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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丽江专区，系指1950年4月成立的丽江专员公署辖区，辖丽江、永胜、华坪、宁蒗、中甸、德钦、维西、碧江、福贡、贡山、兰坪、鹤庆、剑川13个县。丽江专区地处滇西北横断山区，地貌类型丰富，世居纳西、藏、彝、傈僳、白、独龙、怒等民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山区。
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叫《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电影，展示了党和政府组织马帮跋山涉水，为云南边境线上的苗寨和哈尼族村寨运送盐、茶、布料等物资的情景。贸易队员的到来，打破了少数民族村寨“盐巴比金子还贵”的现状。党的民族贸易政策，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热烈欢迎；贸易队员，被称作“毛主席派来的人”。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组织进行的民族贸易工作，遍布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各村寨都留下了民贸队员的足迹，各少数民族都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云南考察时指出：“云南应努力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随着示范区建设的开展，系统梳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贸易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对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大美小康丽江提供典型的研究个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解放前的民族贸易情况
解放前，云南除汉族居住地区生产生活水平较高、商品交换较频繁外，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处于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小农经济阶段，农业与手工业尚未分离，剩余商品很少。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山多田少、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物资运输主要依靠人背马驮，因此，商品交换很不发达。1950年以前，丽江专区下辖各县的商业，大都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各县的商品交换又各有特点。
贡山县位于高山峡谷区，东西窄，南北长，气候类型大体分为江边湿热、半山温和、高山严寒3类。受特殊地形和气候影响，贡山山货药材繁多，土特产品丰富，高寒山区盛产贝母、黄连和兽皮，湿热和半山区种植亚热带经济茶叶、花生等作物。由于产品丰富，物物交换的规模和数量较大，交换品种较多，有食盐、茶叶、小铁农具、土布、粮食、铁三角、砍刀、针线、火柴、珠子等10余种 。加之，因其邻近缅甸，在当地头人和外商控制下的边民小额贸易也偶有发生。但由于经济结构简单、交通不便、商品交换的剥削性强等原因，贡山一直未形成定期交易集市。碧江县地处中缅边境，情况和贡山类似。
宁蒗、维西、福贡和兰坪县，由于受高寒冷凉山区地理环境限制，农业生产仍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农业产量极低，剩余产品极少，缺乏定期进行集市贸易的物质基础。唯一的商贸活动，是通过内地行商串乡偶尔进行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多被内地去的外商所垄断，他们用少量的工业品换取少数民族大量的农产品。以物易物的通常比例是：1件土布换1头黄牛，1颗针换3个鸡蛋，1口铁锅换1锅黄连，1斤盐换1斤贝母，等等。交换价值大约是1：100，比例严重失衡。藏族地区的商贸，多半由土司和寺庙所垄断，他们把商贸和高利贷结合起来，每年冬季向农奴发放各种日用品，到秋季再向农奴索回成倍的农产品，使农奴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窘迫。
总体而言，新中国建立前，丽江专区下辖13个县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不发达，仅有的少许商贸活动，主要是经营各县土司和头人的奢侈用品；人民日常必需的盐、茶叶及部分棉布，虽偶有交换和售卖，但交换价值严重不等价，带有很强的掠夺色彩。
建国初期民族贸易机构的建立
1949年7月1日，丽江解放。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状况、消除民族隔阂，党和政府从民族贸易入手，开始在专区各县摸索筹建民族贸易机构。
