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军垦农场，不久农场转建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里有一批华侨青年，他们原先都是准备归国升学深造的，没想到正赶上上山下乡，便如大浪淘沙一般，一古脑儿卷到了这军垦农场。他们中一个姓黄的小伙子分到我们连，和我住在同一排茅草屋里。
　　当时，各个连队都在开展“小评论”活动，各连的《小评论栏》威严地矗立，遇到诸如“吃饭扔掉肥肉”、“外出逾期归队”等问题，“小评论”便立即“匕首”、“投枪”一番，令人幡然惊省，悔过自新。小评论组的成员，一般都是知青中政治上的热门人物，要求思想红、根子正，这些归侨一般是沾不上边的。在日常生活中，归侨青年们也常常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困窘和迷茫，对亲友家庭之事一概缄默。谈及在国外的生活，常常便会有人这样对你说：我那时候藏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如果被人翻出来，那还得了？要坐牢的哟！尽管他们这样慎之又慎，可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有一回，小黄还是撞到了小评论组的“枪口”上。
　　那是一个星期六晚饭后，一帮广州知青知道小黄会弹吉它，便生拉硬拽他到房里，要他弹唱印尼情歌。小黄吓得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要是你们将来反戈一击的话，我就倒霉啦！那帮广州知青把他围在当中赌咒发誓，他才轻轻地弹起吉它，只唱了一句就停了下来说：就是这样的嘛。那帮家伙哪肯罢休，硬是把一首印尼情歌一句一句地从他嘴里挤了出来。
　　这个周末他们过得很愉快，但没想到星期一早晨，《小评论栏》里便就此事贴出了专题评论：《警惕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兼评我们的文艺向何处去》。说实话，小评论组的几个人也就是写写而已，找一找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感觉，可小黄为此事却十分紧张，当天晚上就在班务会上恭恭敬敬地做了检讨，给自己上纲上线是“中了刘少奇‘有益无害论’的毒”。
　　那件事以后，小黄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不再穿色彩鲜亮的T恤，上工时也不再穿鞋，来去赤脚。几个星期后，他的脚腿红肿，多处溃疡。后来听说他在香港的伯父给团里来了信，说小黄是家中的两脉单传，希望放他回去继承遗产。听说我们团政治处的林主任当时对小黄也没有客气，说香港我们迟早是要解放的，你回去继承了遗产，到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专政对象。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但奇怪的是大家却没有什么反感，连小评论组也没有就此发表什么评论。
　　就是这个小黄，不久后却又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有一天，司务长老潘的家里着了火，当大家七手八脚地用扫帚、铁锨扑火时，小黄却把工作服披在头上，一头钻进了浓烟之中。当他再次冲出来时，工作服上窜着火苗，头发被烧焦了，眼睛也被熏得泪水直流，怀中却紧紧地抱着一张铁皮。后来看清了，那是司务长桌前常年挂着的那张铁质毛主席像，画面是毛主席穿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这件事在连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把小黄捧为英雄，小黄自己也似乎因此而底气足了许多。但是另有一部分人，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颇有微词。那几天，小评论组的几个人为此事绞尽了脑汁，但《小评论栏》却始终空着。因为，经典里没有任何注脚，他们自己也一直想不清楚：当烈火袭来时，到底应当是先救财产（私人财产），还是应当先救毛主席像。
　　后来，听说这个小黄上了一个什么热带作物学院，又听人说他还是回了香港。到底情况如何，几十年人事沧桑，谁都说不大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