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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之初，总期盼自己的人生之路是笔直、宽阔、平坦的，经过多年的行走，才知道有崎岖、有凹陷，还有难以同行的窄巷，甚至是横亘在前的巨石。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无疑就是伟伟——那个“红孩儿”，他让我品尝了教育百味，也让我的教育生涯跌宕起伏。不过当我回转身看看走过的路，赫然发现泥泞的路上有我鲜明的脚印。
以下所讲的便是发生在我和伟伟之间的故事。
遭遇“红孩儿”
2001年，也就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带着一腔热血、带着美好憧憬，我接手了初一的一个班。我精力充沛，力求完美，班级看似出类拔萃。中期学情调研（传统意义的期中考试）后，班上转来了伟伟。之前虽不是伟伟的科任老师，但关于伟伟的种种，我还是有不少听闻：诸如他做了许多桃木小人，从校长到科任老师的名字，一一写在每个小人的背后；有老师因他每天需吃心脏病的药，有老师因他而辞职……班里笼罩着一片阴霾。坦白地说，很多时候，我是当笑话听，直到学校准备给他“换换环境”，把他调到我的班，我才发现这并不好笑。
伟伟初到班时，我把他截在门口，给他讲讲规矩。为此，我特意摆出威严的姿态，严严实实地打量他。这一打量不由倒吸了口凉气，伟伟果真跟传说的一样，像极了拳王泰森，皮肤黝黑、体形庞大、四肢粗壮、一身横肉，更让人寒毛直竖的是那双深陷的眼睛此刻正斜着打量我。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此人果真不一般啊！可以想象与伟伟的交往将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而伟伟的不一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且不说作业不做、上课不听、顶撞老师，旷课、抽烟、喝酒亦是不在话下。我几乎每天都要接到“举报”——“郑老师，他一上课就踢我的凳子。”“郑老师，他在上课时跷二郎腿，还跷到桌子上。”“郑老师，他走楼梯时总在背后用手指使劲戳我们的屁股。”“郑老师，天这么冷，他非要开电扇，说谁关就放谁的血。”……
接下来，他更是变本加厉——用打火机烧课桌，看着别人惊恐的表情，开怀大笑；校外结交混混，校内招收“小弟”，收取保护费，称霸一方；天色灰暗时，就跑出去将教学楼的总闸关掉，看着教室变暗，听着学生惊叫，他心满意足地大吼一声，让地球人都知道是他干的；每天看到校门口对面的车站边有认识的人就呼朋引伴，炫耀自己的“势力”有多大……我日渐繁忙，像个超级消防员，哪里起火赶往哪里灭，而火源只有一个，就是伟伟。
一周过后，学习委员小琪来报告，伟伟在课堂上自由走动，任课老师批评，他压根儿不当一回事。我当机立断，把他找来。
“听说你在课堂上随意走动？”我紧盯着他，足足三十秒后威严地、一字一顿地说。
“你都知道了还问？”
“向你求证是对你的尊重。”我反击。
“是小琪说的吧，她自己也没得好！”他坦然地迎着我审视的目光，也审视着我。
“她有什么问题我自会找她，现在是说你的问题。”我把话题引回去。
“走走又没关系，我又没讲话。”他满不在乎。
“你以为这是菜场？”我努力反驳。
“人家上课说话你都不管，怎么就说我？”他开始表现出不耐烦，似乎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没听说罪己比罪人更重要吗？”我故意说得文绉绉，攻他“没文化”的软肋。果真让他语塞，因为他听不懂，又不好意思问我，这不露出“没文化”的馅儿吗？
看他沉默，我乘胜追击：“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算什么男子汉！”
这一激将起了作用，他总算慢腾腾地说了一句：“是我不对，这总好了吧！”对他没有奢求，他能落下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不敢再深究，惟恐他犟起来让自己下不了台。于是草草收兵后赶紧把他放走了，他嘟嘟哝哝地离开了办公室。
可第二天，等小琪向伟伟要作业本时，他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居然有人敢向自己要作业？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一脚踹翻了小琪的桌子，扯着嗓门嚎叫：“老子没作业，你给我搞搞灵清，想吃巴掌就直说！”然后气势汹汹地追将过来，吓得小琪尖叫着满教室跑。人高马大的伟伟毫无男子汉风度，一圈一圈地追，边追边扬言要收拾小琪。不愧是学习委员，小琪的反应还是相当得快（这一点像极了我），在教室跑了几圈后她意识到无法摆脱危险，马上闪进女厕所，等待救援。所幸彭老师正好来上厕所，终于把惊魂未定的小琪“救”了出来。伟伟的名气自然又上了一层楼。
经历了这些，我不得不感叹，看来上帝很信赖我，给我加大了困难的比例和分量。
记得西方有一段关于智慧的问答：智慧从哪里来？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从哪里来？经验。经验从哪里来？错误的判断。对于伟伟，我就是从重重错误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第一重错误：招安收买
班级发展正势头良好，军训时得了大满灌，运动会拿了第一名，板报月月排全校第一，成绩遥遥领先，开学第二个月，社会实践活动突出，副市长亲切慰问……可如今因为伟伟的存在，我感到压抑和苦闷，怕班貌因他而打折，怕班风因他而逆转。班里一有风吹草动，我马上猜想一定又是他干的，他成了我“心中最深的痛”。虽然明白“火大无湿柴”的道理，却苦于无从下手，只幻想自己能有一招“空中点穴术”，他犯混时我就将他点住。
我想我应该主动出击，再不能如此被动应战。忽然想起曾经有高人指点，对这些行为出格的“异类”分子来说，给他一个小干部、课代表一类的职务当当，可以把他的精力引到正事上来，弄不好还可以让他体验到自我价值，简直是“变废为宝”。于是，经过苦苦思索、层层考虑，我决定安排伟伟担任纪律干事，不是委员，这一说法比较容易得到学生的理解，就这样伟伟走马上任。
此后，伟伟神气地执行任务，自他上任后，班级纪律也出奇的好，为何？怕他。每每看到这些，我都有点自鸣得意，这不是一举两得吗？班级纪律不需我过问，伟伟也对自己有了一些约束，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天打几个，基本上是一天只打一个。可我却没有意识到其他学生对我的不满情绪渐渐严重起来。他们原本是何等崇拜我，我也一度把自己当成明星来包装，为满足这种崇拜情结，班级设定的最高奖励是我的一张签名照（这有一个好处是省钱）。可伟伟手中有“权”，“官”念就油然而生，借机整治。近乎痞子式管理，令同学们敢怒不敢言，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犹如一锅极热的油反倒看上去很平静，但只需一点点水花就可引发爆炸般的沸腾，这一点马上得到了验证。 一天，我刚进教室，学生们一起涌过来向我汇报：“伟伟和阳阳打起来了。”我一看，桌子横七竖八，书本掉了一地，如同鬼子扫荡后留下的烂摊子。“郑老师，他拿粉笔头扔我，我根本就没讲话。”阳阳控诉着，声泪俱下。
