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魅字在汉语里有两解:一是“鬼之为祟者”,转意为魅惑;二是指吸引人、使人陶醉的特质,谓之魅力。前者为贬义,后者为褒义,这是钱钟书所说的语言“背出分训”的典型例子,如“乱”兼训“治”之类。在古人眼里,大自然恰恰具有这种双重的“魅性”。克雷特(A.C.Kruijt)指出,原始人觉得自然物拥有神秘的灵性,似乎有一个能够到处渗透的弥漫本原,一种遍及宇宙的力量赋予万物生命,于是在人和物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关系,列维-布留尔称之为“互渗律”。巴西的特鲁玛伊人的图腾是金刚鹦鹉,他们相信自己和金刚鹦鹉是同一的,“一切图腾形式的社会都容许这样一些包含着图腾集团的成员个体与其图腾之间的统一集体表像”。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空间方位也具有神秘的色彩和特定的生命性质:
东 青 龙
南 红 鸟
西 白 虎
北 黑 龟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青龙、白虎、朱雀、玄龟定方位的缘由。古人的思想是原逻辑的直观,师法自然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他们感受到自然的威力和威胁,一个有灵性的自然使人敬畏;也得益于自然的恩赐,大自然是善良、吉祥和美丽的真正源泉,汉字善、祥、美皆从“羊”,秘密即在于此。《诗序》论诗义曰赋、比、兴。赋者,叙事;比者,寄意于物;兴者,触物而动。这里的物就是自然物,是对大自然魅力的生动感受。唐司空图撰《诗品》二十四则,完全是从自然美的意境中体悟出的审美理想,“形容”一节说:“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进入这种境界,就是“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即与自然的神韵深深的契合,从而达到美的极致。
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然的魅力逐渐消退了。特别是工业社会的兴起,自然成了物质生产的对象,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如马克思所说:“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自然环境被归结为生活条件的自然富源和劳动生产的材料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成为获取财富的基本前提,人们在自然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客观可测性,于是自然对象对人来说只是一种“异己的、有用的对象”,是异化了的敌视人的东西,这是一种技术拜物教,而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这些人的类本性中固有的本真随之丧失殆尽。席勒也看到了现代社会中自然的非神性化,自然界那种超人的魅力消退了,这就是他所说的Entgoterung,意为祛魅,词源是ent-gottert,其中Gott即英语的God,即神,ent则是表示消退的词冠。马克斯·韦伯则特别采用了disenchantment一词。其中enchantment有着魔和迷人双重涵义,与汉语的魅一词正相对应。在前现代社会中,自然界在人面前展现着诗意的光辉,充满了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精神特质就是enchantment,即附魅。而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后,自然失去了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任何特性和吸引力,变成了冷冰冰的机械,用马尔库塞的话说是“逻各斯战胜了爱欲”,这就是disenchantment,即祛魅。祛魅一词很确切地概括了工业时代工具理性和技治主义的无限膨胀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我们在享受物质进步的同时,的确失掉了什么,而且人类必须把已经失掉的东西找回来。还在九十年前,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就已深刻指出:“生命中有两种要素,一种是瞬息即逝的和演进的,另一种则即使不是绝对地也是相对地是非演进的和永恒的,而道义主要关心的是后一种要素。”差不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对工业主义的反思日益深入,由此引发的生存的焦虑也与日俱增,这种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逆转,正是超越物质主义的精神回归。科学史家萨顿早就意识到这种回归的必然性,并将其命名为新人文主义,其宗旨是:“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对于我们的实际目的来说,并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否绝对地存在。我认为,无论是否有一个最高的顶点,无论这个顶点最终能否达到,我们都必须朝着这些理想奋勇前进。”这就是说,在永恒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上,古今是一致的,这和与时俱变的物质文明不同,格里芬于是把这种后现代的诉求称作“向前回归”,韦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了reenchantment一词,也就是返魅。
