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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年轻人辞职最充分的理由，很可能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闯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注定会是打上“创业”标签的一年。而在一座商务成本高企的城市，是做一个安静的打工者，还是用创新去博弈资本，这是一个令许多人无比纠结的问题。
低成本孵化
居高不下的商务成本很容易打消人们的创业热情，对于初创企业来说，首当其冲就是办公楼租金。根据高纬环球对2014年写字楼市场的统计，北京CBD写字楼年平均租金在104美元/平方英尺（约0.093平方米），上海陆家嘴在96美元/平方英尺，而香港CBD地区达到184美元/平方英尺。
不过一些创业者的实际感受是，第一步并没有那么难。
“特赞”创始人范凌刚回国准备创业时，五六个人的创始团队天天泡咖啡馆“上班”。每人带个笔记本，点杯咖啡，一坐下就开始“头脑风暴”。
范凌是建筑学专业出身，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中央美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过，创业团队里大部分的人曾是他的学生。
在泡咖啡馆的时光里，大家决定做一款互联网工具，帮助设计师、美术编辑等创意阶层对接科技企业的需求，为企业提供UIUX、VI等形象设计。
时间久了他们成为咖啡馆的熟脸，店长会调侃，“又来上班了？今天还只点一杯咖啡？”范凌就再多加几块蛋糕。“旁边一桌是另一个创业团队，也泡了好长时间。”咖啡馆办公阶段持续了一个月。
在“特赞”团队盘踞咖啡馆时，“一米好地”房产众筹的小伙伴们聚在创始人印陶家里办公。印陶出身投行，他想用众筹的方式“创造符合80后、90后生活方式的空间”，先通过互联网平台找到一群核心用户，大家一起参与把某个特定的场地打造成理想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就成为这个空间的实际使用者。
“创业初始状态对办公场所的需求，就是一个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地方，在家里连咖啡钱也省了。”“一米好地”在募到天使轮风投后，搬到一个联合办公空间。
咖啡馆、私人场所都是创业项目产生的温床，另一些项目则会在政府投资的“创业苗圃”孵化。而当想法和灵感转化为实践，创始团队注册了公司，就会搬到一些有政府支持的创业过渡型办公空间，一般而言租金低廉，办公区域设置灵活，提供适合创业公司的配套服务。
静安区江宁创业园区就是这样一个创业空间。它在同乐坊占据一栋两层办公楼，周边云集着一些成熟的设计公司和媒体。园区被分割为三十多间大小不等的办公室，最小的只能放四张办公桌，大的可以容纳十来人，80%已被出租。入驻的多是广告、设计以及互联网企业。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沈主任介绍，这里由江宁路街道委托一家民非组织负责日常运营，并且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贴补园区的水电、绿化和装修费用。
园区里的创业者多是拿自有资金启动，尚未获得风投垂青，注册资金在5万-10万元左右，所以租金仍是不小的压力。江宁创业园的日租金在5.5元/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区不算高。也有企业在初创期会选择张江、闵行、闸北等区域的创业园区，价格更低，日租金还不到1元/平方米。
“创业过程中我学到一点，要善于利用政府的补贴。”鲍振宇说。他开办了一家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企业策划运动会和其他拓展活动。
运营半年以上、有社保记录的企业，注册就能获得一笔1万-3万元的开业补贴。企业按照员工数量还能得到人保局补贴，包括每人600元/月社保补贴，以及每年5000元的房贴。“如果企业有五六个人，每年的房贴就可以抵半年租金。”