“郑老师，他自己那么差，凭什么管我们。”群情愤慨。
伟伟见这架势，自知理亏，但又于心不甘，于是用蛮横掩盖自己的心虚：“我叫他们不要讲话，谁让他们不听，老子看他们不爽。”“我们又没有讲话。”同学们反驳。
望着学生们愤怒和委屈的眼神，我深深地感到歉疚，这种歉疚感随即转变成对伟伟的愤怒：“管理是有理才去管！你不讲理谁来服你！”我大声呵斥。
望着学生们愤怒和委屈的眼神，我深深地感到歉疚，这种歉疚感随即转变成对伟伟的愤怒：“管理是有理才去管！你不讲理谁来服你！”我大声呵斥。
他的脸上顿时又恢复了以往的“痞气”：“切，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本来就不在乎这个狗屁干事！”说完，狠狠地踹翻了一张凳子后，扬长而去。
此时，我才明白施舍荣誉是多么愚蠢的举动，我发誓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因为这种“只见树木，无视森林”的做法显然对其他人不公平，难免引发其他人的不平衡感——难道给伟伟额外照顾仅仅是因为他差？为了得到这份额外照顾我是否也可以拽一点？再者，被施舍的人也不见得会去珍惜，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某种荣誉，而你硬塞到他手里，他就会蔑视甚至践踏这份荣誉。
伟伟就如此，第二天开始，他又完全还原到那个目无校纪的“红孩儿”，处处和我对着干，扬言一天收拾一个，吓得同学不敢到校上课，家长更是联名要求将其转走，否则便让自己孩子转学。
第二重错误：动员转学
很多事，不是不可能完成，而是人们认为它不可能完成，最后“果真”不可能。在心里给自己设了限，才是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最大障碍，一个真正无法逾越的障碍。
当时，我就是被那个障碍遮挡了心头的阳光。为早点摆脱噩梦，我想到了一条“捷径”，动员他转学。我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凭借伟伟在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度”，找到他家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是一幢农民别墅房，外表豪华气派，里面凌乱不堪，我还疑心自己是否走进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正在我困惑时，一中年妇女咧着嘴大声招呼我，直呼我郑老师，这应该是伟伟的妈妈了，拥有跟伟伟一样硕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形。没错，正是伟伟的妈妈。凭直觉，这是一个淳朴憨厚、不善言辞、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女性。应对这样的人，我还是很有底气的，自己好歹还是个知识分子呢，虽称不上巧舌如簧，但也算得上能说会道，应该不在话下。
在轻描淡写地说了伟伟的近况后，我忙不迭地转入正题，这才是此行的核心内容：“伟伟确实有很大进步，以前一天打几个，现在一天只打一个，有时一整天都没打过人。只是他与原来班级的同学藕断丝连，而本班同学又怕他，所以他总融不进来。可见，这个班级其实不太适合他。你们有没有想过给他换换环境，让他彻底重新开始？”听到此话，伟伟妈的眼神马上黯淡下来，叹了一口气：“我们家伟伟呐，害人，到哪儿都害人，让他多换一个地方就多害一些人。”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转学没戏。再想，阵阵羞愧袭来，一个农妇尚有这般觉悟，而作为一个育人者的我居然没有这般认识。
想起一个小故事：一个得道高僧收留了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顽劣不堪，其他众师兄忍无可忍，请求高僧把小和尚赶走。高僧说，你们走我放心，他走我不放心。我只有那帮师兄的觉悟，汗颜啊！接着伟伟妈又说了一句：“他以前的班主任也是这么说的。”我更是羞愧难当，脸红耳臊，她是否看穿了我们这些老师的小把戏？继而涌上来的是对伟伟妈的同情，我只需忍受这混世魔王2.75年，而她却是要忍受一辈子，个中滋味又岂是我们所能体会的！自己先前的言行是否残忍地伤害了这位淳朴的母亲？我不敢想。
正说着，伟伟的爸爸回来了，一听说我是老师，不由分说，冲上去给了儿子两耳光，嘴里骂道：“你这个劳改犯（事后得知他的好几位表亲、堂亲都曾有过不堪的经历），老师告状都告到家里来了……”其神态之凶恶，语言之刻薄，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亲爹。伟伟终于按捺不住，与父亲扭打起来，两人翻倒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轮番占据上风。情急之下，我说：“伟伟你再不松手，我打110报警了。”他俩才松手，他爸觉得自己颜面尽失，心有不甘，做势用手指着再次冲上去，这下我和伟伟妈赶紧拉住了。家访就在这样的闹剧中尴尬结束，我落荒而逃，这真是史上最糗的一次家访。
笨办法也是办法
面对困难，是流一路泪水，还是淌一径汗水？虽然两者的成分相同，方向却是相反。面对困难，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笨办法也是办法，总比消极面对和敷衍塞责要强。
痛定思痛，细细思量，其实结果不也合情合理吗？动机不纯又何来正果？
也许是存心为自己找回一点面子，我努力认为这次家访并不是完败。第一，以前对伟伟只有痛恨与厌恶，这次居然对他产生了同情感，这是第一次对他有这种感觉。看来伟伟凶霸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家庭关爱的缺失和压抑的自卑，我不禁认为：一些学生看起来最不值得我们去爱，恰恰最需要我们去爱。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否也是一种意外收获？第二，我已下定决心，再难的路也要陪伟伟一起走过。其实，纠结难决时才是最折磨人的，而心一旦定下来，便会昂首阔步前行了。
我开始每天放学亲自“送”伟伟回家，与其说“送”，其实是“押送”，送他到家的同时，其他同学也安然到家了，同时也免得他又去结交那些混混。糗的是第一次送他回家还被他甩了。他故意在村民家园一带给我绕弯路兜圈子，几圈下来，我这个路盲就找不着北了。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换上跑鞋，他跑我也跑，他胖，跑不过我，想当年800米我只需3分05秒，他哪里是我的对手，只好乖乖地走。于是我跟他保持五米远，不松不紧地跟随着，那样子一定很滑稽。一路上，我俩没话，他崇尚暴力，我向往一切美好事物，实在缺乏共同语言。路人见到我俩都是一脸疑惑状，此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母子？不可能。姐弟？长得一点都不像。师生？哪有老师会这般窝囊。可我真就是这样一个窝囊的老师，唉！不过，我感到事情渐渐起了些变化，渐渐地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家事、班事、私事都聊一点，他对我渐渐地少了些敌意。 我做的另一件事是每天为他买早点。他从不在家吃早饭，那次家访让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他根本不想与爸爸共进早餐。他不吃早饭却起得比鸡还早，5点多就起床，每天勤理“政务”，其中一条要务就是指定由谁买早饭，而且指令相当明确，由谁在什么时候买，买什么，放在何处，一一到位，这是他多年当“大哥”的经历练就的。