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昌都后进驻德钦，面临着藏区农奴主、土司和喇嘛对新政权的武装挑战，同时急需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等问题。为改善民族关系，获得藏族同胞的支持与信任，德钦的商贸工作很快以随军贸易的方式开展，同年底成立县公司，并在县城设立门市部1个。中甸县个别头人由于受国民党特务的挑唆，对党的民族政策有疑虑，拒绝同人民政府合作。作为敏感地带，藏族地区的民贸工作，按照“政权未建，贸易先行”的方针开展。工作组排除重重困难，于1951年成立县民贸公司和贸易小组各1个。同年，维西县将1950年建立的民贸办事处扩大为县民贸公司，下設门市部2个、贸易小组4个。
1950年12月10日，贸易部召开的各大区贸易部长及各专业公司经理联席会议确定，要在边远地区酌设一揽子性质的贸易公司。而丽江专区的民贸支公司，早在此次会议之前就已建立。当年5月，省政府派8名干部到丽江筹建民贸支公司，在主要乡镇建立购销、贸易小组。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载：“西南贸易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茶叶、羊毛、麝香、硼砂等民族贸易工作。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地国营贸易公司，分别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贸易机构，繁荣民族经济。”
与藏区3县比，怒江地区的碧江、贡山、福贡、泸水和兰坪5县的民贸工作起步晚，机构建立耗时长。1950年春，党从内地派遣边防部队和干部，到碧江开展工作。翌年5月，碧江县民贸公司成立，使这个历史上几乎没有商业的县份首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成为怒江地区第一个成立民贸公司的县。1951年，贡山、泸水成立贸易小组，兰坪成立办事处，3个县的民贸工作开始起步。1952年，贡山增设办事处1个，福贡始设办事处。1953年，兰坪将1951年建立的办事处改为县民贸公司，设门市部1个、贸易小组4个。同年，泸水成立县公司，贡山成立贸易商店4个。1954年，贡山、福贡成立民贸公司，标志着怒江地区5县民贸系统建成。
1950年，宁蒗县在永宁、凉山办事处建立贸易小组2个，4年后才成立县贸易公司。在无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丽江专区民族贸易机构在摸索中建立并趋于完善。1953年1月30日新华社新闻稿载：“云南省少数民族聚居的普洱、保山、丽江、蒙自、文山5个专区，建立了100多个民族贸易机构，收购当地土特产，供应少数民族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到1954年，专区所辖各县都成立了涵盖县、区、乡、村4级的县贸易公司。 从1954年底起，专区民贸工作机构和规模迅速扩大。1955年，福贡建立中心商店3个、购销小组8个、转运站2个。1956年，宁蒗民贸网点扩充到23个。1957年，碧江民贸网点由上年的7个增加到37个，维西建立贸易小组5个、门市6个。这一时期，民贸工作的重点是逐步限制和改造私商。随着民贸机构的扩大，原来由土司、头人、寺庙和从内地去的外商经营的商品交换活动逐步消失，国营贸易全面占领市场，在公平交易中，各少数民族开始享受到社会主义商业贸易带来的益处。
从1950年到1964年，专区建立的民贸机构，已达支公司1个、县公司13个、中心商店43个、购销店132个，有职工1405人，占总人口的0.29%。
建国初期民族贸易的经营
建国初期，丽江专区民族贸易的经营，主要集中在促进物资交流、满足群众生产生活所需方面。各级民贸机构一方面通过组织农副产品收购，增加少数民族收入；另一方面，组织商品供应，为群众购买生产生活所需提供便利。为改变解放前本地土特产品难以运出、外地工业品难以运入、当地头人和外商盘剥等状况，各国营商业机构对民族地区的商品供销，采取“不赚不赔，有赚有赔，以赚补赔”的原则，对部分商品进行价格补贴，收购农副产品则实行最低保护价，致力提高群众收入。
组织农副产品收购。根据中央和全国民族贸易会议有关精神，对国家需要的一、二类农副产品，按统购派购政策，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的方式进行，兼顾国家、集体和农牧民三方利益。为缩小解放前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交换的巨大剪刀差，专区各民贸机构在低价售卖工业品的同时，数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价格与价值基本上接近。例如，从1950年到1965年，贝母每市斤收购价由3.4元提高到11.8元，提高了3.5倍；麝香每市斤从12元提高到48元，提高了4倍；黄连每市斤由0.87元提高到5.15元，提高了5.9倍。收购初期，由于受工作人员缺乏经验、政策宣传少、群众还未对党建立起足够的信任等因素影响，收购总额和品种都不多。1953年，专区收购的农副产品价值仅52万元。但通过商业人员走村串寨的宣传和收购，1954年，收购总额达164.9万元。1953年到1963年间，民贸机构收购的农副产品总值达558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24元，年人均收入11.3元。群众在歌中唱到：“开采歌声四起，万宝滚滚下山，满山果木药材，家家副业增收。”
