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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改编电影分上下集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林海雪原》,计划拍摄上、下集。上集《大战奶头山》,下集《智取威虎山》。经过研究,先拍下集。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摄制组常常吃不饱饭。有一场戏,傻大个在神河庙的老道卧室吃肉,八一厂特批摄制组买四斤猪骨头。饰演傻大个的里坡好久没闻到肉味了,他跟导演刘沛然建议排练的时候要真吃肉。戏排了一整天,等到下午正式开拍,四斤猪骨头已被里坡啃个精光。
有关领导对影片《林海雪原》的拍摄要求是“通俗易懂,成为一部农村片。少用一些交叉手法或其他不易看懂的蒙太奇处理……”“要存心让农民看懂,存心让农民喜欢”。剧本修改稿中,战士追击老道,“两个追击老道的战士,像飞人一样,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眼睛里都晃得模糊不清,让人惊骇悬恐”。总政治部一位副部长批注“这种镜头不要用”。影片上映之后,还是有些观众表示看不懂。北京钢厂和宣武钢厂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的意见是“感到乱,感到情节和人物交代得不清楚……杨子荣上了威虎山之后,影片同时穿插了好些说别的事的镜头,有些乱”。
教坏小孩子遭批评
电影《林海雪原》把一部分观众搅糊涂了,是因为上集的线索和人物关系在下集提出,而上集又没有拍。没拍上集的原因,导演刘沛然的解释是预料拍了也超不过下集,索性不拍了。这或许只是原因之一。根据史料记载,电影《林海雪原》上映后,电影界、评论界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1961年5月9日和5月25日,《北京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一篇题为《我们共同的责任》的文章指出,影片上映后,“‘三爷’、‘老九’一类的称呼就在孩子们中间出现了,有的孩子学小炉匠的丑样,自己打着耳光喊:‘我该死!我混蛋!’有的拿‘黑话’当笑话说。”批评者指出,由于“演员表演,尤其反面人物的表演,过多注意外形的追逐,缺乏内在的东西,人物的全部家当都在外表上了”,因此,影片“没有深刻揭示出反动分子狡猾、阴险、残害人民的本质”,“没有使孩子们对这些匪徒恨之入骨”。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在《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的文章中“质疑小说的真实性”,因而“对电影基本持否定态度”。文章认为小说“过分夸大了小分队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将何以告慰三五九旅在歼灭谢文东国民党残匪战斗中伤亡的指战员?我为之感到不平!”《北京日报》的讨论和此前征集的许多批评意见,或许也是八一厂取消拍摄上集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改编为样板戏电影
196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组。为了拍摄威虎厅,北影厂从小关搬迁到现在北影厂所在地北太平庄,建了一个特大的摄影棚。谢铁骊担任导演,但很多事情都要听江青的。“江青的意见是全方位的,镜头长度、景别、化装、道具、调度等”。《打虎上山》一场,在江青的“把关指导”下,动用了各种摄影手段:当杨子荣唱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上场时,用大全景;唱到“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时,把镜头推成近景。
唱到“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时,把镜头下降……杨子荣出场的那个镜头,“一棵棵参天的栋梁松高耸入云”。谢铁骊回忆:江青要求尽量靠近原始森林的景色,栋梁松粗大的树枝和树叶都是从十三陵明代皇陵上砍来的。
1970年10月1日,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在北京和上海正式发行上映。据《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史》记载,《智取威虎山》的发行“上上下下调动了一切宣传力量,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报刊、电台、电视全部出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在排片上采取大集中办法……全市同映一部影片,城郊几十家影院同时上映。各影院绘制了巨大的宣传画,挂起了大幅的标语口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迎风招展……”
