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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大企业集团垄断市场是韩国经济的两大典型特征。从1962年韩国开始实行经济发展计划到1998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8.7%。1996年，韩国加入经合组织（OECD），成为富国集团的一员，标志着韩国实行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韩国模式”的有效性产生了疑问。本文在简要提及韩国大企业集团形成的基础上，结合韩国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转型，着重分析韩国政府的调整政策和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的转变。
一、韩国大企业集团形成的历史条件
朝鲜战争之后，由于南北分裂，资源分布不均，也由于韩国动乱后产业设施遭到破坏，致使韩国企业活动的基础极度薄弱。这一时期政府的的政策是建立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尚缺乏相应的企业家、工业生产基础及制度措施。日本归属财产的财产转让成为韩国最初大企业积累资本的基础。归属财产的转让及进口权分配、特惠融资等政策实施又为大企业的形成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961年5月16日，在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行了引进外资、培育进口替代产业，激励出口等政策。并随后相继制定了韩国八个“五年”计划。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开始，韩国就开始了“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韩国在某些战略性或关键性行业和社会公共部门，是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具体环节，或是通过信贷配给和有关法规影响市场。因此，列入政府计划就可以得到低息贷款，而能否列入政府计划对企业的直接影响是企业规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其结果是培养了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在韩国，这些大企业集团结为一体，被称为“财阀”（Chaebols）。被称为“财阀企业”的大企业集团在韩国经济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造就了以现代、三星、大宇、LG（乐喜金星）、SK（鲜京）等为代表的巨型企业集团。
“一五”、“二五”计划期间（1962—1971），韩国两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经济增长率达7—10%，在电力、煤炭等能源资源有了保障后，开始培育炼油、化学、水泥等进口替代产业，后半期开始实行引进外资与激励出口的政策。出口品种主要是纤维、胶合板等轻工业品，后又增加水泥。1964年越南战争为韩国棉织品、胶合板、木材等提供特需出口要求，使相应数量的企业成为大企业，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韩国积极实行对外开放，通过商业借款和外国投资，为大企业成长创造了极有利的环境。1972年以后，政府实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为一些以重化工为中心的大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1975年，政府为了确保出口额持续地增长，引导成立了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综合贸易商社，对大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支援措施。这期间大企业开始涉足保险、证券、短期投融资公司（short—terminvestmentFinanceCompany）等金融产业。20世纪80年代，韩国大企业保持着比整个国家经济更高的增长率，与此同时，向重化工业、尖端产业及金融领域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成为这一时期大企业的一大特点。
韩国政府一直把扶植大企业集团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重心，并以此制定了相关的财政、金融政策。金泳三上台后，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特点仍然是政府主导金融机构，政府、企业集团和银行三者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来扶植大企业集团。韩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每年选定30个主要企业集团作为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在各方面都给予相当的政策优惠。1994年底，韩国政府公平贸易委员会（KoreaFairTradeCommission）根据这些企业集团的资产总额排定了30家大企业集团的座次，并随后每年进行了修订。其结果是大企业集团的经济力继续高度集中，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30家大企业集团总销售额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2年的78.8%，继增到1994年的82.2%。30家大企业集团总资产的增长率也远远超过同期GDP增长。30家大企业集团又以名列前5位的三星、现代、大宇、LG、SK为代表，堪称超级企业集团。5家超级企业集团1994年销售总额163.2万亿韩元，逾韩国GNP的一半，占54.1%，占30家大集团销售总额的66%（陈州，1999）。
二、经济危机期间大企业集团的战略调整
