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当年，南宋小朝廷偏安临安（今杭州），金兵屡屡进犯，战争持续不断，韩世忠和岳飞先后率军投入抗金斗争，屡建功勋。高宗建炎三年（1129），由金将兀朮统领的金兵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在宜兴、溧阳一带构筑保卫杭州的重要防线，主战场在离宜兴筱王村不远的牛头山，并取得抗金胜利，迫使金兵北返。由于宜兴是历史上著名的产陶区，当时宜兴百姓生产了大量储酒、储水、储粮的陶器支持岳家军，并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使得岳家军在宜兴多次大破金兵，捷报频传。由于韩世忠所辖军队大量使用这些陶器因而得名“韩瓶”。

　　今年7月，我来到位于宜兴市西渚镇当年的“韩瓶”主产区筱王古窑址，放眼望去满目湖光山色，中田沙水库在群峦起伏的宜南山区掩映下，郁树繁花、草木葱茏、湖畔瓜果飘香，玉米青纱。在现今宜兴西渚镇五圣村一带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零星散布着50余处古窑遗址，它们便是筱王古窑群，在窑具和“韩瓶”残片厚厚的堆积层上走过，仿佛仍然能聆听到历史的足音在这里回响。
　　筱王古窑群建于宋代，部分窑址延烧至明初。其产品主要有“韩瓶”、四系坛、小缸、执壶等，其中以“韩瓶”产量最大。在宜兴中国陶瓷博物馆陈列着各种类型的“韩瓶”，可一观“韩瓶”主要器型。据五圣村的金主任介绍，该村历史上多鼠患，因此民间百姓习惯以大件四系罐“韩瓶”储米以防鼠，南宋抗金时也同样成为岳家军储米容器。还有些是用于储酒的韩瓶和军人随身携带的水壶。
　　在五圣村中田沙水库附近的一处约3000平方米的古陶残片堆积场，像一座耸立的小山，足见当年这里窑场规模之大。笔者现场考察发现，残器器型与博物馆和藏家手中的“韩瓶”基本相同，这里应该是南宋时期西渚镇一处较大的“韩瓶”窑场。生产的陶罐采用的是典型的江南宋窑传统工艺拉坯成型，即通常所说的轮制法，利用快速旋转的陶轮拉坯成型。器物上的附件，如耳、足与贴附在器物上成为附加堆纹的手捏泥条等则采用捏塑法，而流、系、把等均采用粘接法。陶罐大部分属灰褐色胎，有的施釉后器表略近褐色、青色，釉层较薄，施釉不及底，大部分器物下半部分露胎，表面有旋坯纹，部分器物修坯不够精细。从击打胎体的声音分辨，烧成温度应在1150℃左右，接近宜兴紫砂器的烧制温度。
　　笔者在筱王古窑址陈列馆了解到，宋代以前，在西渚镇四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满山松树，盛产竹木，人群稀少，土壤资源丰富，同时又有太华山脉形成的戴埠河，这些都是形成窑群的有利条件。南宋时期金兵南下，宜兴与溧阳两地山区成为抗金前线。当时宜兴丁蜀镇一带陶瓷业比较发达，因长期兵戎战乱，陶瓷产业遭到严重破坏，于是人们便向西渚和戴埠一带转移开发新的窑场。西渚的窑场主要分布在今五圣村周围的筱王、大地、中窑、五圣、潘山岕、白塔、九古墩等自然村，以及今溧阳戴埠的神山、包家、东干、宥里等地，现已发现的窑址有50多处。
　　由于“韩瓶”因抗金而富盛名，因此备受百姓青睐，后来逐渐传入民间得以广泛使用，百姓们用其汲水、装水、盛酒。到了南宋中晚期和元明之际，“韩瓶”更是以民用为主了。

　　“韩瓶”在上海地区宋代墓葬及宋代堆积层中普遍有发现，上海市西郊嘉定区的封浜镇，史载南宋时韩世忠曾驻军于此，1977年也出土过一批“韩瓶”，从而印证了史上的记载。事实上，大凡韩世忠曾驻军之处，包括现江苏、上海、浙江的一些地方，或多或少都有“韩瓶”这种特殊的器物出土。
　　在今浙江嘉兴，有一座名为“瓶山”的小山，为嘉兴一景，至今该山还常有“韩瓶”出土。这种瓶的由来，据明嘉靖万历年间进士李日华所著《紫桃轩杂缀》载：“宋时吾郡立酒务于州治后，罂罍之属，陶以给用，所造破甓，隐起成岗陇，所为瓶山者也。”清嘉庆年间吴骞的《尖阳丛笔》也记载：“瓶山在嘉兴县治西，宋时设酒务于此。贮酒陶瓶，散积日久，穹然如小山，土人因目之为瓶山，竹垞诗所谓‘一篑瓶山古木秋’者也。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馀，腹迳三四寸，上下直相等。而口微窄，色淡綠，外涂以釉，间有未遍者，制甚朴古。”这两份资料虽均未指明当时瓶山中的瓶为“韩瓶”，但从两份资料中所描述的瓶的形制、质地、尺寸、色泽以及至今该山还常有“韩瓶”出土的情况来看，他们当初描述的，当属“韩瓶”无疑，且二人的记载均清晰无误地指明了韩瓶是一种酒器，并在民间被大量使用，以至于“散积日久，穹然如小山”。上海松江老城区亦发现出土“韩瓶”，也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松江地区民间也在大量使用。松江老城原白龙潭东侧为宋代华亭县酒务司，显然“韩瓶”在民间使用当以酒器为多。
　　但不管是酒器还是盛水器，作为先人留下的一笔物质与精神财富，“韩瓶”不仅是宋代江南陶瓷烧造技艺的杰出代表，也是那些沧桑岁月的历史见证和忠勇报国的历史写照，并成为塑造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一种力量，值得后人永远观照与记取，这也是“韩瓶”在今天所表现出的精神美感。
　　编辑：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