组织商品供应。50年代初，专区各民贸机构通过举办经常性的物资交流会，积极组织食盐、茶叶、火柴、禽蛋等生活必须品供应。1951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国营贸易公司组织百余小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物资交流工作。”自1955年起，开始在各县售卖牙膏、水壶、毛巾、袜子等日用品，墨盒、钢笔、铅笔等文体用品。兰坪县民贸公司的供应品种，由1953年的1011种扩大到1963年的4081种。到60年代初，少数民族原来连见都见不到的电筒、水笔、打火机、球鞋等小百货，几乎家家都能见得到、用得上。民贸公司组织的商品供应，还使棉布代替了麻布，陶瓷和搪瓷器皿代替了木碗木盆，铁农具代替了木锄、木棒，少数民族同胞穿麻布、打赤脚的贫困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56年4月27日的《人民日报》载：“云南省怒江西岸各族人民结束了刀耕火种的历史，首次使用新式农具。”在民贸部门大量组织食盐供应、低价出售食盐后，专区食盐销售量逐年大幅提升，1961年达到顶峰，比1953年增长10.5倍，体现出少数民族对食盐的需求和对民贸部门食盐销售政策的支持。福贡县少数民族在民歌中唱到：“腾冲的刀子这里有，兰坪的盐巴吃不完，要啥有啥最方便。”
组织特需商品供应。特需商品，是对各种适应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特殊需要的商品的统称，是民族贸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不同的生活环境与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影响，各少数民族同胞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汉族有较大差异，各民族之间也有差别。这些差异，反映在经济生活中便表现为不同民族对不同商品的特殊需求。1955年以后，民贸部门开始组织供应民族特需商品，品种丰富，方式多样，深受群众喜爱。1956年3月，商业部召开少数民族特殊需要商品座谈会，要求民族聚居地区的贸易公司设立少数民族特需商品门市部或专柜。同年7月，商业部下达《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需要商品目录》，该目录按商品性质和用途，划分为绸缎、家用器具、珍宝飞器等9大类1157种。为满足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专区各民贸机构积极按需供应民族特需商品，品种涵盖生产工具、布料、服饰、装饰品、炊具、饮食等各方面，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特需商品经营。1955年，经营的特需商品只有128种，1963年达850种，翻了6.6倍。尤值一提的是，1955年至1963年间，专区共售出缝衣机259台。
专区民贸部门组织供应特需商品的原则，首先是按需供应。宁蒗县无论是在供应饮食类特需商品茶叶和酒，还是供应特需用布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按需供应的原则。其次是采取就地生产与内地支援相结合的方针。1955年，当地生产的特需商品只有92种，翌年增加到110种；1963年达250种、产值达66.8万元。截止1964年底，就地组织起来生产特需商品的手工业工人达488人，其中皮业、针纺织、铜铁五金工人，分别达130人、308人和 50人。第三是在组织供应特需商品方面各有特色。寧蒗根据“三就”（就地取材、加工、出售）原则，配合有关部门，发展当地传统手工业，制造小铁农具、银饰品、铜锣锅、靴子、披毯、石头烟锅、白酒、土罐等，除少部分因原料关系产量较少外，绝大部分商品已基本能满足自身的需要。福贡的傈僳族同胞，原来做一套简单的粗麻衣服需要100多个劳动日，完全满足不了日常所需。为解决这一难题，县贸易公司在组织供应棉布的同时，还专门组织生产了傈僳族花布10万公尺，并且在当地进行各种式样的服装加工，一套成品售价仅为7元。这种民族服饰美观又耐用，免去了自织自制的麻烦，深受傈僳族同胞的欢迎。 党对少数民族贸易干部的培养
鉴于少数民族对能讲民族语言、文化心态相近的当地人所具有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加之，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能更好地把党的政策传达给群众，把基层群众的意见和需要反馈给政府，1951年8月，贸易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陈云副总理在会上指出：“贸易工作是民族工作重要的一环，民族贸易工作者就是民族政策的执行者。”这次会议明确了各地应根据需要，建立少数民族贸易的专营机构，或设专管干部，同时积极培养与训练少数民族贸易干部。
丽江专区民贸机构从建立伊始，就大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担任商业人员和管理干部。但由于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较低、工作能力不强，各县公司在培养人才上付出了巨大努力。维西县民贸干部中有文盲12人，县公司采取实际工作与业务学习相结合的做法，做什么、学什么，跟班劳动、跟班学习。至1964年，这批干部已达高小水平，能单独开展工作。
