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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韩桂馨和李银桥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认识的,当时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士,而韩桂馨负责照顾主席家的小孩。两人经主席撮合,于1948年冬天在香山结婚。两人跟随着主席一直到1962年,李银桥被主席派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79年,李银桥被调回北京任北京市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当副局长。3年后,调入公安部工作。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室同我们全家合影,赠送我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我们他亲笔写的诗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说李银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罪该万死”。李银桥被反复批斗,我们的家也被反复查抄。我们那时对“文化革命”认识并不清,只是从个人遭遇感到冤枉。我想找江青反映情况,请她为我们作说明,但是见不到。直到毛泽东视察工作,来到天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我和银桥的情况,才知道我们为那份检查受了冤屈。他立刻指示,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要求我们每年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李银桥家乡遭灾后,毛泽东还送来一千元钱。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我们再没能见到毛泽东。再见到他老人家时,他已长眠在万花丛中。我和银桥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讷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摘自《红墙深处》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室同我们全家合影,赠送我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我们他亲笔写的诗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说李银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罪该万死”。李银桥被反复批斗,我们的家也被反复查抄。我们那时对“文化革命”认识并不清,只是从个人遭遇感到冤枉。我想找江青反映情况,请她为我们作说明,但是见不到。直到毛泽东视察工作,来到天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我和银桥的情况,才知道我们为那份检查受了冤屈。他立刻指示,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要求我们每年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李银桥家乡遭灾后,毛泽东还送来一千元钱。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我们再没能见到毛泽东。再见到他老人家时,他已长眠在万花丛中。我和银桥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讷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摘自《红墙深处》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