韩国大财阀企业的一大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以所有权为基础，由董事长及其家族独占企业经营权。韩国大财团主要以财团内部和财团之间担保为主进行贷款的方式进行向外扩张，结果导致自有资金比例低，财团负债率居高不下。据统计，1996年30家大财阀的总资产为343.5兆亿韩元，其中自由资本为70.5兆亿韩元，占20.5%，而在自有资本中财阀董事长及家族直接所有的股份为7兆韩元，仅占10.3%，他们仅用总资产的2%来支配343.5兆亿韩元的总资产。它们以各成员企业互相出资的方法提供虚假资本占总资本的33.8%，此外还通过巨大的负债来筹措资金。1997年，韩国30家大财团平均负债率386.7%，其中前五个超级财团平均负债率354.7%，先后破产的真露负债率3075%、起亚519%、大宇339.5%（陈州，1999，39—41页）。1997年，有2/3的财团经营不善，利润率低于贷款利率。大财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经营体制以家庭经营为特色，许多大企业集团是由某一家族实施直接支配，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创办30家财团的家族通过层层控股的形式，仍拥有这些企业总股权的60%。
韩国大企业集团素以“章鱼爪式”扩张、“百货店式”经营著称于世，系列企业林立，关联交易严重。这些系列企业基本是以非关联多元化扩张为其主要特征。统计显示，30大财团的系列企业数，在70年代为125个，到1989年达到513个，到1994年已增加到584个，1998年为804个，其中前5个超级财团系列企业为257个，品军约51个。但其中的80%是属于非关联多种经营。这种多种经营是靠成员企业之间互相出资、互相提供债务担保而维持的。因此一个企业获得的利润不是用来再投资，加速技术改造以增强竞争力，而很多是用来为本集团所属不良企业冲销赤字。
此外，长期以来韩国的军事独裁，导致大财团家族和军方、政府、银行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财团的扩张不是依靠自身的积累，而主要是通过银行的贷款。同时，在家族追求高效益的驱动下，大财团对房地产和债券进行巨额投资，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部分财团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信贷资产在企业资产结构中比例过大，而韩国又是对国外市场依赖很重。在国际金融动荡、经济衰退时，银行和财团互相牵制，形成“一损俱损”，导致全国大范围的以清偿危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危机。总之，公司特别是大企业集团公司管理体制的不健全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大企业的比重越大，政府就越不能实行有损于财阀利益的竞争政策，财阀向政治圈提供政治资金，这种政经结合就更加紧密了。同时，长期实行的财政金融政策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又一决定性因素（Lee，1998）。
在政府已经认识到需要转型的同时，各大企业集团却仍然继续以往的发展模式。从1989年开始，韩国经济开始显示出衰退的迹象，经济增长率下降，1992年增长率仅为4.7%。进入90年代后，由于韩国周边国家的竞争压力日益加重，而且国内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成本又居高不下，造成韩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不断减弱，1990年30家大企业集团中有13家处于亏损状态（韩国政府公平贸易委员会，1994）。由于韩国的企业集团规模过分扩大和盲目投资，导致过度负债经营财务结构脆弱，最终酿成1996年以后的倒闭风潮。大企业的倒闭，伴随着1997年7月以来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疑虑，从而导致了1997年发生的严重的外汇危机。这一危机随即引起严重的失业问题，给韩国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困难。1
1998年初金大中上台后，在履行IMF计划下，对大企业结构进行调整，开始大力实施以财团调整为核心的改革计划。于1998年1月，金大中与5大企业集团企业总裁达成关于在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完成的5项基本任务，即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取消各子公司之间的贷款相互担保，彻底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建立企业核心产业，加强控股股东与董事会对企业的责任。韩国政府要求五大企业集团企业到1998年12月中旬前，在其债权金融机构主持下对《改善财务结构协议》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协议包括以下内容：在今后数年里通过拍卖企业所有的房地产等自救行为来偿还贷款，通过有偿增股来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清理和重组下属子公司，减少投资领域，建立以核心产业为主体的集团企业；设立企业外事和督察制度，以增加企业的管理体制的透明度等。在金融部门，金大中政府相继出台了包括全面开放外资并购韩国企业、强迫财团重组与合并等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仅仅在各大财阀的金融部门，就关掉了约1/3的银行、200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经济危机期间，韩国财团也展开了自身的调整。1998年，30家大企业集团所属系列企业只增加35家，减少136家。根据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的统计，排名6-30的企业集团所属467家企业中的307家将以合并、出售、清算等方式予以整理。2000年4月该委员会对主要债权银行进行了检查，得出以下结论：除2000年11月破产的大宇外，四大企业集团通过出售资产、扩充资本等自救努力，筹措到37兆7000亿韩元资金，比原先计定目标（33兆韩元）多出14.5%。四大企业集团平均负债率，均低于原先政府要求的200%的负债率目标（见表1）。另外，除大宇集团外，其它四大企业集团还按计划实行了取消系列子公司相互支付担保、实现分公司化和整理系列子公司等。
