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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
中州于雷鸣仰慕宝麟的人品、学问、书艺，多年来，尽其所能，热诚弆藏。与其他喜欢书法艺术的收藏者不同的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于雷鸣也有着侦探一般的钻研精神。他敏锐地发现，在宝麟的身上有着当今绝大多数书法家所缺乏的文化素质，而如何通过对一个书法家的关注，将这种日渐稀有的文化素质为今人也为后人呈现出来，就成为他责无旁贷的使命。多年来，他留心记录和宝麟交往的点点滴滴，多方采访宝麟的友人，广泛披览各种书刊报章，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完成了《书法神探曹宝麟》一书。吾友曹君宝麟，上海嘉定人氏，与乾嘉考据学巨子钱辛楣先生同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宝麟尚在北京大学做王力教授的汉语史研究生时，便已矢志考据之学。与乡贤钱辛楣着力经史不同，宝麟潜心于乾嘉诸子用功不多的古代书法，特别是宋代法帖上。三十余年来，宝麟以语言学为津梁，对宋代法帖进行了广泛而又细致扎实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宋代书法史。他的研究，既有坚实的文史基础，严谨的逻辑，又富想象力。他凭借着极具个人特点的研究方法，解决了宋代书法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并因此在海内外书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此书篇幅不长，却鲜活地展现了宝麟的学术和艺术活动的诸多方面，它不但能加深人们对宝麟的学术和艺术的理解，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悠久而又精致的文人文化在当代的延续和传承。
薛龙春：
今年三月初，雷鸣兄寄来了《书法神探曹宝麟》一书的校样，扉页上写着一行字：「谨以此书献给曹宝麟先生七十寿诞」。真是一个有心人！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来庆祝先生的生日，而雷鸣兄想到了，做到了。我花一整天时间拜读一过，从正文到图片说明，一字不漏。我随即给雷鸣发了短信：「谢谢你写了这么一本好书！」他的回复是：「谈不上，我曾经当过记者，这本书就当长篇采访读，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转译曹老师的学术与书法，让一般读者能够很快了解他的特点。」雷鸣兄说的很谦虚，但他做事态度极为认真，这从他寻访诸多曹先生的友人并作访谈，寻找各个时期与曹先生有关的实物、照片、书籍、报刊新闻、文章、书札与手稿就能感受到，而且全书的构思非常精巧，他通过曹先生的数件一组一作品来组织他的论述。
第一章以《记承天夜游》及跋文，引出关于曹先生对于古代书法尤其是宋代法帖的考证，向读者展示曹先生的研究特点、考证功夫与学术贡献‘第二章以《忆恩师了一先生诗卷》来讨论曹宝麟与业师王力先生的交往，王力先生既严格，又宽容，不仅养成了曹宝麟踏实严谨、深入细致的学术习惯，也鼓励他改行将书法史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第三章以《晏庐书简》即曹宝麟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写给老友谭家明的数十封信札，来还原曹宝麟早年的师从，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以及交友的诚恳与敦厚；第四章以跋白谦慎《兰亭序》手卷及华人德《岁寒三老》手卷，向读者全面介绍曹宝麟与白谦慎、华人德这「北大三友」的相识与交往，以及此后三十余年来在学术、书法、人生各个方面的相互鼓励、支持与无私帮助；第五章以「北大三友」联袂为《龙骨蝉翼》题跋，集中展现了三位学者书家的学术功力、文采和书法。题跋作为古代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呈现形式，在今天已急遽衰落，即使字尚有可观，文字大多不雅甚而不辞，读之令人喷饭，而「北大三友」的这件合作可以说是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纪念性作品。正文之后附录曹先生的《晏庐自述》《艺术年表》《诗词手稿》《书简选粹》等，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曹宝麟其人和他在艺术、学术上的追求。