潘石屹针对创客开发出“玻璃房”。
静安江宁创业园区管理方负责人江仁俊认为，这些补贴虽然不算很多，但很可能在关键时候扶企业一把。2003年他开办了一家保洁公司，拿到一笔5万元政府担保的低息贷款，3.5万付首付买了辆金杯车，1万元拍了个沪牌，有了车就能拉着工人和设备上门为企业提供保洁服务，一下子扩大了业务量。
除了政府补贴之外，对创业者的另一个吸引力来自园区的配套服务。
很多创业者刚毕业或工作了三五年，基本是“愣头青”，不知道有哪些政府补贴可以去申请，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注册公司、办税务证。
“工商、税务部门定期会来园区宣讲政策，关于怎么办企业，怎么拿补贴。有时没赶上讲座，园区也专门有人帮我们免费代办，只要自己准备好材料，签字就行。”鲍振宇说。运动教练出身的鲍振宇坦言，企业管理运营不是他的强项，有问题经常会找管理方搞定。
“打个比方，这里的企业还在幼儿园阶段，几个行政小姑娘就像是他们的保姆，大到申请人保、退税，小到订外卖，这些事情都要管。”江仁俊说。
为起步阶段的企业“量身定做”的创业园区，服务往往要比一般写字楼细腻。
在园区的公共区域，摆着一张醒目的红木八仙桌和几张红木椅，还有几套藤制桌椅，周围点缀着一些盆栽，布置上显然动了心思。江仁俊介绍，这里方便创业者接待访客、洽谈业务。“创业者租的办公室都比较小，在里面谈生意给人的感觉不好，有个公共空间就气派多了，又有前台帮你泡咖啡，人家马上感觉你这个公司是有实力的。”
这个体会和自己的创业经历有关。十年前，他的保洁公司租了个四五十平方米的门面房，隔成三块，前面谈生意，中间放保洁设备，后面让工人住。有一次他争取到一家荷兰超市的单子，对方上门考察时恰好老板不在，工人把办公桌拼在一起正在打牌，客户一看转身就走了。
目前上海的孵化器超过100多家，江宁创业园只是其中一例。全市“在孵”的企业超过6000家，服务企业达到10000多家。对于还未注册公司的创业团队，全市有59个创业苗圃提供服务，每年进入的项目在1000-1500个左右。 个性化定制
随着“愣头青”成长为合格的商业人才，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融资，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创业者有资本按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办公场所。各种商业性质的创业园区在城市里蓬勃崛起，以更灵活的出租方式吸引创业者入驻。
SOHO在复兴广场建造的3Q创业园就是其一。阳光落地窗和北欧沙发构成了时尚的公共区域，工作时间一些人在咖啡吧聊天，享用免费提供的咖啡和红茶。办公区域分割为大小不等的玻璃房，创业团队互不干扰地工作，也能看到邻居在做什么。有人经过走道时，挨个和玻璃房里的熟人打招呼。
硅谷氛围的创业园区很对海归创业者的胃口，“拎包入驻”成为一大卖点。
“我每天穿同一套衣服，因为不想花时间做决定选哪一套穿。”范凌说。他每天要做很多企业决定，所以不想再考虑办公室采买什么桌子，刷什么颜色涂料，喜欢一切都打点好的园区。而邻居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时哈佛校友活动在这里举行，提升了园区的附加值。
创业园区一般会采取比传统写字楼更灵活的收租模式。比如按工位而不是按面积收费，公共会议室按小时收费。因为创业团队人员增减很快，可能这个月拿到风投，下个月就要扩充一倍的人手，固定面积的办公室就不够用了。
另外短租也是一大特点，相比传统办公楼签一年租约，付三押一，创业园区可以按周付租，没有任何押金，这样企业不必将大笔资金压在房租上。而网上预约、网上付费的透明性，也很合“互联网 ”企业的基因。
创业园区的聚合效应是不少创业者看中的“软件”。在“足记”驻扎的上海创客中心，很多创业团队就是冲着这里的丰富社交而来。
“大家经常会一起午餐，聊聊各自的商业模式，研究一下成功的范本，如何去寻找自己业务的‘爆点’。”李紫娟说，她是“生意专家”的媒体公关，生意专家专为实体商户提供一站式管理、营销软件。
