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上海小青工离不开弄堂口的厕屎坑
　　
　　写《上海男人》时,我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文革前上海的小青年绝大多数是有“思想问题”的。于是我就去寻找问题的根源。
　　上海曾经诞生过一系列反映上海新社会、号称“红色经典”的电影和戏剧,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海港》、《年轻一代》之类。它们的共同基调除了“红色经典”的意义之外,还有专属于上海的另类小调:都有一个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落后青年,他们的理想是虚幻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态度是好逸恶劳的,以至于被敌人蒙蔽利诱。
　　在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之后再去做一番回眸,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温床,不乏有上海的城市精神,更不乏有上海男人的生活要义。
　　最有代表意义的莫过于《海港》中青年工人韩小强的一句告白。韩小强初中毕业,当了一个码头装卸工,他不安心本职工作,一心想改行做一个海员。韩小强干了八小时,总算下班了,脱下工作服,便是一身时髦打扮,脚蹬一双白跑鞋,下身一条深蓝色裤子,上身一件“海魂衫”,外罩浅灰色拉链夹克,他要去看一部反映海员生活的电影《乘风破浪》。一登场就唱了两句:下班好似马脱缰,海鸥展翅要飞翔。为了彻查敌人的破坏,领导要求韩小强下班后留下来加班,韩小强不愿意,并且振振有词地甩出一句话:“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虽然剧中的韩小强是一个落后青年,只是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了“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但是韩小强的一身装束和他的座右铭“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上海青年人的流行与追求。白跑鞋、蓝裤子、海魂衫、灰夹克,既健康、青春,又搭配得错落有致,骨子里就是上海人的灵气。在造船厂、钢铁厂厂门口,下班铃刚刚响过,便有一群男青工,骑着“永久13型”、“凤凰18型”自行车出厂门,敞开了前襟,双铃一扳,就算是伴奏,齐刷刷所唱的,正是“下班好似马脱缰,海鸥展翅要飞翔……”在学习样板戏和斗私批修的年代,一方面在批判“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的要害,一方面又在嘀嘀咕咕:这句话错在哪里?难道下了班还没有自由?这句话当然没错,创刊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小时以外》这一个刊名,就是缘于韩小强的落后思想: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甚至在文革之前,《支部生活》以在闵行工作的工人每天下班要回家而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1960年代,闵行地区集结了上海的新型重工业企业,当时的闵行还是相当偏远的地方,从闵行到市区徐家汇,只有一条长途公交线:徐闵线,全程票价4角,是其他公交车价的4倍,足见路程也应是4倍左右。在闵行上班的工人,按照所发的车贴,一星期只可以回家一次,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回到单位。中年工人倒是能够响应,青年工人不肯就范。一星期回一次家,那就等于是在外地工作,做外地人,女朋友也寻不到,就算有女朋友也要吹掉的,原因是如果结了婚,又怎能照顾家庭?于是一部分小青工,很奢侈地在周中回家一两次,每次来回路费8角。《支部生活》将这些小青工当作是韩小强一样地批评帮助。小青工不服,反责支部书记:我回家是不是用了你的钱?当年还没有用公款一说;我回家是不是少做了生活(沪语,意指工作),影响了产量质量?既没用你的钱,又没影响产量质量,管侬啥事体!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扫垃圾。然后小青工就振振有词地抛出了韩小强的名言: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这一段往事如今都已经看不懂,可以乘地铁啊,可以自驾车啊,况且闵行也不错啊。没多少人知道,40年之前闵行除了孤零零的工厂,就是农田和农民;习惯了上海生活气息的小青工,即使家中经济条件很差,没有独用的卫生间,也不愿意离开上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上海小青工离不开弄堂口的厕屎坑。
　　勿宁说,这就是上海男人的路数。“路数”用如今时尚化的词语来解释,就是“理念”。对“八小时以外”这一个命题似乎谁都只看到了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只看到了八小时以外你不可以管我,管了我我也不做,另一面实际上就沉淀在上海男人的心底:八小时以内你不管我我也要做的,因为我是不自由的。“下班好似马脱缰”的要义不仅在于下班马就应该脱缰,也在于上班就把马缰绳老老实实地交给工作。上班就是上班,就是做生活,就是认认真真,就是听从服从,就是不偷懒,不马虎;下班就是下班,就是休息,就是个人自由;上班和下班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如同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直至当下,在各类公司打工的小白领,大多要加班,但是态度不同,上海小白领不想加班,因为加了班就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宁愿在上班时把事情抓紧做完;相比之下,非上海籍小白领不反对加班,因为自己的父母亲不在上海,亲戚朋友同学不在上海,不加班也没有什么事情,况且加班还有加班费。
　　两种路数导致两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