本书对曹先生学术中的精妙趣味的揭橥，既准确又生动。曹先生擅长考证，在书法界有「神探」的美名。一些北宋的文人书札，其时、地、人素来未被精确考证过，人们在研究某位书家时，常常就书法论书法，而无法了解这件作品产生的具体环境，所牵涉的具体事件与人物，因此无法从内容与人物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帮助。退一步说，如果书写时间无法确定，我们就无法对一位书家的传世作品作编年，而作品的年代未解决就大谈风格演变，无疑是空中楼阁。书中写曹先生考证苏轼《记承天夜游》中张怀民其人非常有趣：于雷鸣读东坡此文不得其解，因向曹老师「报案」，谁知第二天案件即「告破」，曹老师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原来此人在江宁府签书判官任上陷入一场官司，元丰五年（10八二）被贬黄州。曹宝麟还进一步考证出，此人名张偓伶，字怀民，纠正了九百年来的讹传。没有对文献的娴熟驾驭，没有对称谓学的充分了解，案件的告破绝没有这么简单。而在于雷鸣的笔下，曹宝麟结案后的「得意」之情也跃然纸上，这种得意不是对自我能力的吹嘘，而是爬梳剔抉、勾连穿引史料而有发明后的由衷欣慰。看起来，考证之学不过是些竹头木屑，但这其中未必没有义理的妙趣，没有这些竹头木屑，曹宝麟关于米芾的宏文便无从落脚，他轻松雅致的文笔也会因之无从发力。
对于曹宝麟的艺术与学术机缘，本书也有非常细致的解剖，读者对他的成长史可以有真切的认识。书中首先介绍曹宝麟少年时代即有异秉，与一般少年追逐游戏不同，曹宝麟好静坐读书，这种兴趣是他后来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学术与艺术上的成就虽说都是勤奋的结果，但首先与兴趣有关，你难以想象一个对文字与印章没有兴趣的人，会摹一大册的古代印谱；你也难以想象一个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会在下放安徽广德农机厂之后坚持看古书，写旧体诗词。曹宝麟自认为发展到今天，完全是随其性分，然而，除了天资与努力，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机缘也非常重要。在华东化工学院，曹宝麟得以从萧铁问学，萧铁的书法胎息于翁同龢，正大而有意致。再后来，他通过投诗王力，获得赏识，进入北大跟随王力先生读研究生。在北大，除了王力先生的言传身教，他也有机会拜访宗白华、季羡林等一流学者，除了听他们谈论学问，也能欣赏他们的收藏，开阔眼界。同样是在北大，他结交了七八级的本科生华人德与白谦慎等书友，工作之后又一起组织沧浪书社，今天他们都已成为重要的书法史学者与书家，而自同学时代就开始的切磋琢磨，其影响不可小觑。如果曹宝麟当初跟随的老师眼界不高，如果他未能进入北大，如果王力先生反对他研究雕虫小道，如果宗白华、季羡林拒绝接待或者只是敷衍一下，如果他在北大交往的书友都是急功近利之人，如果没有白谦慎为他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而奔走……曹宝麟会是什么样呢？当然没有这些如果。虽说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能有这样的机缘殊非易事，但能把握这些机缘也许更难。从这本书中，我看到曹宝麟之所以在学术、艺术上对自己有如此高的要求，与他的社会交往有莫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师友圈培养了他的志向、眼光与能力，甚至他波澜不惊的性格。 这本书还让我更深入地了解曹宝麟的为人。一方面，他感激老师的再造鸿恩，《忆恩师了一先生诗卷》洋洋一千四百余言，所钞诗作详细记录了与王力先生十余年的交往，这是我见过的曹宝麟最好的作品之一，其中有充沛而真挚的情感。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前往安徽师范大学报到时，曹宝麟有《留别一首》云：「忆从诗律识翁初，圭臬无时不与俱。辱赏微吟瘳病累，猥怜涸辙措江湖。警吾楚泽耽乌有，愧子沂滨勖舞雩。何日归来重侍坐，恪循懿教更探珠。」从王力先生为他改诗写起，渐及研究生录取时王力力排异议招入门下，因此改变曹宝麟的一生，又说毕业论文写作，本来的选题大而无当，遭先生严斥，重新拟题后，有所发明辄得先生褒扬。最后一句写他的不忍离别之情。在王力先生逝世之后，曹宝麟至京公干，时常探望师母，并去香山扫墓，平日也常常去信问候，乃至王力先生去世十余年后，曹宝麟成了师母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友。曹宝麟也重朋友感情，从他写给谭家明的数十封信中，我们看到数十年不变的朋友情谊，在下放广德时所写的信中，他常常希望对方来信详叙近况，以释相思远念。