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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预计将处于1万—2万美元之间，从国际经验分析这将是消费结构加快变化、消费需求加速分化阶段，需求侧结构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创新、业态发展提出新要求，产业发展进入深度变革期。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宏观发展环境、疫情冲击下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及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范式颠覆性变革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要把握高质量发展实质内涵，聚焦五个关键领域、兼顾好三方面关系平衡，弥合消费结构变迁下造成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裂隙，同时要从开发国内市场需求、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等方面推进，在提升供给与需求适配性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动力转换。
[关键词]消费结构;扩大内需;“十四五”;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4-0045-09
“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结构加速转型，一方面，从长期视角看我国消费层次、消费模式、消费形态呈明显趋势性变化;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消费市场显现出若干具备中长期影响力的新特征及新变化。消费结构的变迁为新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导向和动力，特别是在外需下滑压力明显加剧形势下，国内消费结构变迁将给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创新、业态发展提出新要求和新方向。“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转型发展任重道远，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把握消费结构变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内涵、如何在扩大内需战略导向下以产业转型升级弥合消费结构变动带来的供需裂隙值得深入研究。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及特征分析
受疫情影响，“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结构特征分析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衡量，一是必须结合长期以来我国整体消费水平及消费层次的变动趋势，在疫情造成消费各项指标大幅回落的形势下，客观判断我国消费结构变动特征。二是必须认清在疫情全球扩散加剧形势下，消费偏好、消费模式、消费形态会呈现出新趋势和新方向，且这些新特征对消费结构后续影响会明显高于疫情对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三是必须跳出“以规模论发展”的传统思维，需要着重关注具备消费潜力、符合消费趋势的领域，如当前总体占比不高但潜力较大的新兴消费发展，这既是近年来我国释放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
（一）消费市场整体趋势依然向好，呈现潜力大与韧性足并存特征
“十三五”时期，消费持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16万亿元，2016—2019年年均增长9.35%①，消费品市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十三五”期末受疫情影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大幅下滑，2020年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20.5%，特别是餐饮、旅游住宿、文化娱乐以及出行类商品零售额降幅明显②，以目前疫情全球化扩散趋势判断，疫情对部分领域消费影响甚至会持续到“十四五”时期。但从我国消费市场长期发展趋势客观分析，国内消费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广阔的内需市场、相对稳定的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和不断复苏的市场活力均为我国消费市场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强劲韧性，伴随着抑制性消费逐步释放和市场供给结构的持续优化，我国消费市场仍将延续平稳的发展趋势[1]。
（二）消费需求升级趋势不可逆转，品质化消费仍然潜力巨大
“十三五”时期，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总体呈现出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型的趋势，在消费支出结构中，2019年我国食品、衣着消费支出占比较“十二五”期末分别下降了2.44个百分点、1.21个百分点③，但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生活用品及服务等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多样化追求的消费需求支出占比则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十三五”期末受疫情影响，居民非生活必须类消费明显减少，食品类消费支出占比涨幅明显，2020年1—2月，全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零售额增长了9.7%，肉禽蛋类和蔬菜类零售额更是增长高达37.8%和27.1%④。但总体来看，我国消费需求升级趋势并未逆转，消费结构品质化转型特征依然明显，教育文化类消费需求持续稳定，醫疗保健类消费在疫情发生后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休闲娱乐、旅游等消费占比虽呈阶段性下降趋势，但主要原因仍是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商品和服务消费向优质高效升级的趋势并未发生逆转。
（三）消费方式转型步伐加快，疫情冲击下线上消费更趋大众化
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全面推进，“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方式呈现由线下消费向线下线上融合升级趋势，2019年我国线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占社零额比重由“十三五”初期的12.62%增至20.70%④。“十三五”期末受疫情影响，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带动互联网销售逆势增长，2020年春节疫情防控时期，我国生鲜电商平台日均活跃用户由2009年同期527万户增至1 000万户以上，且仍呈继续递增趋势[2]，2020年一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占社零额比重增至23.6%，高于去年同期5.4个百分点②，同时，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网络娱乐、线上办公等本已具发展态势的线上消费在疫情影响下呈快速扩张态势，一些传统线下企业为应对疫情冲击也积极拓展线上业务，消费方式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线上消费模式更趋大众化。
（四）新兴消费增长势头强劲，具备个性化特征消费模式渐成规模
“十三五”时期，在新技术及新消费理念引领下，具备多样化、圈层化和个性化特征的新兴消费渐成规模。消费领域方面，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呈现出强劲增长潜力，“2020天猫年货节”首小时成交量前十的食品中健康食品占比93%[3]，中国有近四成消费者购买过智能家电并超过六成经常使用⑤，2018年我国在线教育规模达2 517.6亿元⑥，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分别达到5.76亿人、4.32亿人、4.84亿人⑦，特别是“十三五”期末消费市场因疫情影响遭受明显冲击的形势下，无人零售、人工智能、远程办公等进一步展现出新兴消费的韧性和活力，伴随着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兴消费领域将迈入发展新阶段。消费模式方面，定制消费、共享消费、体验消费等走向成熟，近年来定制市场消费人数和金额均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⑧，共享经济模式也已由以交通出行为主要代表的消费领域向其他品类和方向延伸探索，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预期“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消费将会呈现更加多样化趋势。 （五）消费理念呈现转型新特征，新型理性消费意识逐步凸顯
“十三五”是我国居民消费理念向新型理性消费转型的重要时期。与以克制性消费为主要方向的传统理性消费相比，新型理性消费是在有效平衡价格与品质下趋于理性的消费理念，产品服务品质及性价比超过品牌宣传成为影响消费者决策最重要的两项因素⑨，在新型理性消费需求引导下，“十三五”时期网易严选、淘宝心选、小米有品等系列以去掉传统品牌溢价、强调工厂直达及短供应链的新型零售模式陆续出现并逐渐成长。“十三五”期末伴随着疫情影响下消费信心及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兼具品质生活需求的理性消费趋势更加明显，调研显示疫情后有65.6%的受访者表示将要更有规划的进行消费，48.9%的受访者提出消费将更加看重性价比⑩，消费理念的转型将对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及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
二、消费结构变迁下“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进入深度变革期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的生产和服务将进一步向纵深跨越，以消费结构变迁为导向进一步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运行方式，重塑产业结构模式及其产业内部组织之间匹配关系[4]，产业发展进入深度变革期。
（一）传统供给模式面临加速转型需求
消费进入多样化时代，市场需求更趋分散化和个性化，在新的需求模式下传统的生产模式、研发模式和商业模式都亟需以转型来契合发展新需求。一是以大规模、标准化为特色的刚性制造模式加速向柔性制造模式转型，通过追踪多样化市场需求改造和重构生产环节，推进产品生产个性化、供应链实时响应等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以及探索以创新挖掘新的价值生长点，将成为提升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向。二是专业化内生成长趋势更加明显，在个性化需求引致下市场细分持续深化，企业为实现在专业化细分领域成长，会逐步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以集聚资源向核心业务领域发展，获取长尾效应。三是供给质量的关注点从核心领域向配套领域拓展，产品服务增值化、产品文化价值乃至消费信贷环境、物流配送体系等都将成为多样化消费市场的新关注点，传统供给模式亟待由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转变进行转型，如何构建更具品质化、人性化特征的新型供给模式将是“十四五”时期面临的课题。
（二）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
消费结构变迁使市场需求中产品和服务边界日趋模糊，在新科技、新平台依托下产业中原有价值链不断被打破并跨越产业界线整合成新的价值链，三次产业之间要素重组、相互渗透并趋于融合，全产业价值链增值体系逐步形成。一是“制造+服务”融合趋势加速，传统制造企业开始着力推进上下游产业整合，并向技术研发以及市场拓展等环节延伸，服务业企业加快推进服务生产化向上游环节延伸，服务型制造、以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等服务产品化态势更趋明显，制造业与服务业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延伸或突破。二是以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等为纽带的跨界融合加快推进，在融合发展中一些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发生颠覆性变革，以需求为引导的消费互联网前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将通过价值链牵引生产、设计等环节的数字化协同，生产、消费、服务、流通在移动互联网推动下趋向一体化[5]。三是技术创新推进行业间加速融合，伴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不同行业将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会逐步推进行业间的融合互动，使得行业间渗透、再造得以进行。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跨界融合下产业间的关联性、产业结构的演变度以及产业组织形态等方面都将面临根本改革，因此原本已形成相对固化业务边界、市场边界的产业部门也必将面临改革新需求，融合发展在为产业升级增添新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化改革的新要求。
（三）补短板仍是供给结构调整关键内容
消费结构的变迁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供给结构改善和供给体系质量提升是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然要求，而补短板仍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优化供给结构和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结合点。一是要补齐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的短板，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高收入群体的快速崛起对产品、服务供给质量提出新要求，“十三五”时期全球奢侈品市场一半以上增幅来源于中国B11，但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消费外流并存、同质竞争加剧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现实困境，使得推进我国中高端消费品生产与服务供给扩容增质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二是补齐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养老需求、“全面二孩”带来的婴幼教养需求等，进一步引导和发挥市场在公共品生产和供给领域的积极作用，推进部分公共品供给向新兴产业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同时在具备兜底特征、“弱质产业”特征的公共品供给领域，切实发挥好政府职能、合理发掘公共消费潜力也依然需要关注[6]。三是补齐供给空间配置失衡带来的短板，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201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仍有0.4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为农村居民2.64倍B12，对居民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及协同发展机制、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仍是“十四五”时期改革重要方向。
