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王震率领10万官兵进军新疆，展开了轟轰烈烈的大生产与剿匪运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做好事”

　　1949年初，解放军挥师西进，新疆的解放指日可待。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定在新中国的建立上。会议期间，王震向毛泽东请缨：“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
　　王震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战将。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佃农家庭，早年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创建工作。抗战时期，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自力更生，开发南泥湾，成为一支独特的又战斗又生产的部队。南泥湾大生产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表扬，他为王震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并赞誉三五九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1944年11月，王震又率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执行中央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后因时局变化北返，于1946年9月返回延安，行程2.7万余里，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次长征”。
　　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来说，在进军新疆的战略上，能不用兵胜之是上策。毛泽东最后选定王震进疆，除其作风硬能打仗等开国将领共有的特征之外，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的特殊经历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已经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垦荒戍边的双重任务：新疆就是一个“大南泥湾”啊！
　　新疆远离内地，入疆不仅要长途跋涉，想要在那儿站稳脚跟也得靠自己。尤其是粮食问题，从内地大规模运粮过去显然不现实，只能靠部队自己解决。而王震率领的部队能长途奔袭，又能打硬仗，还能耕地种田，显然很合适。
　　就在王震请缨出征新疆后的一天晚上，西柏坡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京剧《红娘》，大家都去看戏了，王震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文件。不久，毛泽东走过来，问他为什么没去看戏，还说：“《红娘》这出戏很好，那位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做好事。”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提出解放新疆的方式，要以政治解决为主、军事解决为辅。特别是获悉帝国主义阴谋利用新疆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制造分裂的情况后，毛泽东要求加快解放新疆的进程，他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部队。”这可以说是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方针。王震对这一方针烂熟于心。

敲着地图动员，请来“老师”做工作

　　王震请命进疆获得批准，部队将士为自己能担当如此大任而欢欣鼓舞。可是，他们又切实地面临新的问题：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和平时期，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官兵，觉得过去忙于行军打仗，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现在胜利了，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进退及婚姻家庭问题了。
　　当时进疆大军已在嘉峪关外的玉门、安西、敦煌一线摆开。此地沙海茫茫，人烟稀少。一些消极悲观的情绪，便在指战员中蔓延。部队到达酒泉地区后，一些战士便好奇地向人打听新疆情况。那些暗藏的敌人，便乘机造谣惑众，把新疆描绘成妖魔地、鬼门关，说什么冬天小便会冻成“冰棍”，得拿棍子敲；出门走路只能露出两只眼睛，否则耳朵、鼻子冻得一摸就掉；夏天的戈壁滩上，太阳火辣辣，出门就晒成“鬼剃头”；风沙能刮得大石头遍地滚，刮得骆驼在空中打旋。
　　战士年轻容易轻信，连一些干部也受到影响。他们议论说：“我们部队在延安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备部队，王胡子是延安警备司令，现在党中央进了北平，我们驻北平作中央警卫部队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连西安也待不住，兰州也住不了，要去那些最远、最穷、最荒凉的地方。唉，跟着王胡子，一辈子吃了大苦，没好日子过。”
　　王震这个直性子哪听得了这些论调，气得拍桌子说：“这不行，这是涣散人心！”他左思右想，不得不亲自动手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不然根本无法进疆，就是进了疆也守不住，不打自垮。当然，办法还是老办法：先是找一些干部陆续谈话，说通了，就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
　　开会那天，王震事先叫人在毛主席像下挂了一幅巨大的旧中国地图。在会上，王震讲得很激动，将他一段时间以来，学习和思考的成果都端了出来：“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都能为祖国统一，不辞万里艰辛出师西域，难道我们当今的共产党人还不如他们吗？说路远，那时候他们只能骑马坐轿，我们今天还有汽车，苏联老大哥还要给我们派飞机来。他们都不怕路远、干渴，我们就怕吗？有那么一些人，怕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讨不到老婆，断子绝孙。我王震今天当着大家面保证，我绝不会让我们的部队里出一个和尚！”
　　讲到激动处，王震举起爬山用的木棍敲着那幅地图问道：“你们说，这地图是用什么绘成的？”台下的干部都瞪圆了眼睛，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一拍桌子，大声疾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烈用鲜血绘成的呀！”他指着地图的上方说：“老中国的地图就像我们常说的，像一片桑叶。1945年国民党和苏联谈判，国民党同意外蒙古独立了，这片桑叶去掉了一大块。你们看，这里就是从中国完整的地图上划走的一块。难道我们大家还愿意再从我们的版图上少了新疆这一块吗？那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我们勤劳勇敢的各族同胞，你们舍得吗？我是舍不得的！” 　　王震越说越激动：“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

