然不像艺术那么神秘。我在最初就对“阐释”的定义有疑问，是讲述么？是告诉么？谁都知道“危险”不仅在阐释时，危险存在于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表达中。我仍要表达，不是说艺术不可说。我觉得，倒是有些“理论”说得太多了，我的这群艺术家朋友每天告诉我的标签化的东西太多……某些贴标签简化创作者的行为对创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此类情况多发生在一些处于发展期的新艺术家中。我身边的朋友正是这个群体。
据说，“当代艺术”最初就是“造反”起家，它们反对的是僵化的艺术。随着社会发展，生态逐渐涉及利益，很多艺术家在空头理论的摆布下，成了迷失自我的人，成了共性的追求者……这都是严重的背叛。有几次，我跟几个做艺术的朋友为此争论，在我看来，对当代艺术的讨论更多在于梳理自己，内窥多于争辩。争辩的永远是理论，而艺术家需要的是作品。我没有看到他们的作品，却听到很多他们的怨恨。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有过个性消融的担忧。我想就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也应是国内底层艺术圈的一个现象？这里有商业因素的影响，多种媒体的误导，很多评断属于隔空发言。很多艺术家（我认识的，和我间接了解到的）在自己都摸不清自己的情况下幸福地被贴上标签（当然，我说的还是一些好的艺术家）。结果是迷失，受莫名理由的禁锢，接下来等待他的，像康定斯基坦言：“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复制自己。”当代艺术的本质强调的是个人，勇敢而强劲地表现自我。
作为观赏者，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提供的感受。任何一件为我带来特殊感受的作品，无论是什么，它都有意义。这是我纯个人观感上的说辞，也是我最可理解可触摸的艺术。某艺术家朋友说“暧昧”成为当代艺术的特征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法言说不失为一种好的状态。至少，对于我认识的部分是如此。正因为有了这样粗浅的认识，才促使我们探索、分辨。一个好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污垢”的擦拭者。北岛诗里说过“死亡总是从反面，观察一幅画”。站到反面去，站到对立面去，绝对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姿势。这就是角度的选择问题，没有角度的艺术是不成功的。
艺术领域，或者文学范围，很多人强调的“独创性”十分值得怀疑。一个人无论在阅读，还是各个方面都无法穷尽世界。
独创的参照物是什么？和上个问题一样，艺术家只需要去做。了解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维度，更多的是欣赏、借鉴、模仿。这样，我们才能慢慢接近“艺术”。要知道，“艺术”这个概念本身是舶来品，我们不可能从根基上实现原创的宏伟计划，那么不如做局部的自我。
艺术家把作品摆在当代人面前，即摆进了当代艺术的长廊。这样说，不晓得可不可以。你只需要保证它在内部具有良好的完成度，就可以了。至于后续反应，则需时间、机遇。
写作经验是优势，也是我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制作一系列影像纯属意外。自己是在对“当代艺术”无知的状态下进行了一次参观。录像作品的价值不可与架上作品同日而语，它在展览上处于尴尬地位，但是我看到很多艺术家在做。我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自豪，哪怕只是一个过客。这种状况下，做影像的人可以很少涉及创作之外的事物，比如卖不卖钱，哪个更卖钱之类。也就是说，我们相对纯粹。以前，我不知道“video”，明确的名词就是录像艺术。在商业与艺术两不搭的情况下，我受这个名词的诱惑，好像找到了猎物的豹子一样扑上去。所以在与各种艺术家接触的同時，我制作录像作品，并选择以黑白的方式呈现。
关于颜色，我看到过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一段话：“我被颜色所主宰，我不需要去抓住它，颜色永远控制着我……”颜色对我的内心（至少制作时）造成了一种“自我剥离”，而不是像他一样“幸福地合为一体”。如不是被艺术领域的朋友们关注的话，我依旧在写，这可能是不成体统的根源。对这个门类不清楚，很多时候，我制作录像的心理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写作者，不用笔的写作。
我的录像作品阐释的是好奇，这些光影在某种程度上照亮了我认识上的暗域。艺术可以是一种书写么？线条之于绘画，声影之于影像，结构之于雕塑，肢体之于行为艺术，凡此种种都是“观念”的衍生物，都是在用自己的词语写生活、写感受、写追求。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说：“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假设，当代的现实由无数词条组成。艺术是一个重要词条。当代艺术萌发时是排斥叙事性的（尤其抽象艺术）。而我在作品中引入了“文学性”这个概念，比如影像中加入诗句引文。