很多时候，这样的闲聊就会深化为业务上的合作。比如每周四园区会有一场分享会，由一个创业团队给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介绍产品和理念。有一次一家咨询公司主讲，主题是企业如何做用户调研。“当时‘生意专家’的用户调研工作遇到一些难题，对方专业的建议让我们获益匪浅，分享会结束，我们又深入交流，最后两个团队合作完成了一次有效的用户调研。”
这样的“邂逅”在创业园区很普遍，但如果在传统的甲级写字楼办公，很可能对门那家公司做什么的都不清楚。不同企业的员工之间不会交流，在公共洗手间遇到也是零对白，更不用说业务上的深度合作。
“你在外面也能找到满足需求的公司，但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创业的团队之间会有深入的理解，大家是同一种基因，他们了解你要什么，能提供更合适的服务。”李紫娟说。
企业愿意为这样的“化学反应”付出更高的成本。“生意专家”团队有15人，每个工位月租金在1380元，月租金总共在20000多元，包括一定时间的公共会议室使用。而上海甲级写字楼全市平均日租金8.63元/平方米。地标建筑恒隆广场日租金在10元/平方米左右，6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月租金在18000元左右。横向比较来看，创业园区的租金并不便宜，但创业者更看中宽松、开放的环境。“风投也喜欢去创业园区找项目。”
在印陶看来，房租只是创业成本中很小的一块，而创业者聚合所带来的价值更大。“一个合格的PHP工程师月薪水2.5万-3万，平面设计1.5万，产品经理5万-6万，房租和人力成本比又算什么？钱不是省出来的，要花对地方。”
他认为，选对社交属性契合的办公空间很重要。“一个办公空间里要有平衡的创业团队，有些做硬件，有些做软件，互相可以合作，又不会存在竞争。其次，团队之间要有阶梯，如果聚集的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创业团队，很热血，但互相没什么成功经验可以汲取。草根创业团队要和成功的、有稳定现金流的团队在一起，会成长很快。”
追求生活与工作一致
很多创客来到上海会发现，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些传统观念正在改变。
上海通常被认为氛围保守，缺少创客。但李紫娟并不认为，“创业者有多少是本地人？北京、深圳创业者也是来自其他地方。因为本地人在一个地方有几代人的积累，生活相对安逸，风险偏好比较低，所以创业的一般都是‘新移民’。难道‘新移民’一到上海就都变保守了？”
“生意专家”创立于新疆，创始人郭锐技术出身，当用户数量突破3万，郭锐发现新疆技术人才匮乏，已经很难支撑生意专家这样的运营性平台发展，2013年创始团队把企业迁到上海，认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客。
印陶也觉得，这里并不缺乏创业的激情和冲劲。他接触的很多创业者原先收入不菲，辞职创业的机会成本很高。“有几个合作伙伴就是在创业活动上聊上的，觉得投缘，彼此理念一致，就放弃一切后路来创业。其实前后加起来聊了不到40分钟。”
上海另一个公认的创业瓶颈是各种配套人才少。“足记”创始人杨柳曾感叹，在上海贴了半天启事招不到一个合适的PHP工程师，在中关村转一圈能碰上好几个。
但范凌看来，“未饱和”的状态却也是上海的优势。
“在一个创业氛围很浓的城市，最初你会觉得很兴奋，很多技术人才，很多风投，很多创业论坛和活动，甚至很多掮客。但之后你就会觉得头疼，因为太浮躁了，对于想安心做产品的公司来说纷扰太多。”
有企业感叹，在中关村的创业咖啡馆一坐，周围男男女女都在谈创业，动辄几亿，能人多，忽悠也多。探讨的不是怎么做好产品，而是如何融资、做高企业估值等资本运作的技巧性话题。
创业的日子充满酸甜苦辣。
范凌今年把公司搬到了上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可以专心于技术研发，优化产品，不用花很多时间应付各种人。 和上海的创业团队聊天，你经常会收到审慎的提醒，这个项目我们正在进行中，还没有值得分享成果，所以你先不要写，等我们做完善了再报道。甚至有些团队会因为媒体拜访太多而投诉所在的创业园区。这样的低调和专注，在其他城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上海是一个商务成本高企的地方，但范凌觉得，其实在这里你有很多选择。“在别的城市，高端办公区域周边的一切消费都很高端，房租吃饭买东西都很贵，但上海高端业态附近总会有实惠亲民的消费选择。”
