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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民间借贷都是中国经济的参与者，它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间接金融体系，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在其中扮演着资金掮客的角色，他们跟做实业的企业家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同时也被认为是经济中的危险因素。
放高利贷的人
江西商人李鸣的放贷经历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
他此次来北京，要会见一个刚被保释出来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债务人，“一个身家千万的诈骗罪嫌疑人”。
在北京东南四环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李鸣兴致盎然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商历程：起点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不过时间到了2008年之后，用他的话说，已经“纯粹在做民间借贷了”。
“我以前从来没让人写过借条，”李鸣转身找出一摞写着字的白纸，这是一天前他刚要求朋友写下的欠条和借条，粗大乌黑的字迹全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借条是本金，欠条是累计下来的利息”。这些都是拖了两三年的旧账。
写下这些借条、欠条的刘方最近倒了霉，因为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他用信用卡套现还贷，以诈骗罪被捕，不久前刚被放出来。李鸣不知道，自己几年前借给刘方的几十万元究竟什么时候能收回，因此他头一回让对方留下了字据。
不过，对于刘方这位不走运的朋友加老乡，李鸣丝毫没有紧紧相逼的意思。
今年48岁的李鸣出生于江西省某个贫困的革命老区，说话时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与他们这一代的许多生意人一样，外出经商，老乡之间的抱团必不可少。但当记者提及赣商抱团时，他马上纠正：“江西人就是还不够抱团，远远比不过温州人、福建人。”
李鸣把钱借给的多是像刘方这样的熟人，有时候则是“熟人的熟人”，熟到借钱不需立任何字据。至于人们具体拿钱去做些什么，有时候知道，有时候未必知道。
“我只做短期的。”李鸣的意思是，只借给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人，这样能快速收回本金和利息。不过这样的生意也往往不那么轻松遂愿，比如刘方的这笔“呆账”，再比如一年前一笔数额更大的借款，债务人也没有履行三个月还款的承诺，拖欠至今。
这才是让李鸣最头疼的。再过两周，自己一年前从银行贷的400万元就要到期，这笔钱当初借给了一个在江西老家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处理完北京这边的事后，李鸣须得再回老家追回这笔更紧要的款项。
根据这番追款可能的结果，李鸣做了三手准备：最理想的，是迫使对方从别处借钱还自己的债，这样的话，“今年的难关就算过去了”；第二种情况，是拿对方没办法，自己找亲戚朋友借钱还给银行；第三种，则是从亲戚朋友处也借不到钱，只能找民间中介机构去借。这种情况的成本最高，“一个月至少6分的利息”。
从企业家到职业债主
李鸣初中毕业后，干过最久的营生是开拖拉机。家中兄弟在老家靠木材生意发家后，上世纪90年代初纷纷去了广东珠海。李鸣也跟着南下，在珠海给兄弟的工厂打工，后来则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开过电子厂、绣花厂，卖过跳舞毯、游戏机，做过钢材贸易。虽然早已不做钢贸，但他名片上的头衔仍是某钢贸公司的负责人。
在李鸣这样的生意人还没有“玩金融”的时候，中国商品经济还处于最具原始生机的时期，四处是致富的商机。李鸣刚到珠海时，拉一根线开间公用电话亭就有极其不错的收入，后来也曾差一点就靠卖跳舞毯大赚一笔。
李鸣兴高采烈地谈起自己当年是国内第一个生产跳舞毯的厂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跳舞毯从日本传到香港，李鸣去香港旅游时买回了几块，然后找到技术人员开发、仿制，推出国产跳舞毯。跳舞毯迅速流行，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市场都向李鸣要货，最多时账上共收到了几百万元定金。
但由于技术不到位，李鸣卖出的跳舞毯纷纷出现质量问题，被退回要求返工。加上他的小工厂生产能力不足，最终无法实现大量的供货，最后只能退回几百万元的定金。
