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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用普通话和英语拍摄的节目，线上播出，被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热切观看。它记录了6个年轻女孩的生活，炫目的名牌和尖锐的白眼在令人迷惑的快节奏剪辑里展开。
过去十年，中国新贵席卷纽约、伦敦、洛杉矶之类的城市，抢购房地产，引发了关于不公平和全球化财富的焦虑。富裕的中国人成为公众想象力的常客，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富人，以及在此之前几十年里海湾国家的富人们。华人在温哥华的存在特别明显，多亏了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城市位置，宜人的气候，轻松的生活节奏。中国的新贵们视这座城市为第二故乡，他们带来的不仅是金钱，还有越来越多的他们的后代——来到这里接受教育、创业和社交。
温哥华HBIC TV推出以中国女富二代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公主我最大》（Luxurious Lifestyles of theUltra Rich Asian），希望借此呈现温哥华亚裔富二代的生活形态。Weymi参与了这个节目的拍摄。
这个用普通话和英语拍摄的节目，线上播出，被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热切观看。它记录了6个年轻女孩的生活，炫目的名牌和尖锐的白眼在令人迷惑的快节奏剪辑里展开。可是，节目却遭遇了网友一致批评，认为这些富二代“糟蹋一切不是他们赢得的东西”，并且“以恶心的方式炫耀”。
然而这档节目的初衷，却是“希望藉由真人秀，让本地人了解，富二代原来不一定是他们想像的样子，在名车及名牌外，他们可能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烦恼，烦恼应该与谁约会，又烦恼毕业后找工作等等。”该真人秀制作人李冠扬（Kevin）说。
Weymi的话语点缀着欧洲品牌名称
去年11月一个清凉的星期天早晨，《公主我最大》的参与者Weymi驾驶着她的新车来到温哥华市中心，在我住的酒店处把我捎上，这是一辆红色真皮座椅的白色玛莎拉蒂GT跑车。前一天夜里她只睡了两小时。她的公寓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她和一些朋友们整夜唱歌、喝尤乌·里括香槟酒，这处公寓价值四百万美元，可以看到城市的海港。Weymi 20岁，身材瘦削，大眼睛，如瀑长发及腰，在当下的场合里，她穿着一件真丝迪奥衬衫。她有矜持的、近乎贵族般的气质。刚过10点，我们要去购物了。
Holt Renfrew，巴尼斯百货商店（Barneys）在温哥华的近似物，Weymi习惯周末常去的地方之一，尽管她知道其局限性：“它不比拉斯维加斯，那儿明显有更好的选择。”当我们抵达商店，她解释道。Weymi的英语有微妙而明显的口音，当我切换到普通话时她如释重负。她的话语点缀着欧洲品牌名称，被用来充当货币。一个女佣的月工资，可能是一双Roger Vivier缎面高跟鞋的价格。外出一晚会花费掉半只麂皮绒Birkin包。在Weymi的上个生日，不到一个小时，酒水就花费了她大约4千美元——超过两个Fendi手提包。
商店里，Weymi认出了一个以前的同学，她们都曾就读于温哥华的一所时装学院，她在这里当售货小姐。她谈到中国顾客的态度。“他们把这儿当超市，”她说，“一件三千美元的外套就像一盒牛奶。”
Weymi14岁时搬到温哥华，上寄宿学校。她的家庭拥有一个成功的半导体生意。她和姐姐上的是国际学校，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整个夏天她在美国或澳大利亚旅行。“我爸爸总是想让我们把英语学好，”她告诉我，“永远是计划将我们送到西方国家。”
真人秀现场
购物过后，Weymi和我去到一家高档的泰国餐厅，拍摄节目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为了节目，餐厅已被清空。我们早早到了，我同节目的创作者Kevin K.Li聊天。Kevin，37岁，生于温哥华的一个讲粤语的家庭，他为这座城市许多的网络节目工作。他告诉我，他曾设想这是一档“富人和名人生活方式”、《长大》，以及《真实主妇》的混搭节目。他说：“我猜测，如果我们好奇这些孩子的豪华生活，那么，加拿大、美国和亚洲的人们也会想。”
