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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看到了雪豹的美丽和珍稀，了解了它们高冷和孤独的存在，知道了那些为研究和保护雪豹付出努力的组织和个人。可是，这就够了吗？保护雪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刘大牛
本名刘炎林，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参与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
旁观者？
全球雪豹保护中的中国角色
对于雪豹種群的保护，国际社会投入的力度相当大，从1986～200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历次评估，都将雪豹列为濒危物种，至今未变。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虽然中国拥有全球60%的雪豹栖息地，而只有三小片区域加入“全球雪豹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GSLEP）”：新疆的塔什库尔干保护区和托木尔保护区，甘肃的盐池湾保护区。总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占已确认的雪豹景观总面积的6%，在12个雪豹分布国中仅高于阿富汗（1.1万平方公里）、不丹（1.2万平方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1.3万平方公里）。甚至巴基斯坦识别出来的雪豹景观（4.1万平方公里）都比中国大得多。广袤的青藏高原，除了东北角的祁连山，一个雪豹景观都没有。
中国在雪豹保护全球议程上的存在感和参与度为什么如此之低？中国在全球雪豹保护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呢？雪豹在中国的研究和保护取得哪些进展，未来该如何推进？
中国雪豹的40年
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的数量变化，大体反应了中国雪豹研究和保护的历程。如今关于雪豹的媒体报道每年有两百多篇；而在2000年之前，关于雪豹的中文报道一个都没有。学术论文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一点点，90年代完全没有，2004年之后逐渐涌现出许多研究论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宁动物园在青海各地抓捕了70多头雪豹。廖炎发老先生因此掌握了青海省的雪豹分布情况，并于1985年在《兽类学报》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雪豹论文。
对中国雪豹开展科学调查的第一人，是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从1984～1986年，夏勒博士在青海和甘肃做了大量调查，描述了青海雪豹的分布，估计青海有650头雪豹。夏勒博士还调查了西藏和新疆的雪豹状况。近几年夏勒博士回访这些区域、评估变化，我有幸陪同了几次。
整个90年代，中国没有雪豹的调查和保护工作。新疆的马鸣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做雪豹研究的第一人。从2004年开始，他带领学生调查了新疆的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的雪豹状况。2005年，当时在中科院动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徐爱春，在青海都兰县开展了小规模的红外相机调查。
中国雪豹研究的转折点是2008年，全球雪豹生存策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9年，中国有两批人马启动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如今也是中国主要的雪豹团队。一批是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在美国大猫基金会和国际雪豹基金会的支持下，北大和山水的联合团队在青海三江源开展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另一批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时坤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在甘肃祁连山开展雪豹研究。
北大/山水团队的工作集中在三江源，调查和研究涉及雪豹的分布、人兽冲突、寺庙作用等话题。北林团队的工作主要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涉及雪豹的栖息地选择、人兽冲突等话题。通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参与拍摄雪豹纪录片，这两个团队成功地引起国内外对中国雪豹的关注。
而在保护方面，两个团队采取了不同策略。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三江源保护极其重视，相继启动了三江源保护工程、国家公园建设。北大/山水团队跟当地社区合作开展雪豹的监测和保护，进而与基层政府合作、推动县域雪豹保护，并于2015年发起主要由NGO参与的雪豹中国网络。
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北京林业大学团队主要与保护区合作，采取提高保护区能力、制定保护规划的方式。早在2013年，北林团队就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制定全国雪豹保护规划。不过各方面的缺口尚大，进展缓慢。2016年10月，北林团队受国家林业局委托，拟于2017～2019年对祁连山系开展调查，探讨祁连山雪豹国家公园的可行性。
除了北大/山水和北林团队，近年来陆续涌现出多个机构。四川西部多个保护区开展了雪豹的调查，如贡嘎山保护区、洛须保护区、卧龙保护区等。猫盟也跟川西的保护区和林业局合作，开展红外相机调查。绿色江河在长江上游的烟瘴挂布设红外相机，拍到很多雪豹，直接声讨下游规划的水电站，并且取得了成功；去年调查工作扩展到长江的源头格拉丹东。
在新疆，荒野新疆凝聚了一大批户外和自然爱好者，在乌鲁木齐周边的天山山脉上做雪豹调查。西藏也有两个团队开展雪豹调查和保护工作，万科公益基金会在珠峰，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羌塘。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也在2016年启动了雪豹项目，关注祁连山和阿尔泰山区。
这些团队的涌现，无疑是中国雪豹保护最大的希望。星星之火，如何燎原？分散的努力如何能整合起来，形成中国雪豹保护的合力？
中国雪豹保护的下一步
经过40年的起伏，如今的局面是：国际雪豹保护如火如荼，光是全球保护计划就出了4个（参见后页备注），但中国的参与度低；国内涌现出诸多研究和保护团队，但沟通协作不够。
继续推进中国雪豹保护，“雪豹景观”和“官民合作”可能是关键。
其实，中国的雪豹保护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后发优势。中国的雪豹保护可以建立在非常好的国内外雪豹研究的基础上。蒙古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对雪豹的了解很多，我们没必要等到把中国的雪豹研究清楚之后再做保护，完全可以参考现有的研究结果和保护经验，制定有效的保护对策。第二是关于话语权，这关系到政府的保护意愿。中国在全球老虎保护的话题上并不积极，因为老虎主要分布在印度和俄罗斯。但是雪豹不一样，60%的雪豹分布区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雪豹保护议程，受益的是中国自身。