由此也衍生出一连串问题，那些被敲诈的孩子因心中畏惧，宁愿冒着被处分的危险也要爬围墙出去给他买早饭，有的甚至宁愿去偷、去抢、去骗、去诈也要弄到钱，这不成连锁反应么？我看既然自己无力保护别人，只好委屈一下自己了。于是我找来伟伟：“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在家吃早饭，但早饭是一定要吃的，郑老师既然是你的班主任，就有责任照顾你（其实是为自己后面的作为铺个台阶，找回一点颜面）。这样，我们订立一份君子协议，以后早饭我买给你吃，但如果吃了我买给你的早饭，你还去吃别人给你的早饭，你就是一头猪。”略一思索，他答应了，此后准备早饭成了我每天的要务。他的嘴巴可真够刁的，如饼干只吃奥利奥最贵的那一种，但我认为也是值得的，至少可以使不少可怜的孩子免受伤害。
同时我也开始反思以前的所作所为。以前，自己得失心太强，总是急火火地想把他转变成一个好学生，然后显示自己的能耐，不经意之间，失去了平衡心和平常心，多了一份急躁，少了一份耐心，结果事与愿违。现在我时常告诉自己，只要伟伟在我的手上的两年多时间里不被抓进去，不被送工读，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想，他就没原来那么可恶了。看来，只有良好的心态才能解救自己。以前，据一些前辈教导，对伟伟这些“异类”，要多多表扬，多多鼓励。于是，只要他哪一天比较安稳，我就卖力表扬。原以为会夸出一个好孩子来，谁知盼来的却是不屑的一句“当我傻子，切！”。到期末，评他为“劳动积极分子”，可他领了奖状就把它撕了，甩下一句“那些劳动积极分子都是垃圾”。加上给他当纪律干事的教训，现在我开始懂得，表扬不应该是廉价的施舍，而应该是真诚的夸奖，一切教育行为不是出于真诚，不是出于尊重，往往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而且渐行渐远。
顺带提一下，每次批作业时，我都是在伟伟有错误的地方先打“﹨”，等他改正后再加上“∕”变成“√”，然后打上“优”……
我就是以这种原始的方式一点一点叠加着自己的耐受力和生命力，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力也是欲摧弥坚。渐渐地，他少了些冷漠和不屑，基本能与我正常交流，偶尔也会主动说说自己的私事，这一切，让我明白事情正往良性方向发展。看来，有心——其实不难；坚持——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此二者，是否也成了自己人生中的资本？我想，应该是。
狂风暴雨的洗礼
育人，往往是一波三折的。由于担心他与原来那些朋友在一起会惹出更大的是非，于是我让他少与以前班级的同学来往。事实上他与本班同学格格不入，这样一来，他岂不真成了孤家寡人？再者，他的那帮朋友无形中认为我在贬低他们，于是给我使绊，奚落伟伟：“你呀，这么听郑老师的话，男子汉气概哪儿去了？”终于有一天，伟伟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在那帮朋友面前夸下海口：“我才不怕郑老师，不信我K她一顿。”此话刚好被班上男生小龙听见，马上汇报于我。小龙说第一遍，我不信。说第二遍，我依然不信。小龙急了，把时间、地点、人物通通说了一遍，我终于信了。刹那间，我怒不可遏，一股热血涌上来，我如此付出居然得到的是这样的回报，愤怒、心酸、失落、怨恨……各种消极情绪一齐涌上心头。
当机立断，找了几位体育老师，当时大家都住集体宿舍，找几个人还是很方便的，向他们控诉了伟伟的累累“罪行”，哭得梨花带雨。几位体育老师听了自然是义愤填膺，扬言要动手收拾伟伟。待我稍一冷静，旋即不安起来，哪能连累他们呢？稍一合计，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让他们第二天一早在我的办公室那层楼巡视，我把那该死的伟伟叫来狠狠训斥一番，以解心头之恨。如果伟伟稍有风吹草动，几位老师就冲进来把他按住，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至于我的后路，我也已经想好。
第二天一早，几位老师如约在办公室门口“巡视”，我有了底气，干净利落地把伟伟叫进办公室，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开始发泄自己的委屈与怒气，“你这个畜生……”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被我激怒，准备动手，结果被几位“巡视”老师“碰巧”发现，这几位老师马上制止了这一恶化的异常情况，而我又可以乘机享受口舌之快，多解气。
可“剧情”没这样发展。伟伟听到“畜生”两个字后一顿，继而狠狠打了自己两巴掌，无比歉疚地说：“我真是畜生。”如此急转直下的剧情让我错愕，随即涌起一股莫名而强大的激动和惊喜。但为了配合当时的气氛，我还是故作气愤状：“如果你把自己当畜生，我就把自己当驯兽员；如果你把自己当学生，我就把自己当老师。”伟伟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在我的“滚”字出口后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
那一刻我感到特别解气，犹如凯旋的战士品尝到了战果的甘甜。然而，沉静下来，我开始审思过往的种种：如果当初我没有执意要他与他的朋友保持距离，他会那般口出不逊吗？一个孩子被隔离起来，教育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少？接纳一个人，是否还应包容他身边所有的人？是否应该“善利万物”形成教育合力，以免被别的负面力量所抵消？如果没有之前的种种付出，今天的训斥又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当头棒喝，如马卡连柯一巴掌打醒一学生，需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起作用？学生的转变是否也分“渐变”和“顿变”？……这些问题至今还常常萦绕在心头。
经历了这些“痛”，我似乎一下成长了许多：
我意识到，教育，需要底气和勇气。由于之前的不安全感，让我失去了诸多勇气，而勇气的丧失，会顺手带走智慧，故而节节败退。
