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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位于西亚中部，版图大致与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相当。伊拉克的名称出现较晚，盖源于它的地理位置。其北部和东部绵亘着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西南部是阿拉伯高原。夹在两个高原之间的，则是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而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于地形从四周的高原陡然下降至低洼谷地，故“伊拉克”在阿拉伯语中是“海岸”和“低地”的意思；另一说即“血管”之意，两河之间自古就有自然形成或人工开凿的水网密布，犹如人体的血管；第三种说法为“根基深厚”，喻其为两河流域古老文明之国度。
伊拉克之名称虽与阿拉伯语相关，但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这里的民众并不信奉伊斯兰教。此前，两河平原是波斯人的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安息，前249~226）和萨珊王朝（226~651）的政治中心，居民大多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伊斯兰教的传入乃是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了，此后的伊拉克便进入一个宗教文化和民族构成大转折时期。
公元7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莫过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穆斯林战士（阿拉伯语“穆斯林”意为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在穆罕默德所创伊斯兰教“吉哈德”——“圣战”旗帜下，冲出阿拉伯半岛不毛之地，踏上通往世界的门户，即他们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新月沃地”（从波斯湾口向西北弯曲，然后顺地中海东岸下至地中海东南角的一片弧形地带）。此时，相互厮杀了几个世纪的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已精疲力竭、元气大伤，“新月沃地”自然成为伊斯兰勇士的第一批战利品。不到20年功夫，阿拉伯人不但夺取了拜占庭在地中海东岸和北非最富饶的几个行省——动摇了这个东罗马古国的基础，而且最终灭亡了历时四个多世纪的萨珊波斯王朝——取代了它在西亚的地位。又历经百年，至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建立起东自葱岭以西，西至大西洋岸边，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除东方的大唐盛世可与之媲美外，阿拉伯人可算是影响中世纪世界潮流最伟大的民族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地当“新月沃地”半壁河山的伊拉克，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早在阿拉伯帝国形成之前，也就是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第二任“哈里发”（阿语意为先知的“继承人”）欧麦尔在位时，即遣大将赛耳德为伊位克前线司令官，率军驰援当地早已开始的歼灭萨珊波斯的战争。638~650年，阿拉伯人先后荡平了伊拉克南部、中部以及北部的毛缓勒地区（即今摩苏尔），并以破竹之势长驱东进。642年，伊波两军决战于今哈马丹以南68公里处的尼哈温德，波斯主力被全歼，萨珊王朝寿终正寝。
在征服伊拉克的过程中，欧麦尔首先在伊拉克南部建立了安置穆斯林的两座城市：库法和巴士拉。库法后来以阿里时期的首都和什叶派革命的摇篮而享誉盛名；巴士拉则是最具影响的伊斯兰学术中心之一。而在两河相距最近的中部谷地，历史上曾先后兴起过一系列王者之都，如以巴伦城（它是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前7~6世纪之交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新巴比伦王国和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帝国的都城）、塞琉西亚、泰西封城（它是安息、萨珊波斯的首都）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条件甚佳，可谓天赐福地。后来，哈里发曼苏尔（754~775）从叙利亚、拜占庭和美索不达米亚招来10万工匠，从被摧毁的波斯故都泰西封运来大量石料，费时四年，花去约488万第尔汗金币，才在一个名为巴格达的小村落上（巴格达即波斯语“天赐之礼物”）建起新都，并取名“和平城”。 762年他正式迁都至此时，巴格达已初具规模：城为圆形，故又称“团城”，市中心高耸着哈里发的“金门绿圆顶宫”，以它为圆心，像车轮辐条一样射出数条大街，出城后与驿道连通直达帝国的各个角落。20年后，巴格达不仅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宗教中心，而且成为与东亚的长安、欧洲的君士坦丁堡齐名的国际商业大都会。
