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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雅》是明人胡缵宗所编的一部唐诗选本，共八卷，编于嘉靖二十八年，今存嘉靖二十八年文斗山堂刻本。共选唐诗1263首，分体按类编排。胡缵宗（1480—1560），字孝思，一字世甫。号可泉，亦号鸟鼠山人，著有《鸟鼠山人集》，是明中期较为著名的诗人，与李梦阳交好。
明弘、正时期，诗歌复古思潮的汹涌之势不仅表现在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诗派将盛唐、汉魏之诗作为研习对象，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专从模拟古人的某格某调入手，将其作为唯一的学习途径。这种通过研究古人的诗歌格调来指引本朝诗歌创作的方法，最终的结果却是流于模拟，徒袭其貌而遗其神，因而不断招致后人的质疑与攻击。但是，复古诗派在研究与辨析古人格调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古人尤其是唐人诗歌的不同体式及其风格特征作出清晰的辨识，因而，以格调论诗又使得复古派的辨体意识空前增强。例如，何景明曾在《王右丞诗集序》中说：“顾集中长短混列，欲考体制以求作者之意，实烦简阅，乃略加编订，稍用己意去取之：厘五、七言古诗各为一卷，五言律最盛为一卷，七言律为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绝句共为一卷；皆首标体制，俾篇诗各有统叙。总五卷，录为一本，自备考览。”①这就是对诗集进行有意识地分体编辑，以便学诗或读诗者能够根据诗歌不同体裁的特点分别学习。而真正能代表明前期在辨体方面最高成就的是高棅的《唐诗品汇》，这部唐诗选本不仅以诗体划分卷次，并且高棅还对每种诗体的源流发展作出了精心细致的分析，将不同诗体在整个诗史中的演变过程一一进行勾勒评述，俨然构成了一部分体诗歌史。胡缵宗《唐雅》对诗体的辨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唐诗品汇》的影响。
高棅在《唐诗品汇》中称：“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②胡缵宗在《唐雅》中亦有相同的表述，他说唐诗“去风雅虽远，然大篇、短章、乐府、绝句，至唐皆卓然成家，诗家谓诸体兼备，不其然哉！”③他们都认为诗歌发展至唐代进入了一个众体兼备的阶段。面对如此多样的诗歌体式，高棅对每一种诗体的源流和发展趋向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正如他所谓：“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④而胡氏在《唐雅》中虽未体现出如《唐诗品汇》般的诗史意识，仅仅是对每一体诗歌的源头作了简单的概括，然后直接列举唐代的代表性诗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到其在辨体方面所作的努力。如他论五言律诗：
五言近体皆云起自唐初，不知梁陈庾徐已具此格，特古今未分尔。夫近体既分，古体渐微，而诗不汉魏若矣。伯玉、必简、云卿、浩然、谪仙、摩诘、嘉州诸子皆称大家，而工部尤备诸美，雄于一代，当与陈李古体并称，今录其音调纯粹者，以其近古而不纯古也，乃列为雅音下。⑤