我认识到，教育，不仅需要和风细雨的滋润，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洗礼；既需要施恩式的“水疗”，也需要发威般的“火攻”，水火并进，刚柔并济，方能奏效。如同人的身体构造，有坚硬的部分——骨骼，也有柔软的部分——肌肉、软组织等，二者的有机结合，人才能灵活自如。 而最为重要的成长在于，我已深深体验到，学生的顺逆反复，是教育的常态，作为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这样才不至于猝不及防，也不容易在学生出现不良反弹时心生怨怼。
唤醒一颗柔软心
安抚，是需要时机的，只有“啐啄同时”，才能水到渠成。
自那次狂风暴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安抚伟伟，而是装着不理会他，暗地里却是时时留意，处处留心。不是担心他“出乱子”，而是想捕捉一些时机。这段时间里，伟伟变得像一个隐形人，处处回避我，不再过来吃早饭，也不再与任何人交流，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他陷入深深的自责里。这让我心有不忍。
直至有一天，我发现他看了我好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于是径直朝他走过去。他非常不好意思地拿出一个小袋子，袋子已经开封过，皱皱的，装着剩下的几枚胖大海。半晌，他终于说了一句：“老师，给你喝的。”他居然能留意到我这些天嗓子不太好，这真是一个动人的细节。
我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交谈时机。那么以何种方式交谈？我决定以朋友的姿态进行。于是跟他开玩笑：“吃人嘴短哎，有没有什么不良企图啊？”他笑了，笑得很舒心，“哪有啦，我看妈妈嗓子不好时，就泡这个喝，兴许对你也有用呢，就顺手拿来了。”“那我放心地笑纳了哈！”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泡起胖大海，并拿上一个苹果回到班级给了伟伟，名之“礼尚往来”。
我喝着胖大海，他吃着苹果。我们边吃边聊，我问他是否愿意为班级做点事？他自嘲地说：“我是垃圾，不，我是垃圾中的垃圾，能做什么事？”听到这话，我笑了，内心却有些痛楚，这是怎样的一种自卑啊！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轻松的样子，以一种玩笑的口气说：“谁说你是垃圾，看看你一身肉就知道浑身是宝。”他嘴一抿，难为情地笑了，我发现他的笑还是挺可爱的，怎么以前没发现？“我知道，你是说我胖。”“错，我是说你力气大。这样吧，小郭没你力大，你看看能不能帮他一起抬水？”“没问题！”伟伟甩了个响指去了。经历数天的阴雨连绵，更衬托出雨过天晴、大地如洗的美好。
信任和真诚，能赋予教育以力量，能唤醒一颗柔软心。而一颗心被唤醒后，便有了发展的无限可能。此后，我们看到本是抬水委员的小郭拿着空桶下楼，而伟伟两手各一桶水一口气上五楼。我说：“小郭，能不能你也拿一桶，你还真当人家是下手？”小郭无奈地苦笑：“是伟伟要这样的，我也没办法。”我也只好双手一摊，无奈地将头摇了半圈，这无奈的背后竟是那样的甜。
后来，伟伟说：“郑老师，反正我又不要学，我来理作业吧，让课代表多一点时间早读，而且我来得早。”此时的伟伟不再是被我揪出来的后进学生，而是渴望被承认的主动付出者。面对他这个热心而又“严重”的要求，我竟一时下不了决心。伟伟倒是说到做到，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校，放下书包，守候在交作业本的桌子边，分门别类理好，并记录完成情况，甚至连头一天未订正的都记录在册，同学们无不“闻风丧胆”，把关这么严呐！轮到大扫除，他也总抢着擦电扇、擦灯管，然后叠桌架椅地“高空作业”。社会课，他都是专心致志地听，其他课，他就抄抄单词，看看微型小说，有时也会看看社会课本，偶尔睡睡觉……彼此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还有几个细微处：一是原本嗓门嗷嗷叫、满口脏话的伟伟，其素养真是越来越好。他会自带一个搪瓷杯，一改往日的牛饮，而是抿一口，看书，再抿一口，再看书，什么书？《社会》。付出与收获总是对等的，伟伟的《社会》成绩理所当然地名列前茅，所以他总是催问何时考《社会》。如此热盼考试的，我只见过这一人。二是伟伟总会多买几个校徽，班级有谁丢了校徽，伟伟马上“雪中送炭”。三是“非典”期间，伟伟为他的妈妈和我买了口罩。此刻，我对加德纳“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最重要、最有用的教育方法是帮助他寻找到一个他的才能可以尽情施展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满意而能干”的话语有了更深的理解。
临近毕业，选择专业的时候，伟伟和妈妈都下不了决心，伟伟认为自己不能胜任任何专业，妈妈对汽修专业前景看好。我说，这么大块头怎么爬得下去修呢，厨师吧，挺适合，一看就是这方面的好料子。他妈妈一听乐了：“我看学厨师挺好，学成后即便不当厨师，回家烧饭也挺好。”多实在的妈妈。
毕业后，伟伟送给我一袋东西：桃子、李子和工艺蜡烛，里面放了张贺卡，上面一笔一画地写着：“郑老师，您是红烛，祝您桃李满天下。”而他妈妈逢人总说我是最伟大的老师，是超级老师。虽然我明白这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对我的夸赞，但我明白她内心那份沉甸甸的情意。
如今，伟伟是一家宾馆的厨师，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9月10号，伟伟一定会来看望我，实在不方便就以短信祝福。有一次来看望我，看我一脸菜色（当时感冒了），说：“郑老师，如果班里有哪个小朋友不懂事，跟我说一声，我来收拾。”伟伟就是用这种纯粹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友好，虽然这种方式在他人看来是那样的不上档次。
“遇到伟伟，是你的不幸？还是你的大幸？”常有人这样问我。我说，两者都是。不幸，往往是化了装的大幸。
在教育的路上行走了13年，回望走过的路，遇见的“巨石”何止伟伟这一块。但自从遇到了伟伟，我对之后遇见的每一块“巨石”都多了一份坦然，多了一份从容，更多了一份敢于面对的勇气和力量。因为我已深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再长的路也会有终点，再长的夜也会有尽头。与其愁苦，不如坚定地告诉自己“黑暗不是我的人生色彩，我只是在经历黑暗”，来者，必去。就这样，那些考验我的“绊脚石”一块一块成了“垫脚石”，借助这些垫脚石，我站在了更高的位置。
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时间所消磨，被惰性所挥霍。而时间总是在寻常日子中悄声而过，惰性又是人性固有的弱点，尤其当我们退到一个不愿超越自我的界限时，就会有许多的借口，这些借口正是惰性的外衣。所以，寻常的境遇总是很难触发一个人内在的酣睡着的力量，大抵只有非常之境，才能把这些酣睡的力量唤醒，犹如水走到了绝境，才能形成壮观的飞瀑。这种力量，不是靠遇见，也不是靠求得，它就在每个人内心的灯火阑珊处。