德钦县的商业人员，基本是在平叛和土改中涌现出来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文化水平低，基本无法胜任工作。县公司采取轮训方法，分批进行文化教育；同时，鼓励老手带新手、师徒互帮，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业务水平。至1958年，能单独工作、记账、管理商品的干部达87名。兰坪县公司则采取外来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互帮互学、上夜校等方法，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业务和汉语水平；外来干部也从中了解到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从而更加贴近群众，更利于工作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本地和外来的民贸干部，还走上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
把一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培养成具有一定业务水平、能独立工作的商业干部，一般需要6年。在这期间，国家要负担培养费、交通费，还要支付工资，培养成本很高，但党和政府始终不遗余力。而少数民族商业干部在民贸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同样可圈可点。
由于专区所属各县交通闭塞，区以下的民贸工作，基本靠公司人员人背马驮送货下乡、走村串寨收购农副产品。因此，商业人员便成了党和少数民族同胞之间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如，由于公路不通，1958年以前，泸水县的物资运送全靠人背马驮，从县城到边远区，往返一次需要12天，民贸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才保证了群众的物资供应。怒江六库商店的41名职工，一直坚持用背篓送货上山。仅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9月，就背货上山134人次，给山区群众送去1.42万元的生产生活用品，收购1.6万元的农副土特产品。
民贸公司还依据各县、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派干部教授少数民族生产技术。如，中甸县大中甸区四村购销店干部，送货下乡时带上药材三分三样品，向群众耐心讲解规格、质量、加工技术和收购价格，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集体副业收入。又如，宁蒗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由于受土司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利用湖泊资源。1956年，县公司到永胜请来师傅，教群众喂鱼和捕鱼，至1964年，湖岸建立渔业生产合作社2个，社员30人，年捕鱼10.5万斤，产值2.1万元，除供应当地外，还运往各地销售。群众在歌中唱到：“共产党的光芒啊，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您照亮了摩梭人的心；毛主席的光辉啊，没有照不到的角落，您温暖了摩梭人的心；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泸沽湖是我们的幸福湖。”这首民歌，由衷地表达了少数民族同胞对民贸工作的好评，对党和政府的拥戴；建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历史贡献，已跃然纸上、清晰可见。
通过全体民贸工作者不辞辛苦、不畏艰险的努力，实实在在将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民贸政策深入人心，促进了生产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普及了汉族文化，加强了民族团结，使少数民族同胞逐步建立起对党的信任，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边疆地区站住了脚。民族贸易工作，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和文化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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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十年民贸工作总结报告》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4.档案.
[3]《中甸县民族贸易公司十年工作总结》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4.档案.
[4]《碧江县民贸公司解放以来民贸工作总结初稿》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4.档案.
[5]《泸水县民贸公司十三年来民贸工作总结》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4.档案.