　　台下顿时激昂地呼喊起来：“我们舍不得少了新疆！”“到新疆去！”“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全场立刻沸腾起来。等会场稍趋平静，王震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进驻新疆的任务。而后，他又针对部队里存在的某些混亂思想说：“你们告诉指战员同志们，不要听信敌人故意散布的那些谣言。我请来了历史学家，新疆的商人，还有跑遍了新疆的汽车司机和其他很多维吾尔族朋友，分给大家当老师。请他们给大家讲真正的新疆风土人情、地理、气候、生活方式和历史演变。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讲出来的才是真话。你们听了尽管提出问题，请他们回答，把部队思想上的疑问都解决掉，现在我们热烈欢迎老师们进来！”
　　在一阵掌声中，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领进一队人来。他们中有维吾尔族，有哈萨克族，有汉族，有老年人，有中年人，都被热烈的掌声弄得局促不安。王震扬扬手说：“各部队可以把老师们请去，召集指战员听他们讲课。”
　　散会后，各部队负责人都拥上来，争相邀请“老师”到各自部队去讲课。几天后，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对王震说：“你请来的那些老师还真管用，好多问题都解答了。现在各级党委和支部，都让战士们的请战书、决心书给埋了！”
　　毛泽东几次通过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发电报给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劝他们走和平起义之路。同时令正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直接由莫斯科前往新疆，敦促陶峙岳和包尔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这些努力，加快了新疆解放进程。1949年9月25日、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发布起义通电。9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王震率领一军团向新疆开进，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推出特殊政策，破格发展、任用少数民族党员干部

　　对于建设新新疆，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花费很大的精力，亲自发现和培养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同时，他还批准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入党。
　　王震有个想法，就是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入党后就可以参加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当委员。这是一个很有胆略的意见，报告中央后，很快得到了同意。
　　王震从伊犁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又提出，一些民族领袖人物有入党要求，要快点吸收，快点办手续。他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提出吸收的新党员，要在1949年底把手续办完。经过个别审查和两个正式党员的介绍，在1949年年底前，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第一批党员。中央新疆分局吸收了一些，南疆吸收了一些，迪化和伊犁也都吸收了一些。第一批共吸收了四五十个党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中的领袖人物，如包尔汉、赛福鼎及南疆的伊敏诺夫。他们入党以后，担任新疆分局的委员，参与了新疆分局的领导。
　　1949年12月底，新疆分局为赛福鼎等新入党的同志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王震亲自领着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并讲了话。他说：“新疆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立了包括伊宁、塔城、阿山三区的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一支由各民族子弟组成的强有力的民族军，并且成立了一个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新盟。伊、塔、阿三区现已成为在新疆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部分。民族军现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同志们入党以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要通过同志们加强对第五军的领导，使第五军成为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成为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下的军队，成为忠于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新盟现在拥有5万多盟员，它今后则是在党领导下的各民族人民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广泛组织，同志们入党以后，不但不要退出新盟，而且更要加强对它的领导。”这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在新疆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抓紧发展民族领袖人物入党的深远考虑。
　　自谓“既是送别旧时代的最后一个省主席，也是迎来新世纪的第一个省主席”的包尔汉，在回忆录中曾经记述他在入党宣誓时刻的激动心情：“中共中央分局成立后，我就找王震同志谈心，并通过他向党组织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党组织审查了我的政治历史与现实表现，经王震、徐立清同志的介绍，1949年12月31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未经候补期而成为正式党员，并且担任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务委员。从此以后，我的全部工作乃至整个生命，就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新疆没有地方共产党组织，特别是缺乏民族干部。怎么办？王震想来想去，还是老办法：自力更生，靠自己，靠进疆部队承担建党建政的重任。经他倡议，并经新疆分局讨论，决定驻疆部队采取“包干制”的形式，分别抽调干部，开展地方工作：驻防在哪个地方的部队，就对哪个地区的地方工作负完全责任。
　　1950年1月，新疆分局把全疆划为迪化、喀什、伊犁3个地区，以第二军党委为基础组建了（南疆）喀什区党委，由第六军组建了（北疆）迪化区党委，还从新疆军区抽调干部组建了伊犁区党委。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陆续组建了10个地委，80个县委和500多个县辖区委。在新疆分局统一安排下，从1950年初开始，各级党委和派往各地工作的中共党员，陆续发展了一批本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截至1951年4月，已发展了1057名党员，其中维吾尔族占45%。截至1952年底，全疆81个县（市）都建立了县（市）委，还在部分乡建立了党支部。
　　王震在迪化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号召派往地方去的指战员：“要把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带到地方，与兄弟民族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要记住，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派往地方上工作的干部战士，没有辜负王震的期望，与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受到兄弟民族真诚的信赖和爱戴。