最后，我想说，我是教育中人，也是教育之路上的行者，且行且悟，从自己开始，不惧泥泞，以此来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这是一个行者该有的姿态。教师，本该如此！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以下所讲的便是发生在我和伟伟之间的故事。
遭遇“红孩儿”
2001年，也就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带着一腔热血、带着美好憧憬，我接手了初一的一个班。我精力充沛，力求完美，班级看似出类拔萃。中期学情调研（传统意义的期中考试）后，班上转来了伟伟。之前虽不是伟伟的科任老师，但关于伟伟的种种，我还是有不少听闻：诸如他做了许多桃木小人，从校长到科任老师的名字，一一写在每个小人的背后；有老师因他每天需吃心脏病的药，有老师因他而辞职……班里笼罩着一片阴霾。坦白地说，很多时候，我是当笑话听，直到学校准备给他“换换环境”，把他调到我的班，我才发现这并不好笑。
伟伟初到班时，我把他截在门口，给他讲讲规矩。为此，我特意摆出威严的姿态，严严实实地打量他。这一打量不由倒吸了口凉气，伟伟果真跟传说的一样，像极了拳王泰森，皮肤黝黑、体形庞大、四肢粗壮、一身横肉，更让人寒毛直竖的是那双深陷的眼睛此刻正斜着打量我。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此人果真不一般啊！可以想象与伟伟的交往将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而伟伟的不一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且不说作业不做、上课不听、顶撞老师，旷课、抽烟、喝酒亦是不在话下。我几乎每天都要接到“举报”——“郑老师，他一上课就踢我的凳子。”“郑老师，他在上课时跷二郎腿，还跷到桌子上。”“郑老师，他走楼梯时总在背后用手指使劲戳我们的屁股。”“郑老师，天这么冷，他非要开电扇，说谁关就放谁的血。”……
接下来，他更是变本加厉——用打火机烧课桌，看着别人惊恐的表情，开怀大笑；校外结交混混，校内招收“小弟”，收取保护费，称霸一方；天色灰暗时，就跑出去将教学楼的总闸关掉，看着教室变暗，听着学生惊叫，他心满意足地大吼一声，让地球人都知道是他干的；每天看到校门口对面的车站边有认识的人就呼朋引伴，炫耀自己的“势力”有多大……我日渐繁忙，像个超级消防员，哪里起火赶往哪里灭，而火源只有一个，就是伟伟。
一周过后，学习委员小琪来报告，伟伟在课堂上自由走动，任课老师批评，他压根儿不当一回事。我当机立断，把他找来。
“听说你在课堂上随意走动？”我紧盯着他，足足三十秒后威严地、一字一顿地说。
“你都知道了还问？”
“向你求证是对你的尊重。”我反击。
“是小琪说的吧，她自己也没得好！”他坦然地迎着我审视的目光，也审视着我。
“她有什么问题我自会找她，现在是说你的问题。”我把话题引回去。
“走走又没关系，我又没讲话。”他满不在乎。
“你以为这是菜场？”我努力反驳。
“人家上课说话你都不管，怎么就说我？”他开始表现出不耐烦，似乎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没听说罪己比罪人更重要吗？”我故意说得文绉绉，攻他“没文化”的软肋。果真让他语塞，因为他听不懂，又不好意思问我，这不露出“没文化”的馅儿吗？
看他沉默，我乘胜追击：“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算什么男子汉！”
这一激将起了作用，他总算慢腾腾地说了一句：“是我不对，这总好了吧！”对他没有奢求，他能落下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不敢再深究，惟恐他犟起来让自己下不了台。于是草草收兵后赶紧把他放走了，他嘟嘟哝哝地离开了办公室。
可第二天，等小琪向伟伟要作业本时，他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居然有人敢向自己要作业？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一脚踹翻了小琪的桌子，扯着嗓门嚎叫：“老子没作业，你给我搞搞灵清，想吃巴掌就直说！”然后气势汹汹地追将过来，吓得小琪尖叫着满教室跑。人高马大的伟伟毫无男子汉风度，一圈一圈地追，边追边扬言要收拾小琪。不愧是学习委员，小琪的反应还是相当得快（这一点像极了我），在教室跑了几圈后她意识到无法摆脱危险，马上闪进女厕所，等待救援。所幸彭老师正好来上厕所，终于把惊魂未定的小琪“救”了出来。伟伟的名气自然又上了一层楼。
经历了这些，我不得不感叹，看来上帝很信赖我，给我加大了困难的比例和分量。
记得西方有一段关于智慧的问答：智慧从哪里来？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从哪里来？经验。经验从哪里来？错误的判断。对于伟伟，我就是从重重错误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第一重错误：招安收买
班级发展正势头良好，军训时得了大满灌，运动会拿了第一名，板报月月排全校第一，成绩遥遥领先，开学第二个月，社会实践活动突出，副市长亲切慰问……可如今因为伟伟的存在，我感到压抑和苦闷，怕班貌因他而打折，怕班风因他而逆转。班里一有风吹草动，我马上猜想一定又是他干的，他成了我“心中最深的痛”。虽然明白“火大无湿柴”的道理，却苦于无从下手，只幻想自己能有一招“空中点穴术”，他犯混时我就将他点住。
我想我应该主动出击，再不能如此被动应战。忽然想起曾经有高人指点，对这些行为出格的“异类”分子来说，给他一个小干部、课代表一类的职务当当，可以把他的精力引到正事上来，弄不好还可以让他体验到自我价值，简直是“变废为宝”。于是，经过苦苦思索、层层考虑，我决定安排伟伟担任纪律干事，不是委员，这一说法比较容易得到学生的理解，就这样伟伟走马上任。
此后，伟伟神气地执行任务，自他上任后，班级纪律也出奇的好，为何？怕他。每每看到这些，我都有点自鸣得意，这不是一举两得吗？班级纪律不需我过问，伟伟也对自己有了一些约束，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天打几个，基本上是一天只打一个。可我却没有意识到其他学生对我的不满情绪渐渐严重起来。他们原本是何等崇拜我，我也一度把自己当成明星来包装，为满足这种崇拜情结，班级设定的最高奖励是我的一张签名照（这有一个好处是省钱）。可伟伟手中有“权”，“官”念就油然而生，借机整治。近乎痞子式管理，令同学们敢怒不敢言，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犹如一锅极热的油反倒看上去很平静，但只需一点点水花就可引发爆炸般的沸腾，这一点马上得到了验证。 一天，我刚进教室，学生们一起涌过来向我汇报：“伟伟和阳阳打起来了。”我一看，桌子横七竖八，书本掉了一地，如同鬼子扫荡后留下的烂摊子。“郑老师，他拿粉笔头扔我，我根本就没讲话。”阳阳控诉着，声泪俱下。
“郑老师，他自己那么差，凭什么管我们。”群情愤慨。
伟伟见这架势，自知理亏，但又于心不甘，于是用蛮横掩盖自己的心虚：“我叫他们不要讲话，谁让他们不听，老子看他们不爽。”“我们又没有讲话。”同学们反驳。