范凌在新天地附近的SOHO复兴广场上班，加班到深夜，出门走几步就能吃碗馄饨或兰州拉面果腹，若去湘菜馆小撮一顿人均50元，口味地道。印陶在江宁路的创业空间，抬眼可见中信泰富和梅龙镇，他喜欢加班结束和同事在附近吃个烤串。上海还有很多创业者出没的“深夜食堂”。在这个城市，再高大上的商务区，拐两条街就是飘着粢饭香味的烟火人间。
虽然周边翠湖天地的房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十几万，但创业者并不担心在这里无法立足，四通八达的地铁可以将散居于各处的同事运到办公室。即便住在二线区域，一公里也可以找到三五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宜居”成为创业者做选择时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相比创业饱和的城市，每天为堵车和污染头疼，创业者更愿意在适合生存的城市。“我不但是个企业创立者，也是个孩子爸，肯定希望家人生活在环境比较好的城市，孩子可以健康成长。”范凌说。
创业者不是迁徙的候鸟，选择一个地方发展企业，就是选择了未来几年十几年生活的环境，这十几年在创业者的个人人生中很可能是成家立业的阶段，“实现工作和生活的一致性”显得很重要。
越来越多在上海的创客受惠于地方的创业补贴，但期待更对胃口的帮助。比方说和直接给钱相比，创业者更期待间接而持续地补助。“让创业者零成本或低成本租办公室，但限定在某个创业园区，企业会觉得未必合适，希望选择自己中意的创业地点。如果改成补贴创业公司员工的住房成本，就能帮创客对抗大城市的高房租。”范凌说。此外，缩短个税退税优惠的审批时间，政府评奖过程更公开透明等等，也在企业的心愿单前列。
另一些创业者则建议，一些政府投资或大学运营的创业园区，负责人未必有创业经验，不知道怎么去运行。而最好的创业园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些核心创业团队聚集在一起，慢慢地形成规模。所以政府背景的创业园区最好引进市场化的管理方，如果创业空间的管理方本身就是创业出身，就会知道创业者的需求，服务会更细腻。
低成本孵化
居高不下的商务成本很容易打消人们的创业热情，对于初创企业来说，首当其冲就是办公楼租金。根据高纬环球对2014年写字楼市场的统计，北京CBD写字楼年平均租金在104美元/平方英尺（约0.093平方米），上海陆家嘴在96美元/平方英尺，而香港CBD地区达到184美元/平方英尺。
不过一些创业者的实际感受是，第一步并没有那么难。
“特赞”创始人范凌刚回国准备创业时，五六个人的创始团队天天泡咖啡馆“上班”。每人带个笔记本，点杯咖啡，一坐下就开始“头脑风暴”。
范凌是建筑学专业出身，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中央美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过，创业团队里大部分的人曾是他的学生。
在泡咖啡馆的时光里，大家决定做一款互联网工具，帮助设计师、美术编辑等创意阶层对接科技企业的需求，为企业提供UIUX、VI等形象设计。
时间久了他们成为咖啡馆的熟脸，店长会调侃，“又来上班了？今天还只点一杯咖啡？”范凌就再多加几块蛋糕。“旁边一桌是另一个创业团队，也泡了好长时间。”咖啡馆办公阶段持续了一个月。
在“特赞”团队盘踞咖啡馆时，“一米好地”房产众筹的小伙伴们聚在创始人印陶家里办公。印陶出身投行，他想用众筹的方式“创造符合80后、90后生活方式的空间”，先通过互联网平台找到一群核心用户，大家一起参与把某个特定的场地打造成理想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就成为这个空间的实际使用者。
“创业初始状态对办公场所的需求，就是一个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地方，在家里连咖啡钱也省了。”“一米好地”在募到天使轮风投后，搬到一个联合办公空间。