[6]《维西县商业局关于解放以来民族贸易工作情况的总结报告》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4.档案.
[7]《德钦县贸易公司十年工作总结》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4.档案.
[8]《兰坪县民贸公司解放以来商业工作总结》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4.档案.
[9]《关于民族特需用纱加工的民族特需商品一律免收布票的通知》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24.档案.
[10]《云南省贸易总公司丽江专区分公司五月份工作总结》全案号11目录号01案卷号2 柜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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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丽江专区商业局1965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62.档案.
[13]《民贸工作简报第一期》全案号35目录号1案卷号42.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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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56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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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蒗彝族自治县委员会编.《宁蒗文史资料·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0.
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叫《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电影，展示了党和政府组织马帮跋山涉水，为云南边境线上的苗寨和哈尼族村寨运送盐、茶、布料等物资的情景。贸易队员的到来，打破了少数民族村寨“盐巴比金子还贵”的现状。党的民族贸易政策，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热烈欢迎；贸易队员，被称作“毛主席派来的人”。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组织进行的民族贸易工作，遍布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各村寨都留下了民贸队员的足迹，各少数民族都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云南考察时指出：“云南应努力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随着示范区建设的开展，系统梳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贸易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对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大美小康丽江提供典型的研究个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解放前的民族贸易情况
解放前，云南除汉族居住地区生产生活水平较高、商品交换较频繁外，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处于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小农经济阶段，农业与手工业尚未分离，剩余商品很少。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山多田少、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物资运输主要依靠人背马驮，因此，商品交换很不发达。1950年以前，丽江专区下辖各县的商业，大都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各县的商品交换又各有特点。
贡山县位于高山峡谷区，东西窄，南北长，气候类型大体分为江边湿热、半山温和、高山严寒3类。受特殊地形和气候影响，贡山山货药材繁多，土特产品丰富，高寒山区盛产贝母、黄连和兽皮，湿热和半山区种植亚热带经济茶叶、花生等作物。由于产品丰富，物物交换的规模和数量较大，交换品种较多，有食盐、茶叶、小铁农具、土布、粮食、铁三角、砍刀、针线、火柴、珠子等10余种 。加之，因其邻近缅甸，在当地头人和外商控制下的边民小额贸易也偶有发生。但由于经济结构简单、交通不便、商品交换的剥削性强等原因，贡山一直未形成定期交易集市。碧江县地处中缅边境，情况和贡山类似。