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战士征服的步伐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初期哈里发时期（632~661间的前四任哈里发），在征服和重建伊拉克的过程中，这里的居民就逐步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了。伊斯兰教只信奉真主，听从安拉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冀求进入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开始，传教者只是把先知从真主那里得到的“启示”口传身教；在征服伊拉克的时期，他们又把这些启示和先知的圣行，加以追忆和记录，形成无人不晓的《古兰经》。今天我们读起来，仍能感到它哲理的深邃和文字的优美；以富有韵律、高亢悠扬的阿语诵读出来，会更加娓娓动听。伊斯兰教是十分宽容、祥和的宗教，其膜拜仪式简捷朴素，不像其他宗教那样繁冗，与信徒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作为教义信条的五大纲领，在家中即可办到：念（信仰的表白）、拜（每日黎明、正午、午后、傍晚、夜间西拜五次）、斋（赖麦丹月白天禁食）、课（施舍）、朝（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人一生到麦加朝觐一次，无条件的个人可随时随地举行）。因此，在伊拉克出现了“率士秉化，从之如流”（杜环《经行记》）的归教局面，伊斯兰教很快就成为伊拉克大众的宗教。加之，两河流域的居民与阿拉伯半岛人同属闪语系民族，大批半岛人搬迁定居此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乃至语言的统一，后来的伊拉克人都称自己是阿拉伯人。
伊拉克的穆斯林又有正统“逊尼派”和“什叶派”之分，这与早期伊斯兰教的分裂有直接关系。644年，在欧麦尔之后的第三任哈里发是伍麦叶系的鄂斯曼（644~656）。伍麦叶派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征战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颇具影响、颇有才干的人物，已稳居教坛政界的主导地位。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他娶先知之女法蒂玛为妻，故又是穆罕默德的女婿）是先知最早的少数信徒之一，又属“圣室”成员，便利用当时弥漫伊位克的不满情绪，与信徒共创旨在反对伍麦叶统治的“什叶派”（阿语“什叶”意为“追随者”、“宗派”、“党徒”，实为阿里派）。他们认为真主早已选定阿里，只有出身于哈希姆“圣族”的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继承人，并称其为“伊玛目”。而与“什叶派”相对的正统派则自称为“逊尼派”（阿语意为“遵守逊奈者”，逊奈即穆罕默德的“圣行”）。阿里的大本营在伊拉克，这里也就成了什叶派穆斯林早期的聚居地（什叶派后来才传播于伊朗，并于1502年被定为国教至今）。所以，时至今日60%以上的伊位克人属什叶派，他们与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美英联军推翻的萨达姆政权及其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则属逊尼派。
656年鄂斯曼被什叶派人刺死于麦地那，阿里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第四任哈里发（656~661），并迁都什叶派的大本营伊拉克的库法。阿里的上台，引发了各派的内战。阿里在位仅仅五年就被“哈瓦立及派”（意为“出走”、“反抗”，是从什叶派分离出来的新教派）刺杀于库法。什叶派信徒们将他安葬在库法以南的纳杰夫村，后来，围绕他的陵墓建起清真寺、民居及其他建筑，城市规模超过库法。这里至今仍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朝觐圣地（埋葬阿里之子第三代伊玛姆“殉教者”侯赛因的卡尔巴也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
众所周知，两河流域是孕育5 000年古老文明的沃土。然而，至伊拉克伊斯兰化时期，历经岁月沧桑，两河文明早已时过境迁。古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现已发掘的楔形文字泥版文书有数十万块，仅在今摩苏尔附近的亚述古都尼尼微图书馆遗址就出土了两万多块，记录两河流域文学、数学、天文学等各方面的成就），古巴比伦王国颂布的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最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亚述人宏伟的王宫和精美人面兽身雕刻，新巴比伦王国都城蓝青色玻璃砖嵌的伊斯特门和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凡此种种，皆成为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在伊斯兰文化熏陶下，两河文明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到8世纪，众多新思潮从拜占庭、波斯和印度重新汇聚于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和库法，构成了一种新型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据《古兰经》所载先知的圣训：“学问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种新型文化亦应包括所吸收的部分中国文化在内。当时的巴格达号称“世界文化之都”，哈里发麦门设立了“智慧宫”，以延揽学者，奖掖学术。这是一所集翻译馆、图书馆、科学院和高等学府为一身的古代学术机构。帝国各地的学者云集于此，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正像有人所讲：杰出的穆斯林学者接连出现，灿若星汉；优秀的阿拉伯著作相继问世，如雨后春笋。（埃及的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他们皆用阿拉伯语进行研究和著述。