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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学者，本刊特约研究员
甲午恩科状元钦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先生”，近日异常郁闷。
想当初，朝廷发布谕旨，准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三员，分别在南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一时之间，“状元办厂”震动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都在传说，朝廷这次真的是要实行重商主义啦。
一年过去了，陆润庠的苏纶纱厂已经隆隆动工，可是张謇的大生纱厂呢？还是一片荒地！
困境——资金急缺
张謇叹了口气，来回踱步于书房。
他不是没有预备纱厂招股，早在前年冬天，他就已经在江南四处活动，奔走两月，除他以外，张謇邀请了六位董事，一起协商认办纱厂。三位本地绅士，都是花布商，三位上海人，一个捐班知府，两位洋行买办，人称“通沪六董”。邀得这几位加盟，原料、工作、销场、资金都有了数，再加上自己的官场学林人望，他觉得胜券在握。一切议定，这才知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兴办实业。
当初说得清楚，纱厂“官招商办”，预计招股六十万两，一百两一股，共计六千股。其中通州、海门占二十万，上海招股四十万。张謇深知通海绅商财力有限，还追加了一句，如果通海股份招不足，再由上海集补。
选办纱厂，他是有把握的。开埠五十余年，洋纱土布，优劣自不待言，但西洋纱布只能售卖沿海一带，内地市场尚属空虚，华商兴办纱厂，原料、人工、运费都较西商为廉，浮平折算，一百两一股，一年可以有廿二两的红利，很不错了。
哪知道选址之后，奠基、浚港、筑岸、建造厂栈，通海的银子已经去了二万多两，上海的股本却连影子都看不着半点。发信去催，着人去催，潘华茂、郭勋两个洋行大班，倒会打官腔！说什么沪股四十万，咄嗟可办，只是通海出多少，上海便出多少，而且，要由上海方面管理……这分明是故意刁难！
可是上海的股本不来，通州、海门真的招不来偌许的大笔钱财，早该到货的两万锭纱机一锭未办，白撂着厂房、栈房、宿房在那里吹江风，那时他真的有些后悔了。
求助——官办or商办
张謇走到桌前，坐下，搓搓手，提起有些冻住的狼毫，呵了几口，开始给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写信。
“我张謇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出身寒门，只不过咸同以来，国事日非，书生报国无门……社会所看重的，一是秉政柄者，一是拥巨资者……思之再三，能与当权者议政，又能与拥资者谋者的，也只有我辈勉强任之！”
他搁下了笔，盘算着下面如何措辞。
“上海商人首鼠两端，食言而肥，官场中人又何尝信得过？中兴以来，办了多少洋务，哪一个不办成尾大不掉、亏空万端？官府一旦插手实业，厂方马上变成衙门，这样的先例还少吗？可是商股无着，骑虎难下，不向官府伸手，我张季直一介书生，空顶着个状元的头衔，难道就能变出机器、纱布来吗？”
大生纱厂的大部分纱锭是来自于上海商务局的，当时双方达成协议，将四万锭官机折价五十万两，入股大生纱厂，另外招股五十万两。这一来，“官招商办”变成了“官商合办”。
“也许真的是错了……”又是四个月过去，张謇在上海和通海之间，不知跑了多少趟。谁料到，上海的买办们托辞纱市不景气，头寸难调，沪股依旧迁延无着，这边厢，通海的股东也开始打退堂鼓。他们说，官股占了一半，官府肯定会派总办、会办来管理工厂，专权垄断，欺凌商人不说，不是自家的生意，“崽卖爷田，谁会心疼”？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收官股，又有什么出路？他只好向此次倡办实业的带头人张之洞求援了，去武昌走走……
取经——“绅领商办”
从武昌回来，张謇觉得神清气爽。
