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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16世纪的“白银资本”已将世界连成一气，使我们比较中西商业精神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有憾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资本论》虽然透析明畅，然亦有“见物不见人”之阙失，故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系列论文，从国民经济学、史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术领域的见解加以补济，还特别撰写了《儒教与道教（Konfuziamismus uad Taoismes）》一书，研讨中国商业伦理问题，核心论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涉及问题颇为广泛。
在我看来，随着欧人藉航海之利东来，弛海禁，开边贸成为促成晚明社会转型的重要外因，其重要意义不可轻看。但与唐宋元远洋商贸不同的是，晚明在内陆地区开始出现了商帮及世代传承的商业世家、传统字号，例如晋商、徽商，则与儒生业商，儒、商结合的新趋势颇有关系。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曾针对韦伯提出的“牟利冲动”及“超越性”等概念，已于儒士和新教对于商业观念的异同有过精彩的分析，如从范仲淹著名论断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较新教“加尔文教徒充满着对于自己人格价值的深刻自觉，对于此世界所负神圣使命有一种崇高的意识，他自许为千万众生中独蒙上帝恩宠的人，并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如以朱熹“敬贯动静”、“主敬专一”，比较新教以职业为“神召（calling）”，从而将职业道德视为神圣，等等，都具有启迪意义。他列举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1525年）中已明确提出：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者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
王学在明代是显学，同时之士如李梦阳也引商人王现的话，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稍后的汪道昆更有“良贾何负闳儒”的说法。王学传人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这里，出于士大夫之口的，大幅度提升商贾地位的呼声已耀然于耳。更有甚者，是明遗民归庄在清初劝人“宜专力经商，而戒子孙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矣”，类似今之“斯文不如扫地”的说法。
其实儒、商合流的趋势中明已露端倪，晚明则蔚然成风。此题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亦官亦商，不以商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层官员，比如大学士徐阶、首辅申时行都出身于儒，而同时又经商致富。于慎行曾比较而言：
“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往闻一内使言华亭在位时，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以相邸。相公召工倾金，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华亭（徐阶）之富埒于分宜（严嵩），吴门（申时行）之富过于江陵（张居正），非尽取之多也。苏松财赋之地，易为经营；江楚旷莽之墟，止知积聚耳。而彼以之败，此以之存，岂岁星长在吴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时定也。”①
张四维则属商家出身而终于侪身首辅者。按蒲州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其父允龄曾服贾远游，弟四教亦长袖善贾。外祖王瑶“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益丰……复货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乃复丰”。②五弟四象妻族范氏“家世以农商为业，公（指范世魁）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③又张四维二子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博之孙女，其女嫁礼部尚书马自强之子马谆。而马弟自修则“弃儒业，在鄜延、商洛之间贩粟。”另王崇古长姊嫁蒲州沈氏，而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④可知彼此勾连，损荣与俱。故《明史》尝言：
“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⑤
这种情形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表现更为明显，如黄省曾《吴风录》云：“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⑥这与《洪武大诰》颁行时期的风气已经截然相反。徽人汪道昆则谈到儒、商之间已经存在双向选择：“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嬴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⑦而张瀚记述福州情事，亦言：“时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宦巨室，闾里耻之。”⑧可知儒商结合的趋势已成。
儒、商结合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思想、文化理念的结合。其实近世以“经济”言财货增值平衡之道，就是截取儒学“经世济国”一语而来。先儒并不轻商，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说法，可知他并不拘泥于业之高下，还在《先进》篇中评论他的弟子子路（端木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且因“一言存鲁”而位居“七十二贤”的前列。孟子发展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主张“为民置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相反“抑制工商，驱使为农”是一向被认为“法家”和“中国第一位改革家”的商鞅制定的基本国策。荀子则认为工商不生产财富，要求减少其人数。韩非承商、荀之说，明确提出“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口号，为西汉“独尊儒术”的同时，又提出崇本抑末的“四民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王中江有《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一文，征引李贽、陈确、顾炎武、黄宗羲诸说，探及明清之际“私”观念的抬头，以及“与明朝中叶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呼应”的问题，可以参看。
