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进行的城市改造，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轶闻是，彭真曾向反对拆除北京城墙的梁思成转述毛泽东的愿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将看到成片的烟囱。在许多“文化人”和媒体的津津乐道中，城市古建筑的大规模破坏，已成为描述毛泽东时代的“原罪”神话之一，当年将工厂和工业人口布局在历史悠久的古城里，也因此全然像是一个荒诞的错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意识形态想象直接助推了中国各地以去工业化为条件、以建构消费性历史景观为目的的传统城市风貌“复原”。景观化“（民族或地方）传统”的神话屏蔽着真实的历史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给古城空间造成的实质改变究竟是什么？为这个问题去蔽，首先需要还原中国城市古建体系解体的“现代化”情境。
　　早在一九四四年，梁思成便已慨叹，与文物毁于战火同样令人痛心的是，在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下，国内“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老北京城墙和牌楼的消失，其实是这位古建筑保护者的经常性失败的尾声，相比之下，最初个案发生的城市，更能完整展现一九四九年后的古城改造与之前的一般“现代化”趋势的联系和差别。如费慰梅（Wilma Fairbank）所指出，梁思成的悲壮努力始于二十年代末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反对拆除盛京钟鼓楼的意见遭到了沈阳市长的拒绝。

　　盛京钟楼和鼓楼不仅是两个具有文物价值的单体建筑，而且是一座古代都城的标志。十七世纪前叶，清太宗皇太极将国都沈阳更名“盛京”，并改明沈阳中卫城的四门“十”字街为八门“井”字街格局；后又下旨在“井”字街上横与左右两竖交叉点分别修建鼓楼和钟楼，击鼓定更，鸣钟报晓，以规范都城作息时序，同时将两楼之间的土地辟为商业区，名曰“四平街”（今中街）。四平街南向傍依皇宫，按《周礼·考工记》所载的营建原则，形成“前朝后市”格局。一六八零年，四方形的盛京城外又增筑圆郭，郭门与内城的八个城门一一对应，称为“八关”。按照沈阳城建史学者广泛引述的一种清人说法，内方外圆、八门八关的格局使钟鼓楼成了一个更富玄学意味的城市建筑体系中的关键符码—体现《周易》宇宙生成观的“八卦城”中的“两仪”。而钟鼓楼的拆除也与整个体系的瓦解密切相关。
　　从清末到一九三零年，四平街的道路、建筑被不断改造翻新，最初用三合土砸成的路面先后修筑为石子和沥青马路，并拓宽了一丈有余，沿街主要商号的传统中式瓦房也纷纷改建为欧式洋楼，古老故宫的背后蜕变出了一条现代商业街。此时钟鼓楼的实际功用早已为西洋机械钟取代，但行人从四平街两端进出，仍需从它们下面的门洞穿行，使当局视之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奉系军阀统治末期，为改善城市交通，不仅拆掉了钟鼓楼，更将内城大西门（怀远门）、小西门（外攘门）和大东门（抚近门）接连拆除，而早在一九二三年，外城（郭墙）便开始被有计划地夷平。沈阳沦陷后，日伪当局除了一九三六年拆毁大西门剩余的瓮圈，在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的框架下，又从一九四一年起部分实施了“奉天城墙拆除五年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半世纪变迁而形成的现代沈阳市区，已远远超出了内方外圆的城郭范畴。从俄日殖民者对中东铁路（满铁）附属地的先后营建，到清政府向列强开放商埠地，直至民国和伪满时期大规模兴建工业区，新的市区轮廓源自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开发的地块的累加，旁逸斜出式的扩张使其丧失了盛京形制的严整和均衡。
　　以上述情境为参照，五十年代沈阳拆除残缺的城墙，既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化”趋势的赓延，也是盛京形制的持续毁坏的终结。城墙消失后，东西南北四条沿垣址而建的道路仍清晰标画着内城的四方轮廓，这个四方形的区域被当代沈阳人称作“方城”，方城的“井”字街格局完整保持至今。在一九四九年后成为新中国工业基地的沈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既有城建区划中进行的，一方面，民国和伪满时期在城市东西两侧开发的工业区为五十年代接受苏联援助项目、发展重工业提供了空间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意义上的“城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建设基本没有改变此前历史中形成的街巷和建筑格局。如果说，钟鼓楼的拆毁意味着，清代盛京城的建筑符码体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已解体，那么，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古城空间的重新编码，仍需从一座钟楼说起。