（四）新兴产业发展进入变革关键期
“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新兴产业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新兴消费的提速升级将为我国新兴产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伴随“十四五”时期我国中高端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以应用为导向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将为我国新兴产业新一轮发展提供重要导向及强力引擎。同时，“十四五”时期也将是我国由科技革命加速向产业变革渗透的关键时期，以前沿性新兴技术为依托的颠覆性创新将处于新一轮爆发期，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变革将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转型发展和拉动消费增长的战略集聚点，“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将迎来战略机遇期。但也应该看到我国新兴产业发展还仍处于成长期，整体创新水平不足、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制度环境仍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全球贸易格局加快重塑，“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将很难继续处于国际竞争的舒适区，以需求为导向，夯实科技基础、做优产业生态、加快转型升级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 （五）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建设进入加速期
隨着国内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逐步形成，我国经济发展具备了更多韧性，面对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严峻形势，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模式将很大可能由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即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翼、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既是水平分工又是垂直整合的开放式产业链集群，通过加强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循环，以及沿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互动，把现有的国际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有机衔接起来，使国内经济循环成为带动全球产业链大循环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当前我国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但值得关注的是推进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建设与全面对外开放之间并不冲突，甚至是更高层面的开放战略，要求我国不仅要用更加开放的理念吸引资金、技术等要素进入产业链集群以加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更需要在国际合作中提升产业集群规模质量，从而带动全球产业链集群成长，使中国创新成果与世界分享。
三、“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发展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多的不确定性，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潜在风险，长期以来有利于我国以“后发优势”参与竞争的国际环境已然发生转折性变化，国内发展也将继续处于发展转型和动力转换的关口期，虽然无论从市场规模、产业基础还是经济发展潜力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韧性，但客观分析及提前预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对“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更多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或将发生转折性变化。首先，全球经济放缓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已下调至3%以下B13，在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遭受进一步冲击，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预期萎缩5.2%，或将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7]，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对我国外需市场造成直接冲击的同时，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区域价值链发展呈增强趋势，全球化结构面临深度调整。其次，逆全球化、大国博弈等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相对宽松的全球自由贸易格局和经济全球化，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摩擦加大，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规则和贸易体系受到严重侵害[8]，2008—2017年20国集团中19个成员国共出台了6 616项贸易投资限制措施，是同期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的近3倍B14，大国博弈引致的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造成直接影响，2012—2019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仅为次贷危机前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B15，全球需求萎缩与疫情冲击双重影响又进一步增加了“十四五”时期逆全球化趋势风险。同时，“十四五”时期也将是长期以来有利于中国出口的WTO贸易规则重构关键期，竞争规则、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监管一致性等多方面规则将成为新一轮改革聚焦。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更多挑战，也为我国产业加速转型提出了要求，如何在新形势下培育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直面的问题。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加速演化期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技术相互交融、多点突破，一些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部分关键性技术在孕育积累中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期，可以预期“十四五”时期将成为全球工业革命以来第六次技术长周期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起点，全球产业发展格局将面临新一轮变革。一方面，产业的生产模式、组织方式、产业形态等将发生颠覆性变化，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或将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的主导因素，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都将成为推动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因素，在这历史变革期，我国产业面临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高级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塑，为抢占新一轮竞争有利位置，主要发达国家均把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通过对内制度创新和对外政策打压同步强化其产业和竞争优势，“追赶窗口期”加速收敛，“十四五”时期我国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技术攻关、市场垄断等系列挑战。变革带来新压力的同时也将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增添新动力，虽然在新一轮变革期我国仍存在一定后发优势，但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市场规模、部分已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基础等使我国已拥有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基础支撑，如何在新工业革命中创造和释放生产力、在大国博弈中深化工业化进程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加速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着力点。
（三）竞争格局面临产业链升级抑制与传统优势产业外迁双重压力
“十四五”时期国际产业竞争格局面临深度调整，我国必须对产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两方面风险进行提前预估。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链压制效应将更加明显，高科技产业升级面临抑制风险。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在全球科技密集型新兴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着手对科技创新要素流动设置了更为严苛的障碍，如美国对14个涵盖科技前沿和基础技术的领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欧盟及欧洲议会预备制定包含限制关键技术外资收购在内的外国直接投资限制性法案，甚至美国企图将科技创新竞争和经济竞争战略延伸至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价值观竞争领域，以抑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同时，发达国家以“制造业回流”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再平衡战略也进一步吸引了国际资本、部分高科技产业链以及产业链中的关键零部件供应回流本国市场，中国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定位面临重构冲击，倒逼我国必须加快培育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升级能力[9]。二是新兴经济体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已对我国传统优势市场形成了替代压力。近年来，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弱化，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从2010年峰值70.1%下降至64%，制造业从业人员工资成本10年来年均增长了10.62%B16，同时，能源、物流成本已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综合税率也超过了60%，而亚太国家、OECD国家平均水平仅为34%、40%[10]，新兴经济体利用成本优势与出口优惠叠加政策已悄然兴起了一批新的世界加工制造基地，并出台了越来越多针对我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举措，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下，部分与美国关联密切企业也加速外迁至东南亚国家，部分内资企业推进了海外投资布局进程，随着新兴经济体制造业链条的逐步健全，必将对我国相关企业产生更为显著的挤占效应。面对追赶与被追赶的双重挤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将是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四）要素供给进入结构转型与方式转变重要关口
当前，我国“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问题依然严峻，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提升要素供给效率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要素供给结构转型与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入实践攻坚阶段。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加快解决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等问题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出台，“十四五”时期将是改革从顶层设计到试点示范、从制度完善到具体实践的关键时期，不同类型要素的确权机制建立、定价机制形成、交易市场和交易监管机制完善等若干问题仍需要在实践中攻坚。二是要素供给结构面临加速转型关口。人口红利消失、传统要素弹性系数逆转、“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效应受到制约，以资源要素大量投入推进增长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推进生产要素结构升级迫在眉睫，如何发挥新生产要素供给质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仍将是“十四五”时期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难题，同时如何实现以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也将是“十四五”时期的新挑战[11]。