李鸣做过的生意，似乎都没有让他在财富的阶梯上更上一级。他有些尴尬地称自己是“不成功的”，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太守规矩”。比如做钢贸生意的时候，从不短斤缺两，而在业内，用不足长的钢材充当标准长度的钢材，以增加利润，是“惯用的伎俩”。
人们须“靠不守规矩才好赚钱”，这是李鸣多年来总结出的经商哲学。
他的怨言和批判，也指向了金融体系：“钢贸行业就是被银行、被担保公司搞死的，形势好的时候追着我们贷款，说得不好听，是教唆我们作假，不管对方有没有还贷的能力。”
李鸣的怨言也是近几年钢贸商和银行关系恶化的侧面一一银行将违约的钢贸商告上法庭，钢贸商则指责银行收紧贷款不给企业喘息时间，资金链才会断裂。
2008年以后，对钢贸企业而言，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企业单靠钢材生意无法继续高杠杆融资发展；而在全球次贷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让银行开始“大跃进式”放贷，钢贸企业享受到更宽松的融资环境。
“整个行业里里外外抱团，向银行贷款。”李鸣如是概括。事实上，所谓抱团，是钢贸圈盛行的联保互保、动产质押和担保机构担保的融资方式。抱团的企业可以互助增信。除了联保，不少钢贸市场主也自设担保公司，为市场内的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抱团之下，其中一个钢贸商出现资金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钢贸商集体凑钱来填补缺口。
抱团虽有优势，却常常人情大过理性。李鸣深知其中之苦，“有时借钱给熟人，收不回的可能性反而大”。
钢贸商从银行贷来的钱往往去做其他的投资，比如房地产。近几年一再被媒体以“行业危机”、从业者“跑路”、“自杀”为噱头进行报道的钢贸业，已经更像一個抱团玩金融的行业，业内一些大企业也早已“多元化”发展，主要利润来源也非钢材贸易。
李鸣承认，自己的亲戚所在的一家行业内规模不小的钢贸企业，早已投资参股了银行、担保机构、水电站等行业，这家企业几年前曾借了5000万元给河北廊坊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但至今分文未收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钢铁物流专委会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称，“自2012年钢贸危机发生以来，全国的钢贸商数量已经从20万家缩减至10万家左右”。在这10万家里，很可能包括不少李鸣所在的这类名存实亡的钢贸企业。
钱的价格与成本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借钱给别人，都不知道要收利息。”李鸣这样描述自己一度对财务运作的无知。如今，在跟记者的聊天中，他一再重复的是“没有什么比玩钱更赚钱”。
李鸣眼下要到期的400万元贷款，是他用一位律师朋友的房子做抵押从银行借的。银行贷给他的利率是7%左右，他再贷出去是“三分息”，换算成年利率便是36%。
不过细账算下来，利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高。比如虽然律师朋友是无偿把房子借给自己抵押，但一年里花在对方家人身上的送礼等人情支出，也有30多万元；如果不能及时收回这400万元，自己去借高利贷还银行，又是一项不小的支出……
400万元的大部分借给了在老家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后者正在操作一个别墅项目。对此，李鸣也做了最坏又乐观的打算：“大不了他拿几套房子给我抵债，我自己在老家确实也需要一套别墅。而当地我也认识不少朋友，可以帮他卖出几套。”
李鸣严格意义上的“家”在湖南，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湖南一个小城当公务员。而李鸣在北京的居所，则像极了一个临时歇脚的地方。他告诉记者，在京郊某处，他有一套自己名下的房子，也是此前别人用来抵债的，自己未曾看过一眼，连具体地址也说不上来。
而前述李鸣朋友在江西老家的别墅项目，现在“还是一块空地”。那位朋友当初找李鸣借钱，据说是为了还银行利息。
李鸣约定在银行贷款到期日的5天前回江西与对方谈判。身为债主，李鸣的地位看起来并不强势，他的谈判筹码是，如果对方将本息都还上，自己这笔银行贷款还清后，再贷出的400万元，“自然要继续借给他”。李鸣已提前咨询了银行，得知贷款还清两天之后，同一抵押物便能再次放贷。
“放高利贷，不是人们以为的坐着就能收钱。”李鸣说。
旧资本和新商业