与高棅在《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叙目所言相比，胡氏的论述显得较为简略，但他基本上也将此体的源流及唐代最擅此体的大家标举出来，所论内容与高棅基本一致，例如，高棅称“律诗之兴虽自唐始，盖由梁陈以来俪句之渐也。梁元帝五言八句已近律体，庾肩吾除夕律体工密，徐陵、庾信对偶精切，律调尤近”。⑥而胡氏所云“五言近体皆云起自唐初，不知梁陈庾徐已具此格，特古今未分尔”，表述虽不如《唐诗品汇》详尽，但所传达的观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他还将古、近体诗发展替代的关系用简短的语言表达出来：“夫近体既分，古体渐微，而诗不汉魏若矣。”由于近体的出现，古诗逐渐衰微，唐诗之面貌已与汉魏不同了。从中可看出胡氏对汉魏古诗的崇尚。接下来，胡氏所列唐代大家与高棅五言律诗叙目中所列正始、正宗诗人也基本相同，都是初、盛唐诗人。只是对杜甫的评价二人略有不同，高棅将杜甫列为大家而未入正宗，对杜甫五律的变化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而胡氏却直接称赞杜甫“尤备诸美，雄于一代，当与陈李古体并称”，对杜甫的五律评价极高，当然，这和他推崇李、杜的选诗宗旨密不可分。
由上可见，胡缵宗《唐雅》中所体现的辨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受高棅《唐诗品汇》的影响，然而亦有其独特之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待唐人乐府的态度上。高棅《唐诗品汇》虽是分体选诗，但对乐府一体并未单列，他的理由是：“乐府不另分类者，以唐人述作者多，达乐者少，不过因古人题目而命意，寔不同。亦有新立题目者，虽皆名为乐府，其声律未必尽被于弦歌也。”⑦他认为唐人乐府虽名为乐府，但实际上已不能达乐，已不是真正的乐府了，因此，他的做法是：“只随五、七言古今体分类于姓氏下，先以乐府古题篇章长短次第之，后以杂诗篇章长短次第之。”⑧将其分从于各体诗歌之中。其实在明人所编唐诗选本中，不仅是《唐诗品汇》，大部分唐诗选本在编撰体例中都不采取单列乐府一体的做法，其中最典型的如张之象的《唐诗类苑》、唐汝询的《唐诗解》、陆时雍的《唐诗镜》等，列举这几部唐诗选本的原因是，它们都有对应的古诗选本，如张之象的《古诗类苑》、唐汝谔的《古诗解》、⑨陆时雍的《古诗镜》，在这些古诗选本中都保留了乐府体例，而在相应的唐诗选本中却又不约而同地都将此体取消。或许是随着《唐诗品汇》从明中期开始在诗坛流行，这些唐诗选本在编撰体例上大都受其影响，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他们自己对唐人乐府的认识有关。而胡缵宗编撰《唐雅》却与诸选本不同，他不仅将乐府单列一体，而且对其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
乐府者，乐之府，而诗则乐之章也。启于汉惠，宣于汉武，而原于周雅。魏已不及汉，唐亦不及晋，唐以后无乐府矣。唐乐府虽不类汉浑朴，而其体裁亦自舂容，可被管弦。李杜诸大家、张王诸名家，嗣汉而皆有作，其作要皆不苟，意兴隽逸、理趣浑涵，其汉之逸响欤？诸选本类皆编入诗什，以其辞旨不皆如汉郊祀宗庙诸曲。然音调自与诗异，何可不区别之，以追鼓吹诸部邪？而唐且以五七言近体撰为乐府，固与汉殊，然唐乐音岂与汉同邪？古乐至周已不备，况汉及唐邪？况乐府及诗邪？故听周雅如闻钧天之音，听汉乐府如闻堂上之音，听唐乐府如闻堂下之音，然皆乐也。于唐乐府而不选编，汉何述、周何祖邪？今所录唐乐府……虽非三代之节奏，而实一代之音响也！周其古乐，汉其今古之间，唐其今乐乎？故特表而出之，以备唐文一体，而诏后学，矧郭茂倩氏已俱编之乐府全集邪？⑩
这里，胡氏首先对乐府与诗作了区分，他认为乐府是音乐的载体，而诗则是配乐的歌辞，也就是说，乐府与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音乐性上。所以他不同意高棅关于唐乐府“声律未必尽被于弦歌”的观点，而认为其体裁舂容，可被管弦。并且他还不满于诸多唐诗选本将唐乐府编入诗什的做法，提出唐乐府“音调自与诗异”，应区别待之。接着，胡氏又描述了乐府的发展流变，称其“启于汉惠，宣于汉武，而原于周雅。魏已不及汉，唐亦不及晋，唐以后无乐府矣”，在他看来，乐府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同样的观点也曾出现在他的《拟涯翁拟古乐府引》中：“（乐府）起于汉亦盛于汉，汉乐府浑朴，魏近之，晋乃隽逸，宋已不及晋，齐梁渐流于绮靡，唐变之，然不尽如汉，宋于唐愈远，至元极矣。”