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的信中，他已从白谦慎处获悉老师萧铁去世的消息，不过宅中空关，师母不知何之。他希望谭家明「若有城中之行，望往探寻吊唁」。直到现在，他只要回上海，总要与谭家明等故友一聚，从中可见曹宝麟对于患难情谊的珍视。另一方面，曹宝麟与人交也非常直率，自信得直率，批评人也直率，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写给白谦慎的信中，他自称「若得前用仿古笺千纸，则何愁不与吴琚父相颉颃耶？」对于自己再现米书风致显得信心十足。二00七年一月十三日写给谭家明的信中，提到对方印作「章早法仍时露匠作之气」，建议他编选印谱时要将这类作品全部汰除。从这些信札中，我们不难看出曹宝麟的真性情与道义感，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才长久，且愈久愈醇。我常常想，曹宝麟其实就是今之古人，只不过他是个会发微信的古人，一个有品位、有格调的古人，每次看他在微信上认真地发自己的近作，我都会心一笑。
读这本书，你还会了解，曹先生总结自己的学术不过「抱瓮出灌」四字，谈论自己的书法也只是说：「我是学者，当然应该写学者字。」然而正是这种诚实与坚持，不仅成就了他的学术，也成就了他的书法。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书法圈，于雷鸣兄撰写这本书，用丰富的资料与生动的解说，向读者细致展示一个学者书家的方方面面，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个人传记的意义之外。诚如白谦慎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一本书一不但能加深人们对宝麟的学术和艺术的理解，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悠久而又精致的文人文化在当代的延续和传承。」我觉得，这种精致的文人文化，首先反映于读书，书法与其他艺术不同，它和文字、文学有割裂不开的联系，学书必先读书，否则即便笔冢墨池，还是俗书。事实上，学者书家也是最有个性的，就像北大三友，他们的书体、风格与追求都大相径庭，但又有谁说他们不是好书家呢？
姚国瑾：
郑州于雷鸣君与曹先生相交多年，仰慕其人品，钦佩其学问，雅好其书艺，历经数载，关注其行踪，收集其资料，采访其友人，将曹先生书法事迹及其作品，择其精要，编撰成《书法神探曹宝麟》一书，以有惠于书林。
曹先生的成就首先是学术研究，而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宋代，这从他的著作《中国书法史·宋代卷》《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可以看得出来，然而最有影响的却是他的鼎力之作《抱瓮集》。《抱瓮集》一书，曹先生呕心沥血二十余年，着意于对北宋诸贤的书法考证，而每篇皆有发覆之论，尤其对米芾书作的素隐考析，为前人所未能。如其《米芾一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本事素隐》一文，利用文献，勾连人物，理清了李玮、王贻永、王彦舟、蔡京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行谊交往，可以说一纸之考，定谳五帖。当然，这样的文章枚不胜举。
于雷鸣君所钩沉曹先生的《抱瓮集》出版之本末则为初版，当时引人注目者是对晋唐三帖定论的拨正，这就是《陆机一平复帖〉商榷》《一平复帖〉商榷再辩 答徐邦达先生》《一蒙诏帖〉非伪辩》《一蒙诏帖一非伪再辩》《颜真卿自书一告身〉证讹》。按理说，曹先生的研究方向是宋代而不是晋唐，但作为研究书法史的学者，他不能不对整个书法史进行关注，而关注的焦点取决于关注者本人的学识和敏锐度，可以说这两方面都是曹先生的长处。因为他不仅学识渊博，并且治学严谨，读书细致，蛛丝马迹都不放过，特别是他对古代文献的释读，对古代语词汇的演变以及在历史中的语境，有着别样于其他书法史研究者的基础与能力。故对于前贤已有定论的经典之作，曹先生独具慧眼，识破端倪，运用自己语言学上的功力和文献学上的优势，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语言词汇的产生和应用进行解读，抽丝剥茧，一一析出，去伪存真，遂成定论。《平复帖》中的「寇乱」，《蒙诏帖》中的「出守翰林」，等等，便是如此。