望着学生们愤怒和委屈的眼神，我深深地感到歉疚，这种歉疚感随即转变成对伟伟的愤怒：“管理是有理才去管！你不讲理谁来服你！”我大声呵斥。
望着学生们愤怒和委屈的眼神，我深深地感到歉疚，这种歉疚感随即转变成对伟伟的愤怒：“管理是有理才去管！你不讲理谁来服你！”我大声呵斥。
他的脸上顿时又恢复了以往的“痞气”：“切，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本来就不在乎这个狗屁干事！”说完，狠狠地踹翻了一张凳子后，扬长而去。
此时，我才明白施舍荣誉是多么愚蠢的举动，我发誓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因为这种“只见树木，无视森林”的做法显然对其他人不公平，难免引发其他人的不平衡感——难道给伟伟额外照顾仅仅是因为他差？为了得到这份额外照顾我是否也可以拽一点？再者，被施舍的人也不见得会去珍惜，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某种荣誉，而你硬塞到他手里，他就会蔑视甚至践踏这份荣誉。
伟伟就如此，第二天开始，他又完全还原到那个目无校纪的“红孩儿”，处处和我对着干，扬言一天收拾一个，吓得同学不敢到校上课，家长更是联名要求将其转走，否则便让自己孩子转学。
第二重错误：动员转学
很多事，不是不可能完成，而是人们认为它不可能完成，最后“果真”不可能。在心里给自己设了限，才是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最大障碍，一个真正无法逾越的障碍。
当时，我就是被那个障碍遮挡了心头的阳光。为早点摆脱噩梦，我想到了一条“捷径”，动员他转学。我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凭借伟伟在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度”，找到他家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是一幢农民别墅房，外表豪华气派，里面凌乱不堪，我还疑心自己是否走进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正在我困惑时，一中年妇女咧着嘴大声招呼我，直呼我郑老师，这应该是伟伟的妈妈了，拥有跟伟伟一样硕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形。没错，正是伟伟的妈妈。凭直觉，这是一个淳朴憨厚、不善言辞、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女性。应对这样的人，我还是很有底气的，自己好歹还是个知识分子呢，虽称不上巧舌如簧，但也算得上能说会道，应该不在话下。
在轻描淡写地说了伟伟的近况后，我忙不迭地转入正题，这才是此行的核心内容：“伟伟确实有很大进步，以前一天打几个，现在一天只打一个，有时一整天都没打过人。只是他与原来班级的同学藕断丝连，而本班同学又怕他，所以他总融不进来。可见，这个班级其实不太适合他。你们有没有想过给他换换环境，让他彻底重新开始？”听到此话，伟伟妈的眼神马上黯淡下来，叹了一口气：“我们家伟伟呐，害人，到哪儿都害人，让他多换一个地方就多害一些人。”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转学没戏。再想，阵阵羞愧袭来，一个农妇尚有这般觉悟，而作为一个育人者的我居然没有这般认识。
想起一个小故事：一个得道高僧收留了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顽劣不堪，其他众师兄忍无可忍，请求高僧把小和尚赶走。高僧说，你们走我放心，他走我不放心。我只有那帮师兄的觉悟，汗颜啊！接着伟伟妈又说了一句：“他以前的班主任也是这么说的。”我更是羞愧难当，脸红耳臊，她是否看穿了我们这些老师的小把戏？继而涌上来的是对伟伟妈的同情，我只需忍受这混世魔王2.75年，而她却是要忍受一辈子，个中滋味又岂是我们所能体会的！自己先前的言行是否残忍地伤害了这位淳朴的母亲？我不敢想。
正说着，伟伟的爸爸回来了，一听说我是老师，不由分说，冲上去给了儿子两耳光，嘴里骂道：“你这个劳改犯（事后得知他的好几位表亲、堂亲都曾有过不堪的经历），老师告状都告到家里来了……”其神态之凶恶，语言之刻薄，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亲爹。伟伟终于按捺不住，与父亲扭打起来，两人翻倒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轮番占据上风。情急之下，我说：“伟伟你再不松手，我打110报警了。”他俩才松手，他爸觉得自己颜面尽失，心有不甘，做势用手指着再次冲上去，这下我和伟伟妈赶紧拉住了。家访就在这样的闹剧中尴尬结束，我落荒而逃，这真是史上最糗的一次家访。
笨办法也是办法
面对困难，是流一路泪水，还是淌一径汗水？虽然两者的成分相同，方向却是相反。面对困难，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笨办法也是办法，总比消极面对和敷衍塞责要强。
痛定思痛，细细思量，其实结果不也合情合理吗？动机不纯又何来正果？
也许是存心为自己找回一点面子，我努力认为这次家访并不是完败。第一，以前对伟伟只有痛恨与厌恶，这次居然对他产生了同情感，这是第一次对他有这种感觉。看来伟伟凶霸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家庭关爱的缺失和压抑的自卑，我不禁认为：一些学生看起来最不值得我们去爱，恰恰最需要我们去爱。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否也是一种意外收获？第二，我已下定决心，再难的路也要陪伟伟一起走过。其实，纠结难决时才是最折磨人的，而心一旦定下来，便会昂首阔步前行了。
我开始每天放学亲自“送”伟伟回家，与其说“送”，其实是“押送”，送他到家的同时，其他同学也安然到家了，同时也免得他又去结交那些混混。糗的是第一次送他回家还被他甩了。他故意在村民家园一带给我绕弯路兜圈子，几圈下来，我这个路盲就找不着北了。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换上跑鞋，他跑我也跑，他胖，跑不过我，想当年800米我只需3分05秒，他哪里是我的对手，只好乖乖地走。于是我跟他保持五米远，不松不紧地跟随着，那样子一定很滑稽。一路上，我俩没话，他崇尚暴力，我向往一切美好事物，实在缺乏共同语言。路人见到我俩都是一脸疑惑状，此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母子？不可能。姐弟？长得一点都不像。师生？哪有老师会这般窝囊。可我真就是这样一个窝囊的老师，唉！不过，我感到事情渐渐起了些变化，渐渐地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家事、班事、私事都聊一点，他对我渐渐地少了些敌意。 我做的另一件事是每天为他买早点。他从不在家吃早饭，那次家访让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他根本不想与爸爸共进早餐。他不吃早饭却起得比鸡还早，5点多就起床，每天勤理“政务”，其中一条要务就是指定由谁买早饭，而且指令相当明确，由谁在什么时候买，买什么，放在何处，一一到位，这是他多年当“大哥”的经历练就的。
