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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南部,中国美术馆南侧。东西走向,东起王府井大街,西至东黄城根南街,全长322米,宽约5米。明朝属保大坊,清朝属镶白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人民路11条。现属北京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管辖。胡同中规整的四合院很多,大宅门不少,住过不少有身份的人家。胡同中的九号院曾是张勋的一处宅子。
张勋复辟帝制的策源地
翠花胡同因为辫帅张勋当年在胡同内的9号院住过,在1917年张勋恢复帝制的历史丑剧中,又成为张勋的临时指挥部,因此这条胡同自然也就名震神州了。
1884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张勋作为广西驻军首领苏元春的亲信部将,带着金银财宝到北京给苏元春“铲事”。这是他头一次进京,可是长了不少见识,还和李连英的一个干儿子拉上了关系。以后,他又经常来京,在朝中蹚熟了路子,后来为了便于活动,就在翠花胡同买下一处宅子作为广西的办事处和公馆。从那以后,他每次来京城就住在翠花胡同,还经常在宅子里请一些京剧名伶来唱堂会。1910年底,在他离京启程去浦口就任长江防守那天,一些京剧大腕儿,像梅兰芳、王惠芳等都来翠花胡同送行,那个热闹场面还真让周围的老街坊们开了眼。
1917年7月1曰,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把已退位的末代皇帝又扶上台,给这片儿的老百姓带来了大灾。7月8日,讨逆军把北京团团围住。7月12日,讨逆军开始围攻翠花胡同,因为当时皇城还在,所以辫军就依托城墙居高临下顽抗。当时《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也是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厄·莫利逊对当时的战况有这样一段精彩描绘:
攻击的目标是张勋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当中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6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外无辜的过路人。
估计当时张勋信奉的是“哪里都不如家安全”的原则,他竟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到自己的宅院内负隅顽抗。共和军在张勋宅院附近的北京大学楼上等处,架起了大炮,对准张宅一阵猛轰。张勋仓皇逃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张勋的宅院在这次事件中被毁严重,他的家又被人趁乱抢劫一空。张勋复辟不成,翠花胡同的宅院被毁,磁器库南巷的宅院变成了火场。他的名字也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历史中了。
发动革命的指挥部
1919年,翠花胡同12号迎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教授,他叫张西曼。张西曼当年7月从俄罗斯考察归国后,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就把家安在北大附近的翠花胡同12号。在翠花胡同,他以“西曼”的笔名,翻译了列宁1918年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俄共党纲的传播,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张西曼教授后来曾在北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但他不是安于书斋、钻故纸堆的教授,他关注时局、经世致用,曾出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等社会职务。
1949年3月,张西曼和大批民主人士一样,来到了北平,投身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然而,天不假年,7月10日,张西曼因肺癌在北平病逝。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由于北方党务急速发展,原来设在织染局胡同29号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1925年2月20日迁到翠花胡同8号(今27号)。同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迁到了这里。于是,共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张昆弟、缪伯英、何孟雄和国民党员路有于、王法勤等著名人士,纷纷出现在翠花胡同。那两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革命在北京风起云涌。如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示威游行等等。而这些运动的酝酿、指揮,就是在翠花胡同8号。
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翠花胡同,有这么一家人,女主人叫刘桂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每一位北京市民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桂仙想开个饭馆。那会儿饭馆都是国营集体的,哪听说个人开饭馆的呀?但刘桂仙决定试试再说。就让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干面胡同的东城区工商局。等待了21天后,工商局副局长亲自告诉她:“你的事经过讨论已经批了。办照还得等几天,你就先开吧!”
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在翠花胡同开办的“悦宾餐馆”开张了。这可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
当时的“悦宾”饭馆,所用的房子就是刘桂仙自家的住房。她简单地安了上下水,找个大汽油桶盘了个灶,从旧货市场买来几张小桌子,铺上新的塑料布,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开饭馆还得有个冰箱啊!可东拼西凑的那点本钱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刘桂仙拿着户口簿想贷点款。可信用社说,要贷款得找个担保人。上哪找担保人去呀?正当刘桂仙一筹莫展的时候,工商局的干部替她担了保,贷来500块钱。用这500块钱,刘桂仙买了台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要开张了,刘桂仙手里只剩下36元钱了。她就用这36元钱,买了4只鸭子,做了几道菜——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头一天上的菜,全是鸭子菜。
开张那一天,来了好多人,屋里只有四张桌子,坐不开,刘桂仙就让儿子搬个小马扎儿坐在门口,给那些排队的人发号。
原料没了,客人还不走。有个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等了好长时间还在店里坐着。刘桂仙赶忙从邻居家要了几勺面,做了打卤面,算是满足了日本记者的愿望。
晚上关门,点点钱,36元钱变成了80多元。算算净赚40多元,相当于刘桂仙老伴郭培基大爷一个月的工资。
“悦宾”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于是,老伴郭大爷、儿子、儿媳一起请假,帮着一块儿干。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外国人和记者。当时美国使馆有个人还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指明从使馆区到饭馆的路线,印了很多份发给其他使馆,不少老外都来。刘桂仙有个小本子,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时到“悦宾”吃饭的有72个国家的大使和7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实际上,当年的“悦宾”饭馆不光只是个饭馆。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在中国人眼中,它代表着党的政策。当年的刘桂仙刘大妈,不知不觉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古老的翠花胡同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翠花胡同,多亲切的名字。有空儿,您也到那儿转转。瞧瞧古迹,尝尝刘大妈的可口饭菜,高兴时来上一嗓子:翠花,上酸菜!
