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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考艺术学校，也象考状元一般，一个县只中一名，我是幸运的那个“状元”。
13岁那年，我开始学唱黄梅戏。这以前我也喜欢唱，可我只喜欢唱歌，大都是电影里的歌。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里面所有的歌我都会唱，我就是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战斗”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战斗”到黄梅戏队伍里来的。13岁，多么小的年纪啊！现在想起来，什么都不懂，是艺术学校的老师一点点的教，为我们费尽心思，才让我们迈进了这道门槛。那时候老师们都好年轻，我想，她们也一定很想登台演出吧，可是她们为了我们选择作为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我们。我永远尊敬他们。
1975年夏天，我背着行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离开了长江边上的繁昌县，走进安徽省艺术学校。清楚的记得，当我站在迎接新同学的敞篷大卡车上时，那种快乐自由的感觉象风一般飞扬。我对妈妈说：“我要唱戏了。”我妈说：“那有什么好，不过是为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呗。”
我是第一个进学校报到的学生，可见我是多么迫切的想离开家。和现在的孩子相比，一个13岁的女孩独自去遥远的地方，恐怕是大人小孩都难以接受的。刚进艺术学校的时候，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那时候很盛行露天电影，无论是我们学校或是工大（工业大学和我们是邻居）只要放电影，就有很多人前来观看，那天我们学校放了一场，电影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电影一开始，坐在我身旁的男生就开始做小动作，我很奇怪，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家伙竟然把手伸到了我的胸前，我一下子恼怒了，一个小女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猛的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衣领，一个巴掌就煽了过去，大喊到：“干什么？流氓。”那时侯，“流氓”这个词就很流行。大家正安静的看电影，突然发生这样的喊叫，场面就混乱了，双方打了起来。学校的老师和男同学都很仗义，把那帮臭小子赶出了校门。为了防止意外，怕他们晚上找来报复，老师们一直陪我们到深夜，并且把所有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这件事情发生以后，13岁的我，便给大家留下很泼辣的印象。
我确实很泼辣，象山里的小辣椒，但我更热情，我不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却经常把自己扮成大姐的角色，把所有的激情和热辣都放在了这个集体，快乐的为每一位新到校的同学擦床铺，打开水，买饭，每一位送女儿来学校的妈妈都喜欢我，夸奖我重视集体、关爱同学，并一致选我做班长，这更激起了我的荣誉感，似乎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肩负这样的重担，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一心一意的为这个“家”疯忙。
那时候，学校都要安排新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概就和现在的军训差不多吧。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叫小汤镇，18个女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地铺，用稻草铺成的。白天我们到田里摘棉花，清晨和傍晚在晒稻场练功或学唱，突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掩盖我在业务上的笨拙，因此，专业课上我常常是被老师骂的对象，也是一些同学私下取笑的素材。那时的老师都很严厉，对一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总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偶尔我还会挨老师的鞭子，特别是练习跑圆场（戏曲表现奔跑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我是扁平足，既跑不快也跑不漂亮，挨鞭子就很正常了。所谓挨鞭子，不过是老师狠狠的举起，又轻轻的放下罢了，一点不疼，样子吓人，最要命的是丢脸。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业务落后而沮丧，依然热爱劳动，关心集体，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日子就这样在劳累、开心和新鲜中快速的飞过，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家”。
不久事情起了变化。