由此也衍生出一连串问题，那些被敲诈的孩子因心中畏惧，宁愿冒着被处分的危险也要爬围墙出去给他买早饭，有的甚至宁愿去偷、去抢、去骗、去诈也要弄到钱，这不成连锁反应么？我看既然自己无力保护别人，只好委屈一下自己了。于是我找来伟伟：“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在家吃早饭，但早饭是一定要吃的，郑老师既然是你的班主任，就有责任照顾你（其实是为自己后面的作为铺个台阶，找回一点颜面）。这样，我们订立一份君子协议，以后早饭我买给你吃，但如果吃了我买给你的早饭，你还去吃别人给你的早饭，你就是一头猪。”略一思索，他答应了，此后准备早饭成了我每天的要务。他的嘴巴可真够刁的，如饼干只吃奥利奥最贵的那一种，但我认为也是值得的，至少可以使不少可怜的孩子免受伤害。
同时我也开始反思以前的所作所为。以前，自己得失心太强，总是急火火地想把他转变成一个好学生，然后显示自己的能耐，不经意之间，失去了平衡心和平常心，多了一份急躁，少了一份耐心，结果事与愿违。现在我时常告诉自己，只要伟伟在我的手上的两年多时间里不被抓进去，不被送工读，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想，他就没原来那么可恶了。看来，只有良好的心态才能解救自己。以前，据一些前辈教导，对伟伟这些“异类”，要多多表扬，多多鼓励。于是，只要他哪一天比较安稳，我就卖力表扬。原以为会夸出一个好孩子来，谁知盼来的却是不屑的一句“当我傻子，切！”。到期末，评他为“劳动积极分子”，可他领了奖状就把它撕了，甩下一句“那些劳动积极分子都是垃圾”。加上给他当纪律干事的教训，现在我开始懂得，表扬不应该是廉价的施舍，而应该是真诚的夸奖，一切教育行为不是出于真诚，不是出于尊重，往往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而且渐行渐远。
顺带提一下，每次批作业时，我都是在伟伟有错误的地方先打“﹨”，等他改正后再加上“∕”变成“√”，然后打上“优”……
我就是以这种原始的方式一点一点叠加着自己的耐受力和生命力，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力也是欲摧弥坚。渐渐地，他少了些冷漠和不屑，基本能与我正常交流，偶尔也会主动说说自己的私事，这一切，让我明白事情正往良性方向发展。看来，有心——其实不难；坚持——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此二者，是否也成了自己人生中的资本？我想，应该是。
狂风暴雨的洗礼
育人，往往是一波三折的。由于担心他与原来那些朋友在一起会惹出更大的是非，于是我让他少与以前班级的同学来往。事实上他与本班同学格格不入，这样一来，他岂不真成了孤家寡人？再者，他的那帮朋友无形中认为我在贬低他们，于是给我使绊，奚落伟伟：“你呀，这么听郑老师的话，男子汉气概哪儿去了？”终于有一天，伟伟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在那帮朋友面前夸下海口：“我才不怕郑老师，不信我K她一顿。”此话刚好被班上男生小龙听见，马上汇报于我。小龙说第一遍，我不信。说第二遍，我依然不信。小龙急了，把时间、地点、人物通通说了一遍，我终于信了。刹那间，我怒不可遏，一股热血涌上来，我如此付出居然得到的是这样的回报，愤怒、心酸、失落、怨恨……各种消极情绪一齐涌上心头。
当机立断，找了几位体育老师，当时大家都住集体宿舍，找几个人还是很方便的，向他们控诉了伟伟的累累“罪行”，哭得梨花带雨。几位体育老师听了自然是义愤填膺，扬言要动手收拾伟伟。待我稍一冷静，旋即不安起来，哪能连累他们呢？稍一合计，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让他们第二天一早在我的办公室那层楼巡视，我把那该死的伟伟叫来狠狠训斥一番，以解心头之恨。如果伟伟稍有风吹草动，几位老师就冲进来把他按住，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至于我的后路，我也已经想好。
第二天一早，几位老师如约在办公室门口“巡视”，我有了底气，干净利落地把伟伟叫进办公室，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开始发泄自己的委屈与怒气，“你这个畜生……”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被我激怒，准备动手，结果被几位“巡视”老师“碰巧”发现，这几位老师马上制止了这一恶化的异常情况，而我又可以乘机享受口舌之快，多解气。
可“剧情”没这样发展。伟伟听到“畜生”两个字后一顿，继而狠狠打了自己两巴掌，无比歉疚地说：“我真是畜生。”如此急转直下的剧情让我错愕，随即涌起一股莫名而强大的激动和惊喜。但为了配合当时的气氛，我还是故作气愤状：“如果你把自己当畜生，我就把自己当驯兽员；如果你把自己当学生，我就把自己当老师。”伟伟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在我的“滚”字出口后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
那一刻我感到特别解气，犹如凯旋的战士品尝到了战果的甘甜。然而，沉静下来，我开始审思过往的种种：如果当初我没有执意要他与他的朋友保持距离，他会那般口出不逊吗？一个孩子被隔离起来，教育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少？接纳一个人，是否还应包容他身边所有的人？是否应该“善利万物”形成教育合力，以免被别的负面力量所抵消？如果没有之前的种种付出，今天的训斥又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当头棒喝，如马卡连柯一巴掌打醒一学生，需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起作用？学生的转变是否也分“渐变”和“顿变”？……这些问题至今还常常萦绕在心头。
经历了这些“痛”，我似乎一下成长了许多：
我意识到，教育，需要底气和勇气。由于之前的不安全感，让我失去了诸多勇气，而勇气的丧失，会顺手带走智慧，故而节节败退。
我认识到，教育，不仅需要和风细雨的滋润，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洗礼；既需要施恩式的“水疗”，也需要发威般的“火攻”，水火并进，刚柔并济，方能奏效。如同人的身体构造，有坚硬的部分——骨骼，也有柔软的部分——肌肉、软组织等，二者的有机结合，人才能灵活自如。 而最为重要的成长在于，我已深深体验到，学生的顺逆反复，是教育的常态，作为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这样才不至于猝不及防，也不容易在学生出现不良反弹时心生怨怼。