（五）我国已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纵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均与体制机制紧密相关，推进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明确要求，“十三五”期末，中央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作为落地关键期，“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一轮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的攻坚期，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放管服”改革等都需要在实践探索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特别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是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克服发展中不稳定因素、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必要保障，也是以改革向全球昭示中国市场化发展决心和向社会注入发展信心的重要举措，伴随着改革推进我国产业发展将被注入新的动力。但改革攻坚期也必将带来压力与阵痛，越到改革深化期更会触及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以及思想认识、理论创新、利益调整等各类复杂问题[12]，“十四五”将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
四、消费结构变迁下“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面对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发展挑战，以及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范式颠覆性变革要求，加快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但产业转型压力加大不能仅简单地理解为困境，更应视其为转型有利条件基本具备、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所面临的新要求。总体来说，前一个阶段的发展积累已使我国基本具备了产业竞争由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型的基础条件，推进需求结构加速变动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找准新定位、寻求新优势，在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中实现产业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动力转换。
（一）聚焦五个着力点
产业转型升级的难点在于对于传统发展路径依赖所形成的发展惯性易造成锁定效应，因此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改革的视角，从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素、关键环节、主要领域着手，形成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合力。
1.推进高质量的科技创新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但“十四五”时期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仍在创新，需要在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维度的主要领域加快转型力度。一是要推进创新动力结构转型。产业转型升级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集中式创新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分散创新共同推进的结果，但集中式创新过强，民间创新贡献偏低、动力不足问题日益严峻，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仅为28%，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有1.3%，而在2017年日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就已达到了3.3%B17，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更趋激烈的产业竞争，我国既需要继续发挥举国体制下对于重点领域、关键技术集中式创新的制度优势，也需要通过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创新结构、提升创新质量，特别是面对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各具优势特色的民间创新活力更显重要，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框架下探索民间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势在必行。二是要推进创新投入结构转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下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端口前移态势，基础研究是让我国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关键，但基础研究不足仍是我国创新体系中的明显短板，2018年我国研究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的比重分别为5.54%、11.13%、83.33%B18，而早在2015年，日本、法国、美国、英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占比就已分别达到12%、24%、17%、17%B19，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同时，如何将创新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仍是我国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探索的挑战，这也是当前全球各国科技政策关注的主要命题，“十四五”时期仍需要以改革的视角探索中国方案。
2.发展高质量的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是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引领供给升级、挖潜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新兴产业持续保持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产业增速持续高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十四五”时期伴随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及我国消费结构变迁下带来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需求，新兴产业将面临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到实现新興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把握好鼓励产业成长与引导规范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由于新兴产业从本质来说颠覆了传统的产业组织创新规律和商业模式，因此其发展中带来的安全及负外部性等问题未有成熟的产业治理模式，合理的规范引导是保障新兴产业能真正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在监管力度、监管目标、监管规则等维度构建柔性、包容的新兴产业监管模式[13]，是现阶段新兴产业发展走向成熟所必须面对的难题。二是如何避免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和绩效考核的共同推动下造成新兴产业发展扭曲，使得一方面有部分经济效益好、投资见效快的领域投资热情与配套技术、基础设施不同步，最终造成新兴产业发展“阻塞”与“过剩”并存，另一方面部分需要以供给发展引导需求增长的新兴领域却因缺乏有效支撑错失成长良机。同时，持续完善产业发展模式，把握技术经济新范式下新兴产业发展内在要求，尽快摆脱“市场换技术”战略下造成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仍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3.推行高质量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工具，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发展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将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积极应对“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中各类不确定因素、弥补市场不足和调控市场波动的有效手段。但过去长期以来具备明显选择性、干预性特征的产业政策带来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已不容忽视，“十四五”时期加快产业政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在功能定位上，产业政策要由直接干预市场主体行为向培育市场机制和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转变，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合理平衡点，在明确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理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互补关系[14]。在政策重心上，要从选择特定产业、特定企业的特惠模式向普惠性、功能性政策转变，将产业政策改革与简政放权有机结合。同时要合理发挥产业政策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导向，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指标而造成的脱实向虚。
4.构建高质量的开放战略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与疫情冲击下发展的不确定相互交织，对外开放合作将面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扩大内需战略将成为我国应对外部风险调整、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战略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开放战略的止步，反而对我国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求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全面增强我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从以“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发展，有序推进优势产业、重点企业的国际化布局，努力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二是要求实施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全球经济朝着开放、包容与平衡、共赢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同时要以国际通行规则为标准优化我国对外开放制度，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以全面改革激发开放活力。三是要求实施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切实拓展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空间，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市场网络等核心竞争优势培育为重点切实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质量。同时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础上探索建设基于内需的开放型经济，以广大的内需市场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集聚，进而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5.实施高质量的区域产业治理
区域产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合理规划区域之间以及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是充分激发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潜能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发展特征与发展态势面临重大变化，传统各级政府复杂利益博弈下的区域产业发展理念和实践已受到明显挑战。首先，过去在规模增长导向下追求各自区域内形成完整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发展思路已很难适应当前发展形势与需求[15]，各级政府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探寻区域在更为广阔空间内的产业功能定位，特别是在跨区域产业融合与产业协同已日渐成熟的形势下，这种打破产业发展边界、技术边界、市场边界乃至传统区域边界的发展新态势将给产业发展带来不可预估的潜力，但同时区域产业治理的模式也面临颠覆性变化。其次，区域产业集聚效应增强要求我国空间形态必须进一步加快调整步伐，“十四五”时期大尺度地推进长三角、京津翼、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城市群发展，通过多极点、网络化的跨区域城市群建设推进产业发展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16]，成为支撑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兼顾好三个关系