儒家本“入世之学”，对于建立一个家族式的“商业帝国”，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和深刻影响。其实宋人建立“平民宗法”社会时，已经是按照儒家范式建构家族传统，晋、徽两帮不过是将其中的奥秘从“世业儒”改作“世业商”，或者“儒商结合”，放眼天下，亦可成为“家国同构”的新范本。何况明清教育的普及程度且高于宋时，富贾之家延师教育子弟，本来可儒可商，进退自如。晋、徽两帮正是在这一点上非常自觉，才与同时称雄的淮扬、闽赣、粤广乃至苏浙商帮有所区别。但“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令，御史杨宜争之而止。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其科举减杀可推而知也。”⑨又逼使商贾习儒子弟更多地转向经商，遂使儒学亦更深入地渗入他们的经商理念，而信奉价值体系及所操术语相同相似，也便于儒、商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共同信仰。其中唯有晋商运作以接近天咫之便，每与朝政大局休戚相关，于“修齐治平”之术领会更深，故深自收敛，不事张扬，是以能够在清代强势政权下，保持商业“世家”身份而数百年不堕，终于与清廷共荣同衰。
注：
①《榖山笔麈》卷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35、41页。按于慎行（1545～l607） 字可远，更字无垢，自号岱畎生。东阿（今山东平阴县）人。隆庆二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万历初年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著述有《笔麈》、《读史漫录》、《榖城山馆诗集》和《榖城山馆文集》等，纂修《兖州府志》。
②韩邦奇《苑落集》卷五。按韩邦奇（1479～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属陕西渭南市）人。正德戊辰（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另着有《易学启蒙意见》、《见闻考随录》。
③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八。
④同上。
⑤《明史•张四维传》。。
⑥黄省曾（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中明）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学于阳明门下，着有《会稽问道录》。后隐居于吴门。好谭经济，农学著作汇为《农圃四书》。此外有《芋经》（又称《种芋法》）、《兽经》。地学著作有《西洋朝贡典录》三卷。
⑦《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按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又兼长武略，初为义乌令，即教民习武，以备倭寇。后升任福建兵备道，曾协助戚继光扫平扰闽倭寇，以功擢按察使，又任佥都御史等，位至兵部侍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
⑧《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按张瀚（1511～1593）字子文，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庐州知府，改大名。累遷陕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入为大理卿。进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总督漕运。万历元年继杨博为吏部尚书。在张居正“夺情”事件里保持中立。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懿。有《奚囊蠹余》。
⑨《明史•选举一》。
在我看来，随着欧人藉航海之利东来，弛海禁，开边贸成为促成晚明社会转型的重要外因，其重要意义不可轻看。但与唐宋元远洋商贸不同的是，晚明在内陆地区开始出现了商帮及世代传承的商业世家、传统字号，例如晋商、徽商，则与儒生业商，儒、商结合的新趋势颇有关系。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曾针对韦伯提出的“牟利冲动”及“超越性”等概念，已于儒士和新教对于商业观念的异同有过精彩的分析，如从范仲淹著名论断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较新教“加尔文教徒充满着对于自己人格价值的深刻自觉，对于此世界所负神圣使命有一种崇高的意识，他自许为千万众生中独蒙上帝恩宠的人，并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如以朱熹“敬贯动静”、“主敬专一”，比较新教以职业为“神召（calling）”，从而将职业道德视为神圣，等等，都具有启迪意义。他列举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1525年）中已明确提出：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者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
王学在明代是显学，同时之士如李梦阳也引商人王现的话，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稍后的汪道昆更有“良贾何负闳儒”的说法。王学传人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这里，出于士大夫之口的，大幅度提升商贾地位的呼声已耀然于耳。更有甚者，是明遗民归庄在清初劝人“宜专力经商，而戒子孙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矣”，类似今之“斯文不如扫地”的说法。
其实儒、商合流的趋势中明已露端倪，晚明则蔚然成风。此题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亦官亦商，不以商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层官员，比如大学士徐阶、首辅申时行都出身于儒，而同时又经商致富。于慎行曾比较而言：
“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往闻一内使言华亭在位时，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以相邸。相公召工倾金，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华亭（徐阶）之富埒于分宜（严嵩），吴门（申时行）之富过于江陵（张居正），非尽取之多也。苏松财赋之地，易为经营；江楚旷莽之墟，止知积聚耳。而彼以之败，此以之存，岂岁星长在吴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时定也。”①
