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疾病带给人类的终极恐惧。然而，疾病给个人、
　　家庭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并非仅仅用死亡来衡量。疾病负担是疾病、
　　伤残和过早死亡对整个社会经济及健康的压力。阿尔茨海默病在
　　中国有一个非常直白且暴力的名字——老年痴呆症。
　　它虽然不能在短期内直接导致死亡，但却在患者健康与生命、
　　经济负担、家庭及照料者负担等方面严重影响生存质量。
　　随着中国人口正在进入老龄化，人口年龄分布的倒金字塔
　　形结构使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正在不断向峰值攀升。
　　我们不能觉得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只能是“隔壁的隔壁邻居的
　　超高龄父母”。在对此病的认知已有提高的情况下，需要将之转化
　　为积极的行动。如果全社会未能为未富先“痴”的局面做好充分准备，
　　“爸爸去哪儿”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的狼狈不堪的焦虑。
　　老年痴呆症：“倒金字塔形”重压
　　由于西方国家医疗水平与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人口结构趋于稳定，
　　其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稳中有降的水平。而中国的病患数量还在
　　不断攀升中，在不久的将来，伴随中国老年人口达到峰值，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
　　数也将到达顶峰。到2020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将达到893万
　　向南最近回老家探亲，发现80岁的婆婆虽然身体还硬朗，但越来越糊涂了：她喜欢按照电视购物广告的推荐买保健品，东西买到手以后存放起来就忘记了，等再次看到广告时又重复买。打麻将时，她已经算不清输赢的账目。每次提到已经在医院躺了两年的老伴儿，婆婆都坚持说，他是去年10月才住院的。与此同时，婆婆的脾气也大了起来，从以前那个隐忍的大家庭的主心骨变成了一个啰嗦、爱埋怨的老太太。
　　婆婆的变化让向南感到，这不像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而是痴呆的征兆。作为嫁入这个家庭的“外人”，向南不便自作主张，她向丈夫及小叔子谈及婆婆的异常表现，两人都认同她的观察，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因而并未带老人去医院看病。向南的公公、婆婆都是老干部，家中的第二代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条件优渥。
　　然而，向南一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将使他们未来面临着什么。这也符合中国人的普遍看法——老年痴呆症（即阿尔茨海默病）似乎远远没有癌症那么可怕。在中国几千万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家属里，向南一家的态度非常有代表性。
　　中国排名第一的精神病诊疗机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王华丽教授对此点评说，他们注意到了老人的变化，知道老年痴呆症这一概念，也不存在经济上的顾虑，但是仍然没有带老人去看病，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
　　尽管已经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最多和痴呆症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但中国如今尚未进入老年痴呆症爆发出全部威力的那一天。然而，对于为时不远的那一天，整个社会就像向南一家一样，并没有做好准备。

数字在攀升

　　在接受采访之前，王华丽沉吟了一会儿，她冷静地说：“我想先澄清一个认识误区：现在媒体一说到痴呆就以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实际上阿尔茨海默病只占到全部痴呆症的50%～60%，还有剩下一半的痴呆病人是其他亚型，比如脑卒中引起的血管性痴呆;以行为改变，语言能力下降为主要表现的额颞叶痴呆;还有幻觉问题比较严重的路易体痴呆等。所有亚型的痴呆病人也需要得到全社会的认识与重视。”
　　2013年6月，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个由跨国合作团队完成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类型痴呆症流行病学调查的荟萃分析。王华丽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比较权威的关于中国痴呆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该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有919万人患有痴呆症，其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569万。相比之下，1990年中国痴呆症患者为368万人，而阿尔茨海默病仅有193万人。
　　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这项研究由澳大利亚艾迪斯科文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嵬领衔完成。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英文简称ADI）曾在2009年首次对世界上11个地区的痴呆症患病情况进行过估算，结果认为，中国痴呆症的疾病负担要比其他中低收入地区低。然而，这项基于多个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分析，却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对中文文献做完整的系统性回顾。
　　因此，当王嵬作为通讯作者的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远在澳大利亚珀斯的王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一结果显著高于ADI对中国痴呆患症发病情况的推断，比之前估计的数字增加了500万。在该论文发表以后，ADI在《2013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中据此更新了中国的数据。
　　王嵬表示，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与年龄密切相关，患病者年龄通常都超过75岁。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居民较少能达到这个岁数，因此，阿尔茨海默病一直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该病患者数量在中国迅速上升。此外，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与过去相比，如今也有更多的痴呆症患者被诊断出来。
　　除了上述原因，王嵬指出，还有一个特殊因素使中国老年痴呆症形成持续高发的态势：自197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老年人在整个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仍在日益增加。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2亿老年人口数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假如把这个数字看做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也能排在世界第四位。未来20年，中国平均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于西方国家医疗水平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王嵬说，他们的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稳中有降的水平。而中国的病患数量还在不断攀升中。在不久的将来，伴随中国的老年人口达到峰值，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数也将到达顶峰。根据他的模型估算，到2020年，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将达到893万。
　　“这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炸弹都快爆了，可我们还没做好准备。”在接受采访时，电话中王嵬的声音显得有几分焦虑。