高质量发展从本质来说就是一个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从重点领域发展向协同发展的过程，是在发展中通过强化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各领域、环节的交互作用，进而推动整体的升级跃进。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宏观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优势，实践均衡性、协同性发展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1.注重传统优势领域发展与新兴领域培育有机结合
以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处于需要新兴领域突破性发展与传统优势领域转型升级融合互动的阶段，不能简单地将传统产业都归于旧动能范畴，也不能盲目地将新兴产业都认同为新动能，同时产业实践也表明许多新兴产业、新兴技术也都需要以传统产业为平台在变革中逐渐产生，打破传统产业升级的制度约束和规避新兴产业路径依赖式发展才是在新旧动能接续阶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注重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
扩大内需战略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不仅在需求侧，也在供给侧，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升级才是从深层次上真正解决当前存在供需错位问题的关键，在扩大有效供给、高端供给以满足消费结构变迁带来的新兴需求、潜在需求的同时，按照供需匹配和动态平衡的要求，减少无效、低端供给，继续化解结构性问题下带来的产能过剩仍将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3.注重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结合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與改善民生有机结合，一方面，要以产业发展引领需求、满足需求，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幸福感汲汲相关的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要顺应消费结构变迁趋势增强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供给和民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在民生领域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也要把握好转型升级的力度和节奏，必须以不损害或“误伤”中低收入群体需求为基本底线推进产业升级。
五、消费结构变迁下“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产业必须加快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在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更优结构、更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导向下，“十四五”时期产业转型方向应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深度调整下产业链升级和经济安全的要求、满足科技和产业颠覆性变革下的超前布局要求、满足消费升级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四方面重点着力，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着力开发国内市场需求
随着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更加凸显，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层次提升将为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更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根据国内消费结构变迁形成的新热点、新领域优化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是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适应消费智能化发展趋势，积极推进新经济发展，以契合消费结构变迁下的前沿消费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超高清视频端、虚拟现实以及智能汽车、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家居等新兴消费品发展，以供给升级推进基于5G技术的信息服务消费发展，拓展具备增值性质的服务型制造及制造型服务领域[17]。根据消费需求结构变迁趋势引领市场主体加大对薄弱环节投资，推进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优势，积极推进教育、健康、养老、育幼、旅游等领域服务和产品发展，完善线上线下相互交融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升产业公共服务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二）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面对全球产业格局的深度调整，在巩固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時加快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是强化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着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在核心零部件、关键环节的基础工艺和基础材料等领域加强研发力度，推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高产业基础领域供给质量稳定性和自给保障力，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升级的关键瓶颈。全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以提升产业链控制力为主导方向加快完善上下游企业间分工协作模式，着力保障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供应链的安全性，积极推进我国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推进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在融合推进中全面提升产业附加值[18]。契合消费需求品质化升级需求继续推进品质革命，在完善产品供给结构、提升产品供给品质、培育优势品牌等领域继续着力，推进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切实应对因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的需求外溢。
（三）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以竞争中性原则推动制度体系、法律体系、标准体系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费负担，打破各类行业壁垒、地区壁垒，切实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加快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特别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同时，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加快提升我国实体经济竞争力，打造一批汇聚世界一流创新要素的跨国企业，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培育若干在专项领域具备领先优势的企业，并在推进优势企业、新兴企业发展的同时健全企业退出机制，切实应对当前实体经济内部失衡对供给质量提升带来的制约。
（四）优化产业生态系统
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供给端探索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态相契合的产业发展环境，为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必须加快优化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聚焦具有战略性、引领性的基础共性需求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产业创新中心，针对前沿研究领域布局国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鼓励各级政府建设发挥区域优势建立一批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和研发平台，探索公共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模式，进一步加强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产品试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产业大数据公共平台等对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完善有利于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持续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优化支撑产业发展的人才战略、竞争政策，关注小微企业发展。进一步完善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进以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前沿领域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注 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均增长值根据每年增幅计算得出。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蔺涛《疫情对零售市场短期冲击大 消费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2020-03-16。
③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以及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烟酒和衣着占比计算所得。
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⑤数据来源：《2018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察》。
⑥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8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研究报告》。
⑦数据来源：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⑧数据来源：CBNData《2017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
⑨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在线生活服务消费洞察报告》。
⑩数据来源：58金融《2020年消费分期观念调查报告》。
B11数据来源：麦肯锡《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
B1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经计算，其中，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
B1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B14资料来源：2017年7月英国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
B15数据来源：WTO，经计算。
B1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经计算。
B17数据来源：我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日本数据来源于科学技术部网站。
B18数据来源：《2019国家统计年鉴》。
B19数据来源：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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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ustr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under the Change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Ding Wenjun
（Wuha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stitute，Wuhan 430014，China）
Abstrac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per capita GDP will be between 10 000 and 20 000 US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t will be the stage of accelerating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sumption demand. The change of the demand side structure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ode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ters a period of deep change. Facing the mo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macro development environment，the potential risks under the impact of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ubversive change of production paradigm brought by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na should grasp the essenc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ocus on five key areas，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balance of three aspect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caused by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arket demand and cultivate new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efficiency and transform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adaptabil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Key words：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pand domestic deman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责任编辑：张梦楠）