于雷鸣君深知此理，开篇便紧紧抓住了曹先生学术研究的命脉。不过，于君着力之处不是曹先生学术研究的本身，而是跳跃到了曹先生学术研究的背后，使人们更清晰的看到了那个时期学术研究的艰辛和学人之间的相互扶持。白谦慎、黄简、李郁周，他们与曹先生的书信往来和回忆记录，证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三地的学人为书法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于雷鸣君用了很多的笔墨，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将私情的原委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每个人的性格、义举，读后令人感动，使人向往。
教育虽进入到现代文明的时代，但旧有的学统、师承关系依然深深地扎根在国人的心里。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在「文革」这样荒芜的时代，仍然有一批年轻人在默默地吸吮着文化的乳汁。于雷鸣君在书中生动地描绘了曹先生这一时期的师生之谊和同学友情。
曹先生是一九六四年人校的大学生，上的是华东化工学院，属于工科院校。因为爱好书法，结识了位微但有学识的书法名家萧铁。「文革」中，他与好友谭家明、陈慎任是「逍遥派」，读书、写字、绘画、篆刻成了他们的业外之业，其苦在兹，其乐在兹。大学毕业，上山下乡，远赴皖南山区的广德县，从上海大都市到偏远的山区，生活困苦，可想而知。然师生之情、同学之谊，保持如初。请教于萧铁，大约只能算私学，因为和官学的课程没有什么关系。「文革」结束后，大地复苏，欣欣向荣，许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曹宝麟于一九七八年考取了北京大学王力先生的研究生，学的是汉语语言学，注重音韵训诂，涉及范围多在先秦两汉，他的硕士论文便是《诗骚连绵字辩议》。正是这种学术的传承，使得曹先生后来在书法史的研究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语言解读能力和考释方法。学案若在，曹先生必在经学之下。若述师承记，必在汉学之列。 当然这只是学术上的问题。曹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安徽，分配至安徽师范大学，曾被调包安庆，正是导师王力的过问，曹先生才能回到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语言研究所。但是所处的环境由此变得艰难，从中可以想象曹先生在安徽师大那些年的处境。此一节坎坷若不是于雷鸣在书中揭示，恐怕将会被历史淹没。
后来，曹先生将对导师的种种感恩，用旧体诗书写成长卷，取名「梦忆怀恩」，被于雷鸣君收藏，也就有了曹先生从如何考取研究生，如何跟从王力教授做学问，以及后来由语言学的研究转变到书法史研究的种种故事。
曹先生无疑属于学者书法。于君此书附录了曹先生《晏庐自述》中，也是这样明确表达的：
我深知创变的重要，但欲变而不知变或故作而违规律，还不如委顺随化，与时推移。因为变迁是宇宙的道理，想不变也不行。缓慢的变犹如坐地而不觉，揽镜而不知，而十年的比照便凸显差异的巨大。有时对比旧作，深慰尚有寸进，那么自可不必只争朝夕，好像非变得面目特异不足以独立书坛而惶惶不可终日似的。
学者书法在临习方面和艺术家书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他们对书法创作中如何表达自己观念的时候，便出现了分野。艺术家过多地强调的是情绪的渲染，故在形式的构成上着力；学者的主张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故多注重的是形式的典雅和灵动。于君此书所选录的曹先生书作给人便是这种典雅和灵动的印象。虽然作品的选取，涵盖了曹先生从「有志于学」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五十年间的书法演变，但就整体来说，从未离开过中国书法的主流。于君此书中收录最早的一幅作品，是一九六七年曹先生写与同学谭家明的一首自作诗《月夜怀丹之》，那年他二十一岁，正在大学读书。书作虽然稚嫩，但用笔结体不离大王《圣教》。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曹先生已毕业下放至皖南广德。此前虽然受戴尧天的点拨，开始习米，但用笔圆润，却是苏东坡的痕迹。曹先生入北大后，则完全师法米南宫，其用笔、结体、气息，已渐入堂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创作的思考，曹先生的书法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逐步融合北宋三家，于米芾书风进一步深化，不断参人苏东坡书风灵动的气息，以及黄山谷的迟涩与开张，故遒劲与率意共显，儒雅和自然并存。尤其近二一年，曹先生经常伏案三更，书写册页，很少间断。其书之老辣，直逼黄山谷，然书卷之气，又近苏东坡。观之让人回味，不能自已。