“《智取威虎山》成为新中国历年放映影片中使用拷贝最多的”。周恩来总理看完影片,问北影厂军代表狄福才:怎么没有演职员表?狄福才回答:江青不让搞,说不能突出个人。周总理听后小声说了两个字:“滑稽”。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林海雪原》,计划拍摄上、下集。上集《大战奶头山》,下集《智取威虎山》。经过研究,先拍下集。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摄制组常常吃不饱饭。有一场戏,傻大个在神河庙的老道卧室吃肉,八一厂特批摄制组买四斤猪骨头。饰演傻大个的里坡好久没闻到肉味了,他跟导演刘沛然建议排练的时候要真吃肉。戏排了一整天,等到下午正式开拍,四斤猪骨头已被里坡啃个精光。
有关领导对影片《林海雪原》的拍摄要求是“通俗易懂,成为一部农村片。少用一些交叉手法或其他不易看懂的蒙太奇处理……”“要存心让农民看懂,存心让农民喜欢”。剧本修改稿中,战士追击老道,“两个追击老道的战士,像飞人一样,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眼睛里都晃得模糊不清,让人惊骇悬恐”。总政治部一位副部长批注“这种镜头不要用”。影片上映之后,还是有些观众表示看不懂。北京钢厂和宣武钢厂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的意见是“感到乱,感到情节和人物交代得不清楚……杨子荣上了威虎山之后,影片同时穿插了好些说别的事的镜头,有些乱”。
教坏小孩子遭批评
电影《林海雪原》把一部分观众搅糊涂了,是因为上集的线索和人物关系在下集提出,而上集又没有拍。没拍上集的原因,导演刘沛然的解释是预料拍了也超不过下集,索性不拍了。这或许只是原因之一。根据史料记载,电影《林海雪原》上映后,电影界、评论界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1961年5月9日和5月25日,《北京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一篇题为《我们共同的责任》的文章指出,影片上映后,“‘三爷’、‘老九’一类的称呼就在孩子们中间出现了,有的孩子学小炉匠的丑样,自己打着耳光喊:‘我该死!我混蛋!’有的拿‘黑话’当笑话说。”批评者指出,由于“演员表演,尤其反面人物的表演,过多注意外形的追逐,缺乏内在的东西,人物的全部家当都在外表上了”,因此,影片“没有深刻揭示出反动分子狡猾、阴险、残害人民的本质”,“没有使孩子们对这些匪徒恨之入骨”。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在《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的文章中“质疑小说的真实性”,因而“对电影基本持否定态度”。文章认为小说“过分夸大了小分队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将何以告慰三五九旅在歼灭谢文东国民党残匪战斗中伤亡的指战员?我为之感到不平!”《北京日报》的讨论和此前征集的许多批评意见,或许也是八一厂取消拍摄上集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改编为样板戏电影
196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组。为了拍摄威虎厅,北影厂从小关搬迁到现在北影厂所在地北太平庄,建了一个特大的摄影棚。谢铁骊担任导演,但很多事情都要听江青的。“江青的意见是全方位的,镜头长度、景别、化装、道具、调度等”。《打虎上山》一场,在江青的“把关指导”下,动用了各种摄影手段:当杨子荣唱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上场时,用大全景;唱到“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时,把镜头推成近景。
唱到“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时,把镜头下降……杨子荣出场的那个镜头,“一棵棵参天的栋梁松高耸入云”。谢铁骊回忆:江青要求尽量靠近原始森林的景色,栋梁松粗大的树枝和树叶都是从十三陵明代皇陵上砍来的。
1970年10月1日,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在北京和上海正式发行上映。据《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史》记载,《智取威虎山》的发行“上上下下调动了一切宣传力量,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报刊、电台、电视全部出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在排片上采取大集中办法……全市同映一部影片,城郊几十家影院同时上映。各影院绘制了巨大的宣传画,挂起了大幅的标语口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迎风招展……”
“《智取威虎山》成为新中国历年放映影片中使用拷贝最多的”。周恩来总理看完影片,问北影厂军代表狄福才:怎么没有演职员表?狄福才回答:江青不让搞,说不能突出个人。周总理听后小声说了两个字:“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