[关键词]消费结构;扩大内需;“十四五”;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4-0045-09
“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结构加速转型，一方面，从长期视角看我国消费层次、消费模式、消费形态呈明显趋势性变化;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消费市场显现出若干具备中长期影响力的新特征及新变化。消费结构的变迁为新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导向和动力，特别是在外需下滑压力明显加剧形势下，国内消费结构变迁将给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创新、业态发展提出新要求和新方向。“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转型发展任重道远，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把握消费结构变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内涵、如何在扩大内需战略导向下以产业转型升级弥合消费结构变动带来的供需裂隙值得深入研究。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及特征分析
受疫情影响，“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结构特征分析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衡量，一是必须结合长期以来我国整体消费水平及消费层次的变动趋势，在疫情造成消费各项指标大幅回落的形势下，客观判断我国消费结构变动特征。二是必须认清在疫情全球扩散加剧形势下，消费偏好、消费模式、消费形态会呈现出新趋势和新方向，且这些新特征对消费结构后续影响会明显高于疫情对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三是必须跳出“以规模论发展”的传统思维，需要着重关注具备消费潜力、符合消费趋势的领域，如当前总体占比不高但潜力较大的新兴消费发展，这既是近年来我国释放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
（一）消费市场整体趋势依然向好，呈现潜力大与韧性足并存特征
“十三五”时期，消费持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16万亿元，2016—2019年年均增长9.35%①，消费品市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十三五”期末受疫情影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大幅下滑，2020年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20.5%，特别是餐饮、旅游住宿、文化娱乐以及出行类商品零售额降幅明显②，以目前疫情全球化扩散趋势判断，疫情对部分领域消费影响甚至会持续到“十四五”时期。但从我国消费市场长期发展趋势客观分析，国内消费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广阔的内需市场、相对稳定的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和不断复苏的市场活力均为我国消费市场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强劲韧性，伴随着抑制性消费逐步释放和市场供给结构的持续优化，我国消费市场仍将延续平稳的发展趋势[1]。
（二）消费需求升级趋势不可逆转，品质化消费仍然潜力巨大
“十三五”时期，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总体呈现出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型的趋势，在消费支出结构中，2019年我国食品、衣着消费支出占比较“十二五”期末分别下降了2.44个百分点、1.21个百分点③，但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生活用品及服务等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多样化追求的消费需求支出占比则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十三五”期末受疫情影响，居民非生活必须类消费明显减少，食品类消费支出占比涨幅明显，2020年1—2月，全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零售额增长了9.7%，肉禽蛋类和蔬菜类零售额更是增长高达37.8%和27.1%④。但总体来看，我国消费需求升级趋势并未逆转，消费结构品质化转型特征依然明显，教育文化类消费需求持续稳定，醫疗保健类消费在疫情发生后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休闲娱乐、旅游等消费占比虽呈阶段性下降趋势，但主要原因仍是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商品和服务消费向优质高效升级的趋势并未发生逆转。
（三）消费方式转型步伐加快，疫情冲击下线上消费更趋大众化
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全面推进，“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方式呈现由线下消费向线下线上融合升级趋势，2019年我国线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占社零额比重由“十三五”初期的12.62%增至20.70%④。“十三五”期末受疫情影响，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带动互联网销售逆势增长，2020年春节疫情防控时期，我国生鲜电商平台日均活跃用户由2009年同期527万户增至1 000万户以上，且仍呈继续递增趋势[2]，2020年一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占社零额比重增至23.6%，高于去年同期5.4个百分点②，同时，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网络娱乐、线上办公等本已具发展态势的线上消费在疫情影响下呈快速扩张态势，一些传统线下企业为应对疫情冲击也积极拓展线上业务，消费方式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线上消费模式更趋大众化。
（四）新兴消费增长势头强劲，具备个性化特征消费模式渐成规模
“十三五”时期，在新技术及新消费理念引领下，具备多样化、圈层化和个性化特征的新兴消费渐成规模。消费领域方面，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呈现出强劲增长潜力，“2020天猫年货节”首小时成交量前十的食品中健康食品占比93%[3]，中国有近四成消费者购买过智能家电并超过六成经常使用⑤，2018年我国在线教育规模达2 517.6亿元⑥，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分别达到5.76亿人、4.32亿人、4.84亿人⑦，特别是“十三五”期末消费市场因疫情影响遭受明显冲击的形势下，无人零售、人工智能、远程办公等进一步展现出新兴消费的韧性和活力，伴随着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兴消费领域将迈入发展新阶段。消费模式方面，定制消费、共享消费、体验消费等走向成熟，近年来定制市场消费人数和金额均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⑧，共享经济模式也已由以交通出行为主要代表的消费领域向其他品类和方向延伸探索，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预期“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消费将会呈现更加多样化趋势。 （五）消费理念呈现转型新特征，新型理性消费意识逐步凸顯
“十三五”是我国居民消费理念向新型理性消费转型的重要时期。与以克制性消费为主要方向的传统理性消费相比，新型理性消费是在有效平衡价格与品质下趋于理性的消费理念，产品服务品质及性价比超过品牌宣传成为影响消费者决策最重要的两项因素⑨，在新型理性消费需求引导下，“十三五”时期网易严选、淘宝心选、小米有品等系列以去掉传统品牌溢价、强调工厂直达及短供应链的新型零售模式陆续出现并逐渐成长。“十三五”期末伴随着疫情影响下消费信心及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兼具品质生活需求的理性消费趋势更加明显，调研显示疫情后有65.6%的受访者表示将要更有规划的进行消费，48.9%的受访者提出消费将更加看重性价比⑩，消费理念的转型将对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及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
二、消费结构变迁下“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进入深度变革期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的生产和服务将进一步向纵深跨越，以消费结构变迁为导向进一步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运行方式，重塑产业结构模式及其产业内部组织之间匹配关系[4]，产业发展进入深度变革期。
（一）传统供给模式面临加速转型需求
消费进入多样化时代，市场需求更趋分散化和个性化，在新的需求模式下传统的生产模式、研发模式和商业模式都亟需以转型来契合发展新需求。一是以大规模、标准化为特色的刚性制造模式加速向柔性制造模式转型，通过追踪多样化市场需求改造和重构生产环节，推进产品生产个性化、供应链实时响应等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以及探索以创新挖掘新的价值生长点，将成为提升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向。二是专业化内生成长趋势更加明显，在个性化需求引致下市场细分持续深化，企业为实现在专业化细分领域成长，会逐步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以集聚资源向核心业务领域发展，获取长尾效应。三是供给质量的关注点从核心领域向配套领域拓展，产品服务增值化、产品文化价值乃至消费信贷环境、物流配送体系等都将成为多样化消费市场的新关注点，传统供给模式亟待由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转变进行转型，如何构建更具品质化、人性化特征的新型供给模式将是“十四五”时期面临的课题。
（二）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
消费结构变迁使市场需求中产品和服务边界日趋模糊，在新科技、新平台依托下产业中原有价值链不断被打破并跨越产业界线整合成新的价值链，三次产业之间要素重组、相互渗透并趋于融合，全产业价值链增值体系逐步形成。一是“制造+服务”融合趋势加速，传统制造企业开始着力推进上下游产业整合，并向技术研发以及市场拓展等环节延伸，服务业企业加快推进服务生产化向上游环节延伸，服务型制造、以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等服务产品化态势更趋明显，制造业与服务业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延伸或突破。二是以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等为纽带的跨界融合加快推进，在融合发展中一些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发生颠覆性变革，以需求为引导的消费互联网前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将通过价值链牵引生产、设计等环节的数字化协同，生产、消费、服务、流通在移动互联网推动下趋向一体化[5]。三是技术创新推进行业间加速融合，伴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不同行业将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会逐步推进行业间的融合互动，使得行业间渗透、再造得以进行。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跨界融合下产业间的关联性、产业结构的演变度以及产业组织形态等方面都将面临根本改革，因此原本已形成相对固化业务边界、市场边界的产业部门也必将面临改革新需求，融合发展在为产业升级增添新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化改革的新要求。
（三）补短板仍是供给结构调整关键内容
消费结构的变迁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供给结构改善和供给体系质量提升是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然要求，而补短板仍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优化供给结构和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结合点。一是要补齐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的短板，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高收入群体的快速崛起对产品、服务供给质量提出新要求，“十三五”时期全球奢侈品市场一半以上增幅来源于中国B11，但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消费外流并存、同质竞争加剧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现实困境，使得推进我国中高端消费品生产与服务供给扩容增质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二是补齐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养老需求、“全面二孩”带来的婴幼教养需求等，进一步引导和发挥市场在公共品生产和供给领域的积极作用，推进部分公共品供给向新兴产业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同时在具备兜底特征、“弱质产业”特征的公共品供给领域，切实发挥好政府职能、合理发掘公共消费潜力也依然需要关注[6]。三是补齐供给空间配置失衡带来的短板，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201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仍有0.4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为农村居民2.64倍B12，对居民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及协同发展机制、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仍是“十四五”时期改革重要方向。