引文是影像的开始，亦是终结。我觉得，失去局限的自由更不可想象。还有很多人容易把叙事性与文学性（诗性）混为一谈。
2012年，我的录像作品《夜行》被长江影像双年展选中，主办方要求我提供文字说明，我对“个人的录像（影像）艺术”有过一段“危险的阐释”——
“写真不是拍事，是拍情”（荒木经惟语）。“情”不借助故事、情节等外力，发自媒介本身。很多艺术作品不应只关注已见的（东西），而应该通过艺术创造人们将看到（watch）的事物。面对一件艺术作品，“看（see）”只是初级功能。视觉需要具备态度。在如今普遍“失性”的时代（包括一些绘画、雕塑等的大众化），我们需要一种强硬的媒介。强硬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容忍一些人对你强加的视觉场面的不接受，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始终肯定影像的冲击力。
2014年，参加新星星艺术节，我为主办方提供的文字说明也是这个。之后在夺得“年度实验奖”之后的采访中，我记得记者问我：“在全部艺术学院的参赛者中你觉得自己如何可以胜出？”我的回答是：“更多时候， 爱什么艺术什么艺术，我只是一个闯入者。艺术家们很快就把我忘记了，但我对艺术的想象会继续，只是未必用狭隘的艺术形式。”后来，我去拍了电影，再也没有做录像。
我目前的生活中有很多懂很多的人，包括艺术、文学、电影各个方面。我可能不了解一幅油画的构成，但我可以体会出画家的心情；不理解一个作家为何这样写一句话，但我可以感受到句子背后的伤感；我可以看不懂蒙太奇，但我被画面中的惊悚击中了。谁在哪个年代做过哪些事不重要，因为那个时代在你知道时已成历史。“当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你在当代，你在当代做的作品，无法剥离当代性。
你说，我那组作品是不是当代艺术？后来，那个记者在一大篇报道中巧妙地删去了这句话。
2011年春天，我入驻某艺术馆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驻馆创作。一同驻馆的艺术家国内国外都有，共二十多人，分布在艺术区的各个工作室内。以绘画为主，少数行为艺术，影像、音乐、舞蹈，我以写作者身份被邀请。这期间，我近距离接触了艺术圈，以及底层艺术家。因为驻馆期间我们常组织讨论还去各个艺术馆交流。一时间，艺术的消息塞满了我的耳朵。
后来，我获奖的影像作品《十二宫》（有时候也被人称为短片）就创作于这期间。我一边与艺术家接触，一边总结自己的好奇。录像被我命名为“诗性影像”，因为艺术馆定期展览驻馆艺术家的作品，这组作品驻馆期间并未全部完成，所以没有集中展示过。很久之后，我在成都，收到艺术馆负责人邮件，说是让大家总结一下驻馆经历。这段经历是我的艺术之旅。
也许，那一两年我接触的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我看到了新艺术家的焦躁不安与失魂落魄，他们等待被言说，很多人对我讲述过艺术的故事，如此真诚，如此动人。而关于艺术似乎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艺术就该不一样。我觉得，有的事物越说越不清楚，越说离艺术本身越远。谈论艺术在狄德罗姆看来是“危险的阐释”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写作时完全不会考虑的问题。写作比艺术容易说清，原因就在于写作天然不像艺术那么神秘。我在最初就对“阐释”的定义有疑问，是讲述么？是告诉么？谁都知道“危险”不仅在阐释时，危险存在于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表达中。我仍要表达，不是说艺术不可说。我觉得，倒是有些“理论”说得太多了，我的这群艺术家朋友每天告诉我的标签化的东西太多……某些贴标签简化创作者的行为对创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此类情况多发生在一些处于发展期的新艺术家中。我身边的朋友正是这个群体。
据说，“当代艺术”最初就是“造反”起家，它们反对的是僵化的艺术。随着社会发展，生态逐渐涉及利益，很多艺术家在空头理论的摆布下，成了迷失自我的人，成了共性的追求者……这都是严重的背叛。有几次，我跟几个做艺术的朋友为此争论，在我看来，对当代艺术的讨论更多在于梳理自己，内窥多于争辩。争辩的永远是理论，而艺术家需要的是作品。我没有看到他们的作品，却听到很多他们的怨恨。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有过个性消融的担忧。我想就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也应是国内底层艺术圈的一个现象？这里有商业因素的影响，多种媒体的误导，很多评断属于隔空发言。很多艺术家（我认识的，和我间接了解到的）在自己都摸不清自己的情况下幸福地被贴上标签（当然，我说的还是一些好的艺术家）。结果是迷失，受莫名理由的禁锢，接下来等待他的，像康定斯基坦言：“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复制自己。”当代艺术的本质强调的是个人，勇敢而强劲地表现自我。