他参观了天下知名的两湖书院，“规模宏厂，天下无对”，这很合他“新政教育为先”的理念，铁厂、枪炮厂，都是西人率众教练，产出的货品，非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出产可比。
张謇大赞，张之洞大喜，他约张謇深夜密谈。
“季直，我听你说来说去，主要是两点难办，一是资金过巨，难于筹措，二是官商合办，不能取信于商。这样……”
张之洞的法子，是将那折价五十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让两江总督刘坤一捺着盛宣怀，与张謇“合领分办”，在通海、上海各设一厂。这样一来，张謇只需筹够二十五万两股本就可以开办大生纱厂，先把厂办起来，将来再扩大规模。
至于商家的疑虑，张之洞表示，由他去向刘坤一说定，将“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等于张謇用自己的名誉，为商股作保，这样官股虽然仍占一半，却不必插手人事生产销售诸权，只要按时领取“官利”即可。
筹款——贱卖字画
张謇又一次信心满满地奔走在通沪道上。
但他万万没料到，上海商人仍然不看好大生纱厂，几位沪董先后辞职，商股全都着落在通州、海门两个小地方。到转过年来，厂房还未完全建好，张謇筹到的六万多两银子又已花得干干净净。
他只能又向上海的官僚们求援。
当时纱锭入股时，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庆曾拍着胸脯答应他，一旦工厂建成，他至少可以助集五六万股本，纱锭一出手，姓桂的像是没事人一般，一次两次去上海，根本见不到人。还有盛宣怀，一直高唱“商办为优”，也曾答应过鼎力相助，而今同样绝口不提，百般躲闪。
张謇真是没法子了，山穷水尽，连回南通的旅费都支绌得很，只好在《申报》上登了告示：状元张謇，于四马路售字三日，观者莫失良机。唉，说来惭愧得很！
这还不算，张謇回到南通才发现，那所谓折价五十万两的“官机”运到了，三年堆在浦江边上，风吹日晒，只有一半可以勉强开动，其它的，还得借款购买零件来修补，折腾了六个多月，大生纱厂的账目上又蚀去了七万多两。
求援——惨遭诬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大生纱厂危机四伏。
11月12日到25日，14天内，张謇连发五信给刘坤一，三电张之洞、盛宣怀，内容只有一个：求款。商股招不到，官股又求不得，张謇一咬牙，说出了他最不愿意说的威胁：
实在不行，请大帅另派人接办；还不行，就招洋股吧，日本人早就想注资了！
此时的张謇，哪里还讲什么状元身份，儒林涵养？关键是要买棉，开机，出纱！
刘坤一毕竟有所忌惮，终于从地方公款拨了部分给大生纱厂——且慢，钱不是江宁藩库拨出来，而是由南通州转扣，难道通州知州汪树棠就那么好说话吗？
先前，刘坤一命他“协力劝募”，他一把签撒下去，差役四出，上街下乡，鸡飞狗走，民怨沸腾，都说是张状元逼敛民财，搞得张謇哭笑不得。而今汪树棠再次接到制台衙门拨款的手令，不好说不给，却另使了一个坏招。
他把地方上“宾兴”、“公车”两项费用挪用来拨给张謇。这是秀才上省乡试、举人上京会试的津贴费，对大生纱厂不过是杯水车薪，在许多穷书生却是一生的指望，消息一出，三百多秀才立即联名递呈，并计议在明伦堂集会，声讨张謇。
总之，底下有人使绊子，上面有人上眼药——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上书刘坤一，称“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其实此人想混水摸鱼，把大生纱厂搞过来自己办。诸如此类，不尽详述也！
曙光——纯利五万两
张謇来往沪上的旅费，一年多来，一直是靠卖字筹措。他小时候看戏，戏里总有穷书生无钱上京赶考，沿途卖字维持。想不到他自己上京会考六次，不曾落魄到卖字为生，大魁天下之后，反而要靠砚田笔耕来跑上海，想想真是可笑。
只能说天不绝人，大生纱厂三月开工，夏秋之间，棉纱行市大涨，洋纱供不应求，而位于南通的大生纱厂优势开始显现：工人来源充足、原料就地购进、工资较上海为低。张謇的纱厂在动议的第五年，出纱的第一年，终于抹去了账面的赤字，纯利是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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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恩科状元钦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先生”，近日异常郁闷。