（四）新兴产业发展进入变革关键期
“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新兴产业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新兴消费的提速升级将为我国新兴产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伴随“十四五”时期我国中高端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以应用为导向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将为我国新兴产业新一轮发展提供重要导向及强力引擎。同时，“十四五”时期也将是我国由科技革命加速向产业变革渗透的关键时期，以前沿性新兴技术为依托的颠覆性创新将处于新一轮爆发期，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变革将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转型发展和拉动消费增长的战略集聚点，“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将迎来战略机遇期。但也应该看到我国新兴产业发展还仍处于成长期，整体创新水平不足、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制度环境仍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面对全球贸易格局加快重塑，“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将很难继续处于国际竞争的舒适区，以需求为导向，夯实科技基础、做优产业生态、加快转型升级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 （五）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建设进入加速期
隨着国内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逐步形成，我国经济发展具备了更多韧性，面对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严峻形势，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模式将很大可能由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即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翼、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既是水平分工又是垂直整合的开放式产业链集群，通过加强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循环，以及沿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互动，把现有的国际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有机衔接起来，使国内经济循环成为带动全球产业链大循环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当前我国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但值得关注的是推进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建设与全面对外开放之间并不冲突，甚至是更高层面的开放战略，要求我国不仅要用更加开放的理念吸引资金、技术等要素进入产业链集群以加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更需要在国际合作中提升产业集群规模质量，从而带动全球产业链集群成长，使中国创新成果与世界分享。
三、“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发展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多的不确定性，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潜在风险，长期以来有利于我国以“后发优势”参与竞争的国际环境已然发生转折性变化，国内发展也将继续处于发展转型和动力转换的关口期，虽然无论从市场规模、产业基础还是经济发展潜力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韧性，但客观分析及提前预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对“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更多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或将发生转折性变化。首先，全球经济放缓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已下调至3%以下B13，在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遭受进一步冲击，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预期萎缩5.2%，或将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7]，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对我国外需市场造成直接冲击的同时，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区域价值链发展呈增强趋势，全球化结构面临深度调整。其次，逆全球化、大国博弈等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相对宽松的全球自由贸易格局和经济全球化，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摩擦加大，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规则和贸易体系受到严重侵害[8]，2008—2017年20国集团中19个成员国共出台了6 616项贸易投资限制措施，是同期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的近3倍B14，大国博弈引致的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造成直接影响，2012—2019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仅为次贷危机前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B15，全球需求萎缩与疫情冲击双重影响又进一步增加了“十四五”时期逆全球化趋势风险。同时，“十四五”时期也将是长期以来有利于中国出口的WTO贸易规则重构关键期，竞争规则、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监管一致性等多方面规则将成为新一轮改革聚焦。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更多挑战，也为我国产业加速转型提出了要求，如何在新形势下培育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直面的问题。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加速演化期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技术相互交融、多点突破，一些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部分关键性技术在孕育积累中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期，可以预期“十四五”时期将成为全球工业革命以来第六次技术长周期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起点，全球产业发展格局将面临新一轮变革。一方面，产业的生产模式、组织方式、产业形态等将发生颠覆性变化，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或将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的主导因素，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都将成为推动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因素，在这历史变革期，我国产业面临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高级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塑，为抢占新一轮竞争有利位置，主要发达国家均把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通过对内制度创新和对外政策打压同步强化其产业和竞争优势，“追赶窗口期”加速收敛，“十四五”时期我国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技术攻关、市场垄断等系列挑战。变革带来新压力的同时也将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增添新动力，虽然在新一轮变革期我国仍存在一定后发优势，但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市场规模、部分已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基础等使我国已拥有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基础支撑，如何在新工业革命中创造和释放生产力、在大国博弈中深化工业化进程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加速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着力点。
（三）竞争格局面临产业链升级抑制与传统优势产业外迁双重压力
“十四五”时期国际产业竞争格局面临深度调整，我国必须对产业发展中可能面临的两方面风险进行提前预估。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链压制效应将更加明显，高科技产业升级面临抑制风险。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在全球科技密集型新兴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着手对科技创新要素流动设置了更为严苛的障碍，如美国对14个涵盖科技前沿和基础技术的领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欧盟及欧洲议会预备制定包含限制关键技术外资收购在内的外国直接投资限制性法案，甚至美国企图将科技创新竞争和经济竞争战略延伸至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价值观竞争领域，以抑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同时，发达国家以“制造业回流”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再平衡战略也进一步吸引了国际资本、部分高科技产业链以及产业链中的关键零部件供应回流本国市场，中国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定位面临重构冲击，倒逼我国必须加快培育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升级能力[9]。二是新兴经济体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已对我国传统优势市场形成了替代压力。近年来，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弱化，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从2010年峰值70.1%下降至64%，制造业从业人员工资成本10年来年均增长了10.62%B16，同时，能源、物流成本已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综合税率也超过了60%，而亚太国家、OECD国家平均水平仅为34%、40%[10]，新兴经济体利用成本优势与出口优惠叠加政策已悄然兴起了一批新的世界加工制造基地，并出台了越来越多针对我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举措，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下，部分与美国关联密切企业也加速外迁至东南亚国家，部分内资企业推进了海外投资布局进程，随着新兴经济体制造业链条的逐步健全，必将对我国相关企业产生更为显著的挤占效应。面对追赶与被追赶的双重挤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将是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四）要素供给进入结构转型与方式转变重要关口
当前，我国“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问题依然严峻，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提升要素供给效率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要素供给结构转型与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入实践攻坚阶段。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加快解决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等问题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出台，“十四五”时期将是改革从顶层设计到试点示范、从制度完善到具体实践的关键时期，不同类型要素的确权机制建立、定价机制形成、交易市场和交易监管机制完善等若干问题仍需要在实践中攻坚。二是要素供给结构面临加速转型关口。人口红利消失、传统要素弹性系数逆转、“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效应受到制约，以资源要素大量投入推进增长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推进生产要素结构升级迫在眉睫，如何发挥新生产要素供给质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仍将是“十四五”时期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难题，同时如何实现以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也将是“十四五”时期的新挑战[11]。