表1韩国五大企业集团结构调整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1）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汉城市；（2）作者整理。
伴随大企业集团的成功改组，韩国经济很快摆脱了衰退的局面。与1998年度-6.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相比，1999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0.2%，贸易顺差巨幅增长，外汇储备增加2倍，同时也迅速消除了通涨压力。2000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物价增幅和失业率继续保持稳定。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指出，如果要继续保持目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就必须把结构调整的努力扩大到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及排名在6位以下的大企业集团，必须正确运用旨在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政策（引自http://www.hanguo.org/）。
三、面向21世纪的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
如果说韩国在经济危机期间对大企业集团所做的大刀阔斧的改组是为了应付一时之需（如早日摆脱经济衰退或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的条件等），那么在经济危机过后，韩国政府和财阀领袖们已经“痛定思痛”，并开始着手制订面向21世纪新型的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模式。
为加强产业竞争力，韩国政府的改革措施包括：对金融、企业、公共和劳动四大部门实行改革；把“政府主导”改为“民间主导”，把追求速度改为注重效益；以重点开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1998年12月7日，韩国政府、财团、金融界三方就五大企业集团结构调整具体实施计划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以核心领域为中心改编五大财团的事业结构；撤消财团之间的债务担保；有效的改善财务结构，包括通过出售资产、利用外资降低负债率等内容；提高经营透明度，主要是通过设立社外理事和社外监事；调整和重新界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该会议明确五大企业集团结构调整方向是“独立企业联合体”，是走向与相互支付担保等金融关系完全脱离的集团体制。至此，各大企业集团重点培养3-5家核心企业外，对于非核心企业将通过与其他大企业集团协商，采取出售、分离、合并、清算等方式进行清理。
韩国四大企业集团现代、三星、LG和SK也相继出台了新千年发展计划。四大企业集团都强调在数字化时代改革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必要性，其主要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面向未来产业，扩大投资规模。所谓未来产业是指在21世纪能够决定企业前途与命运的产业，包括信息通讯、生命科学、电子材料、数字化和因特网产业等。LG、三星和鲜京集团都将这些产业定为最优先发展目标，并计划扩大投资规模。LG集团2000年的总投资额约为6.5兆韩元，比1999年增加了20%；三星集团仅对上述产业的设备投资就达6.3兆韩元。二是加强技术研究与开发，以求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000年，三星集团投资2.8兆韩元支持新产品的开发，LG用于技术研发的投资也比1999年增加25%。三是重视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四大企业集团都认为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无限商机。鲜京集团提出了在公司经营中引进因特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计划，改善经营质量、提高服务能力的手段；现代集团也制订了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实现数字化经营的详细计划。现代集团和三星集团还提出了以主体产业为核心的增盈目标，充分体现了韩国大企业集团在摆脱外汇危机之后，更加注重企业发展质量而不再盲目追求扩张的新走向。
参考文献
1.Lee,Jissoon(1998):"CausesforBusinessFailures:Understandingthe1997KoreanCrisis,"JournalofAsian
Economics,Vol.9,No.4.,第637—651页。
2.陈州编著（1999）：《钱之为海，国之为舟：韩国财阀现场录》，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黄义珏[韩]、郭荣星（2002）：“转型中的韩国经济：兼论与中国的合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期，68—75
页。
3.黄义珏[韩]著（1996）：《朝韩经济启示录》（郭荣星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4.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各年）：《30家大型企业基本情况》（韩文），汉城：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
(韩国通货委员会常务委员、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义珏博士提供了与本文有关的数据和资料。