返魅不是“骸骨的迷恋”,而是找回已经被遗忘或弃置的宝贵精神遗产。默里也是古希腊文化研究的专家,他想要召唤的希腊精神是:“一种在任何困难中保持耐心,设法寻求出路,进行挽救而不是摧毁的精神。”我国学者张岱年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值得特别继承的是“天人合一”和“以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人的和谐”。这些价值观念应当是人类共有的永恒的精神财富,如陈寅恪所说,“历千秋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人有理性,要认识世界,获取知识;人又有感情,要展现人性,追求理想。前者从本质上就是不断变化,而后者的核心却是恒久长存的。但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对生命自身价值的关注日益减弱,这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资本主义创造了市场的绝对空间,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经济利益高于一切,如舍勒所说:“对价值序列的最大歪曲,莫过于使生命价值从属于实用价值。这种趋势随着现代道德的发展越来越得力。自从工业和商业的精神获得胜利以后,这种原则日益深入地向各方面渗透,影响着最具体的价值评价。”物可以有认识价值、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而只有在摆脱了这种实用价值的束缚时,审美意识才开始萌生,这就是朱光潜所说的对事物的实用的和科学的态度之外的第三种态度——审美态度。面对同一株古松,木材商关心的是该树能出多少木料;植物学家想到的是这棵松树的分类种属;而艺术家却与此类价值性思考无关地观赏古松的苍翠劲拔,所寻求的是无所为而为的愉悦。工业社会中异化的人受实用价值观支配,美感钝化甚至完全被遗忘,这就是祛魅的社会本质。
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自己审美意识被异化的过程。在保罗·琼斯号轮船上,他跟随毕克斯贝先生学习领航技术,要以领航员的眼光读懂大河这本书,把河上的每一个显眼的景物的名称和位置统统弄清楚,对它的礁石、涟漪、堆岸的每一细微变化都了如指掌。但与此同时,马克·吐温的心理世界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我终于学通了这条河的语言,逐渐能认识这条大河上的每一个细微的景色,像我对字母那么熟悉,这时候我就算是有了宝贵的收获。但是同时我却也有了一种损失。我所损失的东西,是我一生永远无法恢复的。这条壮丽大河上的一切的良辰美景和诗情画意都无影无踪了!”他想起自己初到大河上的时候,望着日落的奇观,河面上闪闪发光的水波,像火焰一样辉耀的密密丛林,水中倒映着的朦胧山影,“我心醉神迷地站着,在无言的狂喜中,象斟饮美酒似地欣赏着那幅奇景。”而现在,当落日的景致出现时,却再不感到迷醉了,而是想“这样的太阳表示明天会刮风”。在这时的马克·吐温看来,“河上景物的任何部分,全部价值仅只在于它能对于知道轮船的安全航行提供多大的功用。”马克·吐温深刻意识到这种心理变化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钱钟书认为,对象的价值是双重的,应当领会其“情感价值”(Gefühlswert),而不应执着其“观感价值”(Anshauungswert),万勿“切理餍心”,因事之理而遏心之情。“若直据‘螓首蛾眉’、‘芙蓉如面柳如眉’等写像范形,则头上虫豸蠢动,草木纷披,不成人矣”。
无论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还是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所造成的生态灾难,都使人寻找重建人文关怀的途径,后工业时代的人有了一种新的觉醒,发现仅仅通过科学探索掌握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避免人性的异化,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此已经设计了许多方案,直至求助于宗教信仰。如哈佛学者库尔贝格( Kelly Monroe Kullberg ),在2007年编辑的一部题为《在哈佛寻找上帝》的著作中提出:“哈佛大学前校长把当前的教育危机描述为‘心灵空虚’,而一位院长则描述为‘丧失灵魂的怪癖’。教育的生命线已被切断,认同感和归属感、伦理和目标的混乱暴露无遗。我们目睹了附加值的生产、性病蔓延、犯罪、精神沮丧甚至自杀。思想已经终结。我们这个犬儒主义的、腐化堕落的和后现代的时代,已经病入膏肓。精神被归结为肉体。心灵被归结为大脑。我们印证了世俗文化的慢性自杀,它已不再啜饮生命之泉了……但是众多的学生和公民渴望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故事中,哪怕付出巨大的牺牲。我们由于作为一群故事的宣讲者而倍受欢迎,这个故事包括一位讲述一次美好创造的作者,一次悲剧性的死亡,以及救赎的可能性,因为这同一位作者上场扮演了一位牺牲的英雄(用血和肉),恢复了世界的善和美。”姑不论向宗教回归这种方案是否真的有效,但至少可以看出当代世界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普遍焦虑。
自然经济时代是落后的时代,惟其落后,人的类本性中的本根未失。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艺术的经典时意味深长地说:“阿基利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这对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返魅是可能的吗?生产要发展,科技要昌明,这是社会历史的规律,不可逆转,问题是,这种进步是否必须以理想和诗情的失落为代价?我们能不能保持人文精神的永恒魅力呢?
