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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我是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与我同处一室的是余杰(化名)，都为文案策划。他比我早两个月到该公司，仿佛有先入为主的感觉，当我第一天上班，热情洋溢像是见到30年未谋面的舅舅伸出手要与他拥抱时，他竟冷冷地转身倒水去了，坐下来喝水时，才正色日：“不要这么客气，我们是同事。”然后公事公办地指出，我不该穿球鞋上班。
我估计他的体温只有36℃，杀手的体温。可是，他对其他同事，不管男女都十二分热情，看来，我们前世结过仇，要不他为什么“天然”地不喜欢我。我一直相信我母亲教的做人准则，如果遇人不淑，礼让为本。所以，我决定先忍一阵，我不相信，我示好示弱，他都不会有感觉，除非他真的是铁打心肠，要不就是头上长角的非人类。
第一步我常赞美他的策划如何洋溢个性光辉，他是笑纳了，可不久，在老总参加的文案策划圆桌会议上，我提出了自己的构思，他却冷冷地反驳：“你做过市场调查吗?这种方案我早就想过，但已被我推翻了，并且扔进了废纸篓里……”这种火药味十足的挑战，我很不适应，便以期待的目光看着老总，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可是，老总仿佛把这一切当耳边风，好像他就喜欢这种杀伤力很大的言语攻击。事后，有老同志悄悄告诉我，老总最欣赏的就是康熙王朝里的孝庄皇太后，那就是鼓励手下员工分派争斗，只有残酷的竞争，这个公司才会有战斗氛围，激情下的灵感是搞策划的人最想要的。
我还是有点不懂，但我仍然想感动余杰，他的傲气是一流的，而他的心胸是狭隘的，对于这种人，小小的事会令他不爽，但小小的事，也可以令他感动。所以，我想从小事做起，改变他对我的印象，那就是：我是友善的。所以办公室的卫生都是我包的，报纸分发下来，我总是先放在他桌面上，叫快餐的时候，总不忘问一句余杰：“阿杰，你要八元的还是十元的?”对于这一切，他总是泰然受之，荣辱不惊。电话里有人找他，我总是礼貌地说：“请你稍等。”而他接我朋友的电话总是干巴巴地两个字：“电话!”后来好像客气了一些，但总是拒人千里之外，不过，他毕竟有所改变，对我的客气，不亲，不近，话更不投机。偶尔有同事在午饭时间聊一些天下事或明星逸闻什么的，对于我的调侃与幽默，别人笑成一团，他的表情却是僵硬的，像是憋着尿难受!那一阵子，我一门心思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讨好他，而不是如何创作文案，甚至很自私地希望，他最好大病一场，住院了，我就可以捧着鲜花去看他，给他关心，好让他感动，好让他改变对我的偏见，把我视同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
可是，他身体好得很，过马路时，别人是“一停二看三通过”，他是“二停三看四通过”，所以他也很平安。终于有一天早上，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说，他的一串锁匙丢了，急得像找不着卫生间，我二话没说就冲出去，十万火急地为他重配了一把锁匙，当我兴冲冲上楼把新磨的还有点温热的锁匙给他时，他连一个“谢”字也不说，却急着要给我两元钱，我躲着不要，还肉麻地说：“区区两元钱不要了，本来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如果我拿了这两元钱，不就……”，我的“朗诵”还没结束，他已果断地把两枚硬币掷到我的办公桌上，响声明亮，我的心却暗了下来。
他说，他最讨厌矫情的人，一是一二是二，农民似的热情，其实很功利，并不厚道。这是第一次听到余杰正面与我说这么多话，虽然有点不舒服，而且有点冤屈，但毕竟他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为了表示对他能坦开心胸的鼓励，所以，我竟一味地违心地傻傻地频频点头，虽然他自以为是，可是我却不敢针锋相对地表明自己的心思。