想当初，朝廷发布谕旨，准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三员，分别在南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一时之间，“状元办厂”震动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都在传说，朝廷这次真的是要实行重商主义啦。
一年过去了，陆润庠的苏纶纱厂已经隆隆动工，可是张謇的大生纱厂呢？还是一片荒地！
困境——资金急缺
张謇叹了口气，来回踱步于书房。
他不是没有预备纱厂招股，早在前年冬天，他就已经在江南四处活动，奔走两月，除他以外，张謇邀请了六位董事，一起协商认办纱厂。三位本地绅士，都是花布商，三位上海人，一个捐班知府，两位洋行买办，人称“通沪六董”。邀得这几位加盟，原料、工作、销场、资金都有了数，再加上自己的官场学林人望，他觉得胜券在握。一切议定，这才知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兴办实业。
当初说得清楚，纱厂“官招商办”，预计招股六十万两，一百两一股，共计六千股。其中通州、海门占二十万，上海招股四十万。张謇深知通海绅商财力有限，还追加了一句，如果通海股份招不足，再由上海集补。
选办纱厂，他是有把握的。开埠五十余年，洋纱土布，优劣自不待言，但西洋纱布只能售卖沿海一带，内地市场尚属空虚，华商兴办纱厂，原料、人工、运费都较西商为廉，浮平折算，一百两一股，一年可以有廿二两的红利，很不错了。
哪知道选址之后，奠基、浚港、筑岸、建造厂栈，通海的银子已经去了二万多两，上海的股本却连影子都看不着半点。发信去催，着人去催，潘华茂、郭勋两个洋行大班，倒会打官腔！说什么沪股四十万，咄嗟可办，只是通海出多少，上海便出多少，而且，要由上海方面管理……这分明是故意刁难！
可是上海的股本不来，通州、海门真的招不来偌许的大笔钱财，早该到货的两万锭纱机一锭未办，白撂着厂房、栈房、宿房在那里吹江风，那时他真的有些后悔了。
求助——官办or商办
张謇走到桌前，坐下，搓搓手，提起有些冻住的狼毫，呵了几口，开始给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写信。
“我张謇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出身寒门，只不过咸同以来，国事日非，书生报国无门……社会所看重的，一是秉政柄者，一是拥巨资者……思之再三，能与当权者议政，又能与拥资者谋者的，也只有我辈勉强任之！”
他搁下了笔，盘算着下面如何措辞。
“上海商人首鼠两端，食言而肥，官场中人又何尝信得过？中兴以来，办了多少洋务，哪一个不办成尾大不掉、亏空万端？官府一旦插手实业，厂方马上变成衙门，这样的先例还少吗？可是商股无着，骑虎难下，不向官府伸手，我张季直一介书生，空顶着个状元的头衔，难道就能变出机器、纱布来吗？”
大生纱厂的大部分纱锭是来自于上海商务局的，当时双方达成协议，将四万锭官机折价五十万两，入股大生纱厂，另外招股五十万两。这一来，“官招商办”变成了“官商合办”。
“也许真的是错了……”又是四个月过去，张謇在上海和通海之间，不知跑了多少趟。谁料到，上海的买办们托辞纱市不景气，头寸难调，沪股依旧迁延无着，这边厢，通海的股东也开始打退堂鼓。他们说，官股占了一半，官府肯定会派总办、会办来管理工厂，专权垄断，欺凌商人不说，不是自家的生意，“崽卖爷田，谁会心疼”？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收官股，又有什么出路？他只好向此次倡办实业的带头人张之洞求援了，去武昌走走……
取经——“绅领商办”
从武昌回来，张謇觉得神清气爽。
他参观了天下知名的两湖书院，“规模宏厂，天下无对”，这很合他“新政教育为先”的理念，铁厂、枪炮厂，都是西人率众教练，产出的货品，非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出产可比。