11997—1998年韩国经济危机期间，与大企业集团有关的重大事件包括：1996年12月，劳资纠纷严重冲击了一些财团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1997年2月，韩宝钢铁公司倒闭，股市严重下跌；4月，真露财团发生清偿危机，银行开始清理财团的不实债券，统计显示1996年30个财团有13个经营亏损；7—8月，真露财团宣告破产；起亚陷入清偿危机，随后宣布破产；10月，伴随东南亚金融动荡，财团不断提出破产保护申请，韩国股市继续暴跌，韩币贬值；直至12月，韩国与IMF达成最终协议，IMF提供55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支援，倒闭风潮才告一段落。
一、韩国大企业集团形成的历史条件
朝鲜战争之后，由于南北分裂，资源分布不均，也由于韩国动乱后产业设施遭到破坏，致使韩国企业活动的基础极度薄弱。这一时期政府的的政策是建立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尚缺乏相应的企业家、工业生产基础及制度措施。日本归属财产的财产转让成为韩国最初大企业积累资本的基础。归属财产的转让及进口权分配、特惠融资等政策实施又为大企业的形成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961年5月16日，在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行了引进外资、培育进口替代产业，激励出口等政策。并随后相继制定了韩国八个“五年”计划。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开始，韩国就开始了“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韩国在某些战略性或关键性行业和社会公共部门，是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具体环节，或是通过信贷配给和有关法规影响市场。因此，列入政府计划就可以得到低息贷款，而能否列入政府计划对企业的直接影响是企业规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其结果是培养了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在韩国，这些大企业集团结为一体，被称为“财阀”（Chaebols）。被称为“财阀企业”的大企业集团在韩国经济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造就了以现代、三星、大宇、LG（乐喜金星）、SK（鲜京）等为代表的巨型企业集团。
“一五”、“二五”计划期间（1962—1971），韩国两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经济增长率达7—10%，在电力、煤炭等能源资源有了保障后，开始培育炼油、化学、水泥等进口替代产业，后半期开始实行引进外资与激励出口的政策。出口品种主要是纤维、胶合板等轻工业品，后又增加水泥。1964年越南战争为韩国棉织品、胶合板、木材等提供特需出口要求，使相应数量的企业成为大企业，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韩国积极实行对外开放，通过商业借款和外国投资，为大企业成长创造了极有利的环境。1972年以后，政府实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为一些以重化工为中心的大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1975年，政府为了确保出口额持续地增长，引导成立了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综合贸易商社，对大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支援措施。这期间大企业开始涉足保险、证券、短期投融资公司（short—terminvestmentFinanceCompany）等金融产业。20世纪80年代，韩国大企业保持着比整个国家经济更高的增长率，与此同时，向重化工业、尖端产业及金融领域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成为这一时期大企业的一大特点。
韩国政府一直把扶植大企业集团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重心，并以此制定了相关的财政、金融政策。金泳三上台后，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特点仍然是政府主导金融机构，政府、企业集团和银行三者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来扶植大企业集团。韩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每年选定30个主要企业集团作为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在各方面都给予相当的政策优惠。1994年底，韩国政府公平贸易委员会（KoreaFairTradeCommission）根据这些企业集团的资产总额排定了30家大企业集团的座次，并随后每年进行了修订。其结果是大企业集团的经济力继续高度集中，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30家大企业集团总销售额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2年的78.8%，继增到1994年的82.2%。30家大企业集团总资产的增长率也远远超过同期GDP增长。30家大企业集团又以名列前5位的三星、现代、大宇、LG、SK为代表，堪称超级企业集团。5家超级企业集团1994年销售总额163.2万亿韩元，逾韩国GNP的一半，占54.1%，占30家大集团销售总额的66%（陈州，1999）。
二、经济危机期间大企业集团的战略调整
韩国大财阀企业的一大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以所有权为基础，由董事长及其家族独占企业经营权。韩国大财团主要以财团内部和财团之间担保为主进行贷款的方式进行向外扩张，结果导致自有资金比例低，财团负债率居高不下。据统计，1996年30家大财阀的总资产为343.5兆亿韩元，其中自由资本为70.5兆亿韩元，占20.5%，而在自有资本中财阀董事长及家族直接所有的股份为7兆韩元，仅占10.3%，他们仅用总资产的2%来支配343.5兆亿韩元的总资产。它们以各成员企业互相出资的方法提供虚假资本占总资本的33.8%，此外还通过巨大的负债来筹措资金。1997年，韩国30家大财团平均负债率386.7%，其中前五个超级财团平均负债率354.7%，先后破产的真露负债率3075%、起亚519%、大宇339.5%（陈州，1999，39—41页）。1997年，有2/3的财团经营不善，利润率低于贷款利率。大财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经营体制以家庭经营为特色，许多大企业集团是由某一家族实施直接支配，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创办30家财团的家族通过层层控股的形式，仍拥有这些企业总股权的60%。