尽管称唐乐府不及晋还是不尽如汉，他对其存在价值还是予以认同的，特别是唐代李杜、张王等人的乐府，在他看来是“意兴隽逸、理趣浑涵”，继承了汉乐府的遗风。当然，胡氏也看到了唐乐府在体式上与汉乐府的不同：“唐且以五七言近体撰为乐府，固与汉殊。”唐人确有以律体创作乐府的情况，从体式上看，的确与汉乐府有了较大区别，但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唐乐府与汉乐府还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他说：“听周雅如闻钧天之音，听汉乐府如闻堂上之音，听唐乐府如闻堂下之音，然皆乐也。”只不过周为古乐，汉为今古之间，唐为今乐而已。对唐人乐府，胡缵宗以发展的眼光较为辩证地对待之，既承认其变化，同时又指出其继承性，正是基于此认识，他才将乐府单列，“特表而出之，以备唐文一体”。从整部《唐雅》的选诗情况看，乐府独占两卷，选诗数量在所选各体中也最多，可见胡氏对乐府一体的偏爱。
从《唐诗品汇》以后，五七言古今体这一选诗体例渐渐得以普及，并随众多选本的流传而发挥导向作用，使得那种轻视唐代乐府，乃至忽视唐代乐府诗作为独立一体的观念泛滥开来，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胡缵宗却以其所编《唐雅》对乐府一体的重视表现出与之相异的诗体观，正是有了这种关于诗体的不同观念的交织与碰撞，才使得明代有关辨体的讨论不断加剧，而这也成为明代诗学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代唐诗选本与明代诗歌批评研究》（10YJC751076）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④⑥⑦⑧高棅：《唐诗品汇》，明汪宗尼校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⑤⑩胡缵宗：《唐雅》，嘉靖二十八年文斗山堂刻本。
⑨唐汝谔为唐汝询之弟：《古诗解》共分五类诗体，而乐府居其一。
（孙欣欣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生；齐霄鹏为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
明弘、正时期，诗歌复古思潮的汹涌之势不仅表现在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诗派将盛唐、汉魏之诗作为研习对象，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专从模拟古人的某格某调入手，将其作为唯一的学习途径。这种通过研究古人的诗歌格调来指引本朝诗歌创作的方法，最终的结果却是流于模拟，徒袭其貌而遗其神，因而不断招致后人的质疑与攻击。但是，复古诗派在研究与辨析古人格调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古人尤其是唐人诗歌的不同体式及其风格特征作出清晰的辨识，因而，以格调论诗又使得复古派的辨体意识空前增强。例如，何景明曾在《王右丞诗集序》中说：“顾集中长短混列，欲考体制以求作者之意，实烦简阅，乃略加编订，稍用己意去取之：厘五、七言古诗各为一卷，五言律最盛为一卷，七言律为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绝句共为一卷；皆首标体制，俾篇诗各有统叙。总五卷，录为一本，自备考览。”①这就是对诗集进行有意识地分体编辑，以便学诗或读诗者能够根据诗歌不同体裁的特点分别学习。而真正能代表明前期在辨体方面最高成就的是高棅的《唐诗品汇》，这部唐诗选本不仅以诗体划分卷次，并且高棅还对每种诗体的源流发展作出了精心细致的分析，将不同诗体在整个诗史中的演变过程一一进行勾勒评述，俨然构成了一部分体诗歌史。胡缵宗《唐雅》对诗体的辨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唐诗品汇》的影响。