张謇大赞，张之洞大喜，他约张謇深夜密谈。
“季直，我听你说来说去，主要是两点难办，一是资金过巨，难于筹措，二是官商合办，不能取信于商。这样……”
张之洞的法子，是将那折价五十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让两江总督刘坤一捺着盛宣怀，与张謇“合领分办”，在通海、上海各设一厂。这样一来，张謇只需筹够二十五万两股本就可以开办大生纱厂，先把厂办起来，将来再扩大规模。
至于商家的疑虑，张之洞表示，由他去向刘坤一说定，将“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等于张謇用自己的名誉，为商股作保，这样官股虽然仍占一半，却不必插手人事生产销售诸权，只要按时领取“官利”即可。
筹款——贱卖字画
张謇又一次信心满满地奔走在通沪道上。
但他万万没料到，上海商人仍然不看好大生纱厂，几位沪董先后辞职，商股全都着落在通州、海门两个小地方。到转过年来，厂房还未完全建好，张謇筹到的六万多两银子又已花得干干净净。
他只能又向上海的官僚们求援。
当时纱锭入股时，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庆曾拍着胸脯答应他，一旦工厂建成，他至少可以助集五六万股本，纱锭一出手，姓桂的像是没事人一般，一次两次去上海，根本见不到人。还有盛宣怀，一直高唱“商办为优”，也曾答应过鼎力相助，而今同样绝口不提，百般躲闪。
张謇真是没法子了，山穷水尽，连回南通的旅费都支绌得很，只好在《申报》上登了告示：状元张謇，于四马路售字三日，观者莫失良机。唉，说来惭愧得很！
这还不算，张謇回到南通才发现，那所谓折价五十万两的“官机”运到了，三年堆在浦江边上，风吹日晒，只有一半可以勉强开动，其它的，还得借款购买零件来修补，折腾了六个多月，大生纱厂的账目上又蚀去了七万多两。
求援——惨遭诬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大生纱厂危机四伏。
11月12日到25日，14天内，张謇连发五信给刘坤一，三电张之洞、盛宣怀，内容只有一个：求款。商股招不到，官股又求不得，张謇一咬牙，说出了他最不愿意说的威胁：
实在不行，请大帅另派人接办；还不行，就招洋股吧，日本人早就想注资了！
此时的张謇，哪里还讲什么状元身份，儒林涵养？关键是要买棉，开机，出纱！
刘坤一毕竟有所忌惮，终于从地方公款拨了部分给大生纱厂——且慢，钱不是江宁藩库拨出来，而是由南通州转扣，难道通州知州汪树棠就那么好说话吗？
先前，刘坤一命他“协力劝募”，他一把签撒下去，差役四出，上街下乡，鸡飞狗走，民怨沸腾，都说是张状元逼敛民财，搞得张謇哭笑不得。而今汪树棠再次接到制台衙门拨款的手令，不好说不给，却另使了一个坏招。
他把地方上“宾兴”、“公车”两项费用挪用来拨给张謇。这是秀才上省乡试、举人上京会试的津贴费，对大生纱厂不过是杯水车薪，在许多穷书生却是一生的指望，消息一出，三百多秀才立即联名递呈，并计议在明伦堂集会，声讨张謇。
总之，底下有人使绊子，上面有人上眼药——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上书刘坤一，称“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其实此人想混水摸鱼，把大生纱厂搞过来自己办。诸如此类，不尽详述也！
曙光——纯利五万两
张謇来往沪上的旅费，一年多来，一直是靠卖字筹措。他小时候看戏，戏里总有穷书生无钱上京赶考，沿途卖字维持。想不到他自己上京会考六次，不曾落魄到卖字为生，大魁天下之后，反而要靠砚田笔耕来跑上海，想想真是可笑。
只能说天不绝人，大生纱厂三月开工，夏秋之间，棉纱行市大涨，洋纱供不应求，而位于南通的大生纱厂优势开始显现：工人来源充足、原料就地购进、工资较上海为低。张謇的纱厂在动议的第五年，出纱的第一年，终于抹去了账面的赤字，纯利是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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