这是因为在伊位克已经完成了两种闪语间的转换，即由阿拉伯语取代了古阿拉马语。早在巴士拉和库法为孪生学术中心城市的时期，三位出生于巴士拉的学者曾对这种转换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是杜艾里（他首次将阿语词汇分为名词、动词和虚词）、赫立理（他是第一部阿语词典《阿因书》的编撰者）和艾布·西伯韦（他是第一部阿语语法《书》的编撰者）。8世纪初，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马立克（685~705）曾下令规定：阿拉伯语为国家正式语言，一切公文和学术创作都必须使用阿语。此后几百年间，阿语几乎是除东亚中华文化圈之外的整个文明世界进步思想和学术文化界所通用的语言，用阿语写成的著作，包括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史地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比其他任何语种写成的著作还要多（中国史籍除外）。至今，从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到大西洋岸边的摩洛哥，依然使用一套阿拉伯字母。所以，阿拉伯语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在伊斯兰文化的哺育下与伊拉克有关的人物和学术成就层出不穷，为这片丰厚的文明沃土进一步增添了文化底蕴。对世界文坛有突出贡献、脍炙人口的《天方夜谭》，就是由文学家哲海什雅里在巴格达写成的；那套包括“0”在内的印度算术及数字体系，由天文学家法萨里和阿拉伯硕学大师、数学家花剌子密改造成“阿拉伯数字”，至今在全世界通行，他们是出入于巴格达的宫廷和“智慧宫”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以《东方汞》闻名的化学家查比尔·伊本·哈扬，早年便活跃于库法；号称“世界十二大贤人”之一的哲学家肯迪，生于库法，盛名于巴格达；号称“哲学亚师”（阿拉伯人尊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大师）的法拉比，从40岁开始在巴格达著书立说达30年之久；号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的史地学家麦斯欧迪，其故乡就是巴格达。医学是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巴格达大医院院长拉齐，一生写有158种医药学专著，尤以《秘典》（化学及药物书）、《天花和麻疹》（首本临床诊断书）、《医学集成》（医学百科全书）为著名，他还是外科手术串线法的发明人。拉齐和帝国东部医学家伊本·西拿的画像，至今悬挂于巴黎医学院的大厅，他们是现代医学的开山鼻祖。建筑是一切艺术中最持久的艺术，在巴格达，除前述之“金门绿圆顶宫”外，还有永恒宫、萨法鲁宫、舍马西叶宫（其宫门矗立着天文台）等；清真寺又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缩影，在巴格达以北约60英里斯河畔重镇萨迈拉的清真大寺，是穆斯林世界三大清真寺建筑群之一（它们是除麦加、麦地那之外的耶路撒冷“磐石上的圆顶寺”、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大寺和萨迈拉清真大寺）。在这座耗费70万第纳尔金币才建成的大寺中，有繁叶装饰的弓架拱门，可透视出印度艺术的影响；有代表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七级螺旋形尖塔，体现了对两河文明传统的继承。
伊拉克之名称虽与阿拉伯语相关，但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这里的民众并不信奉伊斯兰教。此前，两河平原是波斯人的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安息，前249~226）和萨珊王朝（226~651）的政治中心，居民大多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伊斯兰教的传入乃是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了，此后的伊拉克便进入一个宗教文化和民族构成大转折时期。
公元7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莫过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穆斯林战士（阿拉伯语“穆斯林”意为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在穆罕默德所创伊斯兰教“吉哈德”——“圣战”旗帜下，冲出阿拉伯半岛不毛之地，踏上通往世界的门户，即他们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新月沃地”（从波斯湾口向西北弯曲，然后顺地中海东岸下至地中海东南角的一片弧形地带）。此时，相互厮杀了几个世纪的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已精疲力竭、元气大伤，“新月沃地”自然成为伊斯兰勇士的第一批战利品。不到20年功夫，阿拉伯人不但夺取了拜占庭在地中海东岸和北非最富饶的几个行省——动摇了这个东罗马古国的基础，而且最终灭亡了历时四个多世纪的萨珊波斯王朝——取代了它在西亚的地位。又历经百年，至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建立起东自葱岭以西，西至大西洋岸边，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除东方的大唐盛世可与之媲美外，阿拉伯人可算是影响中世纪世界潮流最伟大的民族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地当“新月沃地”半壁河山的伊拉克，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早在阿拉伯帝国形成之前，也就是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第二任“哈里发”（阿语意为先知的“继承人”）欧麦尔在位时，即遣大将赛耳德为伊位克前线司令官，率军驰援当地早已开始的歼灭萨珊波斯的战争。638~650年，阿拉伯人先后荡平了伊拉克南部、中部以及北部的毛缓勒地区（即今摩苏尔），并以破竹之势长驱东进。642年，伊波两军决战于今哈马丹以南68公里处的尼哈温德，波斯主力被全歼，萨珊王朝寿终正寝。