在李鸣对银行的抱怨中，也包括商业银行缺乏管理、不负责任的放贷方式。比如这些银行并不太关心贷款的用途和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只要到期能还上本息，就能“还旧借新”。企业往往在这个时候想方设法借钱还贷，对那些已经有问题的企业来说，这等于风险会越积越大。而李鸣的放贷生意，看起来也在复制这种“还旧借新”的规矩。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经营良好但是现金流与还贷期限不匹配的企业，不得不让钱“从账上走一遍”。比如为了凑足本息去借高利贷，大大增加了经营成本。李鸣告知，由于银行“还款不灵活”，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任何一筆贷款，最终实际产生的资金成本要比银行利息高得多。
对银行的这种指责显得有失偏颇。企业过度依赖资金杠杆，以及由此付出的高额融资成本，责任终归在自己。
谈到钢贸行业的金融危机时，记者问：“银行不放贷了怎么办？”李鸣的回答是“利益已经绑架在一起了，银行不继续贷我们就不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李鸣和他的债务人之间关系的概括。
李鸣最近考察了一些P2P借贷平台，他承认，去网络借贷平台投资，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虽然相比当下自己从事的高利贷，大多数网络平台的利率低了不少，但是“轻松，不用自己去追款”。同时，他又强调这些平台本质上跟民间借贷没有区别，网络并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不过多年的放贷经历让他深知，利率越高，风险越大。
李鸣有更大的商业蓝图。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民间借贷，能运作的仍然只是小规模的资金，缺乏更大的“平台”。他正在琢磨一种“能够让人把钱借给你，以后又不用还钱、还能持续不断赚他们的钱”的商业模式，比如，某种通过认购床位来集资的养老社区。
“年轻人的创业项目”也吸引了李鸣。事实上，像钢贸业这种传统行业的资本也开始盯上了新的商业计划。李鸣随口也能谈起风险投资的运作：“就算20个项目，每个投50万，其中有一个成功，投资就成功了。”
说到这里，他不忘补充，做这些要靠“书读得多的人”，自己已经不太能跟得上时代。比如，“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视，而且最爱看抗日剧”。
李鸣还是要面对更多的新事物：他的小女儿刚出生，尽管才几个月，但李鸣已经开始筹划给她安排一间单独的书房。他还要给下一代提供良好的生活、教育条件。这也意味着，他需要购置更大的住宅。
在计算每一笔资金运作的收益的时候，李鸣也不忘计算自己每年的开支一一随着小女儿的出生，他未来的支出也会越来越大。这或许就是经济长盛不衰的秘诀。
放高利贷的人
江西商人李鸣的放贷经历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
他此次来北京，要会见一个刚被保释出来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债务人，“一个身家千万的诈骗罪嫌疑人”。
在北京东南四环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李鸣兴致盎然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商历程：起点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不过时间到了2008年之后，用他的话说，已经“纯粹在做民间借贷了”。
“我以前从来没让人写过借条，”李鸣转身找出一摞写着字的白纸，这是一天前他刚要求朋友写下的欠条和借条，粗大乌黑的字迹全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借条是本金，欠条是累计下来的利息”。这些都是拖了两三年的旧账。
写下这些借条、欠条的刘方最近倒了霉，因为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他用信用卡套现还贷，以诈骗罪被捕，不久前刚被放出来。李鸣不知道，自己几年前借给刘方的几十万元究竟什么时候能收回，因此他头一回让对方留下了字据。
不过，对于刘方这位不走运的朋友加老乡，李鸣丝毫没有紧紧相逼的意思。
今年48岁的李鸣出生于江西省某个贫困的革命老区，说话时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与他们这一代的许多生意人一样，外出经商，老乡之间的抱团必不可少。但当记者提及赣商抱团时，他马上纠正：“江西人就是还不够抱团，远远比不过温州人、福建人。”
李鸣把钱借给的多是像刘方这样的熟人，有时候则是“熟人的熟人”，熟到借钱不需立任何字据。至于人们具体拿钱去做些什么，有时候知道，有时候未必知道。