作为观赏者，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提供的感受。任何一件为我带来特殊感受的作品，无论是什么，它都有意义。这是我纯个人观感上的说辞，也是我最可理解可触摸的艺术。某艺术家朋友说“暧昧”成为当代艺术的特征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法言说不失为一种好的状态。至少，对于我认识的部分是如此。正因为有了这样粗浅的认识，才促使我们探索、分辨。一个好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污垢”的擦拭者。北岛诗里说过“死亡总是从反面，观察一幅画”。站到反面去，站到对立面去，绝对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姿势。这就是角度的选择问题，没有角度的艺术是不成功的。
艺术领域，或者文学范围，很多人强调的“独创性”十分值得怀疑。一个人无论在阅读，还是各个方面都无法穷尽世界。
独创的参照物是什么？和上个问题一样，艺术家只需要去做。了解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维度，更多的是欣赏、借鉴、模仿。这样，我们才能慢慢接近“艺术”。要知道，“艺术”这个概念本身是舶来品，我们不可能从根基上实现原创的宏伟计划，那么不如做局部的自我。
艺术家把作品摆在当代人面前，即摆进了当代艺术的长廊。这样说，不晓得可不可以。你只需要保证它在内部具有良好的完成度，就可以了。至于后续反应，则需时间、机遇。
写作经验是优势，也是我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制作一系列影像纯属意外。自己是在对“当代艺术”无知的状态下进行了一次参观。录像作品的价值不可与架上作品同日而语，它在展览上处于尴尬地位，但是我看到很多艺术家在做。我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自豪，哪怕只是一个过客。这种状况下，做影像的人可以很少涉及创作之外的事物，比如卖不卖钱，哪个更卖钱之类。也就是说，我们相对纯粹。以前，我不知道“video”，明确的名词就是录像艺术。在商业与艺术两不搭的情况下，我受这个名词的诱惑，好像找到了猎物的豹子一样扑上去。所以在与各种艺术家接触的同時，我制作录像作品，并选择以黑白的方式呈现。
关于颜色，我看到过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一段话：“我被颜色所主宰，我不需要去抓住它，颜色永远控制着我……”颜色对我的内心（至少制作时）造成了一种“自我剥离”，而不是像他一样“幸福地合为一体”。如不是被艺术领域的朋友们关注的话，我依旧在写，这可能是不成体统的根源。对这个门类不清楚，很多时候，我制作录像的心理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写作者，不用笔的写作。
我的录像作品阐释的是好奇，这些光影在某种程度上照亮了我认识上的暗域。艺术可以是一种书写么？线条之于绘画，声影之于影像，结构之于雕塑，肢体之于行为艺术，凡此种种都是“观念”的衍生物，都是在用自己的词语写生活、写感受、写追求。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说：“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假设，当代的现实由无数词条组成。艺术是一个重要词条。当代艺术萌发时是排斥叙事性的（尤其抽象艺术）。而我在作品中引入了“文学性”这个概念，比如影像中加入诗句引文。
引文是影像的开始，亦是终结。我觉得，失去局限的自由更不可想象。还有很多人容易把叙事性与文学性（诗性）混为一谈。
2012年，我的录像作品《夜行》被长江影像双年展选中，主办方要求我提供文字说明，我对“个人的录像（影像）艺术”有过一段“危险的阐释”——
“写真不是拍事，是拍情”（荒木经惟语）。“情”不借助故事、情节等外力，发自媒介本身。很多艺术作品不应只关注已见的（东西），而应该通过艺术创造人们将看到（watch）的事物。面对一件艺术作品，“看（see）”只是初级功能。视觉需要具备态度。在如今普遍“失性”的时代（包括一些绘画、雕塑等的大众化），我们需要一种强硬的媒介。强硬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容忍一些人对你强加的视觉场面的不接受，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始终肯定影像的冲击力。
2014年，参加新星星艺术节，我为主办方提供的文字说明也是这个。之后在夺得“年度实验奖”之后的采访中，我记得记者问我：“在全部艺术学院的参赛者中你觉得自己如何可以胜出？”我的回答是：“更多时候， 爱什么艺术什么艺术，我只是一个闯入者。艺术家们很快就把我忘记了，但我对艺术的想象会继续，只是未必用狭隘的艺术形式。”后来，我去拍了电影，再也没有做录像。
我目前的生活中有很多懂很多的人，包括艺术、文学、电影各个方面。我可能不了解一幅油画的构成，但我可以体会出画家的心情；不理解一个作家为何这样写一句话，但我可以感受到句子背后的伤感；我可以看不懂蒙太奇，但我被画面中的惊悚击中了。谁在哪个年代做过哪些事不重要，因为那个时代在你知道时已成历史。“当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你在当代，你在当代做的作品，无法剥离当代性。
你说，我那组作品是不是当代艺术？后来，那个记者在一大篇报道中巧妙地删去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