于雷鸣君此书中叙述曹先生人事片段甚为详细，若需了解原委，还请好之者一读原著。
中州于雷鸣仰慕宝麟的人品、学问、书艺，多年来，尽其所能，热诚弆藏。与其他喜欢书法艺术的收藏者不同的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于雷鸣也有着侦探一般的钻研精神。他敏锐地发现，在宝麟的身上有着当今绝大多数书法家所缺乏的文化素质，而如何通过对一个书法家的关注，将这种日渐稀有的文化素质为今人也为后人呈现出来，就成为他责无旁贷的使命。多年来，他留心记录和宝麟交往的点点滴滴，多方采访宝麟的友人，广泛披览各种书刊报章，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完成了《书法神探曹宝麟》一书。吾友曹君宝麟，上海嘉定人氏，与乾嘉考据学巨子钱辛楣先生同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宝麟尚在北京大学做王力教授的汉语史研究生时，便已矢志考据之学。与乡贤钱辛楣着力经史不同，宝麟潜心于乾嘉诸子用功不多的古代书法，特别是宋代法帖上。三十余年来，宝麟以语言学为津梁，对宋代法帖进行了广泛而又细致扎实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宋代书法史。他的研究，既有坚实的文史基础，严谨的逻辑，又富想象力。他凭借着极具个人特点的研究方法，解决了宋代书法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并因此在海内外书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此书篇幅不长，却鲜活地展现了宝麟的学术和艺术活动的诸多方面，它不但能加深人们对宝麟的学术和艺术的理解，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悠久而又精致的文人文化在当代的延续和传承。
薛龙春：
今年三月初，雷鸣兄寄来了《书法神探曹宝麟》一书的校样，扉页上写着一行字：「谨以此书献给曹宝麟先生七十寿诞」。真是一个有心人！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来庆祝先生的生日，而雷鸣兄想到了，做到了。我花一整天时间拜读一过，从正文到图片说明，一字不漏。我随即给雷鸣发了短信：「谢谢你写了这么一本好书！」他的回复是：「谈不上，我曾经当过记者，这本书就当长篇采访读，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转译曹老师的学术与书法，让一般读者能够很快了解他的特点。」雷鸣兄说的很谦虚，但他做事态度极为认真，这从他寻访诸多曹先生的友人并作访谈，寻找各个时期与曹先生有关的实物、照片、书籍、报刊新闻、文章、书札与手稿就能感受到，而且全书的构思非常精巧，他通过曹先生的数件一组一作品来组织他的论述。
第一章以《记承天夜游》及跋文，引出关于曹先生对于古代书法尤其是宋代法帖的考证，向读者展示曹先生的研究特点、考证功夫与学术贡献‘第二章以《忆恩师了一先生诗卷》来讨论曹宝麟与业师王力先生的交往，王力先生既严格，又宽容，不仅养成了曹宝麟踏实严谨、深入细致的学术习惯，也鼓励他改行将书法史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第三章以《晏庐书简》即曹宝麟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写给老友谭家明的数十封信札，来还原曹宝麟早年的师从，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以及交友的诚恳与敦厚；第四章以跋白谦慎《兰亭序》手卷及华人德《岁寒三老》手卷，向读者全面介绍曹宝麟与白谦慎、华人德这「北大三友」的相识与交往，以及此后三十余年来在学术、书法、人生各个方面的相互鼓励、支持与无私帮助；第五章以「北大三友」联袂为《龙骨蝉翼》题跋，集中展现了三位学者书家的学术功力、文采和书法。题跋作为古代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呈现形式，在今天已急遽衰落，即使字尚有可观，文字大多不雅甚而不辞，读之令人喷饭，而「北大三友」的这件合作可以说是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纪念性作品。正文之后附录曹先生的《晏庐自述》《艺术年表》《诗词手稿》《书简选粹》等，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曹宝麟其人和他在艺术、学术上的追求。