宁蒗、维西、福贡和兰坪县，由于受高寒冷凉山区地理环境限制，农业生产仍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农业产量极低，剩余产品极少，缺乏定期进行集市贸易的物质基础。唯一的商贸活动，是通过内地行商串乡偶尔进行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多被内地去的外商所垄断，他们用少量的工业品换取少数民族大量的农产品。以物易物的通常比例是：1件土布换1头黄牛，1颗针换3个鸡蛋，1口铁锅换1锅黄连，1斤盐换1斤贝母，等等。交换价值大约是1：100，比例严重失衡。藏族地区的商贸，多半由土司和寺庙所垄断，他们把商贸和高利贷结合起来，每年冬季向农奴发放各种日用品，到秋季再向农奴索回成倍的农产品，使农奴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窘迫。
总体而言，新中国建立前，丽江专区下辖13个县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不发达，仅有的少许商贸活动，主要是经营各县土司和头人的奢侈用品；人民日常必需的盐、茶叶及部分棉布，虽偶有交换和售卖，但交换价值严重不等价，带有很强的掠夺色彩。
建国初期民族贸易机构的建立
1949年7月1日，丽江解放。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状况、消除民族隔阂，党和政府从民族贸易入手，开始在专区各县摸索筹建民族贸易机构。
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昌都后进驻德钦，面临着藏区农奴主、土司和喇嘛对新政权的武装挑战，同时急需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等问题。为改善民族关系，获得藏族同胞的支持与信任，德钦的商贸工作很快以随军贸易的方式开展，同年底成立县公司，并在县城设立门市部1个。中甸县个别头人由于受国民党特务的挑唆，对党的民族政策有疑虑，拒绝同人民政府合作。作为敏感地带，藏族地区的民贸工作，按照“政权未建，贸易先行”的方针开展。工作组排除重重困难，于1951年成立县民贸公司和贸易小组各1个。同年，维西县将1950年建立的民贸办事处扩大为县民贸公司，下設门市部2个、贸易小组4个。
1950年12月10日，贸易部召开的各大区贸易部长及各专业公司经理联席会议确定，要在边远地区酌设一揽子性质的贸易公司。而丽江专区的民贸支公司，早在此次会议之前就已建立。当年5月，省政府派8名干部到丽江筹建民贸支公司，在主要乡镇建立购销、贸易小组。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载：“西南贸易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茶叶、羊毛、麝香、硼砂等民族贸易工作。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地国营贸易公司，分别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贸易机构，繁荣民族经济。”
与藏区3县比，怒江地区的碧江、贡山、福贡、泸水和兰坪5县的民贸工作起步晚，机构建立耗时长。1950年春，党从内地派遣边防部队和干部，到碧江开展工作。翌年5月，碧江县民贸公司成立，使这个历史上几乎没有商业的县份首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成为怒江地区第一个成立民贸公司的县。1951年，贡山、泸水成立贸易小组，兰坪成立办事处，3个县的民贸工作开始起步。1952年，贡山增设办事处1个，福贡始设办事处。1953年，兰坪将1951年建立的办事处改为县民贸公司，设门市部1个、贸易小组4个。同年，泸水成立县公司，贡山成立贸易商店4个。1954年，贡山、福贡成立民贸公司，标志着怒江地区5县民贸系统建成。
1950年，宁蒗县在永宁、凉山办事处建立贸易小组2个，4年后才成立县贸易公司。在无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丽江专区民族贸易机构在摸索中建立并趋于完善。1953年1月30日新华社新闻稿载：“云南省少数民族聚居的普洱、保山、丽江、蒙自、文山5个专区，建立了100多个民族贸易机构，收购当地土特产，供应少数民族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到1954年，专区所辖各县都成立了涵盖县、区、乡、村4级的县贸易公司。 从1954年底起，专区民贸工作机构和规模迅速扩大。1955年，福贡建立中心商店3个、购销小组8个、转运站2个。1956年，宁蒗民贸网点扩充到23个。1957年，碧江民贸网点由上年的7个增加到37个，维西建立贸易小组5个、门市6个。这一时期，民贸工作的重点是逐步限制和改造私商。随着民贸机构的扩大，原来由土司、头人、寺庙和从内地去的外商经营的商品交换活动逐步消失，国营贸易全面占领市场，在公平交易中，各少数民族开始享受到社会主义商业贸易带来的益处。
从1950年到1964年，专区建立的民贸机构，已达支公司1个、县公司13个、中心商店43个、购销店132个，有职工1405人，占总人口的0.29%。
建国初期民族贸易的经营
建国初期，丽江专区民族贸易的经营，主要集中在促进物资交流、满足群众生产生活所需方面。各级民贸机构一方面通过组织农副产品收购，增加少数民族收入；另一方面，组织商品供应，为群众购买生产生活所需提供便利。为改变解放前本地土特产品难以运出、外地工业品难以运入、当地头人和外商盘剥等状况，各国营商业机构对民族地区的商品供销，采取“不赚不赔，有赚有赔，以赚补赔”的原则，对部分商品进行价格补贴，收购农副产品则实行最低保护价，致力提高群众收入。