对土匪，“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时局却错综复杂。国民党起义部队本来就鱼龙混杂，就在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后两三天，1949年9月28日，驻哈密的国民党官兵叛乱，四处抢劫烧杀，还抢走中央银行哈密分行库存的12箱金銀，以及从兰州银行运来的500多公斤黄金。随后，国民党部队驻鄯善、吐鲁番等地的一些官兵，也发生了残杀百姓、奸淫妇女的叛乱行为。1950年3月，已改编至王震麾下的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叛乱，这支部队原为国民党骑兵第五军，曾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嫡系王牌军。他们在迪化地区6个县市先后发动了7次武装叛乱，与新疆当地的一个土匪头子乌斯满遥相呼应，与境外势力相互勾结。
　　面对叛军、惯匪、特务、境外势力相互勾结的嚣张气焰，王震果断决定派兵围剿。对骑兵第七师的叛乱，王震让第十七师的政委袁学凯率军平叛，叛军很快被歼灭，其头目被击毙。对乌斯满势力，则组建了剿匪指挥部，王震任总指挥，同时还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第六军军长罗元发任总指挥。王震的策略是，对这些土匪，能争取的要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则“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然而，乌斯满熟悉地形，适应沙漠荒原气候，且善于骑射，不需要后勤供应，这部分残匪比国民党军还难对付。王震命剿匪部队兵分4路，日夜兼程进逼乌斯满的老巢红柳峡。红柳峡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夜里气温能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乌斯满对匪徒吹嘘：“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解放军害怕我们，不敢打了。凭我们熟练的骑术，精准的枪法，一定要和他们见个高低。”没想到，1950年4月15日早晨，解放军冒着风雪，突然杀入红柳峡。乌斯满仓皇逃走，被他胁迫来的哈萨克牧民，也丢下牲畜逃跑了。
　　此时，王震执行了争取人心的政策。他命令部队，缴获的畜群一律不没收，要物归原主，被乌斯满胁迫的牧民回来后也一概不予追究，还要允许他们保留猎枪。这些政策，使得哈萨克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渐渐明白：解放军不是乌斯满说的那样。他们陆续回来，四处流窜的乌斯满被彻底孤立了。
　　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安西一带的乌斯满等少数残匪，经驻新疆、甘肃部队联合清剿，于11月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乌斯满于1951年2月在甘肃被捕获。4月29日，迪化各族各界群众8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审判乌斯满的叛乱罪行，乌斯满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