韩国大企业集团素以“章鱼爪式”扩张、“百货店式”经营著称于世，系列企业林立，关联交易严重。这些系列企业基本是以非关联多元化扩张为其主要特征。统计显示，30大财团的系列企业数，在70年代为125个，到1989年达到513个，到1994年已增加到584个，1998年为804个，其中前5个超级财团系列企业为257个，品军约51个。但其中的80%是属于非关联多种经营。这种多种经营是靠成员企业之间互相出资、互相提供债务担保而维持的。因此一个企业获得的利润不是用来再投资，加速技术改造以增强竞争力，而很多是用来为本集团所属不良企业冲销赤字。
此外，长期以来韩国的军事独裁，导致大财团家族和军方、政府、银行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财团的扩张不是依靠自身的积累，而主要是通过银行的贷款。同时，在家族追求高效益的驱动下，大财团对房地产和债券进行巨额投资，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部分财团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信贷资产在企业资产结构中比例过大，而韩国又是对国外市场依赖很重。在国际金融动荡、经济衰退时，银行和财团互相牵制，形成“一损俱损”，导致全国大范围的以清偿危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危机。总之，公司特别是大企业集团公司管理体制的不健全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大企业的比重越大，政府就越不能实行有损于财阀利益的竞争政策，财阀向政治圈提供政治资金，这种政经结合就更加紧密了。同时，长期实行的财政金融政策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又一决定性因素（Lee，1998）。
在政府已经认识到需要转型的同时，各大企业集团却仍然继续以往的发展模式。从1989年开始，韩国经济开始显示出衰退的迹象，经济增长率下降，1992年增长率仅为4.7%。进入90年代后，由于韩国周边国家的竞争压力日益加重，而且国内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成本又居高不下，造成韩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不断减弱，1990年30家大企业集团中有13家处于亏损状态（韩国政府公平贸易委员会，1994）。由于韩国的企业集团规模过分扩大和盲目投资，导致过度负债经营财务结构脆弱，最终酿成1996年以后的倒闭风潮。大企业的倒闭，伴随着1997年7月以来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疑虑，从而导致了1997年发生的严重的外汇危机。这一危机随即引起严重的失业问题，给韩国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困难。1
1998年初金大中上台后，在履行IMF计划下，对大企业结构进行调整，开始大力实施以财团调整为核心的改革计划。于1998年1月，金大中与5大企业集团企业总裁达成关于在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完成的5项基本任务，即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取消各子公司之间的贷款相互担保，彻底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建立企业核心产业，加强控股股东与董事会对企业的责任。韩国政府要求五大企业集团企业到1998年12月中旬前，在其债权金融机构主持下对《改善财务结构协议》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协议包括以下内容：在今后数年里通过拍卖企业所有的房地产等自救行为来偿还贷款，通过有偿增股来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清理和重组下属子公司，减少投资领域，建立以核心产业为主体的集团企业；设立企业外事和督察制度，以增加企业的管理体制的透明度等。在金融部门，金大中政府相继出台了包括全面开放外资并购韩国企业、强迫财团重组与合并等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仅仅在各大财阀的金融部门，就关掉了约1/3的银行、200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经济危机期间，韩国财团也展开了自身的调整。1998年，30家大企业集团所属系列企业只增加35家，减少136家。根据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的统计，排名6-30的企业集团所属467家企业中的307家将以合并、出售、清算等方式予以整理。2000年4月该委员会对主要债权银行进行了检查，得出以下结论：除2000年11月破产的大宇外，四大企业集团通过出售资产、扩充资本等自救努力，筹措到37兆7000亿韩元资金，比原先计定目标（33兆韩元）多出14.5%。四大企业集团平均负债率，均低于原先政府要求的200%的负债率目标（见表1）。另外，除大宇集团外，其它四大企业集团还按计划实行了取消系列子公司相互支付担保、实现分公司化和整理系列子公司等。
表1韩国五大企业集团结构调整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1）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汉城市；（2）作者整理。