高棅在《唐诗品汇》中称：“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②胡缵宗在《唐雅》中亦有相同的表述，他说唐诗“去风雅虽远，然大篇、短章、乐府、绝句，至唐皆卓然成家，诗家谓诸体兼备，不其然哉！”③他们都认为诗歌发展至唐代进入了一个众体兼备的阶段。面对如此多样的诗歌体式，高棅对每一种诗体的源流和发展趋向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正如他所谓：“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④而胡氏在《唐雅》中虽未体现出如《唐诗品汇》般的诗史意识，仅仅是对每一体诗歌的源头作了简单的概括，然后直接列举唐代的代表性诗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到其在辨体方面所作的努力。如他论五言律诗：
五言近体皆云起自唐初，不知梁陈庾徐已具此格，特古今未分尔。夫近体既分，古体渐微，而诗不汉魏若矣。伯玉、必简、云卿、浩然、谪仙、摩诘、嘉州诸子皆称大家，而工部尤备诸美，雄于一代，当与陈李古体并称，今录其音调纯粹者，以其近古而不纯古也，乃列为雅音下。⑤
与高棅在《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叙目所言相比，胡氏的论述显得较为简略，但他基本上也将此体的源流及唐代最擅此体的大家标举出来，所论内容与高棅基本一致，例如，高棅称“律诗之兴虽自唐始，盖由梁陈以来俪句之渐也。梁元帝五言八句已近律体，庾肩吾除夕律体工密，徐陵、庾信对偶精切，律调尤近”。⑥而胡氏所云“五言近体皆云起自唐初，不知梁陈庾徐已具此格，特古今未分尔”，表述虽不如《唐诗品汇》详尽，但所传达的观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他还将古、近体诗发展替代的关系用简短的语言表达出来：“夫近体既分，古体渐微，而诗不汉魏若矣。”由于近体的出现，古诗逐渐衰微，唐诗之面貌已与汉魏不同了。从中可看出胡氏对汉魏古诗的崇尚。接下来，胡氏所列唐代大家与高棅五言律诗叙目中所列正始、正宗诗人也基本相同，都是初、盛唐诗人。只是对杜甫的评价二人略有不同，高棅将杜甫列为大家而未入正宗，对杜甫五律的变化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而胡氏却直接称赞杜甫“尤备诸美，雄于一代，当与陈李古体并称”，对杜甫的五律评价极高，当然，这和他推崇李、杜的选诗宗旨密不可分。
由上可见，胡缵宗《唐雅》中所体现的辨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受高棅《唐诗品汇》的影响，然而亦有其独特之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待唐人乐府的态度上。高棅《唐诗品汇》虽是分体选诗，但对乐府一体并未单列，他的理由是：“乐府不另分类者，以唐人述作者多，达乐者少，不过因古人题目而命意，寔不同。亦有新立题目者，虽皆名为乐府，其声律未必尽被于弦歌也。”⑦他认为唐人乐府虽名为乐府，但实际上已不能达乐，已不是真正的乐府了，因此，他的做法是：“只随五、七言古今体分类于姓氏下，先以乐府古题篇章长短次第之，后以杂诗篇章长短次第之。”⑧将其分从于各体诗歌之中。其实在明人所编唐诗选本中，不仅是《唐诗品汇》，大部分唐诗选本在编撰体例中都不采取单列乐府一体的做法，其中最典型的如张之象的《唐诗类苑》、唐汝询的《唐诗解》、陆时雍的《唐诗镜》等，列举这几部唐诗选本的原因是，它们都有对应的古诗选本，如张之象的《古诗类苑》、唐汝谔的《古诗解》、⑨陆时雍的《古诗镜》，在这些古诗选本中都保留了乐府体例，而在相应的唐诗选本中却又不约而同地都将此体取消。或许是随着《唐诗品汇》从明中期开始在诗坛流行，这些唐诗选本在编撰体例上大都受其影响，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他们自己对唐人乐府的认识有关。而胡缵宗编撰《唐雅》却与诸选本不同，他不仅将乐府单列一体，而且对其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