（五）我国已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纵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均与体制机制紧密相关，推进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明确要求，“十三五”期末，中央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作为落地关键期，“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一轮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的攻坚期，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放管服”改革等都需要在实践探索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特别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是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克服发展中不稳定因素、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必要保障，也是以改革向全球昭示中国市场化发展决心和向社会注入发展信心的重要举措，伴随着改革推进我国产业发展将被注入新的动力。但改革攻坚期也必将带来压力与阵痛，越到改革深化期更会触及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以及思想认识、理论创新、利益调整等各类复杂问题[12]，“十四五”将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
四、消费结构变迁下“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面对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发展挑战，以及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范式颠覆性变革要求，加快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但产业转型压力加大不能仅简单地理解为困境，更应视其为转型有利条件基本具备、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所面临的新要求。总体来说，前一个阶段的发展积累已使我国基本具备了产业竞争由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型的基础条件，推进需求结构加速变动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找准新定位、寻求新优势，在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中实现产业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动力转换。
（一）聚焦五个着力点
产业转型升级的难点在于对于传统发展路径依赖所形成的发展惯性易造成锁定效应，因此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改革的视角，从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素、关键环节、主要领域着手，形成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合力。
1.推进高质量的科技创新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但“十四五”时期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仍在创新，需要在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维度的主要领域加快转型力度。一是要推进创新动力结构转型。产业转型升级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集中式创新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分散创新共同推进的结果，但集中式创新过强，民间创新贡献偏低、动力不足问题日益严峻，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仅为28%，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有1.3%，而在2017年日本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就已达到了3.3%B17，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更趋激烈的产业竞争，我国既需要继续发挥举国体制下对于重点领域、关键技术集中式创新的制度优势，也需要通过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创新结构、提升创新质量，特别是面对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各具优势特色的民间创新活力更显重要，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框架下探索民间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势在必行。二是要推进创新投入结构转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下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端口前移态势，基础研究是让我国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关键，但基础研究不足仍是我国创新体系中的明显短板，2018年我国研究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的比重分别为5.54%、11.13%、83.33%B18，而早在2015年，日本、法国、美国、英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占比就已分别达到12%、24%、17%、17%B19，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同时，如何将创新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仍是我国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探索的挑战，这也是当前全球各国科技政策关注的主要命题，“十四五”时期仍需要以改革的视角探索中国方案。
2.发展高质量的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是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引领供给升级、挖潜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新兴产业持续保持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产业增速持续高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十四五”时期伴随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及我国消费结构变迁下带来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需求，新兴产业将面临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到实现新興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把握好鼓励产业成长与引导规范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由于新兴产业从本质来说颠覆了传统的产业组织创新规律和商业模式，因此其发展中带来的安全及负外部性等问题未有成熟的产业治理模式，合理的规范引导是保障新兴产业能真正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在监管力度、监管目标、监管规则等维度构建柔性、包容的新兴产业监管模式[13]，是现阶段新兴产业发展走向成熟所必须面对的难题。二是如何避免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和绩效考核的共同推动下造成新兴产业发展扭曲，使得一方面有部分经济效益好、投资见效快的领域投资热情与配套技术、基础设施不同步，最终造成新兴产业发展“阻塞”与“过剩”并存，另一方面部分需要以供给发展引导需求增长的新兴领域却因缺乏有效支撑错失成长良机。同时，持续完善产业发展模式，把握技术经济新范式下新兴产业发展内在要求，尽快摆脱“市场换技术”战略下造成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仍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3.推行高质量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工具，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发展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将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积极应对“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中各类不确定因素、弥补市场不足和调控市场波动的有效手段。但过去长期以来具备明显选择性、干预性特征的产业政策带来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已不容忽视，“十四五”时期加快产业政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在功能定位上，产业政策要由直接干预市场主体行为向培育市场机制和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转变，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合理平衡点，在明确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理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互补关系[14]。在政策重心上，要从选择特定产业、特定企业的特惠模式向普惠性、功能性政策转变，将产业政策改革与简政放权有机结合。同时要合理发挥产业政策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导向，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指标而造成的脱实向虚。
4.构建高质量的开放战略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与疫情冲击下发展的不确定相互交织，对外开放合作将面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扩大内需战略将成为我国应对外部风险调整、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战略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开放战略的止步，反而对我国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求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全面增强我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从以“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发展，有序推进优势产业、重点企业的国际化布局，努力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二是要求实施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全球经济朝着开放、包容与平衡、共赢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同时要以国际通行规则为标准优化我国对外开放制度，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以全面改革激发开放活力。三是要求实施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切实拓展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空间，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市场网络等核心竞争优势培育为重点切实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质量。同时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础上探索建设基于内需的开放型经济，以广大的内需市场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集聚，进而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5.实施高质量的区域产业治理
区域产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合理规划区域之间以及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是充分激发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潜能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区域产业发展特征与发展态势面临重大变化，传统各级政府复杂利益博弈下的区域产业发展理念和实践已受到明显挑战。首先，过去在规模增长导向下追求各自区域内形成完整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发展思路已很难适应当前发展形势与需求[15]，各级政府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探寻区域在更为广阔空间内的产业功能定位，特别是在跨区域产业融合与产业协同已日渐成熟的形势下，这种打破产业发展边界、技术边界、市场边界乃至传统区域边界的发展新态势将给产业发展带来不可预估的潜力，但同时区域产业治理的模式也面临颠覆性变化。其次，区域产业集聚效应增强要求我国空间形态必须进一步加快调整步伐，“十四五”时期大尺度地推进长三角、京津翼、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城市群发展，通过多极点、网络化的跨区域城市群建设推进产业发展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16]，成为支撑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兼顾好三个关系
高质量发展从本质来说就是一个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从重点领域发展向协同发展的过程，是在发展中通过强化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各领域、环节的交互作用，进而推动整体的升级跃进。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宏观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优势，实践均衡性、协同性发展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1.注重传统优势领域发展与新兴领域培育有机结合
以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处于需要新兴领域突破性发展与传统优势领域转型升级融合互动的阶段，不能简单地将传统产业都归于旧动能范畴，也不能盲目地将新兴产业都认同为新动能，同时产业实践也表明许多新兴产业、新兴技术也都需要以传统产业为平台在变革中逐渐产生，打破传统产业升级的制度约束和规避新兴产业路径依赖式发展才是在新旧动能接续阶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注重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