“我只做短期的。”李鸣的意思是，只借给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人，这样能快速收回本金和利息。不过这样的生意也往往不那么轻松遂愿，比如刘方的这笔“呆账”，再比如一年前一笔数额更大的借款，债务人也没有履行三个月还款的承诺，拖欠至今。
这才是让李鸣最头疼的。再过两周，自己一年前从银行贷的400万元就要到期，这笔钱当初借给了一个在江西老家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处理完北京这边的事后，李鸣须得再回老家追回这笔更紧要的款项。
根据这番追款可能的结果，李鸣做了三手准备：最理想的，是迫使对方从别处借钱还自己的债，这样的话，“今年的难关就算过去了”；第二种情况，是拿对方没办法，自己找亲戚朋友借钱还给银行；第三种，则是从亲戚朋友处也借不到钱，只能找民间中介机构去借。这种情况的成本最高，“一个月至少6分的利息”。
从企业家到职业债主
李鸣初中毕业后，干过最久的营生是开拖拉机。家中兄弟在老家靠木材生意发家后，上世纪90年代初纷纷去了广东珠海。李鸣也跟着南下，在珠海给兄弟的工厂打工，后来则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开过电子厂、绣花厂，卖过跳舞毯、游戏机，做过钢材贸易。虽然早已不做钢贸，但他名片上的头衔仍是某钢贸公司的负责人。
在李鸣这样的生意人还没有“玩金融”的时候，中国商品经济还处于最具原始生机的时期，四处是致富的商机。李鸣刚到珠海时，拉一根线开间公用电话亭就有极其不错的收入，后来也曾差一点就靠卖跳舞毯大赚一笔。
李鸣兴高采烈地谈起自己当年是国内第一个生产跳舞毯的厂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跳舞毯从日本传到香港，李鸣去香港旅游时买回了几块，然后找到技术人员开发、仿制，推出国产跳舞毯。跳舞毯迅速流行，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市场都向李鸣要货，最多时账上共收到了几百万元定金。
但由于技术不到位，李鸣卖出的跳舞毯纷纷出现质量问题，被退回要求返工。加上他的小工厂生产能力不足，最终无法实现大量的供货，最后只能退回几百万元的定金。
李鸣做过的生意，似乎都没有让他在财富的阶梯上更上一级。他有些尴尬地称自己是“不成功的”，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太守规矩”。比如做钢贸生意的时候，从不短斤缺两，而在业内，用不足长的钢材充当标准长度的钢材，以增加利润，是“惯用的伎俩”。
人们须“靠不守规矩才好赚钱”，这是李鸣多年来总结出的经商哲学。
他的怨言和批判，也指向了金融体系：“钢贸行业就是被银行、被担保公司搞死的，形势好的时候追着我们贷款，说得不好听，是教唆我们作假，不管对方有没有还贷的能力。”
李鸣的怨言也是近几年钢贸商和银行关系恶化的侧面一一银行将违约的钢贸商告上法庭，钢贸商则指责银行收紧贷款不给企业喘息时间，资金链才会断裂。
2008年以后，对钢贸企业而言，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企业单靠钢材生意无法继续高杠杆融资发展；而在全球次贷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让银行开始“大跃进式”放贷，钢贸企业享受到更宽松的融资环境。
“整个行业里里外外抱团，向银行贷款。”李鸣如是概括。事实上，所谓抱团，是钢贸圈盛行的联保互保、动产质押和担保机构担保的融资方式。抱团的企业可以互助增信。除了联保，不少钢贸市场主也自设担保公司，为市场内的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抱团之下，其中一个钢贸商出现资金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钢贸商集体凑钱来填补缺口。
抱团虽有优势，却常常人情大过理性。李鸣深知其中之苦，“有时借钱给熟人，收不回的可能性反而大”。
钢贸商从银行贷来的钱往往去做其他的投资，比如房地产。近几年一再被媒体以“行业危机”、从业者“跑路”、“自杀”为噱头进行报道的钢贸业，已经更像一個抱团玩金融的行业，业内一些大企业也早已“多元化”发展，主要利润来源也非钢材贸易。
李鸣承认，自己的亲戚所在的一家行业内规模不小的钢贸企业，早已投资参股了银行、担保机构、水电站等行业，这家企业几年前曾借了5000万元给河北廊坊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但至今分文未收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钢铁物流专委会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称，“自2012年钢贸危机发生以来，全国的钢贸商数量已经从20万家缩减至10万家左右”。在这10万家里，很可能包括不少李鸣所在的这类名存实亡的钢贸企业。