　　距盛京钟楼消失约四十年后，从其旧址沿朝阳街（“井”字街右竖）向南四百余米，抵达故宫门面所在的沈阳路（“井”字街下横），会看到十字路口东南建起了一座新的钟楼—沈阳钟厂钟楼。沈阳钟厂肇建于一九五六年，前身是太原街（原满铁附属地的春日町）的一些手工业师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组成的钟表修配合作社。六十年代前期，国家调配大量人员、设备，将其改（扩）建为国营工厂，并重新布局在方城“井”字街的中心地带，厂址在历史上曾先后是清初吏部、清盛京将军衙门、民国奉天省财政厅和伪满城内警察署。旧官署消失，代之以工、商、文化和科研单位，是新中国成立后方城的一个显著变化。到七十年代，沈阳钟厂已与上海、烟台和长春的老厂并称为中国“四大钟厂”，职工人数最多时近两千人。一九七二年，沈阳钟厂临街北楼的顶端安装了一个巨型机械四面钟，为当时沈阳唯一整点播放《东方红》报时的所在。钟厂钟楼成了方城中的新地标，它标志着这一古老空间在毛泽东时代经历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
　　在今天将毛泽东时代的城市描述为生产型城市的历史叙述，以及对老工业基地进行“物质现实复原”的电影中，排放工业废气的烟囱都往往被当作社会主义历史的中心意象，这种单一的工业空间想象不仅遮蔽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工厂形态及其地理环境的丰富性，也使古城空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生的真正变化处于不可见的盲区。不同于沈阳市区侧翼巨型烟囱耸立的重工业区，方城中的工厂主要是轻工业的中小型企业。与重工业区那些万人以上的大厂相比，这些邻近古建文物和商业中心的工厂除了生产空间更受环境限制，单位的后勤和文化活动场所也不尽完备，在此条件下，工人的日常生活与方城中其他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成了有机的联系。 　　据一九七五年到钟厂一车间做铣工的史师傅回忆，当时车间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工厂食堂晚上不开伙，上夜班的工人如果没有自带饭盒，便会在工歇时结伴去中街北侧的沈河饭店（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大型国营饭店）吃夜宵。她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工人们关掉机器，走出工厂，三五成群地一路喧哗，路灯下的朝阳街显得既静寂又热闹。除了伙食，喜欢读书的钟厂工人也很少去厂图书室，因为工厂南侧便是沈阳市图书馆，图书馆建筑为一九零九年始建、一九二一年扩建的原日本满铁奉天公所，而再向西南步行五分钟，则会看到利用原张作霖父子大帅府为藏阅空间的辽宁省图书馆。钟厂附近还有两个建于三十年代的电影院—中街的光陆电影院和故宫东北侧的天乐电影院，后者在解放初期先后更名“大众俱乐部”、“大众电影院”，一九五八年又改称“儿童电影院”，以放映少年儿童影片为特色。史师傅对儿童电影院的印象尤为深刻，不只因为她在钟厂工作时是这里的观众，也不只因为读书时，学校常组织在此观影，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曾以“大众”命名的电影院就位于她从小生活的社区—中央路大众里。

　　二零一三年六月之后，按照沈阳市及沈河区政府的方城改造规划，沈阳钟厂的各承租商户被全部清出，厂区开始进行全面改造。包括钟厂改造方案在内，整体改造方城的计划是近年来沈阳本地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媒体以“满清民国风”来形容这一轮改造追求的整体风格，地方政府公布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草案）也明确提出，在方城及其周边，“新建、改建的建筑要延续满清、民国建筑文化的特色”。在这种整体氛围中，沈阳钟厂的新蓝图显得别有意味：厂区将改建为文化创意产业园，临街建筑按照立面模拟的不同时期风格区分为若干部分，代表清朝以降的各个时代。以创意景观来表征历史的赓续，恰恰意味着真实历史纵深的消失。
　　盛京古城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但直到景观化时代在世纪之交降临之前，从不存在为消费性观看而进行的城市改造，各时期建筑的在场与缺席构成了丰富的历史褶皱，保存着对真实变迁过程的记忆。史师傅的儿子小时候常常疑惑，为什么“钟楼”公交车站不在母亲单位的钟楼下面，而在靠近中街路口的下一站，他循着由近及远、由今及古的自然顺序，逐渐进入“我城”的历史。这种远近关系在今天正好颠倒过来：面对沈阳路上真真假假的“古建筑”，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清朝，母亲及外祖父的时代却杳不可寻。“历史”景观湮没了作为理解历史的基础的当代史。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由钟表博物馆、老字号风味餐馆、主题酒吧和电影院等构成的创意产业园中，沈阳钟厂本身的历史也将再现为某种景观。未来方城的消费者在“满清民国风”中漫游，走到创意产业园时，或许仍会发现一座“工厂”。但这一发现的前提是，对属于工人阶级的城市空间体系及其兴衰过程的记忆已被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