这种不咸不淡的同事关系就这样艰难维持了一年，但我仍然渴望有一种“鱼水情般”的理想同事关系突然像田螺姑娘地出现。为什么，战场有那么可歌可泣的战友情谊，而职场里，却没有朋友?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决定提出辞职。在老总的办公室里，老总听完我要离去的理由时，笑了，仿佛是笑我太天真。他说：“你碰到了天敌，其实没有一个人会让所有人都喜欢，所以你不必太介意他的态度，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对于职场天敌，最好的出牌方式是：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这不是我干姐总结出的处理新婆媳关系的经验吗?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余杰也并非不了解我的种种努力，只是因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一切就这么简单，就好像你想跟同车的人交朋友，人家反而会认为你有毛病，或者有什么非分之想。想通了这一切，我第二天早上起床时，舒服了很多。
结不幸的人
伊在电话里跟我抱怨伊现在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2点才能下班。我记得几周前伊跟我说是做到11点的。伊说事情越来越多，上司还嫌伊效率不高，每天晚上10点会让保安来催促他们早点下班，不要太累。伊又说有一次伊在马路边等人，看到斑马线上走过来那些表情轻快的男男女女伊就很羡慕。伊等了10分钟，在红灯跟绿灯交换的时刻，伊觉得要是这时能够跟一辆车相撞倒也不坏，当然这个念头只是刹那间的停留，当绿灯换过来时伊仍旧面目模糊但身体完好地站在街边。
伊说这些的时候因为北京下大雨被困在浦东机场里。还好有我这个good listener，从伊的电话里我可以听到机场的广播，那个频繁出现的女声实在不优雅，我猜伊一定在离广播喇叭很近的位置。更夸张的是伊期间大概去了趟洗手间，我甚至听到了冲水的声音。晚上九点多伊又发了个sms给我：北京很冷，冷得耳朵都要冻掉了。而且因为去得太晚溜冰场已经关门了，伊本来想在睡觉前去溜冰的呢。
其实情况也没有这么坏。伊是要从北京跟客户一起去巴黎的。据说还会在摩纳哥停留一晚，那个Grace Kelly在那里做过王妃的摩纳哥。可是伊依然深感不幸，每个人都觉得离幸福很有距离，这个让人很puzzling……
绰号逸事(节选)
最近女儿放学回家总说起班里的一些趣事，称呼老师和同学也常用绰号代替，我瞪她眼睛的同时不禁想起了记忆深处的绰号逸事。
我中学所在的那个班在全校大名鼎鼎，美名是全年级成绩最优秀，全校老师都盼星星盼月亮一般指着我们光耀门庭了；恶名是有不少顽皮的学生，其中有几个更是让历届老师头痛不已，爱恨交加，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恼不是，喜欢又不是。
那时候最大的乐事莫过于给老师同学起绰号了。我班同学在这方面都堪称天才，天生我才必有用，绰号取尽还复来。
首先是在姓氏上做文章。姓黄的称黄世仁，姓周的是周扒皮，老师在学生的眼里，基本上都是十恶不赦的。小罪名是拖堂，大罪名是考试，尤其是偷袭，至于那些大考三六九、小考天天有的，不是周扒皮还能是谁?那些书山题海，过节就是劳动节，一开学就逼债的，与黄世仁有啥两样吗?整天就想着为难学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现在看到单位领导，不由自主地会忆起中学老师。领导慷慨激昂地承诺，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和当年的老师如出一辙。
有个老师姓边，正好我们那时开始学平面几何，每天与边、 角打交道。待边老师一走进教室，调皮的同学就开始大声议论长边短边、大边小边。边老师明知有诈，但苦于抓不到确凿把柄，只得忍气吞声、置之不理。想想做老师也实属不易，与一帮子精灵鬼怪的学生斗智斗勇，还得维护师道尊严。