组织农副产品收购。根据中央和全国民族贸易会议有关精神，对国家需要的一、二类农副产品，按统购派购政策，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的方式进行，兼顾国家、集体和农牧民三方利益。为缩小解放前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交换的巨大剪刀差，专区各民贸机构在低价售卖工业品的同时，数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价格与价值基本上接近。例如，从1950年到1965年，贝母每市斤收购价由3.4元提高到11.8元，提高了3.5倍；麝香每市斤从12元提高到48元，提高了4倍；黄连每市斤由0.87元提高到5.15元，提高了5.9倍。收购初期，由于受工作人员缺乏经验、政策宣传少、群众还未对党建立起足够的信任等因素影响，收购总额和品种都不多。1953年，专区收购的农副产品价值仅52万元。但通过商业人员走村串寨的宣传和收购，1954年，收购总额达164.9万元。1953年到1963年间，民贸机构收购的农副产品总值达558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24元，年人均收入11.3元。群众在歌中唱到：“开采歌声四起，万宝滚滚下山，满山果木药材，家家副业增收。”
组织商品供应。50年代初，专区各民贸机构通过举办经常性的物资交流会，积极组织食盐、茶叶、火柴、禽蛋等生活必须品供应。1951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国营贸易公司组织百余小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物资交流工作。”自1955年起，开始在各县售卖牙膏、水壶、毛巾、袜子等日用品，墨盒、钢笔、铅笔等文体用品。兰坪县民贸公司的供应品种，由1953年的1011种扩大到1963年的4081种。到60年代初，少数民族原来连见都见不到的电筒、水笔、打火机、球鞋等小百货，几乎家家都能见得到、用得上。民贸公司组织的商品供应，还使棉布代替了麻布，陶瓷和搪瓷器皿代替了木碗木盆，铁农具代替了木锄、木棒，少数民族同胞穿麻布、打赤脚的贫困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56年4月27日的《人民日报》载：“云南省怒江西岸各族人民结束了刀耕火种的历史，首次使用新式农具。”在民贸部门大量组织食盐供应、低价出售食盐后，专区食盐销售量逐年大幅提升，1961年达到顶峰，比1953年增长10.5倍，体现出少数民族对食盐的需求和对民贸部门食盐销售政策的支持。福贡县少数民族在民歌中唱到：“腾冲的刀子这里有，兰坪的盐巴吃不完，要啥有啥最方便。”
组织特需商品供应。特需商品，是对各种适应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特殊需要的商品的统称，是民族贸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不同的生活环境与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影响，各少数民族同胞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汉族有较大差异，各民族之间也有差别。这些差异，反映在经济生活中便表现为不同民族对不同商品的特殊需求。1955年以后，民贸部门开始组织供应民族特需商品，品种丰富，方式多样，深受群众喜爱。1956年3月，商业部召开少数民族特殊需要商品座谈会，要求民族聚居地区的贸易公司设立少数民族特需商品门市部或专柜。同年7月，商业部下达《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需要商品目录》，该目录按商品性质和用途，划分为绸缎、家用器具、珍宝飞器等9大类1157种。为满足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专区各民贸机构积极按需供应民族特需商品，品种涵盖生产工具、布料、服饰、装饰品、炊具、饮食等各方面，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特需商品经营。1955年，经营的特需商品只有128种，1963年达850种，翻了6.6倍。尤值一提的是，1955年至1963年间，专区共售出缝衣机259台。
专区民贸部门组织供应特需商品的原则，首先是按需供应。宁蒗县无论是在供应饮食类特需商品茶叶和酒，还是供应特需用布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按需供应的原则。其次是采取就地生产与内地支援相结合的方针。1955年，当地生产的特需商品只有92种，翌年增加到110种；1963年达250种、产值达66.8万元。截止1964年底，就地组织起来生产特需商品的手工业工人达488人，其中皮业、针纺织、铜铁五金工人，分别达130人、308人和 50人。第三是在组织供应特需商品方面各有特色。寧蒗根据“三就”（就地取材、加工、出售）原则，配合有关部门，发展当地传统手工业，制造小铁农具、银饰品、铜锣锅、靴子、披毯、石头烟锅、白酒、土罐等，除少部分因原料关系产量较少外，绝大部分商品已基本能满足自身的需要。福贡的傈僳族同胞，原来做一套简单的粗麻衣服需要100多个劳动日，完全满足不了日常所需。为解决这一难题，县贸易公司在组织供应棉布的同时，还专门组织生产了傈僳族花布10万公尺，并且在当地进行各种式样的服装加工，一套成品售价仅为7元。这种民族服饰美观又耐用，免去了自织自制的麻烦，深受傈僳族同胞的欢迎。 党对少数民族贸易干部的培养
鉴于少数民族对能讲民族语言、文化心态相近的当地人所具有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加之，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能更好地把党的政策传达给群众，把基层群众的意见和需要反馈给政府，1951年8月，贸易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陈云副总理在会上指出：“贸易工作是民族工作重要的一环，民族贸易工作者就是民族政策的执行者。”这次会议明确了各地应根据需要，建立少数民族贸易的专营机构，或设专管干部，同时积极培养与训练少数民族贸易干部。