无为而“不治”

　　普通医生往往几分钟就看完一个病人，而作为一名以治疗痴呆出名的精神科医生，王华丽出门诊时，在每个病人身上至少要耗费30～40分钟的时间。因此，相比其他科的医生半天看四五十位患者，她在不吃午饭的情况下，全天也只能接待24位患者——上午12个，下午12个。这也造成了她的门诊一号难求。家住北京天通苑的曹桂荣为了给老伴看病，去北大六院跑了三次都落了空，最终不得不豁出去央求王医生加号才看上了病。
　　王华丽工作效率“低”的原因，是她在看病时，不仅需要详细地问诊，还要分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向患者家属传授该病的科普知识与照料常识。建立家属对该病的全面认知，是她“治疗”的一部分。
　　王华丽说，5年前，社会上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5年后的今天，由于媒体的报道与许多电影、电视剧的宣传，大家对这个病名都不陌生了。但知道不等于就会来积极治疗，如何将认知转化为行动，才是人们下一步要努力的。
　　在老人在出现痴呆症状之后，向南一家并未及时为其寻求治疗。对此，她解释说，以前听朋友和媒体报道说，老年痴呆症没有特效药，使他们对这个病不抱希望。然而，王华丽说，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人们并不知道，尽管目前没有可以根治的药物，但如果病人能够接受早期诊断，坚持长期服用合适的药物，再加上良好的护理，是可以延缓患者病情发展的，同时也能极大地减轻家属的负担。
　　“如果没有积极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用不了三五年就会从最初较轻度的短期记忆丧失症状，发展到较为严重的阶段——完全失忆，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大小便失禁。而如果采取措施，就能尽量延缓这一天的到来。”王华丽说。
　　王嵬也表示，在如何对待和管理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上，应当借鉴艾滋病的成功防治经验。人类至今也没有攻克艾滋病，但对艾滋病患者采取了积极治疗措施，对高危人群实施了积极预防的策略。类似的，尽管我们没有搞清楚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理，也没有找到根治药物，但不应当待在原地什么也不做，而应当推广早期诊断、积极治疗的理念。阿尔茨海默病与吸烟、缺少锻炼、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因素都有密切联系，应当向老年人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造成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延迟诊断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耻感文化。即使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患者家属，常常也不愿公开自己家中有痴呆症患者这件事。患者本人在头脑尚清醒时也难以接受自己将变得痴呆的事实。
　　家住北京天通苑的曹桂荣说，她的丈夫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后不久，便主动提出搬家，不愿再与先前的同事住在一起。而在丈夫患病的前几年，当有媒体找上门要求采访时，她和家里人都婉拒了。当时她们认为，在电视和报纸上公开地讲自己家里有个痴呆病人并不是一件光荣或值得去做的事。
　　王嵬说，中国科研领域和全社会的关注点，往往都集中于具有较高病死率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对痴呆症则普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在中国一般都未被列入疾病防治的重点。这会导致当人们遭遇痴呆症时，不像发达国家的患者那样以各种方式寻求帮助。在中国，各级卫生服务机构对于痴呆症的识别和管理也缺乏培训。
　　由于老年痴呆症患者需要良好的照料，因而家人和朋友成为重要的支撑网络，但中低收入国家家庭保健系统的可靠性和普及性通常又被高估。尤其是，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人群的扩大，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即家庭结构变得与高收入国家更相似，因而家庭支持的可获得性也在降低。
　　面对阿尔茨海默病正在以更凶猛的态势袭来，中国在政策制定、组织结构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可能都将面临未曾准备好的挑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向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