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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南部，中国美术馆南侧。东西走向，东起王府井大街，西至东黄城根南街，全长322米，宽约5米。明朝属保大坊，清朝属镶白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人民路11条。现属北京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管辖。胡同中规整的四合院很多，大宅门不少，住过不少有身份的人家。胡同中的九号院曾是张勋的一处宅子。
张勋复辟帝制的策源地
翠花胡同因为辫帅张勋当年在胡同内的9号院住过，在1917年张勋恢复帝制的历史丑剧中，又成为张勋的临时指挥部，因此这条胡同自然也就名震神州了。
1884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张勋作为广西驻军首领苏元春的亲信部将，带着金银财宝到北京给苏元春“铲事”。这是他头一次进京，可是长了不少见识，还和李连英的一个干儿子拉上了关系。以后，他又经常来京，在朝中蹚熟了路子，后来为了便于活动，就在翠花胡同买下一处宅子作为广西的办事处和公馆。从那以后，他每次来京城就住在翠花胡同，还经常在宅子里请一些京剧名伶来唱堂会。1910年底，在他离京启程去浦口就任长江防守那天，一些京剧大腕儿，像梅兰芳、王惠芳等都来翠花胡同送行，那个热闹场面还真让周围的老街坊们开了眼。
1917年7月1曰，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把已退位的末代皇帝又扶上台，给这片儿的老百姓带来了大灾。7月8日，讨逆军把北京团团围住。7月12日，讨逆军开始围攻翠花胡同，因为当时皇城还在，所以辫军就依托城墙居高临下顽抗。当时《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也是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厄·莫利逊对当时的战况有这样一段精彩描绘：
攻击的目标是张勋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当中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6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外无辜的过路人。
估计当时张勋信奉的是“哪里都不如家安全”的原则，他竟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到自己的宅院内负隅顽抗。共和军在张勋宅院附近的北京大学楼上等处，架起了大炮，对准张宅一阵猛轰。张勋仓皇逃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张勋的宅院在这次事件中被毁严重，他的家又被人趁乱抢劫一空。张勋复辟不成，翠花胡同的宅院被毁，磁器库南巷的宅院变成了火场。他的名字也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历史中了。
发动革命的指挥部
1919年，翠花胡同12号迎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教授，他叫张西曼。张西曼当年7月从俄罗斯考察归国后，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就把家安在北大附近的翠花胡同12号。在翠花胡同，他以“西曼”的笔名，翻译了列宁1918年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俄共党纲的传播，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张西曼教授后来曾在北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但他不是安于书斋、钻故纸堆的教授，他关注时局、经世致用，曾出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等社会职务。
1949年3月，张西曼和大批民主人士一样，来到了北平，投身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然而，天不假年，7月10日，张西曼因肺癌在北平病逝。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由于北方党务急速发展，原来设在织染局胡同29号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1925年2月20日迁到翠花胡同8号（今27号）。同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迁到了这里。于是，共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张昆弟、缪伯英、何孟雄和国民党员路有于、王法勤等著名人士，纷纷出现在翠花胡同。那两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革命在北京风起云涌。如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示威游行等等。而这些运动的酝酿、指揮，就是在翠花胡同8号。
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翠花胡同，有这么一家人，女主人叫刘桂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每一位北京市民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桂仙想开个饭馆。那会儿饭馆都是国营集体的，哪听说个人开饭馆的呀？但刘桂仙决定试试再说。就让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干面胡同的东城区工商局。等待了21天后，工商局副局长亲自告诉她：“你的事经过讨论已经批了。办照还得等几天，你就先开吧！”
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在翠花胡同开办的“悦宾餐馆”开张了。这可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
当时的“悦宾”饭馆，所用的房子就是刘桂仙自家的住房。她简单地安了上下水，找个大汽油桶盘了个灶，从旧货市场买来几张小桌子，铺上新的塑料布，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开饭馆还得有个冰箱啊！可东拼西凑的那点本钱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刘桂仙拿着户口簿想贷点款。可信用社说，要贷款得找个担保人。上哪找担保人去呀？正当刘桂仙一筹莫展的时候，工商局的干部替她担了保，贷来500块钱。用这500块钱，刘桂仙买了台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要开张了，刘桂仙手里只剩下36元钱了。她就用这36元钱，买了4只鸭子，做了几道菜——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头一天上的菜，全是鸭子菜。
开张那一天，来了好多人，屋里只有四张桌子，坐不开，刘桂仙就让儿子搬个小马扎儿坐在门口，给那些排队的人发号。
原料没了，客人还不走。有个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等了好长时间还在店里坐着。刘桂仙赶忙从邻居家要了几勺面，做了打卤面，算是满足了日本记者的愿望。
晚上关门，点点钱，36元钱变成了80多元。算算净赚40多元，相当于刘桂仙老伴郭培基大爷一个月的工资。
“悦宾”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于是，老伴郭大爷、儿子、儿媳一起请假，帮着一块儿干。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外国人和记者。当时美国使馆有个人还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指明从使馆区到饭馆的路线，印了很多份发给其他使馆，不少老外都来。刘桂仙有个小本子，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时到“悦宾”吃饭的有72个国家的大使和7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实际上，当年的“悦宾”饭馆不光只是个饭馆。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在中国人眼中，它代表着党的政策。当年的刘桂仙刘大妈，不知不觉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古老的翠花胡同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翠花胡同，多亲切的名字。有空儿，您也到那儿转转。瞧瞧古迹，尝尝刘大妈的可口饭菜，高兴时来上一嗓子：翠花，上酸菜！