演出很容易。Kevin拍了一个简短的宣传片，一个朋友的朋友展示了一系列的包、驾驶了兰博基尼。“一家当地媒体播出后它就像病毒一样传开了。”他告诉我。人们开始用采访请求轰炸他。“富二代的主题现在时机成熟。每个人都会好奇，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渐渐的，表演的其他成员抵达餐厅——仿佛Helmut Lang，AlexanderMcQueen，以及玫瑰金iPhone的游行。她们是Diana，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亚洲研究专业，23岁，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地区生活；Chelsea是她学校里的朋友，是卡司中唯一的已婚女性，她最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看上去苗条无比，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娃娃裙，覆盖着精巧的羽毛，搭配高耸的Gucci高跟鞋，给人以摇摇欲坠的小鸵鸟形象；Ray，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专业学生，她带来同样是富二代的男朋友；Pam，26岁，女孩儿中她年龄最大、最犀利。女孩们等待着拍摄开始，她们细致地察看着每一个人的着装和配饰细节，她们的神态间既有温暖也有竞争，仿佛持续消费的生活培养了一种亲密。
在这一集里，Kevin出场了，他要主导一个关于女孩儿们这一季经历的圆桌讨论。但实际的圆桌是否可取，争论出现了。Chelsea担心桌子会遮住服装太多部分——“早知道我们就在下面穿睡衣了”——但Kevin的眼睛在构图。“我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样子，”他同情地点点头，“但我们有六双腿，看起来会很凌乱的。”
这一集从香槟祝酒开始，之后Kevin抛出一系列乏善可陈的问题：Diana为期一天的低预算生活实验感觉如何？（不好。）在洛杉矶选购房屋呢？（很好的别墅，但位置不太好。）Kevin问女孩们和其他阶层的人约会会有什么潜在困难？轻微的暂定后，Diana说：“会很难。我之前做过，它就是”——她花了一秒钟抚平刘海——“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尴尬和不舒服。”
这是讨论中不和谐的时刻之一，但摄像镜头以外的交谈更说明问题。某个时刻，Diana并不只对某一个人宣布道：“我要去修整我的脸。”她听说最近韩国发明了一种整形手术，叫3-D塑形（3-D molding）。无创，各种各样的支架和其他设备用来把脸型塑造成亚洲文化认可的椭圆形。
“这是高科技，”Diana漫不经心地说，“而且很自然。恢复只需8个月。”
我问为什么她这么年轻还要忍受这样的过程，Diana用一种接近于怜悯的困惑表情看着我。
“为了一张更美的脸，当然。”她说。
工作狂Pam
社会的共识是富二代正在准备继承父母的事业，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节目中的一个女孩告诉我：“我爸爸不愿意让我杀了他辛苦创办的公司。他跟我说：‘如果你没有能力来接管，你最好是每月拿月收入，把管理权交给别人。’”父母经常提供给孩子一笔钱，让他们去创办自己的小企业，考验他们的商业才能。
我在节目里遇到的所有女孩，唯一一个有工作的是Pam，她兴致勃勃地在每周70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挤入3次演出。她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在她叔叔开办的拍卖行里工作，经营着自己的模特经纪公司。一个上午，我陪她从一个工作到下一个。我们在一个临时搭建了跑道的服装店碰面，她正在为一个慈善活动面试模特，然后乘车去了拍卖行。她显然很享受这种节奏。“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太无聊了，你无法跟人打交道，”她大笑着说，“我最大的缺点是，完成枯燥的任务对我很困难。”她引用了一个成语，“虎头蛇尾”。
我们驶入了一个购物中心，在写着“VANDERFUL拍卖公司”的标志牌前停下——“精彩（Wonderful）”和“温哥华（Vancouver）”的双关语。
Pam带我走进一个陈列室，满是水墨山水画、瓷马雕像、精美雕刻的红木茶几。她是这家公司的营销总监，作为公司商务中唯一的英文交流者，她花了两个月时间把拍卖目录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参观仓库时，Pam指着玻璃柜里的一个小的弯曲竹板，说，这是给书法家休息手臂的。“你称它什么？”我问道。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最终用英语把它渲染为“手肘升降机”。“商务翻译？”她点点头，“比人们想象的还难，而且英文词典里不是什么都有。”这个感叹我常常在温哥华听到，它似乎表达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国家化生存伴随而来的错位。