在征服伊拉克的过程中，欧麦尔首先在伊拉克南部建立了安置穆斯林的两座城市：库法和巴士拉。库法后来以阿里时期的首都和什叶派革命的摇篮而享誉盛名；巴士拉则是最具影响的伊斯兰学术中心之一。而在两河相距最近的中部谷地，历史上曾先后兴起过一系列王者之都，如以巴伦城（它是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前7~6世纪之交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新巴比伦王国和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帝国的都城）、塞琉西亚、泰西封城（它是安息、萨珊波斯的首都）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条件甚佳，可谓天赐福地。后来，哈里发曼苏尔（754~775）从叙利亚、拜占庭和美索不达米亚招来10万工匠，从被摧毁的波斯故都泰西封运来大量石料，费时四年，花去约488万第尔汗金币，才在一个名为巴格达的小村落上（巴格达即波斯语“天赐之礼物”）建起新都，并取名“和平城”。 762年他正式迁都至此时，巴格达已初具规模：城为圆形，故又称“团城”，市中心高耸着哈里发的“金门绿圆顶宫”，以它为圆心，像车轮辐条一样射出数条大街，出城后与驿道连通直达帝国的各个角落。20年后，巴格达不仅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宗教中心，而且成为与东亚的长安、欧洲的君士坦丁堡齐名的国际商业大都会。
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战士征服的步伐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初期哈里发时期（632~661间的前四任哈里发），在征服和重建伊拉克的过程中，这里的居民就逐步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了。伊斯兰教只信奉真主，听从安拉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冀求进入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开始，传教者只是把先知从真主那里得到的“启示”口传身教；在征服伊拉克的时期，他们又把这些启示和先知的圣行，加以追忆和记录，形成无人不晓的《古兰经》。今天我们读起来，仍能感到它哲理的深邃和文字的优美；以富有韵律、高亢悠扬的阿语诵读出来，会更加娓娓动听。伊斯兰教是十分宽容、祥和的宗教，其膜拜仪式简捷朴素，不像其他宗教那样繁冗，与信徒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作为教义信条的五大纲领，在家中即可办到：念（信仰的表白）、拜（每日黎明、正午、午后、傍晚、夜间西拜五次）、斋（赖麦丹月白天禁食）、课（施舍）、朝（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人一生到麦加朝觐一次，无条件的个人可随时随地举行）。因此，在伊拉克出现了“率士秉化，从之如流”（杜环《经行记》）的归教局面，伊斯兰教很快就成为伊拉克大众的宗教。加之，两河流域的居民与阿拉伯半岛人同属闪语系民族，大批半岛人搬迁定居此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乃至语言的统一，后来的伊拉克人都称自己是阿拉伯人。
伊拉克的穆斯林又有正统“逊尼派”和“什叶派”之分，这与早期伊斯兰教的分裂有直接关系。644年，在欧麦尔之后的第三任哈里发是伍麦叶系的鄂斯曼（644~656）。伍麦叶派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征战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颇具影响、颇有才干的人物，已稳居教坛政界的主导地位。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他娶先知之女法蒂玛为妻，故又是穆罕默德的女婿）是先知最早的少数信徒之一，又属“圣室”成员，便利用当时弥漫伊位克的不满情绪，与信徒共创旨在反对伍麦叶统治的“什叶派”（阿语“什叶”意为“追随者”、“宗派”、“党徒”，实为阿里派）。他们认为真主早已选定阿里，只有出身于哈希姆“圣族”的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继承人，并称其为“伊玛目”。而与“什叶派”相对的正统派则自称为“逊尼派”（阿语意为“遵守逊奈者”，逊奈即穆罕默德的“圣行”）。阿里的大本营在伊拉克，这里也就成了什叶派穆斯林早期的聚居地（什叶派后来才传播于伊朗，并于1502年被定为国教至今）。所以，时至今日60%以上的伊位克人属什叶派，他们与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美英联军推翻的萨达姆政权及其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则属逊尼派。
656年鄂斯曼被什叶派人刺死于麦地那，阿里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第四任哈里发（656~661），并迁都什叶派的大本营伊拉克的库法。阿里的上台，引发了各派的内战。阿里在位仅仅五年就被“哈瓦立及派”（意为“出走”、“反抗”，是从什叶派分离出来的新教派）刺杀于库法。什叶派信徒们将他安葬在库法以南的纳杰夫村，后来，围绕他的陵墓建起清真寺、民居及其他建筑，城市规模超过库法。这里至今仍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朝觐圣地（埋葬阿里之子第三代伊玛姆“殉教者”侯赛因的卡尔巴也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