钱的价格与成本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借钱给别人，都不知道要收利息。”李鸣这样描述自己一度对财务运作的无知。如今，在跟记者的聊天中，他一再重复的是“没有什么比玩钱更赚钱”。
李鸣眼下要到期的400万元贷款，是他用一位律师朋友的房子做抵押从银行借的。银行贷给他的利率是7%左右，他再贷出去是“三分息”，换算成年利率便是36%。
不过细账算下来，利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高。比如虽然律师朋友是无偿把房子借给自己抵押，但一年里花在对方家人身上的送礼等人情支出，也有30多万元；如果不能及时收回这400万元，自己去借高利贷还银行，又是一项不小的支出……
400万元的大部分借给了在老家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后者正在操作一个别墅项目。对此，李鸣也做了最坏又乐观的打算：“大不了他拿几套房子给我抵债，我自己在老家确实也需要一套别墅。而当地我也认识不少朋友，可以帮他卖出几套。”
李鸣严格意义上的“家”在湖南，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湖南一个小城当公务员。而李鸣在北京的居所，则像极了一个临时歇脚的地方。他告诉记者，在京郊某处，他有一套自己名下的房子，也是此前别人用来抵债的，自己未曾看过一眼，连具体地址也说不上来。
而前述李鸣朋友在江西老家的别墅项目，现在“还是一块空地”。那位朋友当初找李鸣借钱，据说是为了还银行利息。
李鸣约定在银行贷款到期日的5天前回江西与对方谈判。身为债主，李鸣的地位看起来并不强势，他的谈判筹码是，如果对方将本息都还上，自己这笔银行贷款还清后，再贷出的400万元，“自然要继续借给他”。李鸣已提前咨询了银行，得知贷款还清两天之后，同一抵押物便能再次放贷。
“放高利贷，不是人们以为的坐着就能收钱。”李鸣说。
旧资本和新商业
在李鸣对银行的抱怨中，也包括商业银行缺乏管理、不负责任的放贷方式。比如这些银行并不太关心贷款的用途和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只要到期能还上本息，就能“还旧借新”。企业往往在这个时候想方设法借钱还贷，对那些已经有问题的企业来说，这等于风险会越积越大。而李鸣的放贷生意，看起来也在复制这种“还旧借新”的规矩。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经营良好但是现金流与还贷期限不匹配的企业，不得不让钱“从账上走一遍”。比如为了凑足本息去借高利贷，大大增加了经营成本。李鸣告知，由于银行“还款不灵活”，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任何一筆贷款，最终实际产生的资金成本要比银行利息高得多。
对银行的这种指责显得有失偏颇。企业过度依赖资金杠杆，以及由此付出的高额融资成本，责任终归在自己。
谈到钢贸行业的金融危机时，记者问：“银行不放贷了怎么办？”李鸣的回答是“利益已经绑架在一起了，银行不继续贷我们就不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李鸣和他的债务人之间关系的概括。
李鸣最近考察了一些P2P借贷平台，他承认，去网络借贷平台投资，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虽然相比当下自己从事的高利贷，大多数网络平台的利率低了不少，但是“轻松，不用自己去追款”。同时，他又强调这些平台本质上跟民间借贷没有区别，网络并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不过多年的放贷经历让他深知，利率越高，风险越大。
李鸣有更大的商业蓝图。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民间借贷，能运作的仍然只是小规模的资金，缺乏更大的“平台”。他正在琢磨一种“能够让人把钱借给你，以后又不用还钱、还能持续不断赚他们的钱”的商业模式，比如，某种通过认购床位来集资的养老社区。
“年轻人的创业项目”也吸引了李鸣。事实上，像钢贸业这种传统行业的资本也开始盯上了新的商业计划。李鸣随口也能谈起风险投资的运作：“就算20个项目，每个投50万，其中有一个成功，投资就成功了。”
说到这里，他不忘补充，做这些要靠“书读得多的人”，自己已经不太能跟得上时代。比如，“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视，而且最爱看抗日剧”。
李鸣还是要面对更多的新事物：他的小女儿刚出生，尽管才几个月，但李鸣已经开始筹划给她安排一间单独的书房。他还要给下一代提供良好的生活、教育条件。这也意味着，他需要购置更大的住宅。
在计算每一笔资金运作的收益的时候，李鸣也不忘计算自己每年的开支一一随着小女儿的出生，他未来的支出也会越来越大。这或许就是经济长盛不衰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