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中共中央總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致口信。习近平表示，阿尔维总统专门致函祝贺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召开，充分体现了对中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习近平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就在8月20日，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在习主席向阿尔维总统致口信的同一天，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来华出席第二次中巴外长战略对话。这只是疫情暴发以来中巴两国愈加频繁互动的一例。中巴就国际抗疫合作、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维护多边主义以及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地区与国际重要问题持续向世界发出团结合作的明确信号，彰显疫情下两国关系的独特韧性。
　　变局中的巴基斯坦
　　毋庸讳言，当前巴基斯坦正面临多重困难的挑战。2月底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巴国内出现早期传播，3月下旬巴国内各地先后实施“封锁”，至6月中旬时，疫情在巴达到一个高峰。9月以后，巴疫情似乎已趋于平稳，但随着8月10日全面“解封”，“第二波”风险并未消除。再加之检测能力有限，巴疫情总态势还未“触底”，防控战未见决定性转折。
　　疫情暴发前，巴经济本已面临曲折。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援助，巴政府几乎采取“休克疗法”，以经济减速为代价，顶着低汇率、高通胀的压力，平抑国际收支及整顿财政。谁料疫情暴发，大幅抵消巴基斯坦此前在平抑赤字和积累外汇等方面取得的艰难进展，并进一步挤压巴本已不大的政策空间。根据巴政府6月发布的2019～2020财年经济调查报告，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跌至-0.38%，68年来首现收缩。面对货物与劳务出口市场收缩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叠加偿债负担以及民众因疫失业返贫现象，巴基斯坦是否还有足够“家底”和政策空间缓冲和调整，令观察者们感到忧虑。
　　与此同时，巴内政外交也陷困境。2019年，印度单方面改变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现状，巴却没能实现有成效的国际动员。如沙特阿拉伯就因顾及与印度经济关系而没能给出有力支持，激得巴方声称要另行召集伊斯兰国家开会，巴与沙特关系遇冷。美国正加快从阿富汗撤军，虽在推动阿富汗塔利班参加阿内部谈判方面对巴方有所诉求，但无意介入印巴关系及克什米尔问题。美反而联合印度借“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巴金融反恐工作发难，在克什米尔问题和阿富汗问题上对巴形成双线施压。与此同时，因巴基斯坦2018年大选争议引发的国内政治对立旷日持久，波及抗击疫情、编制预算、推进金融反恐立法等国家大政方方面面，对巴国家整体战略实施构成不小牵制。
　　当前巴基斯坦经历的困难，也与各国共同面对的历史性变局密切相关。巴基斯坦面临着后殖民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困境。不过，巴基斯坦的发展问题也有其特殊性：由于在地缘政治与战略上的特殊位置，巴长期受到世界大国的关注和扶持，从而形成对国际发展援助的路径依赖。近年来巴外交遭遇的困境显示，作为印巴关系矛盾核心的克什米尔问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正在下滑。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在南亚“抬印抑巴”总政策之下，巴对美战略重要性也在下滑。在沙特同伊朗、土耳其在中东博弈升级背景下，巴在伊斯兰世界中的传统地位同样出现下滑。随之而来的则是巴得到国际发展援助的持续缩减。而巴基斯坦以南亚穆斯林祖国为号召的建国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也面临着不断泛化、虚化的困境。这在巴外交上便体现为意志与决策、意愿与能力的倒挂，透支着巴的外交能力。
　　度尽劫波兄弟在
　　有学者分析，目前的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目标有三：一是抗衡印度，二是争取发展援助，三是确保区域性大国地位。在变局之中，巴方既格外担心被动卷入大国博弈，从而遭受“额外战略损失”;又深刻认识到大国博弈各方都高度重视印度的作用，这将对本国追求的首要外交目标构成严重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密切，两国在困难时期的守望互助更显珍贵。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巴方充分信任、支持中方采取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等一系列防控措施，未跟风“撤侨”，并在第一时间提供物资支援。3月16～17日，在中国全力争取疫情防控最终胜利的紧要关头，巴总统阿尔维访华，双方达成团结抗疫的广泛共识。疫情在巴暴发后，根据巴方需求，中方组织多批次物资和专家组向巴方提供支援。7月，两国成立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与尼伯尔、阿富汗召开中阿巴尼四国外长应对疫情视频会议。当前，双方正积极开展疫苗研发合作。与疫情防控同步，中巴两国推动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也有条不紊。在巴方协助下，中企坚守项目，不裁员、不停工，在建项目持续取得进展，巴铁路1号干线改造、拉沙卡伊特别经济区等重点项目取得突破。疫情期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逆势上扬，为后疫情时代两国深化产业、农业合作及卫生、教育等民生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今年起实施的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关税减让措施还将为巴方平抑贸易失衡、调整经济提供有力支持。
　　尽管受到一定冲击，巴基斯坦依然是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事实核国家。作为美国在冷战及“全球反恐战争”时期的重要盟友和沙特的特殊盟友，在国际与地区变局之中，巴方既有被动适应的必要过程，也有主动选择的作为空间。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巴是有着特殊友好情谊的好兄弟、好伙伴”，巴总理伊姆兰·汗则表示，“中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巴基斯坦经济的未来与中国相联”。中巴双方在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上、维护两国与国际地区共同的发展和安全利益上具有根本一致性。在国际抗疫合作中，两国共同抵制将疫情政治化、抗疫污名化的荒谬做法，树立团结抗疫的标杆，为地区合作抗疫和促进疫后复苏奠定基础。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双方相互支持。在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方面，两国共同反对地区霸权主义，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和地区互联互通枢纽，探索本地区命运共同体建设之道。在阿富汗及反恐问题上，中巴密切沟通并推进中阿巴三边合作机制，支持彼此依据自身国情制定并实施反恐战略，反对在国际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及“政治化”手段，认可各自反恐成效，共同参与国际反恐合作，为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及地区反恐合作注入“正能量”。
　　中巴关系可谓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其独特性和珍贵性正在于两国的互助合作不是“赎买”或“交换”。在中巴构建更紧密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这种外交实践是否正在对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斗争框架形成某种超越，进而对现代国际关系和国家理性中“义利观”实现重释和发展，可能更加值得期待。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