同学相互间赠送绰号更是信手拈来，毫不吝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个或若干个。如果不小心姓了朱，姓了杨，姓了刘马罗什么的，自然归类于动物世界，与一干人类忠实的朋友为伍。如果姓了范，姓了蔡，姓了包，更是追悔莫及，心里不定怎么怨爹尤娘呢。
其次是从相貌中发现绰号的素材。一男生个子很矮，还不如女生高，从而得了个绰号“二分之一”。后来他总算长高了一些，同学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本着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地赋予他一个新的绰号“三分之二”。
一男生偏胖，又戴副眼镜，一心只读教科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多少有些呆头呆脑，便被冠之以“大熊猫”。南瓜真的变成了金光灿灿的马车，“国宝”现在美国硅谷，事业有成，倒没有辜负这个绰号，足见同学们当年的视野半径。
要不就是名字的谐音，叫胡丽的女孩自然是“狐狸精”，叫朱新的自然被改称“猪肺”。倒不愧为前车之鉴，后来我们在给女儿取名时，反复诵读，任意联想，力求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以免孩子以后因为姓名被同学取笑，还真没枉费这番苦心。
最恶毒的就是乱点鸳鸯谱了，给男女同学“包办婚姻”，多半也是通过双方姓名大做文章。有个男生叫什么军，有个女生叫什么明，于是被生拉硬拽成“拥军爱民”。虽然牵强附会，但家喻户晓，除了老师。有一次政治老师在课堂上提到拥军爱民，台下忽然间笑成一团。笑得老师不知所措，检查了衣袖，又审视了裤脚，还下意识地瞄了瞄自己的其他部位有没有走光。同学们更是笑疯了，有的还拍着桌子大笑，老师被我们超常规的热烈反应弄得战战兢兢，最后可怜巴巴地问：“是不是我脸上有粉笔灰?”那可真是我们有史以来上过的最热闹最生动的一节政治课。
时隔多年，有时候想起一个同学，首先想起的就是他的绰号，至于他的真实姓名，倒不记得了。那时花费了许多心思帮人免费取名，早把那些精力用在学习上，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吧。
我告诉女儿我们曾给一姓黄的老师起名“黄世仁”，女儿问黄世仁是何许人也。
我问，那你们有姓黄的老师吗?
有啊。
有绰号吗?
她大笑，黄老邪!
我估计他的体温只有36℃，杀手的体温。可是，他对其他同事，不管男女都十二分热情，看来，我们前世结过仇，要不他为什么“天然”地不喜欢我。我一直相信我母亲教的做人准则，如果遇人不淑，礼让为本。所以，我决定先忍一阵，我不相信，我示好示弱，他都不会有感觉，除非他真的是铁打心肠，要不就是头上长角的非人类。
第一步我常赞美他的策划如何洋溢个性光辉，他是笑纳了，可不久，在老总参加的文案策划圆桌会议上，我提出了自己的构思，他却冷冷地反驳：“你做过市场调查吗?这种方案我早就想过，但已被我推翻了，并且扔进了废纸篓里……”这种火药味十足的挑战，我很不适应，便以期待的目光看着老总，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可是，老总仿佛把这一切当耳边风，好像他就喜欢这种杀伤力很大的言语攻击。事后，有老同志悄悄告诉我，老总最欣赏的就是康熙王朝里的孝庄皇太后，那就是鼓励手下员工分派争斗，只有残酷的竞争，这个公司才会有战斗氛围，激情下的灵感是搞策划的人最想要的。
我还是有点不懂，但我仍然想感动余杰，他的傲气是一流的，而他的心胸是狭隘的，对于这种人，小小的事会令他不爽，但小小的事，也可以令他感动。所以，我想从小事做起，改变他对我的印象，那就是：我是友善的。所以办公室的卫生都是我包的，报纸分发下来，我总是先放在他桌面上，叫快餐的时候，总不忘问一句余杰：“阿杰，你要八元的还是十元的?”对于这一切，他总是泰然受之，荣辱不惊。电话里有人找他，我总是礼貌地说：“请你稍等。”而他接我朋友的电话总是干巴巴地两个字：“电话!”后来好像客气了一些，但总是拒人千里之外，不过，他毕竟有所改变，对我的客气，不亲，不近，话更不投机。偶尔有同事在午饭时间聊一些天下事或明星逸闻什么的，对于我的调侃与幽默，别人笑成一团，他的表情却是僵硬的，像是憋着尿难受!那一阵子，我一门心思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讨好他，而不是如何创作文案，甚至很自私地希望，他最好大病一场，住院了，我就可以捧着鲜花去看他，给他关心，好让他感动，好让他改变对我的偏见，把我视同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