“你是否想过回中国工作？”我问她。“事实上，我不确定现在我还能完全融入那里，”她慢慢地说，“我缺少父母的中国商业诀窍。西方人都是直截了当，但中国人却含蓄得多。”（资料来源：《人物》）
过去十年，中国新贵席卷纽约、伦敦、洛杉矶之类的城市，抢购房地产，引发了关于不公平和全球化财富的焦虑。富裕的中国人成为公众想象力的常客，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富人，以及在此之前几十年里海湾国家的富人们。华人在温哥华的存在特别明显，多亏了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城市位置，宜人的气候，轻松的生活节奏。中国的新贵们视这座城市为第二故乡，他们带来的不仅是金钱，还有越来越多的他们的后代——来到这里接受教育、创业和社交。
温哥华HBIC TV推出以中国女富二代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公主我最大》（Luxurious Lifestyles of theUltra Rich Asian），希望借此呈现温哥华亚裔富二代的生活形态。Weymi参与了这个节目的拍摄。
这个用普通话和英语拍摄的节目，线上播出，被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热切观看。它记录了6个年轻女孩的生活，炫目的名牌和尖锐的白眼在令人迷惑的快节奏剪辑里展开。可是，节目却遭遇了网友一致批评，认为这些富二代“糟蹋一切不是他们赢得的东西”，并且“以恶心的方式炫耀”。
然而这档节目的初衷，却是“希望藉由真人秀，让本地人了解，富二代原来不一定是他们想像的样子，在名车及名牌外，他们可能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烦恼，烦恼应该与谁约会，又烦恼毕业后找工作等等。”该真人秀制作人李冠扬（Kevin）说。
Weymi的话语点缀着欧洲品牌名称
去年11月一个清凉的星期天早晨，《公主我最大》的参与者Weymi驾驶着她的新车来到温哥华市中心，在我住的酒店处把我捎上，这是一辆红色真皮座椅的白色玛莎拉蒂GT跑车。前一天夜里她只睡了两小时。她的公寓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她和一些朋友们整夜唱歌、喝尤乌·里括香槟酒，这处公寓价值四百万美元，可以看到城市的海港。Weymi 20岁，身材瘦削，大眼睛，如瀑长发及腰，在当下的场合里，她穿着一件真丝迪奥衬衫。她有矜持的、近乎贵族般的气质。刚过10点，我们要去购物了。
Holt Renfrew，巴尼斯百货商店（Barneys）在温哥华的近似物，Weymi习惯周末常去的地方之一，尽管她知道其局限性：“它不比拉斯维加斯，那儿明显有更好的选择。”当我们抵达商店，她解释道。Weymi的英语有微妙而明显的口音，当我切换到普通话时她如释重负。她的话语点缀着欧洲品牌名称，被用来充当货币。一个女佣的月工资，可能是一双Roger Vivier缎面高跟鞋的价格。外出一晚会花费掉半只麂皮绒Birkin包。在Weymi的上个生日，不到一个小时，酒水就花费了她大约4千美元——超过两个Fendi手提包。
商店里，Weymi认出了一个以前的同学，她们都曾就读于温哥华的一所时装学院，她在这里当售货小姐。她谈到中国顾客的态度。“他们把这儿当超市，”她说，“一件三千美元的外套就像一盒牛奶。”
Weymi14岁时搬到温哥华，上寄宿学校。她的家庭拥有一个成功的半导体生意。她和姐姐上的是国际学校，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整个夏天她在美国或澳大利亚旅行。“我爸爸总是想让我们把英语学好，”她告诉我，“永远是计划将我们送到西方国家。”
真人秀现场
购物过后，Weymi和我去到一家高档的泰国餐厅，拍摄节目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为了节目，餐厅已被清空。我们早早到了，我同节目的创作者Kevin K.Li聊天。Kevin，37岁，生于温哥华的一个讲粤语的家庭，他为这座城市许多的网络节目工作。他告诉我，他曾设想这是一档“富人和名人生活方式”、《长大》，以及《真实主妇》的混搭节目。他说：“我猜测，如果我们好奇这些孩子的豪华生活，那么，加拿大、美国和亚洲的人们也会想。”