众所周知，两河流域是孕育5 000年古老文明的沃土。然而，至伊拉克伊斯兰化时期，历经岁月沧桑，两河文明早已时过境迁。古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现已发掘的楔形文字泥版文书有数十万块，仅在今摩苏尔附近的亚述古都尼尼微图书馆遗址就出土了两万多块，记录两河流域文学、数学、天文学等各方面的成就），古巴比伦王国颂布的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最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亚述人宏伟的王宫和精美人面兽身雕刻，新巴比伦王国都城蓝青色玻璃砖嵌的伊斯特门和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凡此种种，皆成为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在伊斯兰文化熏陶下，两河文明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到8世纪，众多新思潮从拜占庭、波斯和印度重新汇聚于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和库法，构成了一种新型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据《古兰经》所载先知的圣训：“学问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种新型文化亦应包括所吸收的部分中国文化在内。当时的巴格达号称“世界文化之都”，哈里发麦门设立了“智慧宫”，以延揽学者，奖掖学术。这是一所集翻译馆、图书馆、科学院和高等学府为一身的古代学术机构。帝国各地的学者云集于此，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正像有人所讲：杰出的穆斯林学者接连出现，灿若星汉；优秀的阿拉伯著作相继问世，如雨后春笋。（埃及的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他们皆用阿拉伯语进行研究和著述。这是因为在伊位克已经完成了两种闪语间的转换，即由阿拉伯语取代了古阿拉马语。早在巴士拉和库法为孪生学术中心城市的时期，三位出生于巴士拉的学者曾对这种转换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是杜艾里（他首次将阿语词汇分为名词、动词和虚词）、赫立理（他是第一部阿语词典《阿因书》的编撰者）和艾布·西伯韦（他是第一部阿语语法《书》的编撰者）。8世纪初，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马立克（685~705）曾下令规定：阿拉伯语为国家正式语言，一切公文和学术创作都必须使用阿语。此后几百年间，阿语几乎是除东亚中华文化圈之外的整个文明世界进步思想和学术文化界所通用的语言，用阿语写成的著作，包括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史地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比其他任何语种写成的著作还要多（中国史籍除外）。至今，从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到大西洋岸边的摩洛哥，依然使用一套阿拉伯字母。所以，阿拉伯语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在伊斯兰文化的哺育下与伊拉克有关的人物和学术成就层出不穷，为这片丰厚的文明沃土进一步增添了文化底蕴。对世界文坛有突出贡献、脍炙人口的《天方夜谭》，就是由文学家哲海什雅里在巴格达写成的；那套包括“0”在内的印度算术及数字体系，由天文学家法萨里和阿拉伯硕学大师、数学家花剌子密改造成“阿拉伯数字”，至今在全世界通行，他们是出入于巴格达的宫廷和“智慧宫”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以《东方汞》闻名的化学家查比尔·伊本·哈扬，早年便活跃于库法；号称“世界十二大贤人”之一的哲学家肯迪，生于库法，盛名于巴格达；号称“哲学亚师”（阿拉伯人尊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大师）的法拉比，从40岁开始在巴格达著书立说达30年之久；号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的史地学家麦斯欧迪，其故乡就是巴格达。医学是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巴格达大医院院长拉齐，一生写有158种医药学专著，尤以《秘典》（化学及药物书）、《天花和麻疹》（首本临床诊断书）、《医学集成》（医学百科全书）为著名，他还是外科手术串线法的发明人。拉齐和帝国东部医学家伊本·西拿的画像，至今悬挂于巴黎医学院的大厅，他们是现代医学的开山鼻祖。建筑是一切艺术中最持久的艺术，在巴格达，除前述之“金门绿圆顶宫”外，还有永恒宫、萨法鲁宫、舍马西叶宫（其宫门矗立着天文台）等；清真寺又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缩影，在巴格达以北约60英里斯河畔重镇萨迈拉的清真大寺，是穆斯林世界三大清真寺建筑群之一（它们是除麦加、麦地那之外的耶路撒冷“磐石上的圆顶寺”、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大寺和萨迈拉清真大寺）。在这座耗费70万第纳尔金币才建成的大寺中，有繁叶装饰的弓架拱门，可透视出印度艺术的影响；有代表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七级螺旋形尖塔，体现了对两河文明传统的继承。