有一天，看见几个同学笑得好开心，便凑过去问：“说什么呢？这么好笑？”她们一怔，突然谁也不说话了，表情怪怪的，我很纳闷，便知趣的走开了，心想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我吧。果然刚走几步，又听见了她们的笑声：“这么胖，跟个小猪似的，也来唱戏？她也就能唱唱老旦，干干杂活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傻楞在那里，不知道是应该跟她们吵一架，还是就这样沉默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我没想到自己热心为着大家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报，那些轻蔑的话，象一记闷棍，把我打成了哑巴，但我选择了沉默。那一刻，我由一个快乐无忧的少年突然间长大，才懂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在外不比在家。
心里长了牙，事情就能咬住。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戏曲舞台翻打的一种形式），什么唱腔、念白、小品（那时我们也排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很快，专业成绩上去了，而我离那个集体也渐渐远了。1976年初还有“白专道路”这一说，14岁的我虽然对此理解不深，但也切身感觉到阴郁的天空随时有可能降临狂风暴雨。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我刚刚练功结束，发现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想起要开班会，我紧赶慢赶抱着刀枪、靠旗（戏曲里将士在战场上穿的服装，很威风的，但要是耍好看了，得下很大的的工夫）汗流浹背的跑进教室，看见有的同学拿眼睛瞪我，有的爱搭不理，明显大家对我迟到不满，都在等我。准确的说，没有我参加，这个班级会就失去意义，它是为我开的，因为我是大家“评判帮助”的对象。看见这个阵势，我一下子蔫了，全没有了适才穆桂英驰骋沙场的那种神气，低着头默默的走到最后一排，轻轻的坐下，可怜兮兮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看。“帮助”会上，和我一般大的小女生们，拿起报纸上的文字来对照我的行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什么“白专道路”，最后竟然有了“叛徒，特务”这样的词，令我如云里雾里般糊涂。我一句话没有说，心想，管你叫我“叛徒”还是“特务”，反正我不要做“小胖猪”。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群完全不懂事的女孩们在一起玩闹，十三四岁，谁懂那些呀，不过是跟着瞎嚷嚷，象是一出搞笑剧，这也看出当时我们少女般天真纯良的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当过这么一回班长，历时一个月。
后来听说，每一届黄梅戏表演班新同学进校，老师都会向同学们隆重推出我的事迹，以我做刻苦勤奋的榜样。老师们说，每一个夜晚，都可以看见一个身影在月光下舞蹈，一双白色的鞋子象在水面上飘荡，似人似仙。每一个清晨，都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在河边吟唱，穿过晨雾迎来太阳，如泣如诉。这样的描述，我感觉象不是我，而像我的传说。 学校的老师，同学对我的印象恐怕就两个字：刻苦。
刻苦，是因为笨拙，所谓笨鸟先飞，其实我是后飞。如果我有更好的天赋，哪用如此傻练？所以每次听见老师同学这么赞叹我的时候，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优点，更不值得炫耀，只不过是我对笨拙的一种安慰吧。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终于摆脱了“胖小猪”的形象，成为班级的优秀生，这让我自豪。所以在学校期间，我排演了像《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三请樊梨花》中的樊梨花这样的武戏，也排演了《女驸马》这样的传统文戏。
对于学艺的孩子，老师若说这孩子开窍了，那就有戏啦。1976年的春天，我，突然开窍了。我那又亮又脆的嗓音开始引起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嗓音变得像老鸭叫似的男生。每次，我的唱念考试都是第一名，这让我非常得意，甚至有些不可一世的轻狂。
我做事的极端和任性是出名的，有时这很可怕。当我把兴趣和热情转到业务上的时候，除了练功练唱，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我常常把练功后的脏衣服汗袜子扔在盆里好多天不洗，直到闷出馊味儿，害得几次卫生检查全班都评不上先进，同学们气坏了，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还有，练什么都不惜力，不仅自己如此，对合作的人也不放过，如排戏的搭档，只要有空就一起练习，还有，戏曲学校常规课程打“把子”，（一种虚拟化的武打，虽然不像电影武打那样逼真，但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有非常强的审美价值，通常看见戏曲舞台上举枪弄刀的武打戏，就是我们学的打“把子”课）。一般是男女同学搭配，男同学拿枪，女孩子举刀，双方配合必须默契，否则很容易出故障弄伤对方。当时，我和蒋建国分在一组，蒋建国现在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院长，也是小姐妹吴亚玲的丈夫。我们“打把子”的趣事很多，现在大家见面还总是要取笑我一番。蒋建国说，那时就怕我在楼下喊“打把子”，只要我的声音出现，男生就起哄。有的时候，刚刚吃过饭，还来不及放下碗筷，我就大喊开来了，经常“把子”打到半截肚子就岔气儿，也不好意思停下，只能忍痛坚持。那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他们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不少绰号，其中流行最广的是叫“大把”，是因为我打“把子”太狠，还是因为我的脸太圆象圆粑粑，我一直不清楚，反正，这个绰号，他们背地里偷偷的喊到毕业，叫我好生奇怪。