唤醒一颗柔软心
安抚，是需要时机的，只有“啐啄同时”，才能水到渠成。
自那次狂风暴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安抚伟伟，而是装着不理会他，暗地里却是时时留意，处处留心。不是担心他“出乱子”，而是想捕捉一些时机。这段时间里，伟伟变得像一个隐形人，处处回避我，不再过来吃早饭，也不再与任何人交流，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他陷入深深的自责里。这让我心有不忍。
直至有一天，我发现他看了我好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于是径直朝他走过去。他非常不好意思地拿出一个小袋子，袋子已经开封过，皱皱的，装着剩下的几枚胖大海。半晌，他终于说了一句：“老师，给你喝的。”他居然能留意到我这些天嗓子不太好，这真是一个动人的细节。
我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交谈时机。那么以何种方式交谈？我决定以朋友的姿态进行。于是跟他开玩笑：“吃人嘴短哎，有没有什么不良企图啊？”他笑了，笑得很舒心，“哪有啦，我看妈妈嗓子不好时，就泡这个喝，兴许对你也有用呢，就顺手拿来了。”“那我放心地笑纳了哈！”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泡起胖大海，并拿上一个苹果回到班级给了伟伟，名之“礼尚往来”。
我喝着胖大海，他吃着苹果。我们边吃边聊，我问他是否愿意为班级做点事？他自嘲地说：“我是垃圾，不，我是垃圾中的垃圾，能做什么事？”听到这话，我笑了，内心却有些痛楚，这是怎样的一种自卑啊！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轻松的样子，以一种玩笑的口气说：“谁说你是垃圾，看看你一身肉就知道浑身是宝。”他嘴一抿，难为情地笑了，我发现他的笑还是挺可爱的，怎么以前没发现？“我知道，你是说我胖。”“错，我是说你力气大。这样吧，小郭没你力大，你看看能不能帮他一起抬水？”“没问题！”伟伟甩了个响指去了。经历数天的阴雨连绵，更衬托出雨过天晴、大地如洗的美好。
信任和真诚，能赋予教育以力量，能唤醒一颗柔软心。而一颗心被唤醒后，便有了发展的无限可能。此后，我们看到本是抬水委员的小郭拿着空桶下楼，而伟伟两手各一桶水一口气上五楼。我说：“小郭，能不能你也拿一桶，你还真当人家是下手？”小郭无奈地苦笑：“是伟伟要这样的，我也没办法。”我也只好双手一摊，无奈地将头摇了半圈，这无奈的背后竟是那样的甜。
后来，伟伟说：“郑老师，反正我又不要学，我来理作业吧，让课代表多一点时间早读，而且我来得早。”此时的伟伟不再是被我揪出来的后进学生，而是渴望被承认的主动付出者。面对他这个热心而又“严重”的要求，我竟一时下不了决心。伟伟倒是说到做到，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校，放下书包，守候在交作业本的桌子边，分门别类理好，并记录完成情况，甚至连头一天未订正的都记录在册，同学们无不“闻风丧胆”，把关这么严呐！轮到大扫除，他也总抢着擦电扇、擦灯管，然后叠桌架椅地“高空作业”。社会课，他都是专心致志地听，其他课，他就抄抄单词，看看微型小说，有时也会看看社会课本，偶尔睡睡觉……彼此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还有几个细微处：一是原本嗓门嗷嗷叫、满口脏话的伟伟，其素养真是越来越好。他会自带一个搪瓷杯，一改往日的牛饮，而是抿一口，看书，再抿一口，再看书，什么书？《社会》。付出与收获总是对等的，伟伟的《社会》成绩理所当然地名列前茅，所以他总是催问何时考《社会》。如此热盼考试的，我只见过这一人。二是伟伟总会多买几个校徽，班级有谁丢了校徽，伟伟马上“雪中送炭”。三是“非典”期间，伟伟为他的妈妈和我买了口罩。此刻，我对加德纳“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最重要、最有用的教育方法是帮助他寻找到一个他的才能可以尽情施展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满意而能干”的话语有了更深的理解。
临近毕业，选择专业的时候，伟伟和妈妈都下不了决心，伟伟认为自己不能胜任任何专业，妈妈对汽修专业前景看好。我说，这么大块头怎么爬得下去修呢，厨师吧，挺适合，一看就是这方面的好料子。他妈妈一听乐了：“我看学厨师挺好，学成后即便不当厨师，回家烧饭也挺好。”多实在的妈妈。
毕业后，伟伟送给我一袋东西：桃子、李子和工艺蜡烛，里面放了张贺卡，上面一笔一画地写着：“郑老师，您是红烛，祝您桃李满天下。”而他妈妈逢人总说我是最伟大的老师，是超级老师。虽然我明白这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对我的夸赞，但我明白她内心那份沉甸甸的情意。
如今，伟伟是一家宾馆的厨师，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9月10号，伟伟一定会来看望我，实在不方便就以短信祝福。有一次来看望我，看我一脸菜色（当时感冒了），说：“郑老师，如果班里有哪个小朋友不懂事，跟我说一声，我来收拾。”伟伟就是用这种纯粹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友好，虽然这种方式在他人看来是那样的不上档次。
“遇到伟伟，是你的不幸？还是你的大幸？”常有人这样问我。我说，两者都是。不幸，往往是化了装的大幸。
在教育的路上行走了13年，回望走过的路，遇见的“巨石”何止伟伟这一块。但自从遇到了伟伟，我对之后遇见的每一块“巨石”都多了一份坦然，多了一份从容，更多了一份敢于面对的勇气和力量。因为我已深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再长的路也会有终点，再长的夜也会有尽头。与其愁苦，不如坚定地告诉自己“黑暗不是我的人生色彩，我只是在经历黑暗”，来者，必去。就这样，那些考验我的“绊脚石”一块一块成了“垫脚石”，借助这些垫脚石，我站在了更高的位置。
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时间所消磨，被惰性所挥霍。而时间总是在寻常日子中悄声而过，惰性又是人性固有的弱点，尤其当我们退到一个不愿超越自我的界限时，就会有许多的借口，这些借口正是惰性的外衣。所以，寻常的境遇总是很难触发一个人内在的酣睡着的力量，大抵只有非常之境，才能把这些酣睡的力量唤醒，犹如水走到了绝境，才能形成壮观的飞瀑。这种力量，不是靠遇见，也不是靠求得，它就在每个人内心的灯火阑珊处。
最后，我想说，我是教育中人，也是教育之路上的行者，且行且悟，从自己开始，不惧泥泞，以此来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这是一个行者该有的姿态。教师，本该如此！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