张四维则属商家出身而终于侪身首辅者。按蒲州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其父允龄曾服贾远游，弟四教亦长袖善贾。外祖王瑶“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益丰……复货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乃复丰”。②五弟四象妻族范氏“家世以农商为业，公（指范世魁）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③又张四维二子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博之孙女，其女嫁礼部尚书马自强之子马谆。而马弟自修则“弃儒业，在鄜延、商洛之间贩粟。”另王崇古长姊嫁蒲州沈氏，而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④可知彼此勾连，损荣与俱。故《明史》尝言：
“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⑤
这种情形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表现更为明显，如黄省曾《吴风录》云：“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⑥这与《洪武大诰》颁行时期的风气已经截然相反。徽人汪道昆则谈到儒、商之间已经存在双向选择：“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嬴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⑦而张瀚记述福州情事，亦言：“时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宦巨室，闾里耻之。”⑧可知儒商结合的趋势已成。
儒、商结合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思想、文化理念的结合。其实近世以“经济”言财货增值平衡之道，就是截取儒学“经世济国”一语而来。先儒并不轻商，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说法，可知他并不拘泥于业之高下，还在《先进》篇中评论他的弟子子路（端木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且因“一言存鲁”而位居“七十二贤”的前列。孟子发展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主张“为民置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相反“抑制工商，驱使为农”是一向被认为“法家”和“中国第一位改革家”的商鞅制定的基本国策。荀子则认为工商不生产财富，要求减少其人数。韩非承商、荀之说，明确提出“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口号，为西汉“独尊儒术”的同时，又提出崇本抑末的“四民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王中江有《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一文，征引李贽、陈确、顾炎武、黄宗羲诸说，探及明清之际“私”观念的抬头，以及“与明朝中叶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呼应”的问题，可以参看。
儒家本“入世之学”，对于建立一个家族式的“商业帝国”，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和深刻影响。其实宋人建立“平民宗法”社会时，已经是按照儒家范式建构家族传统，晋、徽两帮不过是将其中的奥秘从“世业儒”改作“世业商”，或者“儒商结合”，放眼天下，亦可成为“家国同构”的新范本。何况明清教育的普及程度且高于宋时，富贾之家延师教育子弟，本来可儒可商，进退自如。晋、徽两帮正是在这一点上非常自觉，才与同时称雄的淮扬、闽赣、粤广乃至苏浙商帮有所区别。但“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令，御史杨宜争之而止。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其科举减杀可推而知也。”⑨又逼使商贾习儒子弟更多地转向经商，遂使儒学亦更深入地渗入他们的经商理念，而信奉价值体系及所操术语相同相似，也便于儒、商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共同信仰。其中唯有晋商运作以接近天咫之便，每与朝政大局休戚相关，于“修齐治平”之术领会更深，故深自收敛，不事张扬，是以能够在清代强势政权下，保持商业“世家”身份而数百年不堕，终于与清廷共荣同衰。
注：
①《榖山笔麈》卷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35、41页。按于慎行（1545～l607） 字可远，更字无垢，自号岱畎生。东阿（今山东平阴县）人。隆庆二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万历初年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著述有《笔麈》、《读史漫录》、《榖城山馆诗集》和《榖城山馆文集》等，纂修《兖州府志》。
②韩邦奇《苑落集》卷五。按韩邦奇（1479～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属陕西渭南市）人。正德戊辰（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另着有《易学启蒙意见》、《见闻考随录》。
③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八。
④同上。
⑤《明史•张四维传》。。
⑥黄省曾（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中明）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学于阳明门下，着有《会稽问道录》。后隐居于吴门。好谭经济，农学著作汇为《农圃四书》。此外有《芋经》（又称《种芋法》）、《兽经》。地学著作有《西洋朝贡典录》三卷。
⑦《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按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又兼长武略，初为义乌令，即教民习武，以备倭寇。后升任福建兵备道，曾协助戚继光扫平扰闽倭寇，以功擢按察使，又任佥都御史等，位至兵部侍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
⑧《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按张瀚（1511～1593）字子文，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庐州知府，改大名。累遷陕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入为大理卿。进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总督漕运。万历元年继杨博为吏部尚书。在张居正“夺情”事件里保持中立。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懿。有《奚囊蠹余》。
⑨《明史•选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