本书对曹先生学术中的精妙趣味的揭橥，既准确又生动。曹先生擅长考证，在书法界有「神探」的美名。一些北宋的文人书札，其时、地、人素来未被精确考证过，人们在研究某位书家时，常常就书法论书法，而无法了解这件作品产生的具体环境，所牵涉的具体事件与人物，因此无法从内容与人物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帮助。退一步说，如果书写时间无法确定，我们就无法对一位书家的传世作品作编年，而作品的年代未解决就大谈风格演变，无疑是空中楼阁。书中写曹先生考证苏轼《记承天夜游》中张怀民其人非常有趣：于雷鸣读东坡此文不得其解，因向曹老师「报案」，谁知第二天案件即「告破」，曹老师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原来此人在江宁府签书判官任上陷入一场官司，元丰五年（10八二）被贬黄州。曹宝麟还进一步考证出，此人名张偓伶，字怀民，纠正了九百年来的讹传。没有对文献的娴熟驾驭，没有对称谓学的充分了解，案件的告破绝没有这么简单。而在于雷鸣的笔下，曹宝麟结案后的「得意」之情也跃然纸上，这种得意不是对自我能力的吹嘘，而是爬梳剔抉、勾连穿引史料而有发明后的由衷欣慰。看起来，考证之学不过是些竹头木屑，但这其中未必没有义理的妙趣，没有这些竹头木屑，曹宝麟关于米芾的宏文便无从落脚，他轻松雅致的文笔也会因之无从发力。
对于曹宝麟的艺术与学术机缘，本书也有非常细致的解剖，读者对他的成长史可以有真切的认识。书中首先介绍曹宝麟少年时代即有异秉，与一般少年追逐游戏不同，曹宝麟好静坐读书，这种兴趣是他后来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学术与艺术上的成就虽说都是勤奋的结果，但首先与兴趣有关，你难以想象一个对文字与印章没有兴趣的人，会摹一大册的古代印谱；你也难以想象一个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会在下放安徽广德农机厂之后坚持看古书，写旧体诗词。曹宝麟自认为发展到今天，完全是随其性分，然而，除了天资与努力，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机缘也非常重要。在华东化工学院，曹宝麟得以从萧铁问学，萧铁的书法胎息于翁同龢，正大而有意致。再后来，他通过投诗王力，获得赏识，进入北大跟随王力先生读研究生。在北大，除了王力先生的言传身教，他也有机会拜访宗白华、季羡林等一流学者，除了听他们谈论学问，也能欣赏他们的收藏，开阔眼界。同样是在北大，他结交了七八级的本科生华人德与白谦慎等书友，工作之后又一起组织沧浪书社，今天他们都已成为重要的书法史学者与书家，而自同学时代就开始的切磋琢磨，其影响不可小觑。如果曹宝麟当初跟随的老师眼界不高，如果他未能进入北大，如果王力先生反对他研究雕虫小道，如果宗白华、季羡林拒绝接待或者只是敷衍一下，如果他在北大交往的书友都是急功近利之人，如果没有白谦慎为他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而奔走……曹宝麟会是什么样呢？当然没有这些如果。虽说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能有这样的机缘殊非易事，但能把握这些机缘也许更难。从这本书中，我看到曹宝麟之所以在学术、艺术上对自己有如此高的要求，与他的社会交往有莫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师友圈培养了他的志向、眼光与能力，甚至他波澜不惊的性格。 这本书还让我更深入地了解曹宝麟的为人。一方面，他感激老师的再造鸿恩，《忆恩师了一先生诗卷》洋洋一千四百余言，所钞诗作详细记录了与王力先生十余年的交往，这是我见过的曹宝麟最好的作品之一，其中有充沛而真挚的情感。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前往安徽师范大学报到时，曹宝麟有《留别一首》云：「忆从诗律识翁初，圭臬无时不与俱。辱赏微吟瘳病累，猥怜涸辙措江湖。警吾楚泽耽乌有，愧子沂滨勖舞雩。何日归来重侍坐，恪循懿教更探珠。」从王力先生为他改诗写起，渐及研究生录取时王力力排异议招入门下，因此改变曹宝麟的一生，又说毕业论文写作，本来的选题大而无当，遭先生严斥，重新拟题后，有所发明辄得先生褒扬。最后一句写他的不忍离别之情。在王力先生逝世之后，曹宝麟至京公干，时常探望师母，并去香山扫墓，平日也常常去信问候，乃至王力先生去世十余年后，曹宝麟成了师母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友。曹宝麟也重朋友感情，从他写给谭家明的数十封信中，我们看到数十年不变的朋友情谊，在下放广德时所写的信中，他常常希望对方来信详叙近况，以释相思远念。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的信中，他已从白谦慎处获悉老师萧铁去世的消息，不过宅中空关，师母不知何之。他希望谭家明「若有城中之行，望往探寻吊唁」。