咖啡馆、私人场所都是创业项目产生的温床，另一些项目则会在政府投资的“创业苗圃”孵化。而当想法和灵感转化为实践，创始团队注册了公司，就会搬到一些有政府支持的创业过渡型办公空间，一般而言租金低廉，办公区域设置灵活，提供适合创业公司的配套服务。
静安区江宁创业园区就是这样一个创业空间。它在同乐坊占据一栋两层办公楼，周边云集着一些成熟的设计公司和媒体。园区被分割为三十多间大小不等的办公室，最小的只能放四张办公桌，大的可以容纳十来人，80%已被出租。入驻的多是广告、设计以及互联网企业。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沈主任介绍，这里由江宁路街道委托一家民非组织负责日常运营，并且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贴补园区的水电、绿化和装修费用。
园区里的创业者多是拿自有资金启动，尚未获得风投垂青，注册资金在5万-10万元左右，所以租金仍是不小的压力。江宁创业园的日租金在5.5元/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区不算高。也有企业在初创期会选择张江、闵行、闸北等区域的创业园区，价格更低，日租金还不到1元/平方米。
“创业过程中我学到一点，要善于利用政府的补贴。”鲍振宇说。他开办了一家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企业策划运动会和其他拓展活动。
运营半年以上、有社保记录的企业，注册就能获得一笔1万-3万元的开业补贴。企业按照员工数量还能得到人保局补贴，包括每人600元/月社保补贴，以及每年5000元的房贴。“如果企业有五六个人，每年的房贴就可以抵半年租金。”
静安江宁创业园区管理方负责人江仁俊认为，这些补贴虽然不算很多，但很可能在关键时候扶企业一把。2003年他开办了一家保洁公司，拿到一笔5万元政府担保的低息贷款，3.5万付首付买了辆金杯车，1万元拍了个沪牌，有了车就能拉着工人和设备上门为企业提供保洁服务，一下子扩大了业务量。
除了政府补贴之外，对创业者的另一个吸引力来自园区的配套服务。
很多创业者刚毕业或工作了三五年，基本是“愣头青”，不知道有哪些政府补贴可以去申请，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注册公司、办税务证。
“工商、税务部门定期会来园区宣讲政策，关于怎么办企业，怎么拿补贴。有时没赶上讲座，园区也专门有人帮我们免费代办，只要自己准备好材料，签字就行。”鲍振宇说。运动教练出身的鲍振宇坦言，企业管理运营不是他的强项，有问题经常会找管理方搞定。
“打个比方，这里的企业还在幼儿园阶段，几个行政小姑娘就像是他们的保姆，大到申请人保、退税，小到订外卖，这些事情都要管。”江仁俊说。
为起步阶段的企业“量身定做”的创业园区，服务往往要比一般写字楼细腻。
在园区的公共区域，摆着一张醒目的红木八仙桌和几张红木椅，还有几套藤制桌椅，周围点缀着一些盆栽，布置上显然动了心思。江仁俊介绍，这里方便创业者接待访客、洽谈业务。“创业者租的办公室都比较小，在里面谈生意给人的感觉不好，有个公共空间就气派多了，又有前台帮你泡咖啡，人家马上感觉你这个公司是有实力的。”
这个体会和自己的创业经历有关。十年前，他的保洁公司租了个四五十平方米的门面房，隔成三块，前面谈生意，中间放保洁设备，后面让工人住。有一次他争取到一家荷兰超市的单子，对方上门考察时恰好老板不在，工人把办公桌拼在一起正在打牌，客户一看转身就走了。
目前上海的孵化器超过100多家，江宁创业园只是其中一例。全市“在孵”的企业超过6000家，服务企业达到10000多家。对于还未注册公司的创业团队，全市有59个创业苗圃提供服务，每年进入的项目在1000-1500个左右。 个性化定制
随着“愣头青”成长为合格的商业人才，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融资，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创业者有资本按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办公场所。各种商业性质的创业园区在城市里蓬勃崛起，以更灵活的出租方式吸引创业者入驻。