乐府者，乐之府，而诗则乐之章也。启于汉惠，宣于汉武，而原于周雅。魏已不及汉，唐亦不及晋，唐以后无乐府矣。唐乐府虽不类汉浑朴，而其体裁亦自舂容，可被管弦。李杜诸大家、张王诸名家，嗣汉而皆有作，其作要皆不苟，意兴隽逸、理趣浑涵，其汉之逸响欤？诸选本类皆编入诗什，以其辞旨不皆如汉郊祀宗庙诸曲。然音调自与诗异，何可不区别之，以追鼓吹诸部邪？而唐且以五七言近体撰为乐府，固与汉殊，然唐乐音岂与汉同邪？古乐至周已不备，况汉及唐邪？况乐府及诗邪？故听周雅如闻钧天之音，听汉乐府如闻堂上之音，听唐乐府如闻堂下之音，然皆乐也。于唐乐府而不选编，汉何述、周何祖邪？今所录唐乐府……虽非三代之节奏，而实一代之音响也！周其古乐，汉其今古之间，唐其今乐乎？故特表而出之，以备唐文一体，而诏后学，矧郭茂倩氏已俱编之乐府全集邪？⑩
这里，胡氏首先对乐府与诗作了区分，他认为乐府是音乐的载体，而诗则是配乐的歌辞，也就是说，乐府与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音乐性上。所以他不同意高棅关于唐乐府“声律未必尽被于弦歌”的观点，而认为其体裁舂容，可被管弦。并且他还不满于诸多唐诗选本将唐乐府编入诗什的做法，提出唐乐府“音调自与诗异”，应区别待之。接着，胡氏又描述了乐府的发展流变，称其“启于汉惠，宣于汉武，而原于周雅。魏已不及汉，唐亦不及晋，唐以后无乐府矣”，在他看来，乐府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同样的观点也曾出现在他的《拟涯翁拟古乐府引》中：“（乐府）起于汉亦盛于汉，汉乐府浑朴，魏近之，晋乃隽逸，宋已不及晋，齐梁渐流于绮靡，唐变之，然不尽如汉，宋于唐愈远，至元极矣。”尽管称唐乐府不及晋还是不尽如汉，他对其存在价值还是予以认同的，特别是唐代李杜、张王等人的乐府，在他看来是“意兴隽逸、理趣浑涵”，继承了汉乐府的遗风。当然，胡氏也看到了唐乐府在体式上与汉乐府的不同：“唐且以五七言近体撰为乐府，固与汉殊。”唐人确有以律体创作乐府的情况，从体式上看，的确与汉乐府有了较大区别，但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唐乐府与汉乐府还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他说：“听周雅如闻钧天之音，听汉乐府如闻堂上之音，听唐乐府如闻堂下之音，然皆乐也。”只不过周为古乐，汉为今古之间，唐为今乐而已。对唐人乐府，胡缵宗以发展的眼光较为辩证地对待之，既承认其变化，同时又指出其继承性，正是基于此认识，他才将乐府单列，“特表而出之，以备唐文一体”。从整部《唐雅》的选诗情况看，乐府独占两卷，选诗数量在所选各体中也最多，可见胡氏对乐府一体的偏爱。
从《唐诗品汇》以后，五七言古今体这一选诗体例渐渐得以普及，并随众多选本的流传而发挥导向作用，使得那种轻视唐代乐府，乃至忽视唐代乐府诗作为独立一体的观念泛滥开来，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胡缵宗却以其所编《唐雅》对乐府一体的重视表现出与之相异的诗体观，正是有了这种关于诗体的不同观念的交织与碰撞，才使得明代有关辨体的讨论不断加剧，而这也成为明代诗学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代唐诗选本与明代诗歌批评研究》（10YJC751076）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④⑥⑦⑧高棅：《唐诗品汇》，明汪宗尼校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⑤⑩胡缵宗：《唐雅》，嘉靖二十八年文斗山堂刻本。
⑨唐汝谔为唐汝询之弟：《古诗解》共分五类诗体，而乐府居其一。
（孙欣欣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生；齐霄鹏为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