刘大牛
本名刘炎林，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参与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
旁观者？
全球雪豹保护中的中国角色
对于雪豹種群的保护，国际社会投入的力度相当大，从1986～200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历次评估，都将雪豹列为濒危物种，至今未变。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虽然中国拥有全球60%的雪豹栖息地，而只有三小片区域加入“全球雪豹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GSLEP）”：新疆的塔什库尔干保护区和托木尔保护区，甘肃的盐池湾保护区。总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占已确认的雪豹景观总面积的6%，在12个雪豹分布国中仅高于阿富汗（1.1万平方公里）、不丹（1.2万平方公里）和吉尔吉斯斯坦（1.3万平方公里）。甚至巴基斯坦识别出来的雪豹景观（4.1万平方公里）都比中国大得多。广袤的青藏高原，除了东北角的祁连山，一个雪豹景观都没有。
中国在雪豹保护全球议程上的存在感和参与度为什么如此之低？中国在全球雪豹保护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呢？雪豹在中国的研究和保护取得哪些进展，未来该如何推进？
中国雪豹的40年
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的数量变化，大体反应了中国雪豹研究和保护的历程。如今关于雪豹的媒体报道每年有两百多篇；而在2000年之前，关于雪豹的中文报道一个都没有。学术论文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一点点，90年代完全没有，2004年之后逐渐涌现出许多研究论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宁动物园在青海各地抓捕了70多头雪豹。廖炎发老先生因此掌握了青海省的雪豹分布情况，并于1985年在《兽类学报》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雪豹论文。
对中国雪豹开展科学调查的第一人，是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从1984～1986年，夏勒博士在青海和甘肃做了大量调查，描述了青海雪豹的分布，估计青海有650头雪豹。夏勒博士还调查了西藏和新疆的雪豹状况。近几年夏勒博士回访这些区域、评估变化，我有幸陪同了几次。
整个90年代，中国没有雪豹的调查和保护工作。新疆的马鸣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做雪豹研究的第一人。从2004年开始，他带领学生调查了新疆的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的雪豹状况。2005年，当时在中科院动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徐爱春，在青海都兰县开展了小规模的红外相机调查。
中国雪豹研究的转折点是2008年，全球雪豹生存策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9年，中国有两批人马启动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如今也是中国主要的雪豹团队。一批是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在美国大猫基金会和国际雪豹基金会的支持下，北大和山水的联合团队在青海三江源开展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另一批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时坤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在甘肃祁连山开展雪豹研究。
北大/山水团队的工作集中在三江源，调查和研究涉及雪豹的分布、人兽冲突、寺庙作用等话题。北林团队的工作主要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涉及雪豹的栖息地选择、人兽冲突等话题。通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参与拍摄雪豹纪录片，这两个团队成功地引起国内外对中国雪豹的关注。
而在保护方面，两个团队采取了不同策略。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三江源保护极其重视，相继启动了三江源保护工程、国家公园建设。北大/山水团队跟当地社区合作开展雪豹的监测和保护，进而与基层政府合作、推动县域雪豹保护，并于2015年发起主要由NGO参与的雪豹中国网络。
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北京林业大学团队主要与保护区合作，采取提高保护区能力、制定保护规划的方式。早在2013年，北林团队就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制定全国雪豹保护规划。不过各方面的缺口尚大，进展缓慢。2016年10月，北林团队受国家林业局委托，拟于2017～2019年对祁连山系开展调查，探讨祁连山雪豹国家公园的可行性。
除了北大/山水和北林团队，近年来陆续涌现出多个机构。四川西部多个保护区开展了雪豹的调查，如贡嘎山保护区、洛须保护区、卧龙保护区等。猫盟也跟川西的保护区和林业局合作，开展红外相机调查。绿色江河在长江上游的烟瘴挂布设红外相机，拍到很多雪豹，直接声讨下游规划的水电站，并且取得了成功；去年调查工作扩展到长江的源头格拉丹东。
在新疆，荒野新疆凝聚了一大批户外和自然爱好者，在乌鲁木齐周边的天山山脉上做雪豹调查。西藏也有两个团队开展雪豹调查和保护工作，万科公益基金会在珠峰，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羌塘。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也在2016年启动了雪豹项目，关注祁连山和阿尔泰山区。
这些团队的涌现，无疑是中国雪豹保护最大的希望。星星之火，如何燎原？分散的努力如何能整合起来，形成中国雪豹保护的合力？
中国雪豹保护的下一步
经过40年的起伏，如今的局面是：国际雪豹保护如火如荼，光是全球保护计划就出了4个（参见后页备注），但中国的参与度低；国内涌现出诸多研究和保护团队，但沟通协作不够。
继续推进中国雪豹保护，“雪豹景观”和“官民合作”可能是关键。
其实，中国的雪豹保护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后发优势。中国的雪豹保护可以建立在非常好的国内外雪豹研究的基础上。蒙古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对雪豹的了解很多，我们没必要等到把中国的雪豹研究清楚之后再做保护，完全可以参考现有的研究结果和保护经验，制定有效的保护对策。第二是关于话语权，这关系到政府的保护意愿。中国在全球老虎保护的话题上并不积极，因为老虎主要分布在印度和俄罗斯。但是雪豹不一样，60%的雪豹分布区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雪豹保护议程，受益的是中国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