伴随大企业集团的成功改组，韩国经济很快摆脱了衰退的局面。与1998年度-6.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相比，1999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0.2%，贸易顺差巨幅增长，外汇储备增加2倍，同时也迅速消除了通涨压力。2000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物价增幅和失业率继续保持稳定。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指出，如果要继续保持目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就必须把结构调整的努力扩大到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及排名在6位以下的大企业集团，必须正确运用旨在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政策（引自http://www.hanguo.org/）。
三、面向21世纪的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
如果说韩国在经济危机期间对大企业集团所做的大刀阔斧的改组是为了应付一时之需（如早日摆脱经济衰退或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的条件等），那么在经济危机过后，韩国政府和财阀领袖们已经“痛定思痛”，并开始着手制订面向21世纪新型的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模式。
为加强产业竞争力，韩国政府的改革措施包括：对金融、企业、公共和劳动四大部门实行改革；把“政府主导”改为“民间主导”，把追求速度改为注重效益；以重点开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1998年12月7日，韩国政府、财团、金融界三方就五大企业集团结构调整具体实施计划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以核心领域为中心改编五大财团的事业结构；撤消财团之间的债务担保；有效的改善财务结构，包括通过出售资产、利用外资降低负债率等内容；提高经营透明度，主要是通过设立社外理事和社外监事；调整和重新界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该会议明确五大企业集团结构调整方向是“独立企业联合体”，是走向与相互支付担保等金融关系完全脱离的集团体制。至此，各大企业集团重点培养3-5家核心企业外，对于非核心企业将通过与其他大企业集团协商，采取出售、分离、合并、清算等方式进行清理。
韩国四大企业集团现代、三星、LG和SK也相继出台了新千年发展计划。四大企业集团都强调在数字化时代改革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必要性，其主要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面向未来产业，扩大投资规模。所谓未来产业是指在21世纪能够决定企业前途与命运的产业，包括信息通讯、生命科学、电子材料、数字化和因特网产业等。LG、三星和鲜京集团都将这些产业定为最优先发展目标，并计划扩大投资规模。LG集团2000年的总投资额约为6.5兆韩元，比1999年增加了20%；三星集团仅对上述产业的设备投资就达6.3兆韩元。二是加强技术研究与开发，以求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000年，三星集团投资2.8兆韩元支持新产品的开发，LG用于技术研发的投资也比1999年增加25%。三是重视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四大企业集团都认为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无限商机。鲜京集团提出了在公司经营中引进因特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计划，改善经营质量、提高服务能力的手段；现代集团也制订了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实现数字化经营的详细计划。现代集团和三星集团还提出了以主体产业为核心的增盈目标，充分体现了韩国大企业集团在摆脱外汇危机之后，更加注重企业发展质量而不再盲目追求扩张的新走向。
参考文献
1.Lee,Jissoon(1998):"CausesforBusinessFailures:Understandingthe1997KoreanCrisis,"JournalofAsian
Economics,Vol.9,No.4.,第637—651页。
2.陈州编著（1999）：《钱之为海，国之为舟：韩国财阀现场录》，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黄义珏[韩]、郭荣星（2002）：“转型中的韩国经济：兼论与中国的合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期，68—75
页。
3.黄义珏[韩]著（1996）：《朝韩经济启示录》（郭荣星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4.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各年）：《30家大型企业基本情况》（韩文），汉城：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
(韩国通货委员会常务委员、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义珏博士提供了与本文有关的数据和资料。
11997—1998年韩国经济危机期间，与大企业集团有关的重大事件包括：1996年12月，劳资纠纷严重冲击了一些财团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1997年2月，韩宝钢铁公司倒闭，股市严重下跌；4月，真露财团发生清偿危机，银行开始清理财团的不实债券，统计显示1996年30个财团有13个经营亏损；7—8月，真露财团宣告破产；起亚陷入清偿危机，随后宣布破产；10月，伴随东南亚金融动荡，财团不断提出破产保护申请，韩国股市继续暴跌，韩币贬值；直至12月，韩国与IMF达成最终协议，IMF提供55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支援，倒闭风潮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