SOHO在复兴广场建造的3Q创业园就是其一。阳光落地窗和北欧沙发构成了时尚的公共区域，工作时间一些人在咖啡吧聊天，享用免费提供的咖啡和红茶。办公区域分割为大小不等的玻璃房，创业团队互不干扰地工作，也能看到邻居在做什么。有人经过走道时，挨个和玻璃房里的熟人打招呼。
硅谷氛围的创业园区很对海归创业者的胃口，“拎包入驻”成为一大卖点。
“我每天穿同一套衣服，因为不想花时间做决定选哪一套穿。”范凌说。他每天要做很多企业决定，所以不想再考虑办公室采买什么桌子，刷什么颜色涂料，喜欢一切都打点好的园区。而邻居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时哈佛校友活动在这里举行，提升了园区的附加值。
创业园区一般会采取比传统写字楼更灵活的收租模式。比如按工位而不是按面积收费，公共会议室按小时收费。因为创业团队人员增减很快，可能这个月拿到风投，下个月就要扩充一倍的人手，固定面积的办公室就不够用了。
另外短租也是一大特点，相比传统办公楼签一年租约，付三押一，创业园区可以按周付租，没有任何押金，这样企业不必将大笔资金压在房租上。而网上预约、网上付费的透明性，也很合“互联网 ”企业的基因。
创业园区的聚合效应是不少创业者看中的“软件”。在“足记”驻扎的上海创客中心，很多创业团队就是冲着这里的丰富社交而来。
“大家经常会一起午餐，聊聊各自的商业模式，研究一下成功的范本，如何去寻找自己业务的‘爆点’。”李紫娟说，她是“生意专家”的媒体公关，生意专家专为实体商户提供一站式管理、营销软件。
很多时候，这样的闲聊就会深化为业务上的合作。比如每周四园区会有一场分享会，由一个创业团队给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介绍产品和理念。有一次一家咨询公司主讲，主题是企业如何做用户调研。“当时‘生意专家’的用户调研工作遇到一些难题，对方专业的建议让我们获益匪浅，分享会结束，我们又深入交流，最后两个团队合作完成了一次有效的用户调研。”
这样的“邂逅”在创业园区很普遍，但如果在传统的甲级写字楼办公，很可能对门那家公司做什么的都不清楚。不同企业的员工之间不会交流，在公共洗手间遇到也是零对白，更不用说业务上的深度合作。
“你在外面也能找到满足需求的公司，但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创业的团队之间会有深入的理解，大家是同一种基因，他们了解你要什么，能提供更合适的服务。”李紫娟说。
企业愿意为这样的“化学反应”付出更高的成本。“生意专家”团队有15人，每个工位月租金在1380元，月租金总共在20000多元，包括一定时间的公共会议室使用。而上海甲级写字楼全市平均日租金8.63元/平方米。地标建筑恒隆广场日租金在10元/平方米左右，6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月租金在18000元左右。横向比较来看，创业园区的租金并不便宜，但创业者更看中宽松、开放的环境。“风投也喜欢去创业园区找项目。”
在印陶看来，房租只是创业成本中很小的一块，而创业者聚合所带来的价值更大。“一个合格的PHP工程师月薪水2.5万-3万，平面设计1.5万，产品经理5万-6万，房租和人力成本比又算什么？钱不是省出来的，要花对地方。”
他认为，选对社交属性契合的办公空间很重要。“一个办公空间里要有平衡的创业团队，有些做硬件，有些做软件，互相可以合作，又不会存在竞争。其次，团队之间要有阶梯，如果聚集的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创业团队，很热血，但互相没什么成功经验可以汲取。草根创业团队要和成功的、有稳定现金流的团队在一起，会成长很快。”
追求生活与工作一致
很多创客来到上海会发现，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些传统观念正在改变。
上海通常被认为氛围保守，缺少创客。但李紫娟并不认为，“创业者有多少是本地人？北京、深圳创业者也是来自其他地方。因为本地人在一个地方有几代人的积累，生活相对安逸，风险偏好比较低，所以创业的一般都是‘新移民’。难道‘新移民’一到上海就都变保守了？”