扩大内需战略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不仅在需求侧，也在供给侧，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升级才是从深层次上真正解决当前存在供需错位问题的关键，在扩大有效供给、高端供给以满足消费结构变迁带来的新兴需求、潜在需求的同时，按照供需匹配和动态平衡的要求，减少无效、低端供给，继续化解结构性问题下带来的产能过剩仍将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3.注重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结合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與改善民生有机结合，一方面，要以产业发展引领需求、满足需求，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幸福感汲汲相关的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要顺应消费结构变迁趋势增强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供给和民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在民生领域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也要把握好转型升级的力度和节奏，必须以不损害或“误伤”中低收入群体需求为基本底线推进产业升级。
五、消费结构变迁下“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产业必须加快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在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更优结构、更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导向下，“十四五”时期产业转型方向应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深度调整下产业链升级和经济安全的要求、满足科技和产业颠覆性变革下的超前布局要求、满足消费升级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四方面重点着力，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着力开发国内市场需求
随着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更加凸显，内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层次提升将为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更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根据国内消费结构变迁形成的新热点、新领域优化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是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适应消费智能化发展趋势，积极推进新经济发展，以契合消费结构变迁下的前沿消费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超高清视频端、虚拟现实以及智能汽车、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家居等新兴消费品发展，以供给升级推进基于5G技术的信息服务消费发展，拓展具备增值性质的服务型制造及制造型服务领域[17]。根据消费需求结构变迁趋势引领市场主体加大对薄弱环节投资，推进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优势，积极推进教育、健康、养老、育幼、旅游等领域服务和产品发展，完善线上线下相互交融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升产业公共服务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二）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面对全球产业格局的深度调整，在巩固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時加快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是强化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着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在核心零部件、关键环节的基础工艺和基础材料等领域加强研发力度，推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高产业基础领域供给质量稳定性和自给保障力，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升级的关键瓶颈。全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以提升产业链控制力为主导方向加快完善上下游企业间分工协作模式，着力保障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供应链的安全性，积极推进我国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推进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在融合推进中全面提升产业附加值[18]。契合消费需求品质化升级需求继续推进品质革命，在完善产品供给结构、提升产品供给品质、培育优势品牌等领域继续着力，推进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切实应对因有效供给不足造成的需求外溢。
（三）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以竞争中性原则推动制度体系、法律体系、标准体系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费负担，打破各类行业壁垒、地区壁垒，切实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加快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特别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同时，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加快提升我国实体经济竞争力，打造一批汇聚世界一流创新要素的跨国企业，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培育若干在专项领域具备领先优势的企业，并在推进优势企业、新兴企业发展的同时健全企业退出机制，切实应对当前实体经济内部失衡对供给质量提升带来的制约。
（四）优化产业生态系统
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供给端探索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态相契合的产业发展环境，为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必须加快优化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聚焦具有战略性、引领性的基础共性需求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产业创新中心，针对前沿研究领域布局国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鼓励各级政府建设发挥区域优势建立一批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和研发平台，探索公共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模式，进一步加强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产品试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产业大数据公共平台等对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完善有利于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持续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优化支撑产业发展的人才战略、竞争政策，关注小微企业发展。进一步完善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进以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前沿领域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注 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均增长值根据每年增幅计算得出。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蔺涛《疫情对零售市场短期冲击大 消费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2020-03-16。
③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以及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烟酒和衣着占比计算所得。
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⑤数据来源：《2018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察》。
⑥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8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研究报告》。
⑦数据来源：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⑧数据来源：CBNData《2017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
⑨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在线生活服务消费洞察报告》。
⑩数据来源：58金融《2020年消费分期观念调查报告》。
B11数据来源：麦肯锡《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
B1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经计算，其中，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
B1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B14资料来源：2017年7月英国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
B15数据来源：WTO，经计算。
B1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经计算。
B17数据来源：我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日本数据来源于科学技术部网站。
B18数据来源：《2019国家统计年鉴》。
B19数据来源：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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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ustr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under the Change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Ding Wenjun
（Wuha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stitute，Wuhan 430014，China）
Abstrac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per capita GDP will be between 10 000 and 20 000 US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t will be the stage of accelerating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sumption demand. The change of the demand side structure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ode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ters a period of deep change. Facing the mo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macro development environment，the potential risks under the impact of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ubversive change of production paradigm brought by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na should grasp the essenc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ocus on five key areas，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balance of three aspect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caused by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arket demand and cultivate new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efficiency and transform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adaptabil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Key words：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pand domestic deman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责任编辑：张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