可是，他身体好得很，过马路时，别人是“一停二看三通过”，他是“二停三看四通过”，所以他也很平安。终于有一天早上，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说，他的一串锁匙丢了，急得像找不着卫生间，我二话没说就冲出去，十万火急地为他重配了一把锁匙，当我兴冲冲上楼把新磨的还有点温热的锁匙给他时，他连一个“谢”字也不说，却急着要给我两元钱，我躲着不要，还肉麻地说：“区区两元钱不要了，本来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如果我拿了这两元钱，不就……”，我的“朗诵”还没结束，他已果断地把两枚硬币掷到我的办公桌上，响声明亮，我的心却暗了下来。
他说，他最讨厌矫情的人，一是一二是二，农民似的热情，其实很功利，并不厚道。这是第一次听到余杰正面与我说这么多话，虽然有点不舒服，而且有点冤屈，但毕竟他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为了表示对他能坦开心胸的鼓励，所以，我竟一味地违心地傻傻地频频点头，虽然他自以为是，可是我却不敢针锋相对地表明自己的心思。
这种不咸不淡的同事关系就这样艰难维持了一年，但我仍然渴望有一种“鱼水情般”的理想同事关系突然像田螺姑娘地出现。为什么，战场有那么可歌可泣的战友情谊，而职场里，却没有朋友?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决定提出辞职。在老总的办公室里，老总听完我要离去的理由时，笑了，仿佛是笑我太天真。他说：“你碰到了天敌，其实没有一个人会让所有人都喜欢，所以你不必太介意他的态度，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对于职场天敌，最好的出牌方式是：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这不是我干姐总结出的处理新婆媳关系的经验吗?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余杰也并非不了解我的种种努力，只是因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一切就这么简单，就好像你想跟同车的人交朋友，人家反而会认为你有毛病，或者有什么非分之想。想通了这一切，我第二天早上起床时，舒服了很多。
结不幸的人
伊在电话里跟我抱怨伊现在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2点才能下班。我记得几周前伊跟我说是做到11点的。伊说事情越来越多，上司还嫌伊效率不高，每天晚上10点会让保安来催促他们早点下班，不要太累。伊又说有一次伊在马路边等人，看到斑马线上走过来那些表情轻快的男男女女伊就很羡慕。伊等了10分钟，在红灯跟绿灯交换的时刻，伊觉得要是这时能够跟一辆车相撞倒也不坏，当然这个念头只是刹那间的停留，当绿灯换过来时伊仍旧面目模糊但身体完好地站在街边。
伊说这些的时候因为北京下大雨被困在浦东机场里。还好有我这个good listener，从伊的电话里我可以听到机场的广播，那个频繁出现的女声实在不优雅，我猜伊一定在离广播喇叭很近的位置。更夸张的是伊期间大概去了趟洗手间，我甚至听到了冲水的声音。晚上九点多伊又发了个sms给我：北京很冷，冷得耳朵都要冻掉了。而且因为去得太晚溜冰场已经关门了，伊本来想在睡觉前去溜冰的呢。
其实情况也没有这么坏。伊是要从北京跟客户一起去巴黎的。据说还会在摩纳哥停留一晚，那个Grace Kelly在那里做过王妃的摩纳哥。可是伊依然深感不幸，每个人都觉得离幸福很有距离，这个让人很puzzling……