丽江专区民贸机构从建立伊始，就大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担任商业人员和管理干部。但由于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较低、工作能力不强，各县公司在培养人才上付出了巨大努力。维西县民贸干部中有文盲12人，县公司采取实际工作与业务学习相结合的做法，做什么、学什么，跟班劳动、跟班学习。至1964年，这批干部已达高小水平，能单独开展工作。
德钦县的商业人员，基本是在平叛和土改中涌现出来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文化水平低，基本无法胜任工作。县公司采取轮训方法，分批进行文化教育；同时，鼓励老手带新手、师徒互帮，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业务水平。至1958年，能单独工作、记账、管理商品的干部达87名。兰坪县公司则采取外来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互帮互学、上夜校等方法，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业务和汉语水平；外来干部也从中了解到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从而更加贴近群众，更利于工作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本地和外来的民贸干部，还走上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
把一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培养成具有一定业务水平、能独立工作的商业干部，一般需要6年。在这期间，国家要负担培养费、交通费，还要支付工资，培养成本很高，但党和政府始终不遗余力。而少数民族商业干部在民贸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同样可圈可点。
由于专区所属各县交通闭塞，区以下的民贸工作，基本靠公司人员人背马驮送货下乡、走村串寨收购农副产品。因此，商业人员便成了党和少数民族同胞之间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如，由于公路不通，1958年以前，泸水县的物资运送全靠人背马驮，从县城到边远区，往返一次需要12天，民贸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才保证了群众的物资供应。怒江六库商店的41名职工，一直坚持用背篓送货上山。仅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9月，就背货上山134人次，给山区群众送去1.42万元的生产生活用品，收购1.6万元的农副土特产品。
民贸公司还依据各县、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派干部教授少数民族生产技术。如，中甸县大中甸区四村购销店干部，送货下乡时带上药材三分三样品，向群众耐心讲解规格、质量、加工技术和收购价格，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集体副业收入。又如，宁蒗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由于受土司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利用湖泊资源。1956年，县公司到永胜请来师傅，教群众喂鱼和捕鱼，至1964年，湖岸建立渔业生产合作社2个，社员30人，年捕鱼10.5万斤，产值2.1万元，除供应当地外，还运往各地销售。群众在歌中唱到：“共产党的光芒啊，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您照亮了摩梭人的心；毛主席的光辉啊，没有照不到的角落，您温暖了摩梭人的心；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泸沽湖是我们的幸福湖。”这首民歌，由衷地表达了少数民族同胞对民贸工作的好评，对党和政府的拥戴；建国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历史贡献，已跃然纸上、清晰可见。
通过全体民贸工作者不辞辛苦、不畏艰险的努力，实实在在将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民贸政策深入人心，促进了生产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普及了汉族文化，加强了民族团结，使少数民族同胞逐步建立起对党的信任，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边疆地区站住了脚。民族贸易工作，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和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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