张勋复辟帝制的策源地
翠花胡同因为辫帅张勋当年在胡同内的9号院住过，在1917年张勋恢复帝制的历史丑剧中，又成为张勋的临时指挥部，因此这条胡同自然也就名震神州了。
1884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张勋作为广西驻军首领苏元春的亲信部将，带着金银财宝到北京给苏元春“铲事”。这是他头一次进京，可是长了不少见识，还和李连英的一个干儿子拉上了关系。以后，他又经常来京，在朝中蹚熟了路子，后来为了便于活动，就在翠花胡同买下一处宅子作为广西的办事处和公馆。从那以后，他每次来京城就住在翠花胡同，还经常在宅子里请一些京剧名伶来唱堂会。1910年底，在他离京启程去浦口就任长江防守那天，一些京剧大腕儿，像梅兰芳、王惠芳等都来翠花胡同送行，那个热闹场面还真让周围的老街坊们开了眼。
1917年7月1曰，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把已退位的末代皇帝又扶上台，给这片儿的老百姓带来了大灾。7月8日，讨逆军把北京团团围住。7月12日，讨逆军开始围攻翠花胡同，因为当时皇城还在，所以辫军就依托城墙居高临下顽抗。当时《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也是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厄·莫利逊对当时的战况有这样一段精彩描绘：
攻击的目标是张勋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当中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6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外无辜的过路人。
估计当时张勋信奉的是“哪里都不如家安全”的原则，他竟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到自己的宅院内负隅顽抗。共和军在张勋宅院附近的北京大学楼上等处，架起了大炮，对准张宅一阵猛轰。张勋仓皇逃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张勋的宅院在这次事件中被毁严重，他的家又被人趁乱抢劫一空。张勋复辟不成，翠花胡同的宅院被毁，磁器库南巷的宅院变成了火场。他的名字也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历史中了。
发动革命的指挥部
1919年，翠花胡同12号迎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教授，他叫张西曼。张西曼当年7月从俄罗斯考察归国后，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就把家安在北大附近的翠花胡同12号。在翠花胡同，他以“西曼”的笔名，翻译了列宁1918年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俄共党纲的传播，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张西曼教授后来曾在北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但他不是安于书斋、钻故纸堆的教授，他关注时局、经世致用，曾出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等社会职务。
1949年3月，张西曼和大批民主人士一样，来到了北平，投身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然而，天不假年，7月10日，张西曼因肺癌在北平病逝。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由于北方党务急速发展，原来设在织染局胡同29号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1925年2月20日迁到翠花胡同8号（今27号）。同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迁到了这里。于是，共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张昆弟、缪伯英、何孟雄和国民党员路有于、王法勤等著名人士，纷纷出现在翠花胡同。那两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革命在北京风起云涌。如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示威游行等等。而这些运动的酝酿、指揮，就是在翠花胡同8号。
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翠花胡同，有这么一家人，女主人叫刘桂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每一位北京市民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桂仙想开个饭馆。那会儿饭馆都是国营集体的，哪听说个人开饭馆的呀？但刘桂仙决定试试再说。就让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干面胡同的东城区工商局。等待了21天后，工商局副局长亲自告诉她：“你的事经过讨论已经批了。办照还得等几天，你就先开吧！”
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在翠花胡同开办的“悦宾餐馆”开张了。这可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
当时的“悦宾”饭馆，所用的房子就是刘桂仙自家的住房。她简单地安了上下水，找个大汽油桶盘了个灶，从旧货市场买来几张小桌子，铺上新的塑料布，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开饭馆还得有个冰箱啊！可东拼西凑的那点本钱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刘桂仙拿着户口簿想贷点款。可信用社说，要贷款得找个担保人。上哪找担保人去呀？正当刘桂仙一筹莫展的时候，工商局的干部替她担了保，贷来500块钱。用这500块钱，刘桂仙买了台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要开张了，刘桂仙手里只剩下36元钱了。她就用这36元钱，买了4只鸭子，做了几道菜——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头一天上的菜，全是鸭子菜。
开张那一天，来了好多人，屋里只有四张桌子，坐不开，刘桂仙就让儿子搬个小马扎儿坐在门口，给那些排队的人发号。
原料没了，客人还不走。有个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等了好长时间还在店里坐着。刘桂仙赶忙从邻居家要了几勺面，做了打卤面，算是满足了日本记者的愿望。
晚上关门，点点钱，36元钱变成了80多元。算算净赚40多元，相当于刘桂仙老伴郭培基大爷一个月的工资。
“悦宾”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于是，老伴郭大爷、儿子、儿媳一起请假，帮着一块儿干。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外国人和记者。当时美国使馆有个人还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指明从使馆区到饭馆的路线，印了很多份发给其他使馆，不少老外都来。刘桂仙有个小本子，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时到“悦宾”吃饭的有72个国家的大使和7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实际上，当年的“悦宾”饭馆不光只是个饭馆。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在中国人眼中，它代表着党的政策。当年的刘桂仙刘大妈，不知不觉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古老的翠花胡同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翠花胡同，多亲切的名字。有空儿，您也到那儿转转。瞧瞧古迹，尝尝刘大妈的可口饭菜，高兴时来上一嗓子：翠花，上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