张勋复辟帝制的策源地
翠花胡同因为辫帅张勋当年在胡同内的9号院住过,在1917年张勋恢复帝制的历史丑剧中,又成为张勋的临时指挥部,因此这条胡同自然也就名震神州了。
1884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张勋作为广西驻军首领苏元春的亲信部将,带着金银财宝到北京给苏元春“铲事”。这是他头一次进京,可是长了不少见识,还和李连英的一个干儿子拉上了关系。以后,他又经常来京,在朝中蹚熟了路子,后来为了便于活动,就在翠花胡同买下一处宅子作为广西的办事处和公馆。从那以后,他每次来京城就住在翠花胡同,还经常在宅子里请一些京剧名伶来唱堂会。1910年底,在他离京启程去浦口就任长江防守那天,一些京剧大腕儿,像梅兰芳、王惠芳等都来翠花胡同送行,那个热闹场面还真让周围的老街坊们开了眼。
1917年7月1曰,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把已退位的末代皇帝又扶上台,给这片儿的老百姓带来了大灾。7月8日,讨逆军把北京团团围住。7月12日,讨逆军开始围攻翠花胡同,因为当时皇城还在,所以辫军就依托城墙居高临下顽抗。当时《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也是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厄·莫利逊对当时的战况有这样一段精彩描绘:
攻击的目标是张勋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当中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6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外无辜的过路人。
估计当时张勋信奉的是“哪里都不如家安全”的原则,他竟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到自己的宅院内负隅顽抗。共和军在张勋宅院附近的北京大学楼上等处,架起了大炮,对准张宅一阵猛轰。张勋仓皇逃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张勋的宅院在这次事件中被毁严重,他的家又被人趁乱抢劫一空。张勋复辟不成,翠花胡同的宅院被毁,磁器库南巷的宅院变成了火场。他的名字也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历史中了。
发动革命的指挥部
1919年,翠花胡同12号迎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教授,他叫张西曼。张西曼当年7月从俄罗斯考察归国后,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就把家安在北大附近的翠花胡同12号。在翠花胡同,他以“西曼”的笔名,翻译了列宁1918年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俄共党纲的传播,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张西曼教授后来曾在北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但他不是安于书斋、钻故纸堆的教授,他关注时局、经世致用,曾出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等社会职务。
1949年3月,张西曼和大批民主人士一样,来到了北平,投身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然而,天不假年,7月10日,张西曼因肺癌在北平病逝。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由于北方党务急速发展,原来设在织染局胡同29号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1925年2月20日迁到翠花胡同8号(今27号)。同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迁到了这里。于是,共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张昆弟、缪伯英、何孟雄和国民党员路有于、王法勤等著名人士,纷纷出现在翠花胡同。那两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革命在北京风起云涌。如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示威游行等等。而这些运动的酝酿、指揮,就是在翠花胡同8号。
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翠花胡同,有这么一家人,女主人叫刘桂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每一位北京市民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桂仙想开个饭馆。那会儿饭馆都是国营集体的,哪听说个人开饭馆的呀?但刘桂仙决定试试再说。就让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干面胡同的东城区工商局。等待了21天后,工商局副局长亲自告诉她:“你的事经过讨论已经批了。办照还得等几天,你就先开吧!”
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在翠花胡同开办的“悦宾餐馆”开张了。这可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
当时的“悦宾”饭馆,所用的房子就是刘桂仙自家的住房。她简单地安了上下水,找个大汽油桶盘了个灶,从旧货市场买来几张小桌子,铺上新的塑料布,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开饭馆还得有个冰箱啊!可东拼西凑的那点本钱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刘桂仙拿着户口簿想贷点款。可信用社说,要贷款得找个担保人。上哪找担保人去呀?正当刘桂仙一筹莫展的时候,工商局的干部替她担了保,贷来500块钱。用这500块钱,刘桂仙买了台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要开张了,刘桂仙手里只剩下36元钱了。她就用这36元钱,买了4只鸭子,做了几道菜——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头一天上的菜,全是鸭子菜。
开张那一天,来了好多人,屋里只有四张桌子,坐不开,刘桂仙就让儿子搬个小马扎儿坐在门口,给那些排队的人发号。
原料没了,客人还不走。有个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等了好长时间还在店里坐着。刘桂仙赶忙从邻居家要了几勺面,做了打卤面,算是满足了日本记者的愿望。
晚上关门,点点钱,36元钱变成了80多元。算算净赚40多元,相当于刘桂仙老伴郭培基大爷一个月的工资。
“悦宾”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于是,老伴郭大爷、儿子、儿媳一起请假,帮着一块儿干。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外国人和记者。当时美国使馆有个人还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指明从使馆区到饭馆的路线,印了很多份发给其他使馆,不少老外都来。刘桂仙有个小本子,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当时到“悦宾”吃饭的有72个国家的大使和7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实际上,当年的“悦宾”饭馆不光只是个饭馆。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在中国人眼中,它代表着党的政策。当年的刘桂仙刘大妈,不知不觉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古老的翠花胡同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翠花胡同,多亲切的名字。有空儿,您也到那儿转转。瞧瞧古迹,尝尝刘大妈的可口饭菜,高兴时来上一嗓子:翠花,上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