“生意专家”创立于新疆，创始人郭锐技术出身，当用户数量突破3万，郭锐发现新疆技术人才匮乏，已经很难支撑生意专家这样的运营性平台发展，2013年创始团队把企业迁到上海，认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客。
印陶也觉得，这里并不缺乏创业的激情和冲劲。他接触的很多创业者原先收入不菲，辞职创业的机会成本很高。“有几个合作伙伴就是在创业活动上聊上的，觉得投缘，彼此理念一致，就放弃一切后路来创业。其实前后加起来聊了不到40分钟。”
上海另一个公认的创业瓶颈是各种配套人才少。“足记”创始人杨柳曾感叹，在上海贴了半天启事招不到一个合适的PHP工程师，在中关村转一圈能碰上好几个。
但范凌看来，“未饱和”的状态却也是上海的优势。
“在一个创业氛围很浓的城市，最初你会觉得很兴奋，很多技术人才，很多风投，很多创业论坛和活动，甚至很多掮客。但之后你就会觉得头疼，因为太浮躁了，对于想安心做产品的公司来说纷扰太多。”
有企业感叹，在中关村的创业咖啡馆一坐，周围男男女女都在谈创业，动辄几亿，能人多，忽悠也多。探讨的不是怎么做好产品，而是如何融资、做高企业估值等资本运作的技巧性话题。
范凌今年把公司搬到了上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可以专心于技术研发，优化产品，不用花很多时间应付各种人。 和上海的创业团队聊天，你经常会收到审慎的提醒，这个项目我们正在进行中，还没有值得分享成果，所以你先不要写，等我们做完善了再报道。甚至有些团队会因为媒体拜访太多而投诉所在的创业园区。这样的低调和专注，在其他城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上海是一个商务成本高企的地方，但范凌觉得，其实在这里你有很多选择。“在别的城市，高端办公区域周边的一切消费都很高端，房租吃饭买东西都很贵，但上海高端业态附近总会有实惠亲民的消费选择。”
范凌在新天地附近的SOHO复兴广场上班，加班到深夜，出门走几步就能吃碗馄饨或兰州拉面果腹，若去湘菜馆小撮一顿人均50元，口味地道。印陶在江宁路的创业空间，抬眼可见中信泰富和梅龙镇，他喜欢加班结束和同事在附近吃个烤串。上海还有很多创业者出没的“深夜食堂”。在这个城市，再高大上的商务区，拐两条街就是飘着粢饭香味的烟火人间。
虽然周边翠湖天地的房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十几万，但创业者并不担心在这里无法立足，四通八达的地铁可以将散居于各处的同事运到办公室。即便住在二线区域，一公里也可以找到三五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宜居”成为创业者做选择时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相比创业饱和的城市，每天为堵车和污染头疼，创业者更愿意在适合生存的城市。“我不但是个企业创立者，也是个孩子爸，肯定希望家人生活在环境比较好的城市，孩子可以健康成长。”范凌说。
创业者不是迁徙的候鸟，选择一个地方发展企业，就是选择了未来几年十几年生活的环境，这十几年在创业者的个人人生中很可能是成家立业的阶段，“实现工作和生活的一致性”显得很重要。
越来越多在上海的创客受惠于地方的创业补贴，但期待更对胃口的帮助。比方说和直接给钱相比，创业者更期待间接而持续地补助。“让创业者零成本或低成本租办公室，但限定在某个创业园区，企业会觉得未必合适，希望选择自己中意的创业地点。如果改成补贴创业公司员工的住房成本，就能帮创客对抗大城市的高房租。”范凌说。此外，缩短个税退税优惠的审批时间，政府评奖过程更公开透明等等，也在企业的心愿单前列。
另一些创业者则建议，一些政府投资或大学运营的创业园区，负责人未必有创业经验，不知道怎么去运行。而最好的创业园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些核心创业团队聚集在一起，慢慢地形成规模。所以政府背景的创业园区最好引进市场化的管理方，如果创业空间的管理方本身就是创业出身，就会知道创业者的需求，服务会更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