古圣先哲有一种共识,认为高尚的精神境界与儿童的天真有某种共通之处。《老子》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圣经·马太福音》(19:14)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马克思也以儿童的天真为喻,认为人类童年的价值理念,“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具有“不朽的魅力”,他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一个真诚的人终其一生都会珍藏着童年那些纯真的梦,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孩童般幼稚的愿望往往在经历了成年思维的各种考验之后,到了成熟的老年还依然存在。”人类的童年也和人生的童年一样,有过纯真美好的梦,这些梦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地复现,难道社会主义的理想中没有“理想国”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影子吗?我们今天的努力正是在于找到一条“返魅”之路,“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这种纯真的理想实现出来。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东 青 龙
南 红 鸟
西 白 虎
北 黑 龟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青龙、白虎、朱雀、玄龟定方位的缘由。古人的思想是原逻辑的直观,师法自然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他们感受到自然的威力和威胁,一个有灵性的自然使人敬畏;也得益于自然的恩赐,大自然是善良、吉祥和美丽的真正源泉,汉字善、祥、美皆从“羊”,秘密即在于此。《诗序》论诗义曰赋、比、兴。赋者,叙事;比者,寄意于物;兴者,触物而动。这里的物就是自然物,是对大自然魅力的生动感受。唐司空图撰《诗品》二十四则,完全是从自然美的意境中体悟出的审美理想,“形容”一节说:“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进入这种境界,就是“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即与自然的神韵深深的契合,从而达到美的极致。
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然的魅力逐渐消退了。特别是工业社会的兴起,自然成了物质生产的对象,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如马克思所说:“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自然环境被归结为生活条件的自然富源和劳动生产的材料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成为获取财富的基本前提,人们在自然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客观可测性,于是自然对象对人来说只是一种“异己的、有用的对象”,是异化了的敌视人的东西,这是一种技术拜物教,而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这些人的类本性中固有的本真随之丧失殆尽。席勒也看到了现代社会中自然的非神性化,自然界那种超人的魅力消退了,这就是他所说的Entgoterung,意为祛魅,词源是ent-gottert,其中Gott即英语的God,即神,ent则是表示消退的词冠。马克斯·韦伯则特别采用了disenchantment一词。其中enchantment有着魔和迷人双重涵义,与汉语的魅一词正相对应。在前现代社会中,自然界在人面前展现着诗意的光辉,充满了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精神特质就是enchantment,即附魅。而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后,自然失去了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任何特性和吸引力,变成了冷冰冰的机械,用马尔库塞的话说是“逻各斯战胜了爱欲”,这就是disenchantment,即祛魅。祛魅一词很确切地概括了工业时代工具理性和技治主义的无限膨胀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我们在享受物质进步的同时,的确失掉了什么,而且人类必须把已经失掉的东西找回来。还在九十年前,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就已深刻指出:“生命中有两种要素,一种是瞬息即逝的和演进的,另一种则即使不是绝对地也是相对地是非演进的和永恒的,而道义主要关心的是后一种要素。”差不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对工业主义的反思日益深入,由此引发的生存的焦虑也与日俱增,这种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逆转,正是超越物质主义的精神回归。科学史家萨顿早就意识到这种回归的必然性,并将其命名为新人文主义,其宗旨是:“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对于我们的实际目的来说,并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否绝对地存在。我认为,无论是否有一个最高的顶点,无论这个顶点最终能否达到,我们都必须朝着这些理想奋勇前进。”这就是说,在永恒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上,古今是一致的,这和与时俱变的物质文明不同,格里芬于是把这种后现代的诉求称作“向前回归”,韦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了reenchantment一词,也就是返魅。
