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近日，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不约而同集中整治城市“顽疾”—上海夜查群租房，北京暗访“黑摩的”，广州投入百亿整治“城中村”。（人民日报）
　　快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城市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性发展时代。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规模急速扩张，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当我们惊讶于当年的城郊如今成为高楼林立的、繁华的内城，感慨今天的高速公路、地铁快轨改变了城市的时空概念，亦不得不面对由此而带来的诸多新问题—道路要拓宽、旧城要改造，不免要有拆迁矛盾；人口急剧增长，房价、房租居高不下，自然出现群租现象；公交虽在发展，城市延伸更快，“黑车”现象便四处蔓延……
　　“整顿”易，“治理”难。人的需求千差万别，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我们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以复制。中国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密度与外来人口的超高比例，都堪称世界之最，放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会是巨大的治理难题，足以让任何一个市长大汗淋漓、如履薄冰。
　　但是，社会治理仍然有章可循。我们探索的现代治理模式，其核心只有一个“人”，试图适应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都是围绕“人”展开，即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平衡人群的不同利益，服务民众的发展渴望。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强调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核心是人”的深层含义，是“把社会管理寓于为群众服务之中”，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和社会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
　　回看一些大城市在基层治理上的种种成功实践，无论是乡村自治破解违章建筑拆迁难，还是社会组织协同共治、解决社区环境难题，包括依靠外来人口自治净化人文环境，无不是立足于服务为先、互信为核。如此，才能有效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