直到现在，他只要回上海，总要与谭家明等故友一聚，从中可见曹宝麟对于患难情谊的珍视。另一方面，曹宝麟与人交也非常直率，自信得直率，批评人也直率，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写给白谦慎的信中，他自称「若得前用仿古笺千纸，则何愁不与吴琚父相颉颃耶？」对于自己再现米书风致显得信心十足。二00七年一月十三日写给谭家明的信中，提到对方印作「章早法仍时露匠作之气」，建议他编选印谱时要将这类作品全部汰除。从这些信札中，我们不难看出曹宝麟的真性情与道义感，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才长久，且愈久愈醇。我常常想，曹宝麟其实就是今之古人，只不过他是个会发微信的古人，一个有品位、有格调的古人，每次看他在微信上认真地发自己的近作，我都会心一笑。
读这本书，你还会了解，曹先生总结自己的学术不过「抱瓮出灌」四字，谈论自己的书法也只是说：「我是学者，当然应该写学者字。」然而正是这种诚实与坚持，不仅成就了他的学术，也成就了他的书法。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书法圈，于雷鸣兄撰写这本书，用丰富的资料与生动的解说，向读者细致展示一个学者书家的方方面面，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个人传记的意义之外。诚如白谦慎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一本书一不但能加深人们对宝麟的学术和艺术的理解，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悠久而又精致的文人文化在当代的延续和传承。」我觉得，这种精致的文人文化，首先反映于读书，书法与其他艺术不同，它和文字、文学有割裂不开的联系，学书必先读书，否则即便笔冢墨池，还是俗书。事实上，学者书家也是最有个性的，就像北大三友，他们的书体、风格与追求都大相径庭，但又有谁说他们不是好书家呢？
姚国瑾：
郑州于雷鸣君与曹先生相交多年，仰慕其人品，钦佩其学问，雅好其书艺，历经数载，关注其行踪，收集其资料，采访其友人，将曹先生书法事迹及其作品，择其精要，编撰成《书法神探曹宝麟》一书，以有惠于书林。
曹先生的成就首先是学术研究，而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宋代，这从他的著作《中国书法史·宋代卷》《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可以看得出来，然而最有影响的却是他的鼎力之作《抱瓮集》。《抱瓮集》一书，曹先生呕心沥血二十余年，着意于对北宋诸贤的书法考证，而每篇皆有发覆之论，尤其对米芾书作的素隐考析，为前人所未能。如其《米芾一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本事素隐》一文，利用文献，勾连人物，理清了李玮、王贻永、王彦舟、蔡京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行谊交往，可以说一纸之考，定谳五帖。当然，这样的文章枚不胜举。
于雷鸣君所钩沉曹先生的《抱瓮集》出版之本末则为初版，当时引人注目者是对晋唐三帖定论的拨正，这就是《陆机一平复帖〉商榷》《一平复帖〉商榷再辩 答徐邦达先生》《一蒙诏帖〉非伪辩》《一蒙诏帖一非伪再辩》《颜真卿自书一告身〉证讹》。按理说，曹先生的研究方向是宋代而不是晋唐，但作为研究书法史的学者，他不能不对整个书法史进行关注，而关注的焦点取决于关注者本人的学识和敏锐度，可以说这两方面都是曹先生的长处。因为他不仅学识渊博，并且治学严谨，读书细致，蛛丝马迹都不放过，特别是他对古代文献的释读，对古代语词汇的演变以及在历史中的语境，有着别样于其他书法史研究者的基础与能力。故对于前贤已有定论的经典之作，曹先生独具慧眼，识破端倪，运用自己语言学上的功力和文献学上的优势，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语言词汇的产生和应用进行解读，抽丝剥茧，一一析出，去伪存真，遂成定论。《平复帖》中的「寇乱」，《蒙诏帖》中的「出守翰林」，等等，便是如此。
于雷鸣君深知此理，开篇便紧紧抓住了曹先生学术研究的命脉。不过，于君着力之处不是曹先生学术研究的本身，而是跳跃到了曹先生学术研究的背后，使人们更清晰的看到了那个时期学术研究的艰辛和学人之间的相互扶持。白谦慎、黄简、李郁周，他们与曹先生的书信往来和回忆记录，证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三地的学人为书法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于雷鸣君用了很多的笔墨，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将私情的原委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每个人的性格、义举，读后令人感动，使人向往。
