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对世事的解剖和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一样。小说家有自己特殊的刀法。《桠杈打兔》反映了农村某种不良社会现实和卑微者的沉重生活，这不错。可是正如小说叙事者所说“这个口头禅的意思并不简单”，“除了扑空，还有背时，不凑巧，赶不上趟……含义多得很呢”，我们自然不能辜负作者，仅将小说看成某种社会本质的形象注释。
　　小说主人公毛洞生，一生不顺。小说对他的描写，却不是同情，而是取笑。首先，小说标题“桠杈打兔”就充满取笑——拿着不合时宜的工具，还妄想抓住兔子，不值得取笑一番吗？毛洞生从小就痴痴憨憨的，念书时上台“演牌”，“裤子上的扣子忘了系，里面的小鸡子都露出来了”，不好玩吗？成年后看电影、捉蜈蚣、看脱衣舞三件事样样落空，轮到他总是倒霉，不好玩吗？国家给农民发养老金，好比到嘴边的肥肉，可就是吃不到嘴，不搞笑吗？毛冬生改年龄，当年改的时候没捞着好，如今要改回去捞好处又总捞不着，那费力扑腾的人生姿态没有喜剧色彩吗？如果把这些丰富的“血肉”抽干而只看故事背后的“不正之风”、行政体制的僵化权威，那我们还要读小说干什么？
　　当然小说取笑的对象不止是毛洞生。比如小说结尾写姜广财之死，“毛洞生补充说，他那顶绒帽也撞飞了，飞得老高，后来落在那根电线杆尖上，看上去像个喜鹊窝。”姜广财或许是个小人，唯利是图，敲诈过毛洞生，借个手机给毛洞生拍照硬是找人家要了两百块钱。毛洞生的这番补充，就其本人并无恶意，也正符合他痴憨的特点，但却在无意中达成了取笑的效果，而且更耐人品味。
　　而小说最隐含的取笑对象，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的身份是村子里的老支书，堪称“我们村”几十年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他关心主人公的遭遇，也想力所能及为他做点事。但是他对一切不良风气是否义愤填膺，是否在义愤填膺之后还责无旁贷勇于担当？这些政治词汇和叙事者是完全沾不上边的。他给毛洞生帮忙，那是因为他“养成了喜欢给别人帮忙的毛病。说实话，要是长时间没人来找我帮忙，我还有些不习惯呢”。也就是说，他是将帮忙当乐趣，要是刻薄点，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将别人的麻烦当成自己的乐趣。可最后的结果是他一番投入却换来一场空，想来也是有些落寞的，其实正是落了个“桠杈打兔”的结果，这难道不好玩吗？
　　正是在这一连串、多视角、全方位的取笑中，别样的生活味道浮现出来。什么样的生活味道呢？打个比方吧。“文革”时，我们国家虽号称“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但实际上许多老百姓生了病也是缺医少药，于是所谓鸡血疗法，所谓甩手疗法，所谓红茶菌应运而生，一时风靡。在这些疗法风靡之时，大家自然充满欢乐；而真相显露之后，大家也未必有多少沮丧悲伤，反而会有另一种自嘲的快乐。政治家思想家回首那段历史自然痛心疾首，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是否就真的表现出人民的生活本质呢？真实的生活其实不止是“穷”，还有“开心”，两者相连便是“穷开心”，“穷开心”和“穷”相比，它不再是一个政治、经济范畴而成为一个审美范畴，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审美范畴，和“穷”相比，“穷开心”才更加全面、深刻、不容置疑地揭示出一个时代的全部复杂内涵：荒诞、卑微、渴望、挣扎、自救、无奈、顺从、渴望、幻灭、自我安慰、失落、兴奋、庆幸……
　　再回到这篇《桠杈打兔》——正是在作者独具匠心的叙述视角、叙事态度的经营中，作者实现了与小说中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视关系——不再是高处的审视、外科手术刀式的切割和分析，而是将自己的趣味、道德、思维、感受“降低”到农民的真实的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水准，取笑他人、兴奋窥视、热心快肠、无奈自嘲——这是真正的农民式的热情、智慧、幽默与悲哀。在帮助毛洞生改户口的这些日子里，“我”对毛洞生的帮助、对几十年来毛洞生与乡村生活相关人和事的回顾，让“我”黯淡的生活焕发出生机和乐趣，“我”热忱地帮助着、轻快地取笑着，尽情地穷开心着——最后却是一个陡然的跌落，让穷开心又平添了一丝“白开心”的失望和无奈。由此，我们感到的，不是农村生活的性质，而是农村生活的味道；我们收获的，不是底层人民在世界所处的位置，而是他们所感受到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桠杈打兔》的作者不是在用刀解剖自己的表现对象，而是将自己化为了一锅水，和自己的表现对象一同在炉子上慢慢炖，炖出了一锅汤。
　　由此，《桠杈打兔》实现的不复是事实层面的真实，而是感受层面的真实。你可以否认小说中的事实，认为那只是出于情节的安排，但是你无法否认小说叙事者的感受和态度。这就好像时过境迁，某些人可以否认“文革”时代的迫害，但是由此给那一代人留下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是可以抹杀的吗？而网络上对于这种表面温和，实则犀利的讽刺有一个新名词——那就是“高级黑”。
　　金立群，文学评论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