返魅不是“骸骨的迷恋”,而是找回已经被遗忘或弃置的宝贵精神遗产。默里也是古希腊文化研究的专家,他想要召唤的希腊精神是:“一种在任何困难中保持耐心,设法寻求出路,进行挽救而不是摧毁的精神。”我国学者张岱年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值得特别继承的是“天人合一”和“以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人的和谐”。这些价值观念应当是人类共有的永恒的精神财富,如陈寅恪所说,“历千秋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人有理性,要认识世界,获取知识;人又有感情,要展现人性,追求理想。前者从本质上就是不断变化,而后者的核心却是恒久长存的。但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对生命自身价值的关注日益减弱,这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资本主义创造了市场的绝对空间,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经济利益高于一切,如舍勒所说:“对价值序列的最大歪曲,莫过于使生命价值从属于实用价值。这种趋势随着现代道德的发展越来越得力。自从工业和商业的精神获得胜利以后,这种原则日益深入地向各方面渗透,影响着最具体的价值评价。”物可以有认识价值、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而只有在摆脱了这种实用价值的束缚时,审美意识才开始萌生,这就是朱光潜所说的对事物的实用的和科学的态度之外的第三种态度——审美态度。面对同一株古松,木材商关心的是该树能出多少木料;植物学家想到的是这棵松树的分类种属;而艺术家却与此类价值性思考无关地观赏古松的苍翠劲拔,所寻求的是无所为而为的愉悦。工业社会中异化的人受实用价值观支配,美感钝化甚至完全被遗忘,这就是祛魅的社会本质。
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自己审美意识被异化的过程。在保罗·琼斯号轮船上,他跟随毕克斯贝先生学习领航技术,要以领航员的眼光读懂大河这本书,把河上的每一个显眼的景物的名称和位置统统弄清楚,对它的礁石、涟漪、堆岸的每一细微变化都了如指掌。但与此同时,马克·吐温的心理世界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我终于学通了这条河的语言,逐渐能认识这条大河上的每一个细微的景色,像我对字母那么熟悉,这时候我就算是有了宝贵的收获。但是同时我却也有了一种损失。我所损失的东西,是我一生永远无法恢复的。这条壮丽大河上的一切的良辰美景和诗情画意都无影无踪了!”他想起自己初到大河上的时候,望着日落的奇观,河面上闪闪发光的水波,像火焰一样辉耀的密密丛林,水中倒映着的朦胧山影,“我心醉神迷地站着,在无言的狂喜中,象斟饮美酒似地欣赏着那幅奇景。”而现在,当落日的景致出现时,却再不感到迷醉了,而是想“这样的太阳表示明天会刮风”。在这时的马克·吐温看来,“河上景物的任何部分,全部价值仅只在于它能对于知道轮船的安全航行提供多大的功用。”马克·吐温深刻意识到这种心理变化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钱钟书认为,对象的价值是双重的,应当领会其“情感价值”(Gefühlswert),而不应执着其“观感价值”(Anshauungswert),万勿“切理餍心”,因事之理而遏心之情。“若直据‘螓首蛾眉’、‘芙蓉如面柳如眉’等写像范形,则头上虫豸蠢动,草木纷披,不成人矣”。
无论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还是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所造成的生态灾难,都使人寻找重建人文关怀的途径,后工业时代的人有了一种新的觉醒,发现仅仅通过科学探索掌握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避免人性的异化,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此已经设计了许多方案,直至求助于宗教信仰。如哈佛学者库尔贝格( Kelly Monroe Kullberg ),在2007年编辑的一部题为《在哈佛寻找上帝》的著作中提出:“哈佛大学前校长把当前的教育危机描述为‘心灵空虚’,而一位院长则描述为‘丧失灵魂的怪癖’。教育的生命线已被切断,认同感和归属感、伦理和目标的混乱暴露无遗。我们目睹了附加值的生产、性病蔓延、犯罪、精神沮丧甚至自杀。思想已经终结。我们这个犬儒主义的、腐化堕落的和后现代的时代,已经病入膏肓。精神被归结为肉体。心灵被归结为大脑。我们印证了世俗文化的慢性自杀,它已不再啜饮生命之泉了……但是众多的学生和公民渴望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故事中,哪怕付出巨大的牺牲。我们由于作为一群故事的宣讲者而倍受欢迎,这个故事包括一位讲述一次美好创造的作者,一次悲剧性的死亡,以及救赎的可能性,因为这同一位作者上场扮演了一位牺牲的英雄(用血和肉),恢复了世界的善和美。”姑不论向宗教回归这种方案是否真的有效,但至少可以看出当代世界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普遍焦虑。
自然经济时代是落后的时代,惟其落后,人的类本性中的本根未失。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艺术的经典时意味深长地说:“阿基利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这对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返魅是可能的吗?生产要发展,科技要昌明,这是社会历史的规律,不可逆转,问题是,这种进步是否必须以理想和诗情的失落为代价?我们能不能保持人文精神的永恒魅力呢?
古圣先哲有一种共识,认为高尚的精神境界与儿童的天真有某种共通之处。《老子》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圣经·马太福音》(19:14)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马克思也以儿童的天真为喻,认为人类童年的价值理念,“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具有“不朽的魅力”,他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一个真诚的人终其一生都会珍藏着童年那些纯真的梦,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孩童般幼稚的愿望往往在经历了成年思维的各种考验之后,到了成熟的老年还依然存在。”人类的童年也和人生的童年一样,有过纯真美好的梦,这些梦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地复现,难道社会主义的理想中没有“理想国”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影子吗?我们今天的努力正是在于找到一条“返魅”之路,“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这种纯真的理想实现出来。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