教育虽进入到现代文明的时代，但旧有的学统、师承关系依然深深地扎根在国人的心里。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在「文革」这样荒芜的时代，仍然有一批年轻人在默默地吸吮着文化的乳汁。于雷鸣君在书中生动地描绘了曹先生这一时期的师生之谊和同学友情。
曹先生是一九六四年人校的大学生，上的是华东化工学院，属于工科院校。因为爱好书法，结识了位微但有学识的书法名家萧铁。「文革」中，他与好友谭家明、陈慎任是「逍遥派」，读书、写字、绘画、篆刻成了他们的业外之业，其苦在兹，其乐在兹。大学毕业，上山下乡，远赴皖南山区的广德县，从上海大都市到偏远的山区，生活困苦，可想而知。然师生之情、同学之谊，保持如初。请教于萧铁，大约只能算私学，因为和官学的课程没有什么关系。「文革」结束后，大地复苏，欣欣向荣，许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曹宝麟于一九七八年考取了北京大学王力先生的研究生，学的是汉语语言学，注重音韵训诂，涉及范围多在先秦两汉，他的硕士论文便是《诗骚连绵字辩议》。正是这种学术的传承，使得曹先生后来在书法史的研究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语言解读能力和考释方法。学案若在，曹先生必在经学之下。若述师承记，必在汉学之列。 当然这只是学术上的问题。曹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安徽，分配至安徽师范大学，曾被调包安庆，正是导师王力的过问，曹先生才能回到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语言研究所。但是所处的环境由此变得艰难，从中可以想象曹先生在安徽师大那些年的处境。此一节坎坷若不是于雷鸣在书中揭示，恐怕将会被历史淹没。
后来，曹先生将对导师的种种感恩，用旧体诗书写成长卷，取名「梦忆怀恩」，被于雷鸣君收藏，也就有了曹先生从如何考取研究生，如何跟从王力教授做学问，以及后来由语言学的研究转变到书法史研究的种种故事。
曹先生无疑属于学者书法。于君此书附录了曹先生《晏庐自述》中，也是这样明确表达的：
我深知创变的重要，但欲变而不知变或故作而违规律，还不如委顺随化，与时推移。因为变迁是宇宙的道理，想不变也不行。缓慢的变犹如坐地而不觉，揽镜而不知，而十年的比照便凸显差异的巨大。有时对比旧作，深慰尚有寸进，那么自可不必只争朝夕，好像非变得面目特异不足以独立书坛而惶惶不可终日似的。
学者书法在临习方面和艺术家书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他们对书法创作中如何表达自己观念的时候，便出现了分野。艺术家过多地强调的是情绪的渲染，故在形式的构成上着力；学者的主张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故多注重的是形式的典雅和灵动。于君此书所选录的曹先生书作给人便是这种典雅和灵动的印象。虽然作品的选取，涵盖了曹先生从「有志于学」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五十年间的书法演变，但就整体来说，从未离开过中国书法的主流。于君此书中收录最早的一幅作品，是一九六七年曹先生写与同学谭家明的一首自作诗《月夜怀丹之》，那年他二十一岁，正在大学读书。书作虽然稚嫩，但用笔结体不离大王《圣教》。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曹先生已毕业下放至皖南广德。此前虽然受戴尧天的点拨，开始习米，但用笔圆润，却是苏东坡的痕迹。曹先生入北大后，则完全师法米南宫，其用笔、结体、气息，已渐入堂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创作的思考，曹先生的书法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逐步融合北宋三家，于米芾书风进一步深化，不断参人苏东坡书风灵动的气息，以及黄山谷的迟涩与开张，故遒劲与率意共显，儒雅和自然并存。尤其近二一年，曹先生经常伏案三更，书写册页，很少间断。其书之老辣，直逼黄山谷，然书卷之气，又近苏东坡。观之让人回味，不能自已。
于雷鸣君此书中叙述曹先生人事片段甚为详细，若需了解原委，还请好之者一读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