演出很容易。Kevin拍了一个简短的宣传片，一个朋友的朋友展示了一系列的包、驾驶了兰博基尼。“一家当地媒体播出后它就像病毒一样传开了。”他告诉我。人们开始用采访请求轰炸他。“富二代的主题现在时机成熟。每个人都会好奇，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渐渐的，表演的其他成员抵达餐厅——仿佛Helmut Lang，AlexanderMcQueen，以及玫瑰金iPhone的游行。她们是Diana，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亚洲研究专业，23岁，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地区生活；Chelsea是她学校里的朋友，是卡司中唯一的已婚女性，她最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看上去苗条无比，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娃娃裙，覆盖着精巧的羽毛，搭配高耸的Gucci高跟鞋，给人以摇摇欲坠的小鸵鸟形象；Ray，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专业学生，她带来同样是富二代的男朋友；Pam，26岁，女孩儿中她年龄最大、最犀利。女孩们等待着拍摄开始，她们细致地察看着每一个人的着装和配饰细节，她们的神态间既有温暖也有竞争，仿佛持续消费的生活培养了一种亲密。
在这一集里，Kevin出场了，他要主导一个关于女孩儿们这一季经历的圆桌讨论。但实际的圆桌是否可取，争论出现了。Chelsea担心桌子会遮住服装太多部分——“早知道我们就在下面穿睡衣了”——但Kevin的眼睛在构图。“我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样子，”他同情地点点头，“但我们有六双腿，看起来会很凌乱的。”
这一集从香槟祝酒开始，之后Kevin抛出一系列乏善可陈的问题：Diana为期一天的低预算生活实验感觉如何？（不好。）在洛杉矶选购房屋呢？（很好的别墅，但位置不太好。）Kevin问女孩们和其他阶层的人约会会有什么潜在困难？轻微的暂定后，Diana说：“会很难。我之前做过，它就是”——她花了一秒钟抚平刘海——“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尴尬和不舒服。”
这是讨论中不和谐的时刻之一，但摄像镜头以外的交谈更说明问题。某个时刻，Diana并不只对某一个人宣布道：“我要去修整我的脸。”她听说最近韩国发明了一种整形手术，叫3-D塑形（3-D molding）。无创，各种各样的支架和其他设备用来把脸型塑造成亚洲文化认可的椭圆形。
“这是高科技，”Diana漫不经心地说，“而且很自然。恢复只需8个月。”
我问为什么她这么年轻还要忍受这样的过程，Diana用一种接近于怜悯的困惑表情看着我。
“为了一张更美的脸，当然。”她说。
工作狂Pam
社会的共识是富二代正在准备继承父母的事业，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节目中的一个女孩告诉我：“我爸爸不愿意让我杀了他辛苦创办的公司。他跟我说：‘如果你没有能力来接管，你最好是每月拿月收入，把管理权交给别人。’”父母经常提供给孩子一笔钱，让他们去创办自己的小企业，考验他们的商业才能。
我在节目里遇到的所有女孩，唯一一个有工作的是Pam，她兴致勃勃地在每周70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挤入3次演出。她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在她叔叔开办的拍卖行里工作，经营着自己的模特经纪公司。一个上午，我陪她从一个工作到下一个。我们在一个临时搭建了跑道的服装店碰面，她正在为一个慈善活动面试模特，然后乘车去了拍卖行。她显然很享受这种节奏。“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太无聊了，你无法跟人打交道，”她大笑着说，“我最大的缺点是，完成枯燥的任务对我很困难。”她引用了一个成语，“虎头蛇尾”。
我们驶入了一个购物中心，在写着“VANDERFUL拍卖公司”的标志牌前停下——“精彩（Wonderful）”和“温哥华（Vancouver）”的双关语。
Pam带我走进一个陈列室，满是水墨山水画、瓷马雕像、精美雕刻的红木茶几。她是这家公司的营销总监，作为公司商务中唯一的英文交流者，她花了两个月时间把拍卖目录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参观仓库时，Pam指着玻璃柜里的一个小的弯曲竹板，说，这是给书法家休息手臂的。“你称它什么？”我问道。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最终用英语把它渲染为“手肘升降机”。“商务翻译？”她点点头，“比人们想象的还难，而且英文词典里不是什么都有。”这个感叹我常常在温哥华听到，它似乎表达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国家化生存伴随而来的错位。
“你是否想过回中国工作？”我问她。“事实上，我不确定现在我还能完全融入那里，”她慢慢地说，“我缺少父母的中国商业诀窍。西方人都是直截了当，但中国人却含蓄得多。”（资料来源：《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