绰号逸事(节选)
最近女儿放学回家总说起班里的一些趣事，称呼老师和同学也常用绰号代替，我瞪她眼睛的同时不禁想起了记忆深处的绰号逸事。
我中学所在的那个班在全校大名鼎鼎，美名是全年级成绩最优秀，全校老师都盼星星盼月亮一般指着我们光耀门庭了；恶名是有不少顽皮的学生，其中有几个更是让历届老师头痛不已，爱恨交加，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恼不是，喜欢又不是。
那时候最大的乐事莫过于给老师同学起绰号了。我班同学在这方面都堪称天才，天生我才必有用，绰号取尽还复来。
首先是在姓氏上做文章。姓黄的称黄世仁，姓周的是周扒皮，老师在学生的眼里，基本上都是十恶不赦的。小罪名是拖堂，大罪名是考试，尤其是偷袭，至于那些大考三六九、小考天天有的，不是周扒皮还能是谁?那些书山题海，过节就是劳动节，一开学就逼债的，与黄世仁有啥两样吗?整天就想着为难学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现在看到单位领导，不由自主地会忆起中学老师。领导慷慨激昂地承诺，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和当年的老师如出一辙。
有个老师姓边，正好我们那时开始学平面几何，每天与边、 角打交道。待边老师一走进教室，调皮的同学就开始大声议论长边短边、大边小边。边老师明知有诈，但苦于抓不到确凿把柄，只得忍气吞声、置之不理。想想做老师也实属不易，与一帮子精灵鬼怪的学生斗智斗勇，还得维护师道尊严。
同学相互间赠送绰号更是信手拈来，毫不吝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个或若干个。如果不小心姓了朱，姓了杨，姓了刘马罗什么的，自然归类于动物世界，与一干人类忠实的朋友为伍。如果姓了范，姓了蔡，姓了包，更是追悔莫及，心里不定怎么怨爹尤娘呢。
其次是从相貌中发现绰号的素材。一男生个子很矮，还不如女生高，从而得了个绰号“二分之一”。后来他总算长高了一些，同学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本着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地赋予他一个新的绰号“三分之二”。
一男生偏胖，又戴副眼镜，一心只读教科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多少有些呆头呆脑，便被冠之以“大熊猫”。南瓜真的变成了金光灿灿的马车，“国宝”现在美国硅谷，事业有成，倒没有辜负这个绰号，足见同学们当年的视野半径。
要不就是名字的谐音，叫胡丽的女孩自然是“狐狸精”，叫朱新的自然被改称“猪肺”。倒不愧为前车之鉴，后来我们在给女儿取名时，反复诵读，任意联想，力求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以免孩子以后因为姓名被同学取笑，还真没枉费这番苦心。
最恶毒的就是乱点鸳鸯谱了，给男女同学“包办婚姻”，多半也是通过双方姓名大做文章。有个男生叫什么军，有个女生叫什么明，于是被生拉硬拽成“拥军爱民”。虽然牵强附会，但家喻户晓，除了老师。有一次政治老师在课堂上提到拥军爱民，台下忽然间笑成一团。笑得老师不知所措，检查了衣袖，又审视了裤脚，还下意识地瞄了瞄自己的其他部位有没有走光。同学们更是笑疯了，有的还拍着桌子大笑，老师被我们超常规的热烈反应弄得战战兢兢，最后可怜巴巴地问：“是不是我脸上有粉笔灰?”那可真是我们有史以来上过的最热闹最生动的一节政治课。
时隔多年，有时候想起一个同学，首先想起的就是他的绰号，至于他的真实姓名，倒不记得了。那时花费了许多心思帮人免费取名，早把那些精力用在学习上，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吧。
我告诉女儿我们曾给一姓黄的老师起名“黄世仁”，女儿问黄世仁是何许人也。
我问，那你们有姓黄的老师吗?
有啊。
有绰号吗?
她大笑，黄老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