艺校的生活，真的有一点久远了，所以每次想起来总是朦朦胧胧。还记得，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道具库来了一位新保管员许和他的朋友方，他们都是上海人，长我们七八岁，和蔼可亲，我们女生经常往他们那里跑，听他们讲故事，讲大上海的故事。他俩也很鬼，买来整麻袋的花生，我们这些女孩子便心甘的帮他们剥，就是为了听他们讲大上海有一条南京路，南京路上有大碉堡……在他们编的故事里，我们剥出了一篮又一篮花生仁。许和方还偷偷的给我们听邓丽君的歌，就是那些美妙的歌声让我对流行音乐着了迷。后来，方成了我的初恋男友，在我毕业之后去上海演出时，我质问他，南京路上哪有大碉堡？他笑了：“就是想让你们帮着一起剥花生呗。”狡猾的家伙。
临近毕业，每一位同学都在为毕业去向而奔忙，我更是一心渴望能够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可是，因为我的固执为我惹出了麻烦。毕业汇报演出的那天，我和同学马兰分别演出《女驸马》。她演《状元府》一折，我演《洞房》一折。
我向排练老师申请“原来驸马是女人”中的三行清唱，老师没有同意。当时我心里不服气，便偷偷的和乐队琵琶吴静说（和我妹妹同名），“你别管，到时候你就别弹，让我自己唱就行了”。我自信的说。从小我就喜欢自说自话，这个毛病让我吃了很多亏。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总难免会犯这个错误。吴静高兴极了，因为她也是一个学生，不想出洋相，而且也即將面临着分配，所以也紧张。（现在她已经是黄梅戏剧院最好的琵琶演奏员了。）
演出这天，当我清唱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我感觉到每一位老师评委已经被我征服，成功在向我招手，心里正洋洋得意，却听见一点乐队的声音，因为是半道进来，我的唱和乐队打起架，偷偷的，我用余光瞟了一眼，看见老师正在指挥乐队慢慢进入。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自负的心，令我做了一个学生不该做的冲动和激烈。
“唰”，我撩起长袍从地上站起，立在舞台中间，环视台下一张张惊鄂的脸，看着正在乐队指挥的老师，昂起已经泪流满面且倔强的脸，愤然挥袖而去。象刘胡兰？江雪琴？眼泪莫名其妙的象断了线的珠子跌落下来，流进我的嘴里，感觉不到一丝咸味，喉咙被哽咽，发不出声音，我觉得好委屈。
台下一片哗然。老师显然是很不高兴的。那年我刚刚18岁，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无知而无畏呢？
（责任编辑： 张志国）
13岁那年，我开始学唱黄梅戏。这以前我也喜欢唱，可我只喜欢唱歌，大都是电影里的歌。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里面所有的歌我都会唱，我就是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战斗”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战斗”到黄梅戏队伍里来的。13岁，多么小的年纪啊！现在想起来，什么都不懂，是艺术学校的老师一点点的教，为我们费尽心思，才让我们迈进了这道门槛。那时候老师们都好年轻，我想，她们也一定很想登台演出吧，可是她们为了我们选择作为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我们。我永远尊敬他们。
1975年夏天，我背着行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离开了长江边上的繁昌县，走进安徽省艺术学校。清楚的记得，当我站在迎接新同学的敞篷大卡车上时，那种快乐自由的感觉象风一般飞扬。我对妈妈说：“我要唱戏了。”我妈说：“那有什么好，不过是为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呗。”
我是第一个进学校报到的学生，可见我是多么迫切的想离开家。和现在的孩子相比，一个13岁的女孩独自去遥远的地方，恐怕是大人小孩都难以接受的。刚进艺术学校的时候，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那时候很盛行露天电影，无论是我们学校或是工大（工业大学和我们是邻居）只要放电影，就有很多人前来观看，那天我们学校放了一场，电影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电影一开始，坐在我身旁的男生就开始做小动作，我很奇怪，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家伙竟然把手伸到了我的胸前，我一下子恼怒了，一个小女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猛的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衣领，一个巴掌就煽了过去，大喊到：“干什么？流氓。”那时侯，“流氓”这个词就很流行。大家正安静的看电影，突然发生这样的喊叫，场面就混乱了，双方打了起来。学校的老师和男同学都很仗义，把那帮臭小子赶出了校门。为了防止意外，怕他们晚上找来报复，老师们一直陪我们到深夜，并且把所有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这件事情发生以后，13岁的我，便给大家留下很泼辣的印象。
我确实很泼辣，象山里的小辣椒，但我更热情，我不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却经常把自己扮成大姐的角色，把所有的激情和热辣都放在了这个集体，快乐的为每一位新到校的同学擦床铺，打开水，买饭，每一位送女儿来学校的妈妈都喜欢我，夸奖我重视集体、关爱同学，并一致选我做班长，这更激起了我的荣誉感，似乎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肩负这样的重担，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一心一意的为这个“家”疯忙。
那时候，学校都要安排新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概就和现在的军训差不多吧。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叫小汤镇，18个女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地铺，用稻草铺成的。白天我们到田里摘棉花，清晨和傍晚在晒稻场练功或学唱，突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掩盖我在业务上的笨拙，因此，专业课上我常常是被老师骂的对象，也是一些同学私下取笑的素材。那时的老师都很严厉，对一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总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偶尔我还会挨老师的鞭子，特别是练习跑圆场（戏曲表现奔跑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我是扁平足，既跑不快也跑不漂亮，挨鞭子就很正常了。所谓挨鞭子，不过是老师狠狠的举起，又轻轻的放下罢了，一点不疼，样子吓人，最要命的是丢脸。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业务落后而沮丧，依然热爱劳动，关心集体，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日子就这样在劳累、开心和新鲜中快速的飞过，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家”。
不久事情起了变化。
有一天，看见几个同学笑得好开心，便凑过去问：“说什么呢？这么好笑？”她们一怔，突然谁也不说话了，表情怪怪的，我很纳闷，便知趣的走开了，心想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我吧。果然刚走几步，又听见了她们的笑声：“这么胖，跟个小猪似的，也来唱戏？她也就能唱唱老旦，干干杂活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傻楞在那里，不知道是应该跟她们吵一架，还是就这样沉默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我没想到自己热心为着大家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报，那些轻蔑的话，象一记闷棍，把我打成了哑巴，但我选择了沉默。那一刻，我由一个快乐无忧的少年突然间长大，才懂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在外不比在家。
心里长了牙，事情就能咬住。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戏曲舞台翻打的一种形式），什么唱腔、念白、小品（那时我们也排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很快，专业成绩上去了，而我离那个集体也渐渐远了。1976年初还有“白专道路”这一说，14岁的我虽然对此理解不深，但也切身感觉到阴郁的天空随时有可能降临狂风暴雨。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我刚刚练功结束，发现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想起要开班会，我紧赶慢赶抱着刀枪、靠旗（戏曲里将士在战场上穿的服装，很威风的，但要是耍好看了，得下很大的的工夫）汗流浹背的跑进教室，看见有的同学拿眼睛瞪我，有的爱搭不理，明显大家对我迟到不满，都在等我。准确的说，没有我参加，这个班级会就失去意义，它是为我开的，因为我是大家“评判帮助”的对象。看见这个阵势，我一下子蔫了，全没有了适才穆桂英驰骋沙场的那种神气，低着头默默的走到最后一排，轻轻的坐下，可怜兮兮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看。“帮助”会上，和我一般大的小女生们，拿起报纸上的文字来对照我的行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什么“白专道路”，最后竟然有了“叛徒，特务”这样的词，令我如云里雾里般糊涂。我一句话没有说，心想，管你叫我“叛徒”还是“特务”，反正我不要做“小胖猪”。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群完全不懂事的女孩们在一起玩闹，十三四岁，谁懂那些呀，不过是跟着瞎嚷嚷，象是一出搞笑剧，这也看出当时我们少女般天真纯良的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当过这么一回班长，历时一个月。
后来听说，每一届黄梅戏表演班新同学进校，老师都会向同学们隆重推出我的事迹，以我做刻苦勤奋的榜样。老师们说，每一个夜晚，都可以看见一个身影在月光下舞蹈，一双白色的鞋子象在水面上飘荡，似人似仙。每一个清晨，都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在河边吟唱，穿过晨雾迎来太阳，如泣如诉。这样的描述，我感觉象不是我，而像我的传说。 学校的老师，同学对我的印象恐怕就两个字：刻苦。
刻苦，是因为笨拙，所谓笨鸟先飞，其实我是后飞。如果我有更好的天赋，哪用如此傻练？所以每次听见老师同学这么赞叹我的时候，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优点，更不值得炫耀，只不过是我对笨拙的一种安慰吧。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终于摆脱了“胖小猪”的形象，成为班级的优秀生，这让我自豪。所以在学校期间，我排演了像《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三请樊梨花》中的樊梨花这样的武戏，也排演了《女驸马》这样的传统文戏。
对于学艺的孩子，老师若说这孩子开窍了，那就有戏啦。1976年的春天，我，突然开窍了。我那又亮又脆的嗓音开始引起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嗓音变得像老鸭叫似的男生。每次，我的唱念考试都是第一名，这让我非常得意，甚至有些不可一世的轻狂。
我做事的极端和任性是出名的，有时这很可怕。当我把兴趣和热情转到业务上的时候，除了练功练唱，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我常常把练功后的脏衣服汗袜子扔在盆里好多天不洗，直到闷出馊味儿，害得几次卫生检查全班都评不上先进，同学们气坏了，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还有，练什么都不惜力，不仅自己如此，对合作的人也不放过，如排戏的搭档，只要有空就一起练习，还有，戏曲学校常规课程打“把子”，（一种虚拟化的武打，虽然不像电影武打那样逼真，但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有非常强的审美价值，通常看见戏曲舞台上举枪弄刀的武打戏，就是我们学的打“把子”课）。一般是男女同学搭配，男同学拿枪，女孩子举刀，双方配合必须默契，否则很容易出故障弄伤对方。当时，我和蒋建国分在一组，蒋建国现在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院长，也是小姐妹吴亚玲的丈夫。我们“打把子”的趣事很多，现在大家见面还总是要取笑我一番。蒋建国说，那时就怕我在楼下喊“打把子”，只要我的声音出现，男生就起哄。有的时候，刚刚吃过饭，还来不及放下碗筷，我就大喊开来了，经常“把子”打到半截肚子就岔气儿，也不好意思停下，只能忍痛坚持。那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他们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不少绰号，其中流行最广的是叫“大把”，是因为我打“把子”太狠，还是因为我的脸太圆象圆粑粑，我一直不清楚，反正，这个绰号，他们背地里偷偷的喊到毕业，叫我好生奇怪。
艺校的生活，真的有一点久远了，所以每次想起来总是朦朦胧胧。还记得，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道具库来了一位新保管员许和他的朋友方，他们都是上海人，长我们七八岁，和蔼可亲，我们女生经常往他们那里跑，听他们讲故事，讲大上海的故事。他俩也很鬼，买来整麻袋的花生，我们这些女孩子便心甘的帮他们剥，就是为了听他们讲大上海有一条南京路，南京路上有大碉堡……在他们编的故事里，我们剥出了一篮又一篮花生仁。许和方还偷偷的给我们听邓丽君的歌，就是那些美妙的歌声让我对流行音乐着了迷。后来，方成了我的初恋男友，在我毕业之后去上海演出时，我质问他，南京路上哪有大碉堡？他笑了：“就是想让你们帮着一起剥花生呗。”狡猾的家伙。
临近毕业，每一位同学都在为毕业去向而奔忙，我更是一心渴望能够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可是，因为我的固执为我惹出了麻烦。毕业汇报演出的那天，我和同学马兰分别演出《女驸马》。她演《状元府》一折，我演《洞房》一折。
我向排练老师申请“原来驸马是女人”中的三行清唱，老师没有同意。当时我心里不服气，便偷偷的和乐队琵琶吴静说（和我妹妹同名），“你别管，到时候你就别弹，让我自己唱就行了”。我自信的说。从小我就喜欢自说自话，这个毛病让我吃了很多亏。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总难免会犯这个错误。吴静高兴极了，因为她也是一个学生，不想出洋相，而且也即將面临着分配，所以也紧张。（现在她已经是黄梅戏剧院最好的琵琶演奏员了。）
演出这天，当我清唱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我感觉到每一位老师评委已经被我征服，成功在向我招手，心里正洋洋得意，却听见一点乐队的声音，因为是半道进来，我的唱和乐队打起架，偷偷的，我用余光瞟了一眼，看见老师正在指挥乐队慢慢进入。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自负的心，令我做了一个学生不该做的冲动和激烈。
“唰”，我撩起长袍从地上站起，立在舞台中间，环视台下一张张惊鄂的脸，看着正在乐队指挥的老师，昂起已经泪流满面且倔强的脸，愤然挥袖而去。象刘胡兰？江雪琴？眼泪莫名其妙的象断了线的珠子跌落下来，流进我的嘴里，感觉不到一丝咸味，喉咙被哽咽，发不出声音，我觉得好委屈。
台下一片哗然。老师显然是很不高兴的。那年我